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
英國當代最具跨領域影響力的社會人類學家之一。他對大眾與消費文化、勞工與青年議題的關注，以及將民族誌方法運用在常民生活研究，廣泛影響了近四十年來社會學、人類學與教育學的發展。他也是思潮重鎮──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壯大時期的重要旗手，爾後曾任教於英國伍爾弗漢普頓大學、基爾大學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並創立《民族誌》期刊。一九七七年發表《學做工》，奠定其在民族誌與教育社會學等領域的泰斗地位。此後陸續出版《世俗文化》、《大眾文化》、《民族誌的想像力》等書，致力將學術分析深入淺出地運用於大眾教育及政策改變。
導讀
那些年，壞小子（好哥們）教我的事
李明璁
「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回答我不是。我會說，我只是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一個人，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如果我絕大部分是一個被學術機構界定的人，我大概不僅會感到孤單，而且也不可能做好自己想從事的工作。」
──保羅．威利斯訪談自述
拜臉書之賜，去年我和兩位老同學重啟聯繫，現在一位是怪手司機，另一位是有線電視的工程師傅。初中時他們便是麻吉，屬於已經被老師放棄（連體罰都懶得給予）的「考不上高中的那群壞傢伙」。而我則是微妙地介於他們、以及「還有點希望（所以被打很兇）的吊車尾」之間。
那時期，我除了迷上推理小說、日本偶像、武俠港劇，下課常和他們去鬼混，騙家裡上補習班其實是去打撞球打電動。更糟的紀錄是跟著那幫人去教訓好打小報告的抓耙仔同學，甚至還曾幫忙把風讓他們扁了某位很機車的學校職員。我雖然不完全屬於他們（畢竟仍在以升學為組成任務的「好班」），但其實有點莫名崇拜這群壞學生。有時跟著蹺課，覺得他們實在比那些乖乖牌酷一百倍。
據說那群哥兒們的老大，中輟混了一陣子幫派後，有「變好」去當監工，沒想到意外被脫落的鋼筋砸到而身亡。至於我僥倖考上高中，在那個沒有手機網路的年代，逐漸也就和他們失聯了。再無交集，人生一晃，三十年後才又重逢。
兩位哥們都有點驚訝我成了大學教師，本來還不知道怎麼和我搭話，而我也因此覺得不好意思（又不能故作江湖姿態太過矯情）。直到酒酣耳熱，才聊開了各自不同際遇的種種，以及人生說到底都有的荒謬無奈。
記得那晚聚會的當下，我腦海裡竟不斷浮現一本對我影響至鉅（我也在課堂反覆教過）的社會學經典作品：《學做工》。書裡頭那些「反學校」叛逆傢伙的言行舉止，竟和我記憶深處（屬於少年的）、與如今重逢話舊（已然中年的）的哥兒們，疊影般地交相參照、互給註腳。我當下也跟他們說，在英國唸博士讀此書時，總是清晰憶起年少作伙打混的點點滴滴，如此雷同。而他們嚼著檳榔，不敢置信地回我：「哪有可能大師級的人會做這種研究。」
就像我崇敬的威利斯將這本書獻給漢默鎮男校的那群壞小子，他在謝詞中說「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便不可能實現」。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能把這篇導讀文章，獻給曾經帶我一起𨑨迌、逃離升學體制、感受片刻自由的「壞朋友」（其實是好朋友）們。
一、《學做工》的醞釀背景：勞工生活與文化研究
在這本書最前面的致謝詞，威利斯還向他的兩位老師致敬──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2014）與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很顯然地，在《學做工》裡的關懷設定、思想取徑與研究方法，都受到他們深厚的影響。
先談談霍加特吧。他出身於工業大城里茲的藍領家庭，在當地就讀大學，畢業後在學校擔任成人教育講師。一般來說，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層，因經濟或個人條件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學生後來成為霍加特撰寫《讀寫何用》（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的靈感來源、也是訴求對象和主要讀者。
這本被譽為英國文化研究起點的關鍵作品，其實不太是嚴格定義下的學術出版，書裡溢散著相當程度的自傳色彩。霍加特將自身成長經驗，與二戰前後英國工人階級受大眾傳播文化影響的生活變貌，巧妙地交織論述。
一方面，不同於當時學院菁英普遍對庶民文化不屑一顧，霍加特對流行歌曲、通俗小說、報章雜誌等素材相當重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些勞工階級喜愛的休閒文化，態度相當保留、甚至頗為衝突。澳洲文化研究宗師特納（Graeme Turner），便曾以「一種焦慮的矛盾心態」來形容霍加特。
