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語境下的伊斯蘭

《漢語語境下的伊斯蘭》出版簡介：
漢語語境下的伊斯蘭關注的是伊斯蘭在漢語世界的存在，涉及伊斯蘭與中華的關係、漢語穆斯林的形成和漢語伊斯蘭學等論題。伊斯蘭作為普世宗教，如何可能以普遍適用的救世之道進入漢語世界，將人從特定文明及語言的歷史框架裡解放出來，使其與終極精神實在建立一種直接的關係。

《漢語語境下的伊斯蘭》作者李雲飛，中國山東籍阿訇、歷史學者，出身於魯北一個傳統回民家庭，是明代落籍中國的波斯人第十一代後裔。自幼在華北地區的清真寺接受經堂教育，2002年在安徽阜陽東關外清真寺李慕唐阿訇處「穿衣」畢業，任河南漯河清真西寺教長，從此開始阿訇和教學生涯。二十年來，任教於多所清真寺開辦的學堂。

《漢語語境下的伊斯蘭》前言：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本書寫於十年前。馬國英哈志現在提議出版它，這使我感到不安，立即想到要對它做重大修改。這促使我在經過這麼長時間後，再認真回看這些文字。雖然現在我自信可以對該議題有更好的視角，而且會有比那時更深刻的評議，但這些舊文字並未讓我感到窘迫，當時對歷史的思考，現在看來仍有其價值。故而決定僅對它做修訂，並刪減一些無關宏旨的文字，使它讀起來更像一篇歷史論文。
本書關注的是伊斯蘭在漢語語境下的存在。敝人期望通過對歷史的思考，揭示伊斯蘭在漢語世界的真相，評議伊斯蘭與中華的關係，為伊斯蘭在漢語世界的傳播以及穆斯林的生存提供一種指導。
在儒家跌落神壇後，伊斯蘭與中華的關係，在大陸變遷為伊斯蘭與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這實際上回歸了自伊斯蘭文明肇始便出現的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只是作為西方代表的基督教被馬克思主義取而代之。而基督教則以以家庭為單位的基督新教會和何光滬、劉小楓為代表的漢語神學形式同伊斯蘭爭取皈依者，但同樣面臨與馬克思主義關係的緊張。就此而言，當今漢語世界中國大陸之情形，實為有神論與無神論之爭。共產主義烏托邦，就似猶太彌賽亞主義的世俗版本。它的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主義，亦有著與伊斯蘭和基督教同樣的宗教性。
自1949年以來的官本位科層制集體主義社會模式，從根本上瓦解了宗教傳統，伊斯蘭只能殘存在較大規模的穆斯林社區。從1958年至1976年這段時期，伊斯蘭在漢語世界的處境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嚴峻。而眼下對伊斯蘭的新運動，則是在這一社會模式下的歷史的輪回。根深蒂固的唯物論、反宗教、無神論和科學主義語境，構成了一道阻礙伊斯蘭傳播的巨大屏障。但近半個世紀所造成的國民的信仰真空，也為傳教提供了優良的土壤和可能性。在經歷了無數挫折後，伊斯蘭將在東方古國迎來它的曙光。
但願這篇歷史論文，能啟發穆斯林應對緊迫的現實。
當今一大批民族學家、人文學者及日本等海外學者積極參與的對漢語世界伊斯蘭的研究，其實質主要是人文性質的一種民族及宗教人類現象詮釋。伊斯蘭在漢語世界的歷史，對穆斯林和追尋生命意義的人極為重要，我們不能把它僅僅留給這些民族學家和人文學者，而應在覺得有必要的時候，作為阿訇越俎代庖去進行歷史研究。
最後，感謝蘭臺出版社編委評審並出版拙著。

李雲飛
2022年1月3日

前言 I
第一章：穆斯林入華落籍 001
第二章：華化的類型 037
第三章：漢語伊斯蘭教育 057
第四章：漢語伊斯蘭學術 089
第五章：寺坊及門派 121
第六章：作為「少數族群」的風險 147
第七章：伊斯蘭與中華 181

