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藏全世界：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

★從大英博物館的誕生看全球史
★收藏博物學家的博物學家，如何串接起東西方的採集網絡？
★藏珍閣裡的物件排列和分類，如何反映宇宙秩序？
★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如何體現公民與國家的新關係？
★如何從轉型正義的新視角，看待這位奴隸主？

 

《衛報》《倫敦時報》《紐約時報》《紐約書評》選書
英國科學史學會Hughes Prize
美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Louis Gottschalk Prize和
Annibel Jenkins Biography Prize
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 Award

 

當今的大英博物館收藏了人類過去的寶藏，但是在它誕生的時刻，卻是探索新世界的前沿基地。它的奠基者漢斯・史隆，為博物館的庫房藏量和定位，立下了第一個里程碑。他過世後，後人根據他的遺囑，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公共博物館」。

為什麼史隆願意不計一切代價，致力收得全世界各處的物件？自然史的採集，不只是為了個人求知的熱忱，更是承自「藏珍閤」的傳統，透過物件的排列和分類，博物學家不僅揭示了可資利用的經濟資源，還意圖展現神的秩序，文明與野蠻的分野，迷信到理性的進程。

但是，要網羅什麼樣的物件，才能展現世界運行的奧秘？什麼樣的事物才算「珍奇」？「一根珊瑚掌」「一顆結石」「一段牛脊椎，上面被一支橡樹枝貫穿」，這些奇特的物品如何被歸類？又如何視覺化這些物件，讓知識交流更精確？

故事裡，史隆並不是唯一的智者，若沒有非洲奴隸提供的採集技能和植物知識，史隆便無法從距離歐洲千里之遙的牙買加，深度探取美洲的物件，奠定跨洋尺度的多樣性；若沒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僱員的協助，或者從「福爾摩沙」來到倫敦的騙子的誆言，或者全球各地各有所圖的採集者所上繳的標本，史隆便無法突破地理空間限制，將物件集中到帝國中心。他親自做採集（collecting），但更多時候，他是收集博物學家的博物學家（the collector of collectors）。

現代世界從採集（to collect）開展。光是將成千上萬個物件加以分類、條列，編纂成目錄（to catalogue），本身就是通往認識外在世界的方法。能夠完成一份目錄清單，證明了具備堅強的軍事力量、充沛的商業活力，以及文化實力。強國才能對外徵集，進而編寫目錄清單、打開藏珍閣供人參觀，展現萬物的法則。

這本書首次運用史隆的標本與物件、還有他的「物種目錄」所寫成。史隆的遺願是維持收藏的完整性，結果卻被現代學科專業化的趨勢所沖散，變成植物標本歸於自然史博物館、書信手稿歸於大英圖書館、其他物件與圖冊歸於大英博物館。作者試圖將完整的史隆拼回來，也讓我們更加認識帝國的歷史。

 

詹姆士・德爾柏戈James Delbourgo

任教於羅格斯大學歷史系，二○一六年於哈佛大學科學史系擔任客座教授，現為該系兼任教授。專長為科學史、近代早期跨大西洋史、全球史。因為本書榮獲英國科學史學會Hughes Prize、美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Louis Gottschalk Prize和Annibel Jenkins Biography Prize、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 Award。

 

戴麗娟（《記憶所繫之處》譯者、中研院史語所）
洪廣冀（臺大地理系）
蔣竹山（中央歷史所）
蔡思薇（《椰子的葉蔭》譯者、自然史研究者）
專文推薦

《衛報》《倫敦時報》《紐約時報》《紐約書評》選書
英國科學史學會Hughes Prize、
美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Louis Gottschalk Prize和Annibel Jenkins Biography Prize、
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 Award

戴麗娟（《記憶所繫之處》譯者、中研院史語所）
洪廣冀（臺大地理系）
蔣竹山（中央歷史所）
蔡思薇（《椰子的葉蔭》譯者、自然史研究者）
專文推薦

不管是收藏來源、收藏研究，或是購買收藏所動用的財富，背後多少都有黑奴的身影。史隆本身也許不自覺，卻也從來沒有掩飾過這個事實，只是後代研究者囿於歐洲中心的觀點，或是科學偉人傳記的敘述手法，對這段史事總是視而不見，或是草草帶過。本書作者集結科學實作研究、收藏史、黑色大西洋史研究的手法，加上對史隆作品和書信內容的仔細梳理，成就了這份精采作品，為我們揭示當時知識、商貿、殖民帝國攜手並進的一段歷史。

