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簡體書）

存在主義思潮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在歐洲大地上廣為傳播、影響深遠——作為對兩次世界大戰和“上帝隱退”等對人存在本身造成極大衝擊的事件而做出反應的哲學思潮，當然也發端于西方哲學傳統的最深層，存在主義直面 “存在的危機”，探討了諸如焦慮、死亡、煩、人的無個性以及對上帝之死的體驗等問題——這些與西方傳統哲學顯得並不那麼相稱的問題，但確實是與生活於苦難與憂慮不斷侵蝕存在的時代中的人們緊密相關的人生課題。這些問題經由克爾凱郭爾、尼采、胡塞爾、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加布裡埃爾·馬塞爾、加繆、薩特等哲學家的思索與回應之後，彙聚成了存在主義思潮。高宣揚教授的該本專著對存在主義思潮進行了細緻的整理分析，並將此書題獻給他的先師——為存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付出艱苦努力的熊偉先生。

高宣揚，浙江杭州人，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特聘“海外名師”，2010年8月至今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歐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長，兼任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2004-2010年7月為同濟大學特聘華裔法籍專家，時任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兼法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精通英、法、德、俄及印尼文，近30多年在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持續進行實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觀察分析及學術調查研究，長期從事哲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目前的研究重點方向為：(1)當代法國哲學；(2)德國哲學史；(3)當代社會理論以及當代藝術評論。

主要著作：《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福柯的生存美學》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流行文化社會學》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畢卡索與當代藝術》，人民出版社，2014；《後現代：思想與藝術的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對話》(Le Dialogue)，與程抱一院士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存在主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高宣揚文集，10卷本）。

編輯推薦

漢語學界第一本全面研究存在主義哲學的權威著作

人生究竟是什麼？我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或者什麼是存在？存在的根據是什麼？

全景式展現存在主義思潮的發展歷程；

縱覽影響西方世界半個多世紀的哲學思潮；

詳述存在主義的淵藪、發展歷程以及與漢語文化圈的關係；

展現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等人的哲學思想、生命實踐!

同時呈現了西方傳統的學院派哲學如何走向生活世界，傳統的形上學如何向人生哲學嬗變，概念圖式如何與生動的文學語言、生命藝術相貫通！

名人推薦

“對於一位法國人來說，獲悉中國公眾從此將擁有一幅關於法國當代思想的寬廣畫卷，該是多麼高興！這幅畫，除了高教授，再也找不到別的任何人，可以比他更好地描繪出來 ！”

——雅克·董特（前法國哲學會會長）

紀念熊偉先生105周年誕辰：

《存在主義》2016年新版代序言

今年是熊偉先生誕辰105周年。為了表達對熊偉先生的敬意，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劉佩英總編輯和哲學編輯劉旭建議我重版拙著《存在主義》。熊偉先生是中國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研究的第一大家，他本人不但在20世紀30年代親自在弗萊堡大學聆聽海德格爾的課程，而且也是第一位把海德格爾思想以及存在主義哲學傳播到中國學術界的著名學者。從熊偉先生40年代返回中國起，直到1994年他逝世為止，先後在中央大學、同濟大學和北京大學等名校，講授存在主義。

從1957年入學北京大學哲學系本科，我就受教于熊偉先生。大學期間，在熊偉先生開設的選修課“存在主義”上，熊偉先生為大家講授系統的存在主義基礎知識，同時指導我們精讀《存在與時間》的兩個章節，為我們掌握存在主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62年本科畢業之後，我有幸以研究生的資格繼續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深造，受鄭昕教授指導研究康得哲學，同時也使我有更長的時間求教于熊偉先生及其他北大的老師們，使我一生受益匪淺，終身不忘。

回想拙著《存在主義概說》1978年在香港初版前以及出版之後多次在港臺再版修訂時熊偉先生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親切細緻的教誨，恩師諄諄教導之苦心，連同他在課堂上鏗鏘有力、清晰準確的語音，猶聞在耳，而其和藹質樸之表情，歷歷在目，使我心緒萬千，感恩之情，不能自己。

熊偉先生對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有極深刻的理解，同時又善於通過中國傳統智慧和語言，闡述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把我們引入存在主義哲學殿堂，使我們敞開理解存在主義的思路，奠定了一生學習和研究哲學的基礎，同時也教導我們如何做人的道理。

