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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故宮文物,是我國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毀掉一件,就少一件,國亡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便永無復國之望了。」──文物護送者那志良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在紫禁城開幕,公開展出皇家藏品和珍貴文物,萬人空巷。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全賴當時的有識之士的倡議,令這些珍貴文物不致落入軍閥及新政權手中。

其後,就像奇蹟一樣,故宮博物院安然度過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盪不安的時代。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期間,轉移避險的文物在艱險漫長的路上毫髮未損,也未受盜賊、火災、潮濕和蟲害所傷,以至部分文物順利遷移台灣;在「文化大革命」時,幸得周恩來總理下令閉館,使文物免遭紅衛兵摧毀。時至今日,兩岸故宮——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在不斷新增藏品的同時,也頻頻出訪外國公開展出,讓世人為中華文化藝術之美而驚嘆,聲譽日隆。

《兩岸故宮的世紀傳奇》講述的正是二十世紀這段偉大而戲劇性的故事。作者根據兩岸當事人的一手資料,以及對其後人及兩岸故宮院長的專訪,完成了這個完整的陳述,文筆細膩,扣人心弦。
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一九七八年開始在香港、中國內地、台灣和日本等地為英國廣播公司(BBC)、路透社、《南華早報》及其他媒體工作。

馬克身兼作家、記者和大學講師多職,在北京和上海生活逾十六年,現居香港。能說、寫中文(普通話和粵語)、法語和日語。著作包括《慈濟:慈悲濟世》(Tzu Chi: Serving with Compassion)、《闖關東的愛爾蘭人:一位傳教士在亂世中國的生涯》(Frederick, the Life of My Missionary Grandfather in Manchuria)、《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The Chinese Labour Corps)、《從沙皇鐵路到蘇聯紅軍》(From the Tsar’s Railway to the Red Army)及《唐家王朝——改變中國的十二位香山子弟》(The Second Tang Dynasty - The 12 Sons of Fragrant Mountain Who Changed China)。

前言

壹  清帝遜位

貳  創建故宮博物館

參  南遷之旅

肆  噩夢與放逐

伍  返回南京,遷往台灣

陸  國寶之離分

柒  從紅衛兵手中拯救故宮

捌  走出國門,面向世界

玖  和解,而非成婚

尾聲

參考書目

鳴謝

貳  創建故宮博物館

    當翌日的報紙上報道了溥儀被驅逐出宮的消息,舉國歡慶。人們在屋頂懸掛中華民國的五色旗,又燃放煙花慶祝。

    隨著溥儀和大部分朝臣離開故宮,建設新博物館的工作終於可以開始了。十一月六日,鹿鍾麟和同事返回故宮,討論下一步如何進行。在清廷高官的陪同下,他們檢查了宮內各處,確保保安措施得以執行,所有文物都妥善封存。他們還發現了同治皇帝兩位年長的妃嬪。同治皇帝已於一八七五年去世,但這兩位妃嬪還留在自己的宮中,並大聲與警察和士兵理論。每天還有人進出故宮,給宮裡的人送飯——只要接受檢查,這是被允許的。截止十一月末,清廷所有成員最終都離開了故宮,其中也包括那兩位怒不可遏的妃嬪。

    十一月八日,臨時政府下令國務院成立一個負責故宮事務的管理委員會──清室善後委員會。其職責就是與清廷合作,將公共財產與私人財產區分開來;對藝術珍寶作庫存清檢,並保證它們都得到妥善安置和保管。當這些工作完成之際,政府將把故宮作為國家圖書館和國家博物館向公眾開放。

    為甚麼要將故宮作為公共博物館對外開放,而不是將其作為國家賓館或是高級政府官員的官邸呢?「故宮博物院的建立主要歸功於孫中山先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說。「一九二四年冬,孫中山先生身患重病,在北京一家醫院住院。當溥儀被逐出故宮,他的許多支持者找到孫中山先生,他們說這違背了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一二年與溥儀簽署的協議,那份協議是允許溥儀留在故宮居住的。但孫中山先生立場堅定,他支持驅逐溥儀出宮,並表示故宮必須歸還給國民政府,宮內資產並不屬於某個家族,而應屬於全體中國人民。他曾在國外生活,了解英國和法國曾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儘管孫中山已經病危,但是他仍然擁有中華民國國父和首任總統的殊榮。新博物院的建立不是為了營利,而是為了中國人民的教育、研究和愉悅。這是一場革命的勝利。

    孫中山的許多共和黨同仁都支持他的觀點。他們都曾在國外生活,了解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北美和日本的做法。在那些國家,博物館是公共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廉價或免費向千萬大眾傳播知識的途徑。