無論如何，《讀寫何用》對勞工階級日常生活文化的鮮明描繪，設下了一個典範，不僅在學術領域啟人無數，其影響也擴及大眾。一九六○年代開播、英國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影集《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展演北英格蘭勞工社區的日常人際與生活細節，相當程度便呼應著霍加特的這本書。事實上，霍加特本人一直都積極投入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各種辯論，曝光頗多，儘管學院人士不以為然，但他仍熱切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霍加特在伯明罕大學創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四年後，他受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霍爾接棒擔任主任。而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威利斯，原本認為自己並不是做學術的人，想棄文從商，先去倫敦政經學院讀個未來好找工作的科目。但後來因緣際會，大抵是受到當時嬉皮與革命風氣的影響，他決定先閃躲一下，不急著逼自己「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從中心逃去邊陲，轉去剛成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威利斯是該中心首批學生，並於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爾後繼續留下來做研究。《學做工》這本書的田野調查，便是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間進行的。
除了霍加特，威利斯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對他（乃至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更為深刻。出身牙買加移民家庭的霍爾，靠獎學金進入大學，雖然在白人有錢菁英匯聚的牛津大學，一路唸到了博士，但卻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中輟。爾後他在倫敦教了一陣子中學與成人教育。跟霍加特的生涯路徑近似，如此偏離傳統高教體制、進入庶民教育系統的經驗，深刻影響了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發展。
一九六○年，霍爾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與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等人共同創辦了《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期刊。爾後，他被霍加特延攬進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擔任主任。整個一九七○年代，霍爾帶領團隊成就了以下重要貢獻：
一、 在理論取徑上，接合了兩股新馬克思主義路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論，以及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結構主義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論。
二、 在研究對象上，全面展開對各式流行文化、媒體文本和日常消費的解析。這些都是過往在高教學術機構未曾被正眼看待的事物。同時，霍爾及其研究團隊也致力將傳統左派重視的階級問題，與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等議題進行辯證性的接合。
三、 在研究方法上，自由多元地跨越門戶界線，不僅採用在文本與媒體分析的各種策略如符號學、影像敘事與論述分析等，更積極結合社會學的訪談方法、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田野調查等。
四、 在研究交流上，大幅促進英美與歐陸間的連結對話。比如法國學者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都在霍爾與中心研究同仁的引介下，更廣泛地被閱讀。
總的來說，一九七○年代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是一個產能滿載的發電廠，不斷推促、刺激著英國、歐陸乃至全球的學術界，且同時在喚醒公眾意識的政治行動上，活力旺盛地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與協助下，威利斯展開了他的博士研究。當時他便以民族誌的方法，深入比較飛車黨和嬉皮族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次文化。此一研究成果，後來晚《學做工》一年出版成書：《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 1978）。若從此書回看《學做工》之前的威利斯，會發現他對人們主觀敘說真實經驗的重視，明顯多於「社會科學需客觀化」的實證主義要求；同時，比起學院派好發議論的概念化、理論化工作，他似乎也對知識的普及化與研究的生活應用，更具實踐熱情。
二、《學做工》的研究脈絡：叛逆小子與「看破／看穿」難題