我記得很清楚，熊偉先生在講海德格爾所說的“親在之敞亮”時，使用了禪宗關於自身對佛法的頓然領悟時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理解到海德格爾的用意。從我在課堂上第一次聽到“恬然澄明”以後，這個最生動、最深刻和最需要親身體會的用語，就一直伴隨著我的生命旅程，也同樣指導我不斷地提升對存在主義的理解程度。

熊偉先生一向認為，哲學道理固然不同於一般的語言論述，但它們又是直接與人的存在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把握哲學的真正“竅門”就是從自身的親在體驗入手！這也就是說，理解存在主義的關鍵，是首先把哲學當成學會自我生存的藝術，也就是佛教禪宗所說的那種從自身的親在虔誠修身出發，切身體驗生存於世的實踐智慧。西方人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之後，特別從笛卡爾之後，過於誇大理性的功能和意義，致使他們的大多數隻關心自身主體性的核心地位，往往忽略了對於自身親在的存在論體驗，並在很大程度上將自身的存在問題從屬於認知活動和求利行為，到頭來，儘管他們自以為把握了真理，獲得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卻忘記了自身存在的本體論基礎，把“自身親在”這樣最根本的事情撇在一旁。

當熊偉先生試圖用中國傳統生命哲學和禪宗語詞轉譯海德格爾的基本概念的時候，他所關注的，並不只是語言表達，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存在主義的基本道理不簡單歸結為主體性的哲學語言表述，而是使之直接變成為自身親在的領悟過程，一種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實踐智慧，就好像禪宗所說的那種“恬然澄明”的哲學智慧。真正達到恬然澄明的境界，就達到了“說”與“不說”都無所謂的程度，因為那是難以表達、也無求於表述的”的原始自然自得的境界，即所謂“有無混成”。

世界上那些有限的和可見的物質形式以及它們的有限道理，是可以用語言說出來。但“有無混成”的境界是物質與精神難以區分的最高生存狀態，個人與周在的一切都自然地和諧交融成一體，慣常被人們分割成相互獨立的“主體”和“客體”不再存在，呈現出最原始和最純粹自然的存在原貌。

熊偉先生經常對我們說，中國哲學傳統概念“氣”，就是一種表現“有無混成”原始狀態的恰當範疇，它不能用西方人現代科學語言去表達，因為西方人現代科學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把世界物質化和物件化的基礎上。但中國哲學用“氣”的概念或範疇靈活地表現了世界的原始生命運動狀態，深刻地表現了物質與精神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而且，物質和精神不但不可分割，它們之間簡直就是在永遠相互滲透中相互依賴，共同存在而發展。

談到這裡，我記得熊偉先生在1978年春對我說到了他的導師艾利斯·羅塔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教授。熊偉先生說，羅塔克曾經探詢“氣”的概念意義。他是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深感興趣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哲學人類學家。我就是從熊偉先生那裡第一次聽到“哲學人類學”這個學科的。我當時對“哲學人類學”一無所知，以幼稚的心情請教先生。正是熊偉先生最早給我關於哲學人類學知識的啟蒙。他指出，哲學人類學也是一種存在主義的思考方法，它把現象學、存在主義和多學科研究結合在一起，把人與他的周在世界的關係列為研究的中心問題，因為哲學人類學首先承認：人的存在只能是“存在於世”，而存在於世就不能不探究人的存在與他物、他人以及整個周在世界的關係。熊偉先生指出：哲學人類學更細緻、更深入、更具體地研究人的存在與周在世界的關係，所以，研究存在主義必須與研究哲學人類學並行；但可惜中國哲學界很少有人理解這個道理。

我在1979年之後，牢記先生的教導，為了深入把握哲學人類學，首先在法國向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學習人類學，同時也注意德國從謝勒以來的哲學人類學的發展過程及其新成果，終於在1990年完成了拙著《哲學人類學》的撰寫過程。當我在1992年見到熊偉先生時，他對我的哲學人類學研究給予了肯定。

