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激情的愛情：關於親密性編碼（簡體書）

愛情現象學探討在盧曼的社會理論整體框架中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從學術生涯伊始，盧曼就涉入這一主題，在1968/1969年冬季學期代理阿多諾的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教席時，他選擇了“愛情”為授課主題。
盧曼認為，西方的愛情語義學自16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形式變化，反映了造成人格性親密性日益增長的社會分化。愛情媒介從社會系統中分化而出，17世紀古典主義文學中出現的“激情”語義學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作用的實質是以悖論化代替過去的理想化作為編碼路徑。可見，親密關係對於盧曼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是以悖論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統，為了展開戀人間行動/體驗的悖論而存在。愛情悖論的系統化能力，間接地提醒人們，不確定性並非秩序的敵人，反而是對沖不確定性的最佳手段，而愛情秩序的存在，也證明某些後現代理論家提出的絕對混沌並不成立。

作者簡介：
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與哈貝馬斯齊名的當代德國社會學家，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教授。作為系統論的代表，他將社會及其不同分支領域視為純粹由交流構成的諸社會系統，主張一種激進建構主義的理論思考方式，對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代表作包括《社會系統》《社會的社會》《社會的經濟》《社會的科學》等，《作為激情的愛情》是他最受大眾歡迎的一部著作。
譯者簡介：
范勁，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教授，研究重點為當代西方文化理論、德國現代文學、中德文學和文化關係，自2012年以來發表了一系列基於盧曼系統論視角的學術論文，如《作為交往媒介的世界文學及其未來維度》《外國文學的元方法論――一個系統論視角》《詩學與系統性》等。

1、盧曼，社會學系統科學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勁敵，當代極少數幾個確實改變了範式的社會學家。
2、《作為激情的愛情》是盧曼最受大眾歡迎的一部著作，愛情現象學在盧曼系統論中具有范式意義。
3、愛情是一種概率極低的關係，一個卓越的悖論系統。人們一方面膜拜理想愛情，一方面又意識到其空洞。愛情的真偽無可交流，只能自我理解。不確定和高風險，既是愛情的悲劇之源，也是愛情的活力之源。
4、愛情與其他交流媒介頗有相同之處，愛情通過悖論機制發揮整合作用，讓人學會適應悖論世界。

目 錄

自由即秩序：盧曼的愛情理論(代譯序)

前言

第一章 社會和個體：人格性和非人格性關係
第二章 愛情作為由象徵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
第三章 交流可能性的演化
第四章 愛情語義學的演化
第五章 愛情的自由：從理想到悖論
第六章 激情：過度的修辭和不穩定性的經驗
第七章 從風雅到友誼
第八章 引導性差異：快感/愛情
第九章 愛情針對理性
第十章 通向個體化的路上：18世紀的醞釀
第十一章 性的納入
第十二章 不可交流性的發現
第十三章 浪漫主義愛情
第十四章 愛情和婚姻：論再生產的意識形態
第十五章 今日如何？問題和替代方案
第十六章 愛情作為互滲入系統

術語索引

自由即秩序：盧曼的愛情理論（節選）
范勁

盧曼從他學術生涯之始就涉入這一主題。在1968/1969年冬季學期代理阿多諾的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教席時，盧曼選擇了“愛情”作為授課主題。某種意義上，這符合68年一代的精神，因為愛情是自由的代名詞。1982年，《作為激情的愛情》出版。2008年，基塞林（Andre Kieserling）又從盧曼遺稿整理出當年課程講義的底稿，以《愛情：一種練習》為題出版。
顯然，盧曼不僅僅是對愛情現象感興趣，也不僅僅是對法國17世紀通俗愛情小說著迷，而是很早就直覺到這一現象的社會理論效益。在《作為激情的愛情》中，盧曼主要考察了17世紀以來愛情的歷史語義學演化，配合以之前就開始踐行的兩條理論線索，即知識社會學和交流媒介理論，以呈現愛情作為一種交流媒介從社會中分化而出的過程。要弄懂他的思路，首先就要掌握幾個基本概念。

