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講義(全二冊)（簡體書）

 本書《〈史記〉講義》共選《史記》一百三十篇中的四十二篇，其中六篇為節選，占《史記》總量的四分之一強。選文五體皆備，計本紀六篇，表四篇（只選序文，表略），書四篇，世家六篇，以上共二十篇為上冊；列傳選文二十二篇為下冊。上、下兩冊總計約八十萬字。解讀內容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每篇選文做“題解”“注釋”“段意”三項，為傳統的微觀解讀，著重在字面意義，疏解文字阻礙，以助讀者欣賞原書韻味。書前“序論”與每篇“講析”，這兩項則是宏觀闡釋思想內涵，系“解讀”作者的一家之言，助讀者思維。本書初系作者在20世紀80年代在蘭州大學歷史系開設《史記》專書課講義，積澱數十年教學體悟，可作為高校開設《史記》專書課的參考書。

張大可

1940年出生，重慶市人。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曾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現任陜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秦漢三國史兩個學術領域發表學術論文近二百篇，尤長於“三國史”與《史記》的研究，在學術界獨樹一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個出版《三國史研究》與《史記研究》個人論文專集的學者。2011年獲中國《史記》研究會學術成就獎。出版學術論著十余種，主要有《三國史研究》《三國史》《史記研究》《司馬遷評傳》《史記論贊輯釋》《史記文獻研究》《史記精言妙語》《史記通解》《中國文獻學》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人物評傳叢書》《資治通鑒新注》等二十余種著作，其中《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為高校教材。有六種學術論著獲省部級優秀圖書獎，《中國歷史文選》2008年獲*高教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規劃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獎。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大可文集》十卷。

文史名著《史記》為二十四史之首，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備騷》”，是中國人人的一部國學根砥書。由於“史記》部頭大，內容多，載三千年歷史，閱讀全書有許多困擾，因此歷代以來產生了許多《史記》選本。本書《史記講義》就是一個《史記》選本，有三大特點：其一、五體皆備，是《史記》全歌的一個縮影。歷代以來的選本，只選《史記》紀傳名著迄今獨有本書選目五體皆備。其二、篇幅適中，《史記》原書一百三十篇本書選目四十二篇，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反映了《史記》內容的系統性，全面的體現司馬遷的歷史觀。其三、微觀注釋與宏觀講析相結合，有很強的特代性。每篇的題、注釋、歌意是微觀解讀 ，書前“本論”與每篇講析是宏觀解讀全書還插有地圖，這都是首創。本書原是作者在上世紀執教蘭州大學時的高校講義，有很強的學術性，流暢的解讀又具有普及性，即既可作高校教材，又可供廣大愛好者閱讀。

前言

文史名著《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中國人人的一部國學根柢書。由於《史記》部頭大，內容多，初學者難以閱讀全書。節選《史記》一部分獨立成書，這就是《史記》選本。東漢校書郎楊終奉漢章帝之命，節選《史記》十余萬字，相當於原書四分之一的篇幅，作為皇家子弟的讀本，這是我們已知的早的選本。歷代以來，不知有多少選本，讓一代又一代人受惠。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中，前後有數十種選本流傳，以王伯祥的《史記選》、鄭權中的《史記選講》為有名。王伯祥的《史記選》初版於20世紀50年代，至今仍在重印，流傳了半個多世紀仍有生命力。由此可知，一部好的《史記》選本，造福於廣大讀者是多麼的有意義。但以往眾多的《史記》選本，都偏重於文學性強的人物傳記，不能全面地反映司馬遷的思想體系和《史記》的五體結構。因此本書選講，題名“《史記》講義”，要求吸收學術成果，編選一本全面反映司馬遷思想以及體現《史記》百科全書內容風貌的新選本，做到學術性與通俗性結合，雅俗共賞，既可作為中學文史教師以及廣大知識青年自修提高的讀物，又可作為高校中文、歷史兩系的專業教學參考書。若要實現這一目標，編選者必須在選目與解讀體例兩個方面都要有所創新，這也是本文所要說明的亮點。下面就從“選目”與解讀“體例”兩個方面略作說明，是為前言。

一、選目

本書編選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在文史並重的基礎上，把司馬遷之所以為司馬遷的人格風格全貌反映出來。選目原則有四點：

