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簡體書）

★ 一則將自由主義講厚的故事——何謂自由？何謂自由主義？不同於將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或者一種經濟學說，本書立足於“法律下的自由”，將自由主義的淵源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法治，將薄的自由主義講厚，帶我們多方位認識自由與自由主義。

★ 一幅穿越兩千年曆史的自由主義發展簡圖——梳理從古希臘到近代兩千年來自由主義發生與發展的歷程，並在這一過程中，聚焦政治思想，不糾纏於自由主義的細枝末節問題，取其大勢，探源溯流，在不同歷史時期各種社會潮流的起伏跌宕中，把握自由主義制度蓄勢待發的生機。

★ 集中梳理從古希臘到當代與自由主義交鋒的各類思想——聚焦古希臘羅馬時期、啟蒙運動前後以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前期，講述法律下的自由是如何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確立、又是如何在中古時期通過教會的力量得到發展又不斷被捨棄，並在與中產階級、無產階級、民族主義等的不斷遭遇中保持其活力的。

★ 明晰的主線與故事般的敘事風格——圍繞法律下的自由，作者帶我們去領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城邦生活、基督教戲劇化的歷史觀、盧梭的生命歷程與他的普遍意志思想，以及中產階級、農民階級、無產階級逐一登上自由主義的舞台。

★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映照——本書寫於二戰時期，自由主義面對諸多危機，作者通過將自由主義的發展植根於西方文化傳統，確立了自由主義作為“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政治傳統的近代化身”的地位。其中，對於傳統與自由等相關概念的釐清，對我們在今天思考自由問題仍舊有重要意義。

★ 《政治學說史》作者喬治·霍蘭·薩拜因、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高全喜、“雨果獎”得主郝景芳誠意推薦

導 讀 自由政治傳統的源與流

導 論

第一章 西方法治思想的淵源

第二章 基督教會的崛起

第三章 世俗化危機

第四章 普遍意志的問題

第五章 中產階級的覺醒

第六章 自由憲政主義的出現

第七章 保守主義的反動

第八章 都市無產階級的覺醒

第九章 近代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第十章 民族主義的問題

第十一章 獨裁的問題

導 論

現今大多數人都知道自由主義即將面臨一個重大的危機。但是很不幸，人們卻未能充分了解此一危機的整個意義。有些人想讓我們相信，自由主義乃是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一個旁支；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就不必特別擔憂它不能應付一個日趨“壟斷化”（monopolistic）的世界情勢了，唯一的問題是如何盡快地——盡量不要痛苦地——去把它埋葬在過時的政治觀念墳場中。然而，事實上，近代的自由主義並不是某一個社會團體的所有物，而它的追隨者也不限於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支持者。它是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政治傳統的近代化身。自由主義如果無法生存下去， 實不啻是說西方的政治傳統也宣告結束。從這一點來看，當代的危機實有其不可以等閒視之的意義。

有鑑於人們經常從一個褊狹的派系觀點來使用自由主義一詞，我們可能會感到難於把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一般性的問題等而視之。然而，就今天之正常意義而言，“自由派”（liberal）一詞卻囊括了所有信仰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理想與製度的人、社會民主黨人（social democrats）、主張自由放任制度的工業家（laissez-fairs industrialist）、基督教民主黨人（Christian democrats）以及其他的自由主義團體，在社會與經濟的目標上雖然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他們都一致接受某些政治原則。近代自由主義相信，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乃是人類應當享有的生存環境，而此一自由之維繫，則有賴於政府官員對獨立組成的公意（public opinion）機構的遵從。這些信念在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下，一向是西方政治所特有的“假定”（assumptions）。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強調我行我素、不受控制的政治權威；這和自由主義對政府的看法完全背道而馳。因此，一旦極權主義成為立憲民主制之外的唯一選擇時，接受或不接受近代自由主義，也就成了接受或不接受西方政治傳統的問題。