然而，構成他生涯最大轉捩點，也是他得以蒐購全世界的財富來源：牙買加蔗糖生產與銷售，以及背後的黑奴勞力，卻直到晚近幾年才漸受關注。在揮別牙買加三百多年後，史隆終於和他書中所描述的黑奴再相逢，不過這次是在博物館的展櫃和書本中。他們將一起，帶我們認識收藏活動與擴張帝國裡，不同貢獻者交織而成的故事。——戴麗娟（《記憶所繫之處》譯者、中研院史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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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界經歷了兩次轉向。先是「實作轉向」（practice turn）。研究者的焦點從科學家在想什麼，逐步轉移至科學家在何時、何處、基於何種理由、以何種手段來做科學。影響所及，實驗室、博物館、植物園、田野等科學地點（scientific site）逐步出現在科學史研究者的視野。

但是，如果說科學知識最大的特色是能放諸四海皆準，那麼，單單揭露科學知識的生產地是不夠的，於是又有「全球轉向」；也就是說，科學之所以能放諸四海皆準，關鍵不是四海遊走之人的心悅誠服，反倒是性格海派的科學家費心經營的結果。如此以「世界」取代科學之普世性（universality）的研究取向，研究者稱之為「全球轉向」。《蒐藏全世界》可說是前述兩大轉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

當科學史的研究者還將目光侷限在倫敦都會區的一小撮紳士實驗哲學家時，德爾柏戈的視角早已跨出倫敦，「從西非的奴隸碉堡延伸到北美的殖民聚落，從加勒比海延伸到東印度公司散佈在南亞與東亞的商館」。採集作為一種生活形式，是帝國的，且沒有放在帝國的脈絡中，便不能妥善理解。——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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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不僅是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面向世界的全球史，書中內容豐富，關鍵字涉及了很多主題，有博物學、自然史、商業、科學社群、種植園、人際網絡、蒐藏、殖民、奴隸、美洲、非洲、牙買加、藏珍閣、博物館、公共、物種、皇家學會、帝國、西印度群島、科學革命、光榮革命、啟蒙運動、分類、標籤、標本等等。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大英博物館，應該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改建、重組並建立近代博物館分類標準後的新樣貌，對於十八世紀建館初期的歷史應該是完全陌生，一般讀者更不用說會將史隆與大英博物館產生任何連結，基本上，應該說是完全忽略他的存在。

也因為如此，這本書的出版，讓我們認識到，要成為一位像史隆這樣的收藏家，他的條件及時代特性是如何結合，才能成就這一段精彩的博物學發展史。——蔣竹山（中央大學歷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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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與臺灣無關的大英博物館，其實與臺灣博物館史有些關連。十九世紀中葉，來臺採集的英國博物學者史溫侯（Robert Swinhoe）蒐藏，存放於大英博物館分立出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一九○八年，當臺灣設立第一個自然史博物館「總督府博物館」（今臺灣博物館）之初，大英博物館的史溫侯蒐藏，成為總督府博物館羨慕，甚至希望仿效的目標。一九三○年代，總督府博物館面臨檢討，引起學者討論。當時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的動物學者青木文一郎，又以大英博物館及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馬首是瞻，大書特書總督府博物館的未來走向。

至今，大英博物館仍重要，但重點已非她持續刻出「偉大的功名」。該館面對過去帝國主義「黑歷史」蒐藏的指控，必須不斷做出反思與努力。作者在這本書不避諱點出，史隆蒐藏成功的背後，乃因史隆身處世界的中心，以剝削者的角度，累積大量財富，加上有效的網絡及訊息交換，始能得到各地珍品。閱讀此書，除了上述恢弘的歷史外，細細品味書中紛紛落下神壇的人們，他們是名人，也是凡人；他們編織出強而有張力的蒐藏世界，也有人性與幻想涉入其中，未嘗不是另一種閱讀的樂趣。——蔡思薇（《椰子的葉蔭》譯者）