1要完整地反映《史記》內容的系統性，全面體現司馬遷的歷史觀，並突出《史記》作為通史之“通”的優點。

2要反映《史記》體大思精的特點。體大是指《史記》內容的全面性、豐富性和五體編纂形式；思精是指《史記》思想的深刻性。為此，本書選目，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皆備。本書選講，全書八十余萬字，分上下兩冊出版。上冊包括本紀、表、書、世家；下冊全為列傳，後附錄相關內容三篇。

3《史記》以人物為中心述史，創造了傳記文學的典範，是一部文學名著。因此，《史記》名篇要系統選入，而人物傳記仍是重點。

4司馬遷在《史記》中運用的述史的理論和方法，如述史斷限、詳今略古、詳變略漸、互見對比、縱橫比較等，均要通過選目反映出來。例如，秦始皇、李斯兩篇大傳入選，全面反映了秦統一王朝興亡的歷史與全過程；項羽、劉邦兩篇本紀均入選，含對比見義之例；孝文帝本紀與張釋之、馮唐兩人合傳入選，反映文景之治開明政治局面的構架。秦漢時期篇目入選比較多，以反映詳今略古。又如，《史記》首卷《五帝本紀》和末卷《太史公自序》以及各年表序，貫穿了司馬遷的思想脈絡，包含了《史記》的述史斷限理論，本書系統選入，這是一般選本所沒有的。

按上述原則，本書從《史記》中共選文四十二篇，約十三萬字，占《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余字的四分之一篇幅，計：本紀六篇，表序四篇，書四篇，世家六篇，列傳二十二篇，五體皆備。 精選名篇，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梁啟超評《史記》十大名篇：《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淮陰侯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匈奴列傳》《貨殖列傳》《太史公自序》，本書悉數入選。其中《匈奴列傳》是民族史傳。此外，《管晏列傳》《屈原賈生列傳》《荊軻列傳》《遊俠列傳》亦俱為千古名篇。在所選二十二篇列傳中，伍子胥、子貢、甘羅、司馬相如四位，是司馬遷“傳奇人於千秋”的經典杰作，本書只節選其“傳奇”片斷，以展示人物的智能、執著與敢闖精神。司馬遷筆下人物的人格魅力為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積澱為民族魂。《史記》的民族凝聚力與愛國主義思想源泉，就是這樣產生的。

選目詳今略古，詳變略漸，展現通史特點與太史公司馬遷的歷史觀。

選文的文本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為依據，對段落、標點重新審示，有所改動。凡通用的通假字、異體字、繁簡字，一律改為標準簡化字，特此說明。

選文之後三篇附錄，一為《報任安書》，司馬遷留下的一封極為重要的書信，班固作《漢書》收入《司馬遷傳》，可視為《太史公自序》的補充，是探究《史記》主題升華的重要資料；二為《史聖頌》，是2016年立於陜西韓城市司馬遷文史公園廣場上的碑文，代表當今學術界對司馬遷全面的評價；三為《司馬遷年譜》，是司馬遷一生的簡歷，以及創作《史記》的經歷。這三篇文獻對讀《史記》具有重要的指引意義，故附錄於本書。

二、體例

本書解讀力求以闡明司馬遷的一家之言為旨歸，為此創設了相應的體例形式，包括序論、五體說明、題解、段意、注釋、講析六個部分。“序論”系統而扼要地評價司馬遷和《史記》。“五體說明”對《史記》五體特點以及篇目系統做了簡明的概說，寫在每體選目之前。單篇解讀各有“題解”“段意”“注釋”“講析”四個部分。解讀要求反映新見解、新成果，行文深入淺出，形成本書獨具的風格。

單篇解讀四個方面的內容，說明如下。

1題解。題解內容為解題與提要相結合，包括四個基本項：（1）釋題篇；（2）介紹傳主；（3）提示篇旨；（4）作者意向。“題解”與“講析”兩項有聯繫，而非重復。“題解”著重指出司馬遷的創造精神，反映《史記》編纂特色；“講析”具體分析正文內容。