    巴黎的羅浮宮就是很好的範例。它曾是皇宮,在一七九二年的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議會投票決定將它轉變為博物館,展示剛剛沒收的皇家珍品。羅浮宮展出三萬五千件藝術品,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之一。二○一四年,有九百二十萬名遊客參觀羅浮宮,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外國遊客。德累斯頓王宮(Dresdner Residenzschloss)是另外一個例子,薩克森的國王曾在那裡生活近四百年。現在那裡有五座博物館、數千件藏品。還有個例子是位於柏林近郊波茨坦的忘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內有超過二百間房屋。那裡曾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II)最喜愛的行宮,直至他於一九一八年退位。此後,忘憂宮成為一座博物館。他的另一處行宮——柏林城市宮(Berlin City Palace)也在一戰後成為博物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II)在聖彼得堡的主要行宮,於一九二二年成為艾米塔吉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國外這些範例可謂耳熟能詳,他們中的許多人與主張建立新博物館的孫中山先生一樣,都曾在歐洲學習和旅行。

    這些建築都是國家歷史的組成部分,宮殿內保存著曾在那裡生活過數百年的國王、王子、貴族收藏的藝術品,而且它們的規模很大,每天都可以接待數以百計的遊客。曾經參觀位於倫敦、巴黎、柏林、紐約、東京和聖彼得堡的博物館的中國青年對所見所聞讚歎不已,也驚歎於自己作為普通人,能夠被允許進入這些宮殿參觀。他們堅定地希望自己的同胞也能有同樣的機會。

    羅浮宮現任館長讓‧呂克‧馬丁內斯(Jean-Luc Martinez)來自巴黎郊區的一個工人家庭,他回憶在自己十一歲時,首次參觀羅浮宮的經歷。「當我回到家中,並沒有告訴父母自己參觀了羅浮宮,他們也從未帶我參觀過博物館。我生活在郊區,那地方充滿現代氣息,一切都是全新的。」他說。「但當我進入羅浮宮裡,一切都是古老的。設想一下,一個孩子親眼見到有五百年歷史的藝術品,有些甚至有二三千年的歷史。我能感到深厚的歷史氣息。」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一致支持新博物館的建立。北京城在軍閥控制之下,他們對藝術品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對一些人來說,這些藝術品甚至是可以出售的戰利品。比方說,有個名叫段祺瑞的軍閥,他是中國北方實力強大的軍事領袖,但他更願意支持溥儀,而不願支持將溥儀趕出紫禁城的軍閥馮玉祥。前清貴族在天津召開會議,並來到北京抗議驅逐溥儀出宮。除此之外,許多官員和國民政府成員也對皇帝的遭遇深表同情,甚至認為溥儀受到政府的虐待。不過,有一件事反而保護了故宮,那就是軍閥覺得故宮是一座特殊而神秘的宮殿,就像西方的大教堂。他們擔心如果對故宮做了甚麼不好的事情,將會遭到詛咒。即使他們想組織人從宮裡偷東西,也會讓其他人替他們動手。一九四九年掌權時,毛澤東也不敢走進故宮——他相信故宮屬以往的朝代,參觀故宮會給他帶來厄運。

清點庫存

    將紫禁城轉變為博物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故宮裡放滿了千千萬萬的皇家卷軸和聖旨、繪畫、雕像、銅器、玉器、雕件、木雕、家具、外國國王和皇帝贈送的禮品,以及從故宮創建以來五百餘年間收藏的各種其他物品。這些東西都被保存在密封的箱子裡。曾在故宮生活的諸位皇帝從未徹底地清點過庫存。清查人員總共發現宋、元、明、清歷朝歷代的一百一十七萬件珍品。

    政府最初給了委員會六個月的時間完成庫存清理,並告訴他們必要的話可以延期。政府任命了十四位委員會成員,其中五位來自溥儀的朝廷,九位來自政府方面。政府還設立了包括高級警官在內的六人監督委員會,他們的責任是監督負責清理庫存的工作人員,防止貪污和盜竊。

    首先,所有物品必須分門別類,登記入冊。由於那時沒有今天的現代化技術,鑒別真偽非常困難,專家的眼光尤為重要。委員會從大學的不同院系和政府各部門邀請專家,他們都是不拿薪水的志願者,甚至還要自帶午餐。清理工作從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始,政府代表和清廷代表總共近二十人一起工作。每當從箱子裡取出一件寶物,必須有分別來自政府和清廷的一人在場,做好記錄, 再將寶物放回原位。隨後將箱子鎖好,並貼上寫有檢驗人員姓名的封條。他們每檢查一件文物,都會拍張照片。台北故宮博物院至今仍然保留著這樣的流程:每次從容器中取出一件寶物,至少要有三人同時在場,以確保沒人有機會盜竊文物。這也體現了他們對待這些文物的崇敬之情,就好像西方對待宗教聖物一樣。