 

領讀人1 終於和黑奴再相逢的漢斯．史隆 ◎戴麗娟
領讀人2 給我一個博物館，我就給你全世界 ◎洪廣冀
領讀人3 面向世界的全球史 ◎蔣竹山
領讀人4 打開抽屜：蒐藏家史隆的萬花筒 ◎蔡思薇

導論：原版的史隆遊俠

第一部 奇珍異品的帝國

第一章 移植
第二章 珍品之島
第三章 防止物種滅絕

第二部 組裝全世界

第四章 成為漢斯‧史隆
第五章 全世界都來到布隆伯利
第六章 將全世界編目
第七章 建立大眾的博物館

 

【導論】
一七四八年，倫敦。某個六月天，威爾斯王子（Prince of Wales）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偕同妻子奧古斯塔王妃（Princess Augusta）從市區沿著泰晤士河向西行至切爾西，為了一探「最傑出的哲學性娛樂」。 他們的目的地是英王亨利八世在切爾西莊園的故居。兩人抵達時，克倫威爾．莫蒂默（Cromwell Mortimer）親自迎接。莫蒂默是英國最受尊崇的科學機構皇家學會的秘書，他聲稱得以在這對皇室夫妻下馬車時吻手相迎，是他的「榮幸」。王子則「不拘泥於禮數」，保證他和王妃將「全盤接受莫蒂默的指示與引導」。莫蒂默引領兩人上樓會見莊園的主人。這位主人是當時最有名的收藏家，兩位皇室成員前來參觀他由世界各地蒐羅的珍奇藝品。王子與這位「標準紳士」交談，表示「對他的尊敬與重視」，並指出「博學之士」對他收藏大量珍奇物品「皆感激莫名」。

美麗誘人又著實稀奇的寶石大展是參觀行程的第一站。助理們早已將展示桌擺設於三間起居室，打開的抽屜上滿是「陳列於天然基座的寶石」，還有胃石，或稱「胃內的結石」、「動物體內形成的結石，從眾多疾病中孕育出來的」、以及人體內「腎臟和膀胱」產生的結石。莫蒂默詩意地解釋道，趨近完美的樣本來自地球的「胸懷」，他很享受寶石色彩的多樣性：蒼綠的翡翠、紫色的紫晶、金色的黃玉、蔚藍的藍寶、深紅的石榴石、緋色的紅寶石、耀眼的鑽石、炫目的貓眼石、還有各式連花神芙蘿拉（Flora）都會想戴上身的彩繪寶石」。王子與王妃也欣賞了「用瑪瑙、縞瑪瑙、瑀、和碧玉等製成的完美無瑕的器皿」。莫蒂默說道，這些寶石確實「賞心悅目」，但也有助於性靈的反思，同時提升「心智以讚美萬物的創造者」。

替換展覽品之時，王子與王妃佇立一旁。如同身處饕人盛宴一般，「第二道各式珠寶」以及「切割過或是雕刻過的寶石」，連同「莊重又富有教育意義的古代遺跡」被放置於同一個桌面展示。奢華的礦物饗宴接著端出「第三道」金銀礦的展示品時，這對皇室夫婦再度讓開，以便另一系列的物品加入陳列，包括「來自世界各地，從西伯利亞到好望角、從日本到祕魯的男性衣著上珍貴又稀奇的裝飾」，以及印有古今名人、像是亞歷山大大帝以及英王威廉三世肖像的錢幣或勳章。參觀行程的下一站是一個超過一百英尺長的陳列廳，布滿了珊瑚、水晶、化石、「最鮮豔的蝴蝶和其他昆蟲」、彩繪貝殼、以及「與寶石爭豔的」羽毛，並以「大洪水之前的遺跡」做最後的妝點。訪客穿越擺滿手稿、書籍和冊子的房間，書籍收藏中包括法國國王送來的二十五冊印刷品，更有三百三十四冊植物標本集，收納來自全球乾燥過的植物。行步下樓，一行人進入數個「擺滿珍奇又備受尊崇的古董」，來自埃及、希臘、伊樹里亞、羅馬、不列顛、「甚至美洲」等地。「主會客室的每道牆都排放」浸泡數種動物的「烈酒」，迴廊則陳列著「各式動物的角，包括非洲的雙角犀牛」以及「來自愛爾蘭、九英尺寬的鹿角」。莫蒂默在欣賞「不同國家的兵器」時不忘嘲諷英國在十八世紀的主要競爭對手，說道「該享有發明刺刀這種殺戮兵器的尊榮者是馬來人，而非我們最虔誠的基督徒法國鄰居」。在行程的結尾，莫蒂默對王子表示敬意，特別推崇弗雷德里克在他面前發表的「諸多明智的評論」，同時王子也宣告「很高興在英格蘭」能欣賞「如此令人讚嘆的收藏」，並指出「若能將之展示大眾、為後代所享用，該是英國無上的光榮」。