2段意。段意是對段落結構內容的概括，具有點題、剖析、歸納的作用。“太史公曰”是作者的贊論，單獨作段意。

3注釋。注釋內容包括為難字注音，解詞，串譯，釋人名、地名、職官、掌故等。注釋要求具有通俗性，用白話注釋，一般不作引證，歧說只注一說。人名注釋，凡重要歷史人物正史中有傳者，均注出傳名，供讀者備查；《史記》中的歷史人物，只注傳名，一律省略書名；見於本書者的，則注明本書所選。地名注釋，凡行政地區只注治所在今天的準確方位，一律不注沿革；對於指稱人名的地名如“條侯”“絳侯”“臨汝侯”等中的“條”“絳”“臨汝”等地名，也一律不注，但傳主除外。官名注釋，只簡注其品位、職掌，不詳注其秩祿。各篇之間的注釋自成單元，重出條目不注互見，以省讀者翻檢之勞。重出條目行文有具體的語言環境，詳略不必求同，但釋義不能有抵牾。本書注文插入地圖，也是一個創新。

4講析。講析內容緊扣正文，分析其思想內容、歷史過程、藝術風格，評價其史料價值等。“講析”力求學術性，反映新見解。“講析”不進行爭鳴討論，而是扣緊正文做具體分析。

《史記》是一部文史兼長的名著，它應該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占有、所享受的知識寶庫和藝術珍品，而不能只是文人學士的案頭物。因此對《史記》這部名著應當進行多層次的整理。所謂多層次的整理是指學術研究與普及相結合，編著或整理適應不同年齡和不同文化程度的讀者閱讀的多種讀本。本書是一種大型的選本，適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所以不附譯文以省篇幅。在古籍整理中如何做到學術性與普及性相結合，本書所採用的解讀形式是一個嘗試。

本書有四篇講析是引用的成稿。其中《李斯列傳》《荊軻列傳》《遊俠列傳》三篇講析，征得著名《史記》研究專家韓兆琦教授的同意，引自韓兆琦教授的名著《史記評議賞析》（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五帝本紀》講析為江南大學徐興海教授撰寫。此外，本書有若干幅地圖插入注文，為友人南京三江學院許盤清先生所繪。以上借本書出版之際予以說明，並致感謝。

本書所選《史記》正文一律採用規範簡體字，部分常用通假字改用正字簡體字。本書引文出處採用頁下注，出處皆為常用古籍，只注書名及篇名，僅供備查指引，一般不詳注作者、出版社、頁碼，特此說明。

選編者2021年6月於北京

目錄

（上冊）序論——司馬遷和《史記》評介

十二本紀（選六篇）

• 十二本紀簡介·

五帝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太后本紀

孝文本紀

十表（選四篇表序）

• 十表簡介·

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八書（選四篇）

• 八書簡介·

律書序（節選自《律書》）

天官書論（節選自《天官書》）

河渠書

平準書

三十世家（選六篇）

• 三十世家簡介·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下冊）七十列傳（選二十二篇）

• 七十列傳簡介·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節選）

子貢列傳（節選自《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甘羅列傳（節選自《樗裡子甘茂列傳》）

魏公子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荊軻列傳（節選自《刺客列傳》）

李斯列傳

淮陰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節選）

遊俠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附錄（三篇）

附錄一報任安書

附錄二史聖頌

附錄三司馬遷年譜（附司馬談）

《史記》 講義（上冊）

序論——司馬遷和史記評介

序論

——司馬遷和《史記》評介

《史記》是我國部紀傳體通史，西漢司馬遷撰。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在今陜西省韓城芝川鎮)人，是我國偉大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他有著崇高的人格、堅強的毅力、卓越的創新精神與史才，在兩千多年前就寫出了《史記》這樣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歷史學和文學巨著，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觀。兩千多年來有不可勝計的中外學者在閱讀它和研究它，給予它崇高的評價。對於這樣一份遺產，在閱讀和欣賞它之前，我們對司馬遷的品格和創新精神，對《史記》產生的歷史條件、其體例內容和思想價值、它的史論體系，以及司馬遷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一個整體輪廓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司馬遷的崇高人格和創新精神