1. 概率極低的關係

愛情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難捉摸、幾乎非理性的人際關係形式，用盧曼的話說就是概率極低的（unwahrscheinlich）關係，故愛情關係的成功是社會系統演化的一大成就。從概率極低到概率較高的神奇轉化，是事情的核心，也是理論探討的焦點。愛情之所以有魅力，正因為實現概率極低。為何如此？――因為“雙重偶然性”的存在。伴侶雙方為迥異的兩個“世界”，各使用一套自我/世界、行動/體驗的區分標準，彼此互為偶然，從而導致“正常”情況下，雙方本應不知道如何進入愛情、維持愛情。盧曼用了出租車的比喻來形容這一處境：

婚姻在天上締結，在汽車中自會分道揚鑣。因為坐在方向盤前的那位是以情境為導向的，他會認為，他是在盡其所能地駕駛；而坐在一旁觀察他的這位同車人，會感到受他的行駛方式所擺佈，將此方式歸咎於駕駛者的品格。同車人只能以評論和批評的方式行動；但要想得到駕駛者的同意，卻希望渺茫。在出租車裡（極端情形不論）大概是沒有什麼必要，就此進行一番交流。可在親密關係中，的的確確就是這種情境成了對問題的測試：他如此行動是以我的（而非他的）世界為根據嗎？在產生懷疑時，有誰能夠忍得住不去嘗試通過交流進行澄清呢（而在其他場合中大可偃旗息鼓，以沉默告訴自己和對方：不必冒險測試）？（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4, S. 42）

出租車內發生的，是一方在行動，而一方只需體驗，期待和自身體驗相符合。愛情的悲劇性就在於這種不對稱性。行動和觀察的分離造成了“歸因衝突”，一方認為行動的原因是情境，一方認為是行動者個性使然。如果不能隨時交換行動和觀察、自我和他者的位置，讓互動密集化，必然出現交流堵塞。現代社會的戀人普遍感受到這一煩惱。個體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和他人的共識變得極為困難，因為講話者總是從自身出發，以自我為中心設計世界，交流夥伴淪為確認者的補充角色，去被動地承認對方的世界設計就是最普遍的世界設計。

2. 由象徵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

如何擺脫困境？人類發明了由象徵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所謂“愛情”就是這個東西，承擔了讓親密關係由概率極低變得概率很高的功能。媒介來自社會，它讓私密情感社會化，或者說，以社會認可的方式保持私密。盧曼的核心觀點是，愛情借助抄襲來的模式、抄襲來的情感、抄襲來的存在而產生，人們之所以一見鍾情，是因為早就學會了一見鍾情。不難設想，青年男女在進入戀愛過程之前，就通過社會環境尤其是小說影視熟悉了過程、套路和結局，在腦中將同一腳本演練了千百遍。如此大費周章，耗盡心力，只為等待一個契機，讓現實中的對方上鉤，等待一個理由，讓自己心甘情願地在現實中陷入羅網。即便為情而苦，也是遵循規範（像少年維特那樣!）在受苦。愛情作為媒介本身不是情感，但能讓情感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伴侶雙方無法直接溝通，卻大可以和媒介達成一致，在媒介內部獲得共識。交流媒介之內，對方的強求不僅可以接受，而且會帶來愉悅。神奇的是，語義流動越自相矛盾，行為模式越奇特誇張，符碼就越是穩固，這一愛情關係的特殊現象，正說明了交流媒介的性質：

像在所有的交流媒介中那樣，符碼在此也必須在自身中為自身規定了例外；只有將負面的自我指涉融入其中，它才能制度化。（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S. 83）

一般化意味著媒介適用於任何場合，不受縛於事實情況，這一提升借由象徵而實現。諾瓦利斯的格言“象徵即神秘化”在盧曼理解來，就是將邏輯中的悖論變得“不可見化”，將差異在神秘化的層面統一（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S. 189）。