如果說霍加特的《讀寫何用》，讓文學研究者蛻變為「文化研究者」，並進而想像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跨出文本分析局限的第一步；那麼威利斯的《學做工》，毫無疑問便是文化研究學派，具體實踐並確立其「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al turn）的里程碑。這不僅是方法學上的轉向，其實也是種認識論的位移。
受威利斯影響的民族誌文化研究，大多不是從特定文本或理論概念著手（即便這些研究終究也能在論述層面上提供謹慎而有創見的貢獻），而是從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處境開始，比如《學做工》裡的壞學生、何柏第《次文化》裡各種穿著打扮或音樂喜好族群、或愛看肥皂劇的家庭主婦、玩龐克的少女樂團等等。
威利斯在博士畢業後，仍想繼續探究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就業工作的轉變歷程。蹲點是必須的，就選擇他最熟悉的英格蘭中部、一個勞工階級群聚的小鎮漢默鎮（Hammertown）。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是一所中學男校，核心研究對象則是令校方頭疼的十二個傢伙（the lads）。他們不愛唸書也不守規矩，形成一個搗亂的次文化團體。威利斯從這幾個「傢伙」在校期間，一路觀察跟訪到他們畢業、進入工廠做工的前半年。
威利斯所使用的民族誌，指涉的並不只是單一方法，而是涵蓋了各種質性研究的技術，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等。此外，除了上述的「壞學生小團體」，威利斯還將其觸角廣伸及學校老師、各戶家長、工廠主管等。由此逐步建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化過程，讓我們不僅能深刻同理行動者主體的思維與行為，也能同步宏觀檢視校裡校外的規訓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學做工》因此比起威利斯的前作《世俗文化》，嚴謹周密許多，也更能達到學院理論化需求的標準。
然而，威利斯還是在本書前言裡，明確表示自己不僅要與從事社會研究的同儕對話，更希望相關職業人士、乃至一般大眾讀者都能理解書中論點。據此，他把這本書拆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故事感濃郁的民族誌，對校園裡的青年叛逆文化及其與勞工社區生活、人際的各種連結，做了鉅細靡遺、引人入勝的描繪。威利斯認為，即使不是學院中人，也會對這部分的發現和討論感到興趣。其次，才是理論化（可能是社會學者更關注）的第二部分。
透過與既有社會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承繼與對話，威利斯闡釋了他在第一部分所歸納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充滿矛盾張力的衝突狀態。最終如同威利斯所言，他希望能闡釋這些「反學校／學做工」的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秩序」。
在此浮現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者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快速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微妙與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大致如下：
一、 階級之所以無法流動，一方面是由於上層階級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中下階層區隔開，製造了所謂的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階級再生產（class reproduction），意指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繁衍了自身階級的利益、行為、價值與認同。
二、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讓工人階級產生認同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從而「誤認」了自己的利益，並以此建構出一個順服的身體和信念。
這套論述固然有其犀利洞見，但夾帶著悲觀主義色彩的結構決定論，總有一種矮化低估社會行動者的風險。畢竟多數行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框限，也不是心甘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人們或多或少仍是有選擇的，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特定條件化的半（或偽）自由選擇。