第一章：穆斯林入華落籍
西元七世紀，大一統國家的存在，拉近了世界的距離。在東亞，李淵於西元618年滅隋建唐，定都長安，擴疆域至裏海，將中華文明完全統一在一個政體之下。羅馬（拜占庭）與波斯（薩珊），自西元604至628年爭霸於西亞。先知穆罕默德（願主賜福他）在麥加為聖傳教，於西元622年建立麥迪那城邦。十年後阿拉伯人宰割西亞，戰敗羅馬，消滅波斯，建立起阿拉伯帝國。國勢極盛時，疆域從西部大西洋沿岸延伸至東亞。起初，阿拉伯帝國與唐帝國在阿姆河流域靠唐一側的邊境上，保持著軍事上的克制；而在唐南方的廣州、泉州和揚州等地則開展遠洋貿易。阿拉伯區域內的藥材、香料和高檔飾品，唐帝國的絲綢、瓷器和紙張，自西元七世紀晚期或更早時就開始影響對方定居者的生活。唐在其貿易重鎮開闢「蕃坊」，保障穆斯林商人宗教自由，乃至給予自治權。這種開放政策，正是唐帝國強大的原因，是今天的中國望塵莫及的。
隨著兩大帝國勢力範圍的接近，雙方開始出現利益衝突。西元前60年，漢帝國將軍事力量延伸至西域，建立了具有軍事指揮部功能的都護府。唐進一步繼承了這一地理觀念上的政治遺產，自西元640年起開始經營安西都護府，在阿拉伯人將軍事力量推進至阿姆河和錫爾河區域前夕，形成了以安西四鎮為軍事據點的西域統轄體系。唐在西域的事業是定居者對游牧者的恐懼心理所決定的，如唐詩人王昌齡在〈出塞〉中的詩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為了定居者及其文明不受侵害，唐不遺餘力地保持其在西域的霸權地位。唐在這一區域的事業同阿拉伯人的崛起與征服存在於630－751年的同一歷史點上，阿拉伯人最終成為唐繼突厥和吐蕃之後又一個強有力的對手。
西域的政治生態，因阿拉伯人的崛起發生劇烈變化。自西元704年起，以「屈底波」之名見諸於漢語文獻的阿拉伯帝國將領古太白‧穆斯林出任征服河中地區的軍事指揮官，征服行動隨之擴及到唐的勢力範圍。包括「昭武九姓」在內的一些生活在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的氏族小國，其宗主國歸屬問題曾一度觸及阿拉伯帝國與唐帝國的利益。按照阿拉伯人訂立的戰爭法則，被征服區域內的居民，若保持其原有信仰不變則繳納丁稅。昭武九姓中的安、康、俱密和吐火羅，都曾以此稅為由抗拒阿拉伯人統治，並向唐求援。根據《冊府元龜》留下的材料，這些氏族小國歌頌與唐帝國宗藩關係的歷史，訴說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丁稅負擔，並表達了在唐的軍事援助下擊敗阿拉伯人繼續維持彼此宗藩關係的決心。這實則是諸小國存在於兩帝國勢力夾縫中的無奈，送交唐帝國的表文旨在窺探其對它們歸屬阿拉伯帝國的態度。
面對該訴求，「玄宗尉之，不聽」。玄宗皇帝冷淡處理，從現代政治學的主權觀念上難以理解，但從中國中心論的傳統地理視野上來看，並不足為奇。因西域只是作為「邊緣」而存在，只有真正威脅到中心王國的統治及定居者的生活時，才能夠激發起足夠強的警覺意識。此外，當中心王國在已知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尊嚴遭到蔑視時，這種「無禮」的行為對中心王國而言甚至比喪失邊疆政治優勢更不可容忍，同阿拉伯帝國的怛羅斯一戰便凸顯了這種心靈類型。西元750年，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國見唐不能承擔其作為宗主國維持地區秩序的責任，便單方面取消了貢納義務。節度使高仙芝指責石國「無藩臣禮」，傾安西四鎮兵力摧毀了石國，俘虜國王等皇室成員送交長安處死。唐的懲戒行動反而使得西域政局向不利於自己的一面發展，諸小國一致倒向阿拉伯帝國，謀求抗唐。
高仙芝依據所掌握的情報，判定諸小國會與阿拉伯人聯手襲擊安西四鎮，於是動用約三萬軍隊先發制人發動戰爭，在怛羅斯城附近同阿拉伯帝國軍隊激戰五日。結果唐軍戰敗，全軍覆沒。就怛羅斯之戰後安西四鎮安然無恙的事實而言，高仙芝判定阿拉伯人將發動襲擊的情報並不準確。戰爭由唐軍將領引發，事後阿拉伯文材料未予以關注，漢文材料分散而簡略，但就歷史而言卻對西域影響頗大。對唐帝國而言，此戰是其西域霸權的終結，如曾問吾所言：「自是以後，大唐兵馬絕跡於嶺外。故怛羅斯之役，斷送國威之舉也。」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撤回西域駐軍保衛長安，吐蕃、回紇迅速填補政治真空，西域通道就此被切斷。