很神奇的是，這個願望在短短的五年內果然成真。英國國會在一七五三年買下切爾西的收藏品並成立大英博物館以便展示保存。但我們要問，最初是何人大量收集了這一系列令人驚嘆的珍奇寶物？它們如何被帶進倫敦？它們又如何促成全世界第一間國家公共博物館的成立？

漢斯．史隆爵士（Sir Hans Slone, 1660–1753）是這些收藏以及大英博物館成立的幕後英雄。史隆就是在切爾西招待王子與王妃的主人，但他究竟是何等人物？又為了什麼收藏大量珍品？即便史隆廣場（Sloane Square）是今日倫敦最為人所知的地址之一，史隆的生平與經歷卻鮮為人知。史隆在英王查理二世復辟那年出生於愛爾蘭的阿爾斯特（Ulster），從光榮革命到七年戰爭這七十年中，他成為科學與醫學界的主導人物之一。他的生涯橫跨數個歷史轉型時期，也因此得以集結令人欽佩又涵蓋廣大幅員的收藏品；此時不列顛群島也在轉型，從一個以務農為主、飽受宗教與族群衝突荼毒的多族群共同體，演化成一個更統一也更富裕的國家，並開始經營世界上幅員最廣闊的商業帝國。此帝國從北美與加勒比海群島延伸到南亞與東亞，透過大西洋奴隸貿易以及種植園制度致富，也致使包括史隆在內的許多人累積了前所未有的財富。透過帝國這個管道，史隆累積了財產，建構利於收藏的廣大網絡，更為後代留下一個特殊的遺產，也就是能普及知識的免費公共博物館。本書講述的就是這些故事，並經由故事點出橫跨全球、包羅萬象的收藏方式如何塑造現代博物館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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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隆的經歷可說是成名和失憶兩症合發的特殊案例。他的名字銘刻在倫敦的街道上，隨處可見：史隆廣場、漢斯月牙街（Hans Crescent）、漢斯鎮（Hans Town）、漢斯廣場（Hans Place）、史隆街（Sloane Street）、史隆大道（Sloane Avenue）等等，這些地點原本是史隆的地產，多是在一七七○年代為建築師亨利．霍蘭德（Henry Holland）所開發，坐落今日倫敦的「肯辛頓與切爾西區」 史隆的後人被封為卡多根伯爵（Earl of Cadogan），如今是此區最大的地主，也是英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史隆廣場有家名為「植物學家」（The Botanist）的餐廳，無意間成為紀念史隆的場所，餐廳的內牆掛著特別上色的加勒比海植物標本的雕刻版畫，是史隆在一六八七年遊訪牙買加殖民地時收集的；許多標本的植物原型則存於史隆植物標本館（Sloane Herbarium），位於附近的自然史博物館中，其中最主要的展覽品要屬史隆帶回的可可豆樣品，距今已三百年。 在史隆擔任會長的英國皇家學會掛有戈弗雷．內勒（Godfrey Kneller）為他畫的肖像，附有以下說明文字：他的珍奇收藏不僅「奠立了大英博物館館藏的基礎」，更宣稱他「發明了巧克力牛奶」。一張具歷史意義的貿易經商卡（trade card）顯示吉百利（Cadbury）兄弟挪用史隆的配方為自己的廠牌打出名號，而史隆委製的牙買加可可豆樣本版畫，如今則被用來包裝漢斯．史隆巧克力（Hans Sloane Chocolate）。史隆的其他肖像、雕像以及半身像也保存於國王路上的切爾西草藥園（裘園的前身）、大英圖書館、大英博物館、以及國家肖像藝廊。但若要問史隆確切的事蹟為何，卻無人能答。「史隆遊俠」一詞在一九八○年代被用來譏笑史隆廣場有錢的居民，但此惡名卻未曾引起對史隆本人的注意。又因為大英博物館不以史隆為名，兩者之間的關係也經常被忽視。人們也的確經常將史隆與約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混淆，後者是十九世紀重新設計英格蘭銀行的建築師，他在林肯因河廣場（Lincoln’s Inn Fields）的故居至今仍對外開放。史隆最初在布隆伯利廣場（Bloomsbury Square）的居所不對外開放，而他在切爾西莊園的房子也已不復存在。