司馬遷的崇高人格和創新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忍辱負重，發憤著書，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於探索和創新，創作了劃時代的紀傳體通史；三是嚴格地忠實於信實可靠的歷史，不與聖人同是非。這種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司馬遷在青年時期，就是其父司馬談發凡起例修撰通史的得力助手。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臨終時，拉著司馬遷的手垂泣囑教，希望司馬遷完成他的未竟事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這使他有機會閱讀皇家圖書館的藏書，有了修史的便利條件。司馬遷為太史令的第五年，漢武帝改官制，頒布了新歷，即太初歷，改元太初。改歷象徵著西漢王朝的鼎盛。司馬遷主持了太初歷的制定，並加緊了《史記》的撰述。七年後，即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司馬遷由於李陵案牽連下獄，慘遭腐刑，蒙受了極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當此念萌生，他耳邊就響起了父親臨終的遺教，眼前就展現了一幅幅古人發憤著述的畫面：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遭放逐賦《離騷》，左丘失明著《國語》，孫子臏腳論《兵法》，《詩》三百篇，大多是聖賢發泄憤懣的作品。自古以來，權貴富人生時顯赫，死而名滅，多到不可勝記，只有那些具有堅強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業的人才能名垂後世。這就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裡一唱三嘆、反復申說的“發憤著書”說。他從個人的悲怨中解脫出來，忍辱著書，把自己的憤懣和不平傾注在《史記》中，成為“一家之言”，愛憎鮮明；他同情人民的苦難，揭露專制統治的黑暗，留下了寶貴的實錄作品，這種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們敬仰的。

司馬遷的偉大，還體現在他創作實踐中的不斷創新。司馬遷非常尊敬他的父親，也十分推崇孔子，但是，他並不墨守父訓和死抱經文。他的創新精神突破了父親的規劃和聖人的遺則。如《史記》的斷限，“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這是司馬談效法孔子編《尚書》祖述堯舜，修《春秋》絕筆獲麟的程式。而司馬遷延伸上限，“起於黃帝”，宣揚大一統的歷史觀；延伸下限“至太初而訖”，實錄西漢鼎盛的歷史。

創新既是司馬遷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記》的成功。《史記》之所以是一部劃時代的偉大著作，簡以言之，就是這部巨著從內容到形式是劃時代的創新：

1首創紀傳體，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序列；

2首創貫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歷史發展斷限理論的年代學；

3首創“太史公曰”的史論形式，提出了系統的史學理論；

4首創經濟史傳，發展了古代樸素的唯物史觀，意識到經濟發展狀況對社會歷史起決定性的作用；

5首創軍事史傳，系統地總結了古代的戰爭理論，詳盡地敘述了戰史內容；

6首創學術史傳，辨章學術源流；

7首創民族史傳，提出了民族一統的思想；

8首創各色人物的類傳，全面地反映社會生活；

9首創語譯古文，使艱深古奧的語言通俗化；

10首創歷史文學，使歷史人物的實錄成為生動的典型形象。

其他還包括如首創禮、樂、歷、星等各種專題的文化史傳，擴大了歷史記敘的範圍；首創《大宛列傳》，載述外國史事；等等。

司馬遷的創新，概括地說就是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通史”，這是史學發展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創新，從此奠定了史學的獨立地位。在司馬遷以前，史學只是經學的附庸。《春秋》是六經之一，它別嫌疑，明是非，寓褒貶，以當一王之法，司馬談和司馬遷都十分推崇《春秋》，並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繼《春秋》的事業；但《春秋》僅僅是記載了一些歷史事件的標題，且以一字寄寓褒貶，因而讀之如讀無字天書，算不上一部真正的歷史書。《左傳》是解經述史，雖然詳載歷史事件，但記載的範圍和時間都是有局限的，它的內容也只是偏重於春秋各國間的會盟和征伐，而很少有社會各階層代表人物的活動，也缺乏制度沿革和經濟、地理、天文、歷法等知識的系統敘述。《國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資料匯編，遠不及《左傳》有深度。《戰國策》記載了戰國時期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內容，而重點卻是記錄縱橫家的說辭，既不是系統的戰國史，也不完全是信史。至於其他先秦典籍，除《尚書》外，更說不上是歷史書。《史記》次綜合古今典籍成一書，匯總百科知識成一體系，是一部體大思精的歷史著作。所謂體大，是指它的五體形式；所謂思精，是指它內容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史記》五體，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分開來看，各自成為一個獨立的系統，首尾完備，貫通歷史發展的線索，各有不同的側面和重心；合起來看，又是組織嚴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為它體例完備，才能容納豐富的歷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內使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民族、社會以及自然界的星象、歷法、地理等無所不包。晉人張輔說，司馬遷作史，“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卷六○《張輔傳》。。清趙翼稱它為“全史”，並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廿二史札記》卷一。