怛羅斯之戰第二年末，一個來自阿巴斯王朝的使團訪問了長安，使節首領被禮節性地冊封為「大將軍」。早在阿拉伯帝國正統哈里發奧斯曼任內，已有阿拉伯使節來唐交聘，自永徽二年（西元651年）至晚唐貞元十四年（西元789年），絡繹不絕，並詳載於漢文史書。這其中既有真正的官方使團，亦有民間商團；既有巴格達的阿巴斯王朝使節，亦有遠在伊利比亞半島科爾多瓦的後伍麥葉王朝使節。以上這些共同構成了兩個帝國和兩種文化接觸初期的歷史圖景，並為各種身分的穆斯林來華創造了條件。此後與伊斯蘭文化相關的資訊及表述不斷見諸於漢語文獻，伊斯蘭開始為漢語世界所知。
杜環的《經行記》，是目前已知最早介紹伊斯蘭的漢語文獻。作者曾親歷怛羅斯之戰，並作為俘虜在阿拉伯帝國境內生活12年之久，於西元762年隨商船由海路返唐。回唐後，杜環將自己在阿拉伯十餘年所作筆記寫成書，詳述了在當時阿拉伯帝國統治下西亞諸地的風土人情，為當時難得的阿拉伯歷史資料，亦是伊斯蘭最早之漢文紀錄。可惜此書佚失，僅有《通典》摘錄片段傳世。書中以「大食法」之名來指稱伊斯蘭信仰和伊斯蘭社會。相較於道教和佛教，「法」的稱呼顯然是將伊斯蘭同中華一般意義上的宗教區別開來。書曰：「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寥寥數語，準確地反映了伊斯蘭社會的特徵，並依照中華傳統倫理指出了彼此的差異。僅「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一項，就觸碰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但「祀天」的儀式卻印證了中華「千聖一心，萬古一理」的古語，使得雙方在對超自然者的追求上取得了某種共識。
自《經行記》後，伊斯蘭便以「大食法」之名廣泛見諸於漢語文獻。宋《諸蕃志》中稱「大食教度」，明初《瀛涯勝覽》改用「回回教門」，而「回回教」、「天方教」、「清真教」等同義名稱則廣泛流行於整個明代，至清末民初，「回教」又成為對伊斯蘭的一種規範性用語。以上諸名稱都是由對伊斯蘭的某種認知得來，差別在於觀察事物的側重點。「大食」、「回回」和「天方」側重的是地域與族群（信仰共同體）符號，而「清真」二字則源於教義及其所展現的信仰精神。陳垣先生曾考證「伊斯蘭」一詞在漢語文獻中的使用及漢語音譯的變化，如《舊唐書》提到的「阿悉爛」、《遼史》的「阿薩蘭」、《宋史》的「阿廝蘭」、《元史》的「阿昔蘭」。但以上諸種稱謂實則源於西域突厥人名，並非宗教意義上的「伊斯蘭」一詞。
「大食」自唐代起，「回回」自元代起，開始在漢語文獻中用來指稱「阿拉伯」和「穆斯林」。它們當演化自漢語世界先於此出現的「大寔」和「回紇」兩個詞彙。「大食」最初是對古波斯語「Tazi」的音譯，唐初《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多氏」，開元年間《往五天竺國傳》作「大寔」，而這兩個漢語譯文均演化自「條支」二字。《魏書》西域傳中稱波斯為古條支國，是漢語文獻對塞琉古帝國的古稱，後以該詞泛稱西域，再經過一個語言學上的習慣性代稱過程後，進而用來指稱控制西域的阿拉伯帝國，最終「大食」一詞被規範化為一個專指阿拉伯的地理和族群概念。
至於「回回」，在成為穆斯林專用稱謂前，它是漢語世界對生活在蔥嶺以西地理地平線上的西域「回紇」與「回鶻」諸胡人的習慣性代稱。據此，「回回」遵循的仍是一種中國中心論地理觀念上的針對「外邦人」的族群名稱歸納法，其普遍心理特徵為，在最初指稱時首先要滿足中心王國定居者在語言文化上的用語習慣，而不強調其是否準確和恰當。它一旦被廣泛應用於漢語世界，就將被一種強勢文化用來強行指稱某一地理或族群。因此新詞彙在被創造的過程中，在最初的一段時期作為一種嚴肅的地理與族群概念顯得混亂不堪，直到一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族群毋庸置疑地完全佩戴了它，名詞和其所指稱的對象才最終在一種文化語境中對稱在一起，而此時它已不能被輕易地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