史隆的故事被埋沒在層層的歷史中。比方說，大眾對大英帝國的記憶多聚焦於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以及印度與非洲，卻忽略了幾個世紀前，是西印度群島（West Indies）燃起了這個殖民帝國的野心。對科學史的敘述向來尊崇物理科學的大家，例如與史隆同時期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杜撰關於獨來獨往的天才傳說，卻無視具有高度社會性的科學領域、也就是史隆透過通信建立的人際網路所從事的自然史。即便在自然史的領域，史隆也被瑞典的生物分類學家卡爾．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光芒所掩蓋，林奈對十八世紀動植物分類的改革顛覆了史隆所理解的植物學。英國的科學與帝國歷史寫作也忽略史隆，經常以一七六八年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與庫克船長（Captain Cook）在太平洋的遊歷為起點，以無傷大雅的口吻將之呈現為一段受到開明國家金援、為追求有用知識的「發現之旅」。史隆對近代早期英國人所稱「人類的自然史」所做的貢獻，也只是偶爾被肯定為民族誌漫長歷史中的一部分。史隆以珍品收藏家的身分深入大西洋奴隸制度的險境、處於英國商人與種植園主人靠非洲男女奴隸做牛做馬來獲利的環境下，進行漫長的科學探索。當他與牛頓、林奈、班克斯以及之後的查爾斯．達爾文等人的英雄事蹟相提並論時，我們會發現他的故事難寫多了。

對史隆的忽視令人格外地震驚，因為他曾擔任英國皇家學會以及英國皇家內科醫師學院兩個組織的會長；他所出版的自然史是當時內容最豐富的作品之一；他在大英博物館的創建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他的許多收藏品後來也成為其他重要機構的主要館藏：一八八一年開放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收有他的標本，於一九七三年成為獨立機構的大英圖書館則保有他的藏書。他的收藏品有很大一部分被保存下來，包括史隆植物標本館所收藏的數千株植物標本；數以百計的物件與繪圖冊子保存於大英博物館；數千封書信、手稿、圖片、以及印刷出版的書籍成為大英圖書館的館藏；甚至在他手寫的五十四本目錄原稿中，有四十四本被保存下來。這些令人讚嘆不已的收藏品可說是十八世紀最豐富的個人收藏，是史隆以學會醫師的資格賺取的可觀收入，加上牙買加的蓄奴種植園收入、倫敦地產的地租以及公職薪水蒐集來的。

史隆的確四處遊歷。仔細探究他跨尺度的經歷之後，他被忽視的弔詭情況便漸趨明朗：看似杳無蹤影的史隆其實無所不在。他對今日的我們來說像個隱形人，只因我們無法將他定位，畢竟他的事業生涯串聯起的不同領域從現今的眼光看來毫無交集。試想將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與自然史博物館的核心館藏，包括物件、書籍、手稿、動植物標本等等，置於同一個屋簷下，而屋簷底下就是史隆的居所。試想收集這些藏物的人經營倫敦最昂貴的醫療診所，也是全世界個人通信連繫網路最廣泛的人士之一，其交流對象涵蓋了歐洲各地的博學之士、在英國北美殖民地的屯墾者、還有在印度與中國的雇員。試想同一個人為了找尋有效的新藥而從世界各地採集植物建立標本館，同時也收集各式珍品，例如一只令人費解的「珊瑚掌」和一隻「以人皮製成的鞋」、一顆北極海象的頭和一串有魔力的護身符、法國國王委託繪製的標本圖以及從日本走私出來的佛龕、更有旅行日誌以及可蘭經副本等各式手稿。最後再試想這個近代早期歐洲學術生活、亦即「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偉大創造者，在看顧家族設在西印度群島的大種植園時，還一面傳輸商業機密呢。史隆涉足的還不只這些呢！

