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典藏台灣史》這一套書的撰寫計畫，是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贊助，在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主導下推動的。炎憲學長生前一直持續關注推動台灣史普及化工作，更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台灣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在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由台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執筆，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特別是讀者透過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可以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提升台灣意識。
根據我的瞭解，他早在2000年之前，就希望可以進行此一奠基在學術研究成果的教育推廣工作。為此，他取得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找了台灣史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共同推動。但是，炎憲學長所徵詢的台灣史學界的朋友，當時多處於過度動員的狀態，學術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工作都十分吃緊，一時之間無法有成果產出。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炎憲學長擔任國史館館長，不僅公務冗忙，而且致力於體制內對台灣史研究的支持工作，推動民主憲政及二二八事件史料的蒐集、出版，特別是主催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研究。而在陳水扁總統的大力支持下，白色恐怖檔案的取得，獲得一定突破的狀況下，又接著進行白色恐怖史料的編纂和研究工作。為此，炎憲學長又積極尋找學術界的朋友共同投入，大家的時間更加吃緊，前述台灣史的普及工作也不得已暫緩下來。
2008年之後，炎憲學長希望透過學術社團和社會支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歷史研究、推廣工作。因此，他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在重新擔任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期間，也繼續找台灣史學界的朋友一起投入，並出版了不少成果。而原本未能完成的《典藏台灣史》工作，也在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以及吳榮義董事長協助推動下，再次組成團隊，展開此套書的編纂工作。
炎憲學長生前持續展開此一計畫的規劃、執行工作。而且與團隊朋友們聚會討論這套書的內容，並找陳美蓉協助行政聯繫的工作。四年前張教授赴美國進行口述歷史期間不幸過世時，整套書的構想已經成形。根據炎憲學長的構想，包含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負責撰稿，而第二冊「台灣原住民史」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負責撰稿，第三冊「大航海時代」則由暨南大學歷史系林偉盛教授負責撰稿，第四冊「漢人社會的形成」則是由長榮大學台研所溫振華教授及政治大學台史所的戴寶村教授負責撰稿，第五冊「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則是由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教授負責撰稿，第六冊「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則是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何義麟教授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蔡錦堂教授負責撰稿，第七冊「戰後台灣史」炎憲學長除了親自參與撰稿工作，也找我一起參與，同時準備在章節確認完畢後，再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的李筱峰教授一同參與撰稿工作。