3. 語義學

愛情媒介通過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語義學（Semantik），規定語義流動的通道，為癡情兒女供應演出腳本。所謂語義學，系指“被標舉為具有保存價值的經過濃縮和確認的觀察，或意義的短暫固定，以用於重複使用，尤其是以文本形式”（Detlef Krause, Luhmann Lexikon,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5, Aufl. 4, S. 223）。
語義學包含的意義內容經過高度壓縮，具有了穩定性，從而可以脫離具體使用場合。它相當於社會的概念庫存，一方面儲備意義內容選擇所需的種種形式，一方面儲備交流用的主題。語義學和社會結構通常為聯動的循環關係，否則就起不到引導交流的作用，但總是比社會結構變化滯後一段時間。《作為激情的愛情》屬￿盧曼的“社會結構和語義學”項目計劃的一部分，基本思想是：社會系統由階層分化向功能分化過渡，導致了語義學觀念資產的深刻變化。功能分化取代階層分化，意味著交流成功不再取決於交流者的等級地位，而是特定功能系統為特定問題的解決提供的成功條件，掌握系統的交流規則就尤為重要。愛情語義學的普遍貫徹，讓交流成為自我指涉的反身過程，專門性和普適化合而為一――專門系統之內，規則是普適的。說到底，這是一套系統性的化簡工具，通過一些人們不假思索地使用的“詞語外衣、套話、智慧格言和經驗警句”（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S. 9），化簡過剩的複雜性，讓癡男怨女在瘋狂中確保自家的清醒，確保雙方體驗和行動的一致。

4. 親密系統

盧曼將系統區分為機器、有機體、社會系統、心理系統（即意識）四類，系統的特徵是所謂“自創生”（Autopoiesis），即從構成自身的要素中再生產出自身。社會系統的特徵是持續不斷的交流，根據所容納、所管理的交流的不同類型，又分為交互作用、組織（法庭、學校、基金會等）、按功能分化出來的部分系統（法律、教育、科學、藝術等）以及社會運動（如抗議、衝突）四類。愛情幫助伴侶間組成個體的人格性系統，以區別於非人格性系統，盧曼稱之為“人際間互滲入”，或稱之為“交互作用系統”、“親密系統”。親密系統和家庭一樣，屬￿交互作用（Interaktion）層面，這類交流以實際接觸為前提，在場/不在場的差異對於交流成功十分重要。親密關係和其他交互作用關係的區別則在於，心理系統不僅參與系統運作，且以人格的形式成為最重要的交流前提。
斐迪南的“愛情圓圈”終將會普遍化，以便將所有人格性要素納入交流。盧曼將現代的社會結構特徵界定為功能分化。功能分化促成個體自治，每個人都成了自由、平等地履行功能的個體，與階層相關的不變“存在”失去了意義。個體化的增強，導致對於切近世界的渴望也愈益急迫，這正是親密系統分化而出的社會理由。個體問題的解決方案不是簡單的個體化，還需要將切近世界和公共領域、人格性交互作用和非人格性交互作用區分開，才能通過分流信息以應付種種複雜性。反過來，人格性和非人格性關係在現代社會的激進分離，又導致把撫慰靈魂的希望過多地託付於人格性層面，從而激化了親密性需求。
隨著親密系統分化而出，社會系統卸掉了負擔，可是愛情成了高難度的藝術、高風險的事業。愛情需要為自己發明依據，自己促動、自己阻礙、自己誘惑自己以達到目的，閉合與自我指涉成為愛情的核心。
從整體上說，愛情的自由化對應於社會的結構性變遷。媒介之所以變得越來越自由，從根本上說，是因為現代社會複雜性越來越高。面對越來越複雜的環境，系統自身的複雜性也需要越來越高，否則在當代環境下，如果還依照從前那種父母之命的簡單方式，求偶者將無法找到合適伴侶。這就是說，在高風險、高度不確定的系統中，最好的穩定機制反而是風險和不確定本身，複雜性的自由互動才能防止系統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