據此，《學做工》更新、重論了階級再生產──並不是自動由階級封閉的結構所決定，也不單是意識形態作用，而是一套日常文化的習作與態度形成。威利斯細膩地考察、解釋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在學校中「自願選擇」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反而主動「迎向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生活方式。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在此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工人階級子弟寄託希望於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並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努力，但正是透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含於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於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於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頁二六○）
相對於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循規蹈矩、服從權威、認真學習、成績優良的「乖乖牌」（書中稱之為「the ear’ole」），威利斯所關注的這群「the lads」（其實很難翻譯，可以說是傢伙、小子或哥兒們），他們不僅不愛唸書，而且是從頭到腳一整套、都沒在怕地挑戰權威（違反校規、破壞公物、甚至作弄教職員等）。有趣的是，這套反學校文化的發展和運作，其實直接上連至他們父兄輩在工廠裡的「廠房文化」（shopfloor culture）。
也就是說，這些壞小子並不是沒在學東西，只是他們不想學那些課堂上教的、藉此許諾他們可以變成不同階級的虛假東西，他們自成一團、用屬於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學做工。
必須與學校裡那些受師長寵愛、看起來人生前景光明的乖乖牌整個對立才行，必須揪出、取笑甚至懲罰那些告密的同學才行，必須從穿著打扮、言行姿態就顯而易見我們和他們不同才行，必須要狠、要man、要像那些已經在工廠幹活的大人們一樣才行……這些都是沒有妥協餘地，非如此不可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對抗。
別以為他們傻、都沒在想，從這本書裡許多作者與報導人的對話，就可清楚發現，這些「壞小子」不是不知道大社會的殘酷運作法則、如何連結學校裡的競爭遊戲規則，也心知肚明那些被他們嘲笑捉弄的乖乖牌，以後可能會有個比自己體面的工作，但他們就是不願跟著照做，其實是因為他們已經「洞察」（penetrate）了：感覺即使服膺這個秩序，終究仍是徒勞。
「Penetrations」，洞察，是一些具有穿透既定社會局限力量的念頭，威利斯以此作為本書第二部分、也就是理論化分析的起頭章名。他相當成功地使用這個帶有睿智氣味的語詞，來反轉一般對這些壞學生的刻板印象──他們年少輕狂、沒想太多，所以才不求上進。其實相反地，這些傢伙相當清楚明白實際狀況是怎樣。
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透過學校教育，讓學生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選擇而能改變的，只要你好好學習。對多數人來說（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孩子），這似乎已成了一個不證自明的神話。此即威利斯所謂之「局限」（limitation），它妨礙了各種自由念頭的發展、及其對自身所處位置與處境的偏斜理解或詮釋（這便是洞察）。威利斯區分了這兩種狀態，但他認為不太可能予以截然二分。洞察與局限是交織一塊、也相互拉鋸的文化過程。
其實在臺灣的庶民語境中，我們也有著一個類似的普羅用語：「看破」。勞動階級經常掛在嘴邊，用來表示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秩序的洞察，以及更重要的是某種相應的豁達（甚或放棄）心態。看破，或多或少有一種由下而上、戳破神話的激進性，但正如威利斯所提醒，我們不能只是過度浪漫化這類反抗言行。
反學校文化對主流社會價值的抵制和「看破」，雖然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質疑，但最終還是會回到社會框架並嘗試適應此般現狀。弔詭矛盾之處在於：看破其實不等於「看穿」，後者可說是洞察所涉及諸多「念頭」中，視野上最全面、行動上也最激進的一種革命傾向。
工人代代都可能沿襲著相當程度「看破」的洞察，以至於他們寧願早日開始學做工，也不願故作盼望地演出順服學習的劇碼。看破的念頭凝聚了哥兒們同仇敵愾、集體放棄的意識，但各種無法「看穿」的局限卻也如影隨行。在本書第二部分的分析，緊接在「洞察」一章後面的即是「局限」。威利斯明確指出：
「由於存在著深奧的、基本的、使人混亂的分工，文化洞察受到了抑制和破壞，且無法展現其全部潛力或政治表達。兩種最重要的分工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以及性別之間的分工。」（頁二八二）