相較於過去在強人威權體制時期，台灣史被迫成為禁忌，隨著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經歷抗爭、建立的台灣史終能成為學術領域的學科。但是，過去長期政治禁忌的陰影並未完全散去，歷史工作者對於歷史教育的內涵，距離正常化仍有相當的距離。其中，除了為數可觀不願正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看法之外，也有的學者試圖在台灣史領域去「政治」，不僅迴避政治轉型之後對過去歷史再評價的工作，有的人更主張歷史教育去「政治史」，不願處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課題。
不過，如果從歷史學者耳熟能詳的E.H.Carr或是Benedetto Croce對歷史知識的切入，無論是前者的「歷史是歷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持續無終止的對話」，或是後者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指出了歷史的一個重要特色：歷史的書寫不可忽視當代價值的重要性。在台灣已經名列自由國家之際，根據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做出與不民主時代不同的歷史評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歷史時空特色的體現。另一方面，在民主時代，注意人民生活層面的歷史，或是注重文化史與生活史的面向，也是歷史書寫不可忽視的課題。然而，只強調文化生活而摒棄政治的作法，實際上是不利於歷史脈絡的掌握，也不利於做出歷史的解釋。因為台灣住民所生存、存在的歷史時空的環境，包括在現實的制度規範或是國家運作的狀態，以及台灣與國際、外界互動的情形，透過這樣的歷史脈絡才能有助於了解所謂人民的歷史。
根據炎憲學長構想的全書架構，除了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觀點外，台灣與世界的脈動，貫穿了《典藏台灣史》各本的內容，從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直到第七冊「戰後台灣史」。而正視不同時代的政治體制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典藏台灣史》書寫的特色。
炎憲學長過世後，為了延續他的遺志，各位撰稿教授同意繼續推動此一工作，並在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繼續的支持下，而有這套書的完成，並承蒙玉山社的支持使得本書得以陸續順利出版，這是特別必須感謝的。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台灣史研究的普及化與強化社會的台灣意識，也可以告慰炎憲學長在天之靈。
主編 薛化元 2018年9月24日
第一節．總督府統治體制的確立
1895年5月10日，淸國在台官員與台灣本地士紳，為反對淸廷將台灣割讓日本，共同決定建立「台灣民主國」，展開對抗日軍入侵行動。然而，由於淸國駐軍無心作戰，主事者欠缺領導力又臨陣脫逃，6月14日樺山總督率領的軍隊進入台北城，17日擧行「始政」儀式，此時民主國政府已經潰散。雖然，南部的首領劉永福還持續抵抗，但同年10月間已經徹底瓦解。儘管如此，往後台灣民眾還是持續進行武力抵抗。由於治安無法確立，紛亂中總督也難以久任，連續更換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等三任總督之後，到了第四任兒玉源太郎總督就任，藉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幹練手法，採用保甲制度的社會控制，以及利誘與捕殺等手法，才徹底剷除武裝抗日勢力，並逐步確立其總督專制之統治體制。在日本史上，後藤治理台灣的功績顯著，後日他更藉此得以在官場步步高升。但是，在其建立功業的過程中，眾多台灣民眾的犧牲，也是不可忽視的面向。
壹、 日治初期的武裝抗日活動
日治前期20年間，台灣住民進行武力抵抗，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述以台灣民主國官軍與各地義軍為主的抗日活動，這一年的台灣抗日可稱之為「乙未戰爭」，因為從傷亡的人數來看，其慘烈並不下於前一年的淸日「甲午戰爭」，因此不宜低估為「乙未之役」。第二個階段是民主國瓦解後到1902年間，由住民自主發動的武力抗爭，第三個階段則是從1907年北埔事件到1915年的礁吧哖事件等，發生在各地的密謀反日行動，這些事件對統治者造成一定的衝擊，對當地社會也有深遠的影響。其後，台灣民眾認淸武力抗爭已無勝算，加上世界思潮傳播的影響，社會菁英轉而展開非武力抵抗的政治社會運動。