    每個檢查團隊都由兩部分人組成:檢查文物並做記錄的人,以及那些監督他們的人。每次檢查之前,他們抽籤決定打開哪個箱子,不能自行選擇。這是為了防止盜竊和不良行為的額外措施。他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九至十二點、下午一至四點。在檢查期間,他們不能隨意走動,必須留在指定的房間裡。監督員就站在檢查員的旁邊。每件文物上都有一個標籤,上面寫著它的名稱和編號,以及這件文物保存在故宮哪個房間。檢查結束時,每件文物都要放回它原來的箱子。當檢查員離開這個房間時,要鎖好門、貼上封條。他們從故宮離開時會被搜身,以確保他們沒有盜竊任何東西。每天工作結束時,管理委員會都會編寫一份寶物記錄清單,並公諸於眾。

    他們的工作環境很艱苦。當時已是十一月份,北京冬日刺骨的寒風不時來襲。因為害怕引起火災,房間裡不許生火——故宮內的建築都是木結構。所以工作人員都裹著羊毛內衣、戴著棉帽禦寒。故宮裡許多房間多年都沒有打開過,有一間屋子從乾隆皇帝在位時就關閉了,裡面佈滿塵埃、霉菌,散發著腐爛的惡臭氣息。宮內的房間燈光昏暗,通風很差。檢查員的照片顯示,他們都穿著厚厚的外套和羊毛長襪、戴著名牌。這是一項艱苦而細緻入微的工作。然而,當他們親手觸摸這些文物時,就會深深感到自己正在觸摸並幫助保存國家的歷史。與此相比,這些寒冷、不適和難聞的氣味又算得了甚麼呢?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周六。管理委員會在下午一至六點之間,向公眾開放了位於故宮中軸線的八個房間和花園,並在以後每周六開放參觀。這是六個月後,首次嘗試對外開放故宮。

奉獻給珍寶的一生

    我們有幾份關於那段非凡時期的一手記載,其中一份的作者是那志良。他生於一九○八年,北京人,滿族。那志良一九二五年一月開始在故宮工作,將畢生精力獻給了文物。他先是在北京故宮工作,然後陪著這些文物跨越中國大陸,長途跋涉;當它們於一九四九年遷移到台灣時,他也隨同前往,一九九八年在台灣去世。幸運的是,他為我們留下了許多關於文物和他親身經歷的著作。「那些與故宮相關的人都擁有一種使命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說。「他們認為自己和那些寶物是一體的,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護它們。在台灣,我們有好幾位這樣的老人。他們和這些寶物一起從大陸過來。當他們離開大陸時,甚至都沒有機會和母親告別,因為這是軍事秘密。他們直到八十年代才能返回大陸探親。他們從未想過時間竟如此漫長。那志良的生命已成為他為之工作過的文物的生命,而這些文物的生命,也就成為了他的生命。」

    那志良是教師子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歲的他剛剛中學畢業。元旦那天,他去校長家拜訪。校長說故宮正在招人,他準備推薦那志良去那裡工作。「校長告訴我,清代的末一位皇帝溥儀,已然被強迫遷出宮外去了,現在成立了一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宮中文物。……你很適當,你願不願意做這些事呢?我正在考慮的時候,他又替我決定了,告訴旁邊坐著的陳子文先生說:『陳先生,後天你帶他去上班。』」兩天之後,那志良開始工作,幫助檢查和儲藏文物。當時,他對文物一無所知。上班第一天,一位同事問他對文物感興趣嗎?那志良回答:「沒有!今天這些瓷器,還不是跟我們家裡的飯碗、茶盤一個樣?」同事聽他這麼說,大笑起來:「你們家裡的飯碗、茶盤不過兩三角錢一個,這裡的瓷器,每個要賣幾千幾萬呢!」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檢查員在故宮內的一個房間中發現了一份文件,上面寫著幫助溥儀復位的計劃,溥儀的支持者、清廷的高級官員和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都在上面簽了名。管理委員會向外交部出示了這些文件的複印件,並建議將莊士敦驅逐出境。他們還向檢察官建議,向那些相關人士提起刑事訴訟。但是檢察官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說與這些指控的相關事件發生在當年元旦之前,應該予以特赦。莊士敦不僅沒有被驅逐出境,還在一九二六年出任英國庚子賠款委員會秘書一職,後來還擔任山東威海衛的行政長官,直至一九三○年十月,英國政府將威海衛的主權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這也顯示了政府在面對殖民列強時的軟弱,他們並不願意和溥儀及他的支持者作對。回到英國以後,莊士敦於一九三一年被任命為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漢語教授,那是設立在東方與非洲研究院的一個職位,他於一九三五年將自己的圖書館捐給了該學院。圖書館中有超過一萬六千冊藏書,是英國國內關於中國和東亞著作的最佳藏品之一。