當熊偉先生留學德國時，深受艾利斯·羅塔克的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影響。羅塔克的多學科研究方法繼承了狄爾泰生命哲學和歷史哲學的思想方法，而羅塔克的重要著作《精神科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2. Aufl. 1930)和《邏輯與精神科學的系統性：哲學手冊》(Logik 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ndbuch der Philosophie, München/Berlin 1926)，就是狄爾泰的精神科學基本原理的新發展，這兩本書都曾經是熊偉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研究存在主義的重要參考書。

1987年張世英先生在武漢湖北大學主持德國哲學國際研討會，我有幸受邀參加，與我同行的，有法國哲學會會長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以及德國哲學會會長赫伯特·施耐德爾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 1936- )教授等。我們在那裡一起愉快地會見了熊偉先生。會見後，我又四次單獨與熊偉先生促膝長談甚歡。

由於赫爾伯特·施耐德爾巴赫也是哲學人類學家，我向熊偉先生彙報了我多年來研究哲學人類學的心得，先生特地詢問了德國在二次大戰後對於哲學人類學的研究狀況，對哲學人類學的新動向極為關注。

為此，我向熊偉先生提及吉森大學哲學人類學家奧多·馬誇德(Odo Marquard, 1928-2015)的新觀點，強調19世紀末以來，促使哲學人類學從傳統形而上學和自然科學脫離出來而成為獨立學問的決定性因素，乃是對於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集中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哲學人類學是現象學運動的一個特殊成果，也是19世紀末以來試圖擺脫傳統形而上學和傳統方法論的理論產物，它不只是滿足於研究人的本質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哲學人類學應該區別於歷史哲學、形而上學與一般自然科學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研究物件，即“人的生活世界”。這種觀點顯然是針對長期以來流行於德國哲學界的歷史主義的一種“反動”。哲學人類學的出現和興盛，說明歷史主義的流行本身迅速地引起了它的反對派在理論上的抵制。

按照哲學人類學的新觀點，傳統歷史哲學，是形而上學的一種表現，特別是形而上學中研究“人”的論題的一個分支。歷史哲學之形而上學性質，乃在於把“人”拘禁在設定的歷史進程牢籠中。在傳統歷史哲學看來，人不是歷史的主人，而是歷史的奴隸；人的命運不是人自身所能確定的，而勿寧是歷史進程的結果。所以，歷史哲學雖然也研究人，但人的本質是在歷史的邏輯中被扭曲；而且，人反倒成為在歷史的時間持續性和空間廣袤性的範圍內被觀察“物件”，人的主體性反而在歷史進程中不知不覺地消散了。

哲學人類學從一開始出現，就很尖銳地提出這樣的問題：關於人的真正本質的研究，關於人的精神的本質及其活動，關於人與自然界，關於人在整個宇宙中的地位，關於人的行為與人的意識的關係，關於人的道德與人的社會環境的關係，……所有這一系列有關人的根本問題，都不能單純地從歷史的維度加以觀察分析。人固然是一個歷史動物，但人的本質恰恰就在於他對於歷史的積極主動的改造活動。而且，人作為人，首先並不是歷史的產物，更不應為歷史所限。人的本質是與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對自身的生活方式的抉擇等問題聯繫在一起。

奧多·馬瓜德在他的那本批判歷史哲學的著作《歷史哲學的難點》(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973)中，總結出這樣一句話：“歷史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形式改變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騷擾它”(Die Geschichts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verändert； es kommt darauf an, Sie zu verschonen)。顯然，在哲學人類學家看來，歷史與人的關係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對歷史的態度。真正的歷史，只能是由人本身的生活及其行為所決定，而且，人對歷史的態度也決定於人與其生活世界的緊密關係。

應該說，從歷史的觀點去研究人的本質，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歷史哲學在研究人的過程中，自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第一次正式使用歷史哲學的概念以來，曾經有過一系列重要的發現；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可以成為兩個典型代表。但是，歷史哲學遠沒有解決關於人的基本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近代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之後的歷史哲學，在其發展行程中，大有系統化、自我僵化和教條化之傾向，以致某些歷史哲學的陳腐概念和片面的方法論，始終干擾人們正確地理解人的本質。

正因為這樣，有相當多的哲學家認為，近現代哲學人類學的發展，是黑格爾之後的唯心主義哲學的危機的結果。赫爾伯德·斯奈德爾巴赫指出：“哲學人類學從屬於那種危機的歷史，在這種危機中，對於人的傳統的自我解釋，連同唯心主義的崩潰而衰落，因此，它在嚴格的意義上說構成了這個歷史的終點”。