有關台灣民主國瓦解後的第二階段抗日，大致都是地方豪強據地稱雄的抵抗模式，較大的勢力被稱為「抗日三猛」。亦即，北部的簡大獅、中部的柯鐵虎、南部的林少貓。這些抗日勢力雖有部分效忠淸國朝廷的意識，但更主要的應該是基於保衛鄉土的情感。各地方抗日勢力侷限於一處，大致是以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取向為主。因此，當自認情勢較為不利時，就很容易與統治者妥協。這些被迫歸順者，不論是否得到善終，其勢力最後都被瓦解於無形。相對地，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可以說是這些武裝抗日勢力的剋星，他上任之後即研擬出恩威並用的手法，最後也大致達成其消滅各地抗日游擊武力之目標。有關抗日三猛的事蹟，簡單介紹如下：
北部的簡大獅是在1895年12月才在台北附近起事，他曾招募義軍千餘人，轉戰於淡水、關渡、士林等地，而後退居金包里（金山）一帶，曾與林李成、陳秋菊、詹振、胡阿錦等人攻擊台北城，日人死傷300餘人。1898年，簡大獅曾一度宣佈「歸順」，但不久又繼續抗日，日方展開圍捕後，逃往廈門再遷居同安，但不久被淸朝官員逮捕。雖然他宣稱其抗日為效忠淸廷之表現，但最後他還是在被淸國送交日警，並於1900年3月22日遭到日方處決。
中部的柯鐵虎（1874-1900），原名柯虎，1896年6月中，以大平頂（雲林與彰化交界處）為根據地，並改地名為「鐵國山」，聚集眾人組成抗日隊伍，而後日方進行招降並調集軍隊展開攻勢，在鐵國山被攻陷後，柯鐵虎即退入密林，並聯合附近抗日勢力，持續攻擊駐軍與警察隊。1997年，兒玉總督派遣辜顯榮勸降，他提出十項保障自己權益的和談要求，日方也爽快地答應了。而且，在擧行「歸順式」後一年間，雙方也確實是相安無事。但是，到了1899年底，日方卻認定柯鐵虎意圖造反，竟然發動攻擊，這應該是日方意圖消滅其
勢力的藉口。此時，柯鐵虎雖起來應戰，但不幸在1900年初感染重病，並於2月9日病逝，而後當地的抗日勢力才完全被消滅。
這段時期抗日活動中，南部以林少貓（1865-1902）為首的隊伍是最具表性的一股武裝勢力。1896年底，林少貓之武裝部隊突襲當地望族陳中和的和興公司，搶奪其屯積的物資。而後，在抗日武力的威脅下，地方士紳接受到日方的引導，開始進行招安林少貓之工作。經各方努力斡旋，1899年林少貓向日方提出十項議和要求，在獲得回應後，公開出面接受招撫。藉由這次議和的條件，他確保了部分自己原有的勢力範圍。然而，這項約定只是一項騙局，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日方還是以意圖謀反的理由，在1902年2月派兵捕殺林少貓。
至此，延續民主國之後的各地抗日武力，全部遭到日方剷除。整體而言，後藤新平是以警察為維持治安之主力，並採行後述的保甲制度控制各地民眾，同時對反抗者以「招降與誘殺」並用的手法，逐一消滅各地武裝勢力。這些武裝抗日勢力無法統整，又得不到外援，除了極少數還得以善終之外，最後全都難逃被消滅的命運。有關這段期間的武裝抗日，台灣人遭殺害的人數，日方面正式的統計資料如下：
根據研究者估計，1895年台灣抗日的「乙未戰爭」，台灣方面死亡者大約是14,000人，這是估計一年之間的死者人數，而後幾年間武裝抗日犧牲者也將近這樣的人數。如果將這兩者相加，再納入可能被官方低估的死者，到1902年間的武裝抗日犧牲者，應該超過三萬人，而當時台灣的人口將近300萬人。由此可見，對於異民族的入侵，台灣住民不僅展開激烈的武力抗爭，同時也付出了非常慘烈的代價。而且，以上三階段的武力抗日，並未納入山地原住民抵抗的事蹟及其受害情況。面對漢人與原住民的激烈抗爭，當然也迫使日本必須以戰戰兢兢的心情，展開其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的統治與經營。
貳、 從北埔事件到噍吧哖事件
從1907年到1915年的第三階段之抗日活動，雖然大致都屬於攻擊地方官署或警察派出所的事件，無法撼動殖民統治體制。但是，其後續對統治政策的影響，還是不容我們忽視。因為這個階段的事件，接續發生的時間較長，波及的空間也很廣，所以對總督府致力於強化社會控制方面，似乎產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而且，從三個階段的抗日活動區分可以發現，在1902年到1907年間，抗日活動出現大約有5年的停歇期。有些學者認為，這也顯示第三階段與前面兩個階段的抗日性質有些許的差異。日本統治初期，部分台灣住民面對