在本書最後，威利斯回到與馬克思主義的銜接對話。說到底，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仍持續作用於工人階級的日常文化，反之亦成立。也就是說，工人文化同時會不斷促成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比如，各種職業指導和謀職建議，就是壞小子們棄學校而學做工的同時，用以稀釋「看破」洞察、所灌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力量。
於是，社會行動者既不是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也不是實踐革命的主動反抗者，在實際每日生活中，比較像是一個「積極的意義占有者」。宏觀來看，這群反學校的叛逆小子們，通過矛盾的反文化實踐與鬥爭，一方面對社會結構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看破」，但諷刺地、同時又造成一種非預期結果──對現存不平等結構的再生產。
因此悲觀嗎？不見得，畢竟知道這一切殘酷事實後，教育才能開始反思並重新構想自身的角色與行動，到底是要繼續這麼直、間接地協助階級再製（儘管表面上看來是不斷在鼓勵勞工子弟們力爭上游），或者還有其他出路？
三、《學做工》的重讀反思：四十年世界變局與臺灣經驗
教育向來擅長許諾。師長以權威的恫嚇也好、溫婉的勸服也罷，都不斷要學生們相信一種看似務實其實虛幻的想像：「你正在學的東西、一輩子都受用」或「你所學的沒有人可以拿走」之類的。如前所述，威利斯筆下的壞小子們，早已粗暴但卻犀利地看破了這些東西。
更遑論，較諸本書所出版的年代，如今世界變動之快之大，每天都在超越老師乃至學校教育體制所設定的理解框架。要用一種固定、普遍性的知識來維持一套秩序化的世界觀，其實已日益困難。
過去透過考試，學校體制拼命逼使孩子們要記得師長所教、不可以忘記這些那些。但問題是，進展到「液態化的現代世界」（Liquid modern world，社會學大師鮑曼用語），如今社會更像是一座大型「遺忘裝置」，流動經驗的重要性逐漸大過固態教育。鮑曼因此說：「在我們這個不穩定的世界裡，一切都風雲變幻、捉摸不定，正統教育的最終目標，如固定的習慣、可靠的知識觀念和穩定的價值偏好，現在都成了障礙。」
長久以來教育所設定的獎懲規則與內容偏好，在不斷變動的網路新世界中變得不那麼牢靠。比如以前覺得動漫與電玩是扞格、有害於教育的，所以師長不允許學生頻繁接觸這些。但在現今真實世界中，動漫與電玩甚至已不能再說是一種「次」文化，而是主流文化的重要構成元素了。對各種階級背景的孩子來說，現在無論是乖乖牌還是壞小孩，走的是「拿文憑」或「學做工」的路徑，都必須有更多生存在新世界裡的技法和態度，但這些根本是學校裡學不到的事。
如果主流教育繼續強化一種「只要好好接受教育，個人便能改變自己甚至世界」的意識形態，人們就會被期望透過文憑取得、尋求個別的方案去解決其實是社會性的問題，而不是大家群聚討論、通過社會性的方案去解決個別的煩惱。換句話說，這樣的教育在本質上是違背米爾斯（C. W. Mills）所倡議之「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主張將個人的煩惱，放置在社會集體與歷史脈絡的連結中，大家一起面對與尋求改變。
去年是《學做工》出版四十週年，臺灣的《教育研究集刊》特別做了專刊，邀請三位學者撰文帶領大家從不同角度重讀此書。包括高師大楊巧玲教授特別關注反學校文化裡的階級與性別交織（並結合了臺灣從事勞動民族誌研究的先驅謝國雄老師的概念）。中研院黃庭康研究員則對威利斯所使用之概念、方法與研究方向進行批判性的重構，提出了一些反思：比如應重視勞工階級內部不同行動者的比較、以及「向上流動」的案例研究比較等等。最後是國立體育大學的鄭英傑老師，則以臺灣實際現況，探討本地工人階級學生及其家長因「面子」考量衍生的「反再製」心態；以他們「怕做工」的各種實作，來與「學做工」的框架進行對話。
有趣的是，「做工」也意外引人矚目地成為一個大眾閱讀話題。一位從事建築監工的年輕人，將他十餘年來在工地現場的真實見聞與反思，寫成《做工的人》，創下了驚人的銷售數量，短短一年已達四十九刷，並獲誠品閱讀職人大賞選為「書店職人最想賣的一本書」。而初試啼聲的作者林立青，因此獲選「臺灣年度最期待作家」。
在頒獎現場，我們看到力推這本書的誠品書店第一線工作人員現身說法：「看這些故事的時候就好像看見我的叔叔、阿伯或是我的鄰居、我的同學他們所發生的故事……推薦大家看這本書，因為我們都是做工的人」「我覺得艱苦人疼惜艱苦人，是這本書所想要傳達出的一種感受」。的確，《做工的人》之所以叫好叫座，不僅是出版社行銷功夫到位，更是因為它深具同理感染力、平實而動人地說出了「我們周遭甚或我們自己」辛勤做工的人生故事。
然而與溫暖故事共時存在的諷刺現實卻是，不見起色的低工資與日益惡化的長工時，像黑壓壓的烏雲罩頂島國上空。如果不是繼續無奈的「看破」、幹譙取暖，我們就得從更多「做工」的研究中，尋找更具「看穿」能量的洞察，並據此啟動自我與群體轉變的可能，進而展開串連、採取行動。如同威利斯在書末精彩的譬喻：尋常上工的週一清晨固然令人沮喪，但覺知這沮喪的一切來龍去脈，就使得「週一清晨不必然再意味著，同樣的週一清晨無盡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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