最重要的是，對史隆的忽略是自十八世紀開始將知識分類的結果。在當代人眼中，他從事的自然史幅員之遼闊、內容之廣博似乎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何以手稿、貝殼、勳章、動物都能稱為「珍品」？即使他的植物標本辨識度高到符合科學標本的標準，但珊瑚掌與「人皮鞋」肯定不符。這些多元的收藏品一開始被視為一個整體，但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當現代專業學科例如生物學、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等被正式區隔與定義，同時博物館也經歷重整，他的收藏也隨之被分割了。時至今日，研究者要到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大英圖書館才能閱讀史隆的手稿、到大羅素街（Great Russel Street）的大英博物館去檢視他的物件、到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的自然史博物館去研究他的植物。他的收藏品被分送到不同機構保存的事實，對完整地重建史隆的所作所為、包括他的動機，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障礙。且把此障礙看作皮卡迪利線（Piccadilly Line）的難題吧：搭地鐵去一氣呵成研習史隆的手稿、物件還有標本應是很容易的，但學術專業化以及藝術與科學的分野卻讓這項任務難以達成。

史隆的收藏品非但被瓜分，更經常遭人嗤之以鼻。的確，他在歐洲的手稿被完整地保留在大英圖書館並經常被調閱，植物學家至今也依舊利用他的植物標本進行研究，但其餘的收藏品不是被摧毀、丟棄，就是被存放在儲藏室、甚至完全棄之不理。在十九世紀初期，大多數的動物標本「堆置在蒙塔古府邸（Montagu House）的地下室，不是腐爛就是變黑，儼然是不為人知珍寶的墳墓或是屍骨存放處」，促使原本就「厭惡漢斯．史隆那個年代的剝製術」的館長威廉．利奇（William Leach）安排多次「火葬」，導致「火燒蛇產生的刺鼻氣味」瀰漫博物館的台階。數以千計的動物標本如今幾乎全數消失。十九世紀時大英博物館收入一系列令人驚豔的上古遺跡，例如來自雅典巴特農神殿內的大理石、亞述人遺留在寧洛德與尼尼微的石刻，使得史隆的收藏相形失色。到了一八五二年，一本博物館指南指稱史隆的收藏為館中「極不重要的一部分」；隔年，上古館館長奧古斯塔斯．法蘭克斯（Augustus Franks）在「佈滿灰塵的地窖裡的廢棄物堆中」，偶然發現一個史隆擁有的中古英格蘭星象盤。一九三五年在《每日郵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以「廢物堆中的『魔法』箱」為題，描述在自然史博物館的地下室，營救一個曾為史隆所有的藥材箱當中、一只「塞滿科學療法與迷信土方」的抽屜。隨著時間過去，史隆本人反而成為他所建立的博物館中最主要的珍品，而從他為了收藏而所費不貲，可一窺其瘋狂的程度。一段二十世紀的文字為了描述一個奇特物件「橡樹枝穿越一段水牛的脊椎骨、填滿骨頭中間空隙並持續向外生長」這麼說：「犯失心瘋的」史隆「花了十先令（五十便士）這一大筆驚人的費用買下這個標本」。各館館長與學者對史隆是否預示了啟蒙運動的來臨，或者史隆是否啟蒙運動這個致力於有系統又理性的分類運動欲掃除的對象，也未能達到共識。傑出的醫學史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興致勃勃地將史隆列入「任何啟蒙運動先鋒隊」的一員，但卻未曾對他寫下隻字片語。直到一九七四年，大英博物館的歷史學家還以「混亂的開始」描述草創期，並指史隆為「招搖賣弄的怪人」。史隆究竟是現代性的眾多英雄之一還是前近代的恥辱？大英博物館直到二○○三年才將其創始者展示於新設的「啟蒙運動陳列廳」，多少重振他的能見度。儘管如此，不論在陳列廳內外，絕大多數關於史隆的故事仍不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