異族的入侵，立即奮勇起來抗爭，而後則進入一段觀望期。1907年以後，總督府的警察體系建立且基礎建設也已經全面展開，民眾反抗必有其成因。大致而言，這時期的抗爭活動，大多是屬於反抗總督府施政措施與基礎工事。
根據日本警方的紀錄，這段時期的武裝抗日事件，合計共有13件。其中較常被提及的事件，最早發生的是1907年之「北埔事件」。事件領導人蔡淸琳（1881-1907），新竹北埔人，曾擔任基層員警的巡查補，因與日籍警員發生衝突而被革職，此後他積極想找機會報復。當時，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正展開對原住民的鎭壓，許多山區的腦丁、隘勇被動員服勞役，因而引發他們的不滿。蔡淸琳乃藉機煽動這群人，宣稱已與淸國取得聯繫，淸軍允諾前來支援將日本人逐出台灣的計畫。
1907年11月14日，蔡淸琳率眾攻擊地方分遣所警察，隔天攻入北埔支廳辦公處所，殺死包括支廳長在內的57名日人。日警得到消息之後，立即派出數百名軍警前往鎭壓。蔡淸琳的跟隨者，包括腦丁、隘勇與原住民共約200多人，當大家發現根本沒有淸兵來援後，知道他的說詞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其中部分原住民不甘受騙，趁蔡淸琳停留山區過夜時，將他的腦袋砍下殺害。日警抵達北埔後，當場槍殺81人，逮捕百餘人。同年12月13日，總督府在北埔開設臨時法院，經過審理之後，判處9名幹部死刑，97名參與者被處以行政處分，這樣才結束這場動亂。北埔事件後，1912年到1914年間各地還發生多起謀反事件，包括1912年因竹林產權問題而引發的林圯埔事件，以及同年由黃朝發起的土庫事件等。
而後，最受矚目的是「苗栗事件」。這個稱呼包含了數年間在各地發生的謀反案件，其中最被熟知的人物是羅福星（1886-1914）。羅福星原籍廣東鎭平，曾來台就讀苗栗公學校，然後再回到廣東故里，1912年再度來台，組織團體並宣稱與中國革命黨有聯繫。1913年9月，因大湖支廳槍械遭竊，致使其組織被查獲，部分參與者遭到拘禁，同年12月羅福星在淡水被捕。與此同時，尙有陳阿榮的南投事件、張火爐的大湖事件、李阿齊的關帝廟事件、賴來的東勢角事件。這些案件領導人之間互無聯繫，而且大多未眞正擧事前即被查獲。針對這些時間相近之案件，總督府在苗栗成立臨時法院進行審理，因而這一連串事件也被統稱為「苗栗事件」。原本這些事件，大致被視為同一性質的地方反日陰謀事件，到了戰後歷史解釋卻出現很大的變化。因為在這些事件中，以羅福星事件牽連人數最多，本人又留下一些反日的宣傳文獻，吹噓其抗日組織人數與外部的聯繫，因而讓其抗日事蹟受到特別的表彰。戰後，國民黨政府以羅福星曾參與國民革命，並受到孫文與同盟會幹部指派等為由，不僅在苗栗大湖建立昭忠塔，並將其故事編入小學的教科書中，成為「愛國」的典範人物。實際上，這段史實明顯有過度渲染之嫌。時至今日，再回顧羅福星抗日的史實及其表彰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値得我們重新省思之處。
日治前期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1915年的礁吧哖事件是一個轉折點。該事件主謀余淸芳（1975-1915），曾任基層員警巡查補，而後遭解職。1914年，余淸芳到台南開店經商，並常出入西來庵，因而結識齋教信徒羅俊，由此機緣讓他開始構思如何藉由宗教救贖觀念宣揚革命，而後這個構想日漸成形。1915年初，余淸芳開始宣傳，台灣已出現神主，將助台人驅逐日人建立「大明慈悲國」。由於信眾日增，日警開始展開查緝，此時余淸芳等雖曾發動攻擊，但武力差距過於懸殊，不得不率眾退入礁吧哖一帶之山區。經過日本軍警的圍剿，9月間羅俊與余淸芳被捕處決，另一位領導人江定隨後也被民眾殺害。總計這次事件被捕1,000多人，其中866人被判死刑。由於死刑人數過多，還引起日本國內輿論的非議與關注，因此最後共有95人被執行死刑，其餘皆獲得減刑。這是最後一次以宗教迷信號召群眾的抗日事件，同時也是日本統治者最後一次動用「匪徒刑法令」，審理反抗政府的民眾。
此外，民間社會傳說，軍警鎭壓過程中，曾發生屠村行為。不論屠村是否眞實，日方對此一事件的強力鎭壓對台灣社會確實產生很大的衝擊。因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寫中，都曾提及這個事件的震撼。近年來，有關羅福星的神話被解構，有關礁吧哖事件的歷史意涵，則被持續地深化探討。由此可見，歷史事件絕非單純的過去，而是可以不斷在當下重新討論的事實。我們必須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重新理解日治時代不同階段的各種抗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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