由於人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人的問題從來就成為哲學家們的重要論題。關於‘什麼是人’的問題，從哲學史的源頭開始，一直是哲學家們爭論和研究的基本問題。所以，乍一看來，哲學人類學這個概念，在修辭學上似乎是一種重複性的語詞堆砌和繁冗。哲學一詞本來應該很自然地把‘人’當作中心問題來研究。在這方面康得曾經指出：人們本來可以把形而上學、道德和宗教從根本上算作“人類學”，因為“我可以認識什麼？”、“我應該做什麼？”和“我可以期望什麼？”等最根本的問題，都同“什麼是人？”的問題有關連。

熊偉先生指出，海德格爾在《康得與形而上學的問題》中，對康得的上述深刻判斷作了詳細地分析，並重申人類學為形而上學本身奠定了基礎。海德格爾在這本論康得的書中指出：迄今為止，人類學長久以來不僅僅是一門學科的名稱，而且也是涉及到人類自身及其在存在者整體中的地位的基本趨勢的概念。……人類學不僅尋求關於人的真理，而且它現在也需要作出這樣的判斷：一般的真理究竟可以意味著什麼？

海德格爾在1929年發表《康得與形而上學的問題》第一版時，現代哲學人類學的奠基人馬克斯·謝勒剛剛在這以前的一年，即1928年發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1928)。所以，海德格爾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對馬克斯·謝勒的一個回應。

熊偉先生非常瞭解德國哲學人類學、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內在關係，也一直關切它們之間所進行的爭論。他認為，哲學人類學對“周在世界”或“環境”(Umwelt)的具體研究，加深了對“在世存在”(Sein-in-der Welt)的分析深度，同時也加強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結合程度。

熊偉先生屢次解釋說，“存在”不是普通的名詞，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生活行為，更不是某種主體化或對象化行為，而是自身恬然澄明的親在體驗過程，是自身之所以顯現於世的存在論行動。記得他很形象地強調：“存在是各種事物之所以存在的那個‘在’本身”；“世界和萬事萬物是‘在’出來的”。“這個‘在’不是你們所現成地看到的那些‘在者’，你們千萬不要把‘在’和‘在者’混淆起來；‘在’比‘在者’更為根本，或者說，‘在’是‘在者’的本體論基礎”。

當熊偉先生說“在”的時候，他總是以最強的語調和最激動的態度說出來，以便突出“在”之為一切事物的根本的基礎本體論性質。

我在70年代末出國前，曾經到熊偉先生中關村寓所拜訪並向他告別；之後，熊偉先生先後給我寄來六封信，每封信都表達了他對晚輩學習、生活和身體的關切，體現了他對學生的一貫的嚴謹而仁慈的態度。

90年代初，我曾經邀請熊偉先生夫婦到香山飯店晚餐。晚餐前，我與他漫步在香山公園一角，邊談邊笑，無所不談，先生的幽默和親切坦率情緒，他對生命存在和運動的坦然自在，使我甚為感動。

在1992年寫給我的一封信中，熊偉委託我在臺灣出版他主編的《現象學思潮研究文集》書稿 。這部書的第一篇，就是熊偉先生寫的“代序：現象學思潮研究”。這是一篇深刻精煉的論文，寥寥數語，便把大多數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學原理，講得清清楚楚。

熊偉先生寫道：“現象學要做的事不是要認識現成的現象，而是要研究如何讓無論是什麼的認識物件出現在當前，要現象出來，成為我們感性的眼睛或智慧的眼睛的物件。這就是現象學的事情本身，而這個‘事情本身’也是胡塞爾一建立現象學就提出來的口號。現象學的事情本身是要把各種不同的物件在我們當前現象出來這回事的基本結構把握清楚”。在這段話中，熊偉先生把“現象出來”用黑體字標示出來，突出“現象出來”的重要性。所謂“現象出來”，實際上就是他在課堂上屢屢強調的“在出來”。因此。“在”是自我生成的顯現過程，而“在”的自我顯現，就是存在本身；通過“在”的自我顯現，一切“在者”才有可能“存在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