從古希臘、羅馬時代以降，法律下的自由這個概念，便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最明顯的特色。在許多高度文明的社會中，人們曾經試圖以倫理而非法律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他們通過誡言與典範，想要創造出一些具有高度倫理義務感的人，認為經過這種培育，這些人必能一本開明的判斷來治理其同胞，而盡量不援引固定的法律規條。這種思想模式和正常的西方習慣極端不同，西方強調政治的核心乃是法理，而不是倫理。多數西方思想家的目標，都是想要建立這樣的社會：每個人都能在既有法定權責的架構下享有自行決定行為的特權與責任，而盡量不依賴統治者已裁斷的權威。既然法律必含有不論個別差異而求一體適用的概化條文，它充其量也只是社會行動的笨拙工具而已；由於強調法理的結果，遂使西方失去許多其他文明所具的倫理精緻成分。但另一方面，正因為它僵化不變，一個穩定的法律體制的存在，也能使生活變得比較安全，比較可預期，這是它“得”的部分。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成就——包括工業組織與官僚組織這兩種驚人的奇蹟——大部分都是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想要通過一套有效的法治來使人類行為合理化的企圖所造成的。這是西方世界對人類歷史的一個特殊貢獻。

近代自由主義，乃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形態。如果要法律有效節制政府官員的行為，我們就必須創設某種外在機構，使其強大到足以約束那些官員去執行他們的法律責任。在中古時代，法治的概念主要是從基督教的製度中獲得認可。遵守法律，乃是上帝所規定的職責，而由一個普世教會的道德構成強制執行，此教會聲稱有權要所有世俗的統治者都按上帝規定，行使有限職能。然而，隨著文藝復興以及宗教改革的到來，宗教認可作為政治、社會行動基礎的效力逐漸喪失。在此之前，教會本有能力約束世俗統治者的自由判斷，然而，由於宗教一統之崩潰以及世俗化的發展，教會遂失去此種道德性的權威。其後，絕對國家（state absolutism）興起，一度甚至有用絕對王權（royal absolutism）取代法律下的自由這個傳統看法的危險概念。不過最後證明，西方傳統事實上有足夠強韌的生命力，在它先前所賴以存在的宗教認可消失後，仍然生存下來。在絕對王權興起之後的幾個世紀當中，西方世界在世俗基礎上又重新恢復了其古老的思想與行為習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論興起，結合了宗教信仰不同或無宗教信仰的人們，使他們一致支持某些普遍的規範（universal norms），這些規範和較早時代由上帝認可的律法一樣，成為限制專制統治者獨斷獨行的工具（若非如是，這些統治者會是絕對的統治者）。通過議會制度的發展與社會階級相繼對政治責任有所覺醒，西方世界逐漸創造了有組織的公民社會，而這種公民社會也和中古時代有組織的教會社會一樣，獲取了足夠的道德權威，從而控制了許多邦國的運作。這個結果源於多種不同的運動，這些運動的歷史也就是近代自由主義的歷史。議會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成為衰微的教會政治權威的世俗替代品，通過這種發展，“法律下的自由”的概念遂再度恢復其傳統地位，而成為西方文明的指導原則。

十六世紀，基督教一統之崩潰造成了危機，當代的危機是此一危機在世俗層面重演。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代的人對一統教會之製度失卻信心之際，絕對王權一度幾乎成為西方政府的主要形式。當代極權主義的興起，代表一種類似的對立憲民主制信心的喪失，同時也顯示出未來亦有可能發生類似的絕對主義反動。到底議會制度能比中古教會更成功地獲取西方的信服，還是也和中古教會一樣不能為“法律下的自由”這個概念提供普遍有效的基礎？任何關心當代政治問題的人，都該把這些問題當作最先考慮的課題。

此一課題之重要，表示我們必須謹慎地重估近代自由主義的歷史地位。過去雖然無法絕對決定未來，但卻能相當地界定、限制未來行動的各種可能。立憲政府的支持者必須認清他們所承襲思想系統的力量與弱點，才能最有效地把握住最後的機會。近代自由主義已經成功地為西方政治深固的傳統找到了理念與製度上的等值物，就此而言它佔有優勢地位，足以抗拒敵對力量的壓力；但它既然未能抗拒敵力，可見它有弱點，若不迅速補救，這弱點將成為西方文明存續的致命傷。為了防衛、伸張近代自由主義，我們必須徹底明了其根據的各種傳統，而且必須實在地評估晚近歷史發展中阻礙將此傳統移植至近代社會的因素。立憲民主制固然是較晚近產生的現象，但是我們卻必須先了解它在西方一般歷史中的地位，才能了解其目前之意義。本書的目的便是要從此一立場來分析近代自由主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