    那些文件的發現提高了管理委員會成員的緊迫感——他們必須快速行動, 以避免復辟的發生。在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故宮管理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成立故宮博物院並於十月十日——大革命的十四周年紀念日對外開放。委員會任命了由二十一名理事組成的理事會,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例如前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創始人蔡元培。委員會還任命了九名高級管理人員,負責故宮博物院的營運,並任命易培基擔任負責故宮博物院日常營運的院長。同一會議上還通過了新博物院詳細的管理章程,由三個部門組成的理事會負責——古物館、圖書館及文獻館和秘書處。

    易培基是湖南長沙人,他曾留學東京,並在那裡參加革命。一九一一年之後,他曾擔任北京高級官員的秘書,後來回到湖南師範大學當了一名教師。毛澤東就是他的學生。毛澤東讚揚易培基心地善良,曾經給予他很多幫助。一九二四年秋,易培基返回北京,成為教育署署長。易培基是一位傑出的知識分子,他熱愛經典古籍,擁有大量藏書。

    在《我與故宮五十年》一書中,那志良回憶道,從九月二十九日決定對外開放故宮博物院到正式開放的那段時間,所有人都非常忙碌。他們要把展廳清掃乾淨,將珍品妥善擺放,放好標籤,還要安排參觀路線。直到十月九日,所有展廳——青銅器室、瓷器室、繪畫室、玉器室、漆器室、象牙和木雕室、圖書館和文獻館都準備就緒。

故宮博物院開館

    開館儀式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那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建國十四周年紀念日。那是個莊嚴的時刻,三千名嘉賓應邀出席,宮門外還聚集了二萬名群眾。皇家的收藏品和藝術珍寶首次面向公眾公開展出,渴望進入這個神秘殿堂的中外人士都可以來參觀。故宮再也不是一個家族的財產。

    清室善後委員會主席李煜瀛手書了匾額——「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高懸於神武門上方。

    當天早上八點之前,成千上萬的群眾已經聚集在正門前,大家都非常興奮。開幕儀式於下午兩點開始,國家審計院院長、一直支持博物院的莊蘊寬主持開幕式。開幕式上的發言人都強調了故宮博物院在整個國家歷史上的重要性,這其中包括李煜瀛、總理黃郛和其他政府官員,以及中國赴美留學生會主席等人。他們還談到這一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並號召每位參觀者都要愛護文物。無論是受邀嘉賓還是在外等候的群眾,大家都非常激動,內心充滿了期待。

    黃郛說:「今日開院為雙十節,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

    將溥儀驅逐出故宮的警備司令鹿鍾麟也發表了講話,許多人仍然反對他的所作所為。「人也指我去年所作之事為逼宮。彼之迫宮為升官發財,或為作皇帝;我乃為民國而逼宮,為公而逼宮。」他說。

    正式的開幕儀式後,董事會宣佈故宮博物院向公眾開放。從清早就在外面耐心等候的人群湧了進來。「展覽室中的擁擠,更是不堪,想進去的進不去,想出來的也出不來。」他被指派在養性殿工作,那裡陳列的是大婚圖、南巡圖。「看的人愈看愈有興趣,停在那裡不走,後面的人陸續湧入。」那志良站到凳子上,讓人們不要停留,繼續往前走,但是根本沒用。有些觀眾等了一個多小時,都無法進入展廳,於是便去了其他展廳。「這一天,我所照料的展覽室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別的地方,也只有把欄杆擠斷等小事,真是幸運極了。」那志良寫道。

    人們對故宮博物院的興趣如此濃厚,開館首兩日就接待了五萬名觀眾。故宮博物院每周開放六天,共有三條參觀線路,分別沿中軸線、內廷東、西兩側延伸。每條參觀線路一周開放兩天,所以觀眾要想參觀所有開放的展廳,需要來三次。

    參觀門票的價格為每張兩角錢,開館時間從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半。每天參觀結束後,所有觀眾離開展廳,就鎖好大門並貼上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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