司馬遷所以能夠創新，在於他立意高遠，能夠堅持實錄的寫作精神。西漢一代大儒都推崇《史記》為實錄。班固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堅持實錄是司馬遷的崇高史德，為他高遠的述史理想服務。司馬遷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載《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以獨到見解來回答歷史是怎樣變化發展的，所以他不與聖人同是非，突破了舊的思想傳統和官方哲學的框架。這種創新思想，集中地表現在贊揚道家以及為商人、遊俠立傳等方面。班固評價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贊》。班固所批評的司馬遷的“蔽”，恰恰是司馬遷思想中光彩奪目之“長”。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漢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作的貢獻；頌遊俠是肯定這一類人能夠犧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事實上，司馬遷通過頌黃老、商人、遊俠來表達他對開明政治的向往，對人民求實利和反強暴的肯定。這些思想正體現了《史記》褒貶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統治階級“正統思想”的約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從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來立論的，這無疑是那個時代進步的思想。

二、《史記》成書的歷史條件

司馬遷的生卒年，學術界爭論很大，有五六種觀點，迄今無定論。據王國維的考證，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約卒於昭帝之初(公元前86年)，享年約六十歲。司馬遷一生恰與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相始終，適值西漢鼎盛時期，這是中國封建制度確立以後的個盛世，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現了空前蓬勃的發展局面。司馬遷降生在這個盛世，完成了空前的歷史巨著，正是應運而生。

其一，如何鞏固西漢王朝的統治，需要總結歷史的經驗，作出學術的綜合。早在高帝之初，即讓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的歷史經驗，尋求長治久安之術。陸賈總結亡秦的教訓是：秦“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新語·無為》。。這一套治國理論，劉邦“稱善”，左右呼“萬歲”，確立了漢初的無為政治。孝惠皇帝和高後繼續執行這一治國方針，“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贊》。。到武帝即位時，民則人給家足，而府庫余貨財，農業技術提高了，手工業發展了，城市興起，商業發達，全國一片欣欣向榮。可是，一百年前，在秦漢之際，“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死人如亂麻”《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陳涉發難，項羽滅秦，劉邦興起，“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記》卷一六《秦楚之際月表·序》。。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化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這需要對學術做出綜合的研究來回答。與司馬談同時而與司馬遷相及的淮南王劉安，就糾集學者編集了一部“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淮南子》卷二一《要略》。的《淮南子》，進行學術綜合的工作。董仲舒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公羊春秋》，宣揚大一統，也是做學術綜合的工作。司馬談、司馬遷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追溯到春秋戰國之世。《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這段議論把學術總結與現實的政治緊密相連，表明了司馬談、司馬遷的學術思想，效《春秋》撥亂反正，綜合學術為治政服務，司馬談臨終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又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也說：“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以下引文凡未注者即出自《太史公自序》。歷史使命感，使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自覺地肩負起述史的任務，並且確定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的述史原則，探究歷史之變，回溯以往，推察未來，用以回答漢朝之所以興以及如何鞏固、發展的問題。清代學者錢大昕說，《史記》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潛研堂文集》卷三四《與梁耀北論史記書》。。這正是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精神和時代的使命。

其二，西漢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修史條件。司馬遷修纂《史記》，是“長期的歷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參見白壽彝：《史記新論》，求實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沒有《春秋》《尚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等史書的先後問世，就不可能憑空冒出《史記》這樣的巨著來，司馬遷能夠運用這些典籍，是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的條件。秦漢時期，書籍的傳布，主要用簡策書寫，得書十分困難，昂貴的縑帛書更非一般人所能得。秦始皇焚滅詩、書、史記，以愚黔首，還不準民間讀書、藏書，又製造了人為的困難。《漢書敘傳》云：“(班)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成帝之時，尚且如此，何況武帝之世？但司馬遷卻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這些圖書是西漢王朝長期收聚起來的。班固說：“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顏注引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書》卷三○《藝文志》及注。早在惠帝四年，漢朝就廢除了挾書律，獎勵獻書，提倡講學。漢文帝曾派晁錯到濟南記錄整理九十余歲老人、故秦博士伏生口授之《尚書》。漢武帝即位之初，就“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漢武帝還下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說引衛宏《漢儀注》。所謂“序事如古春秋”，就是進行年月日的編纂整理，使天下計書皆為有用史料。漢成帝時劉向校書，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實際上就是進行典籍整理。這個工作由太史令主持。司馬遷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司馬談、司馬遷相繼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閱讀秘籍圖書。《史記》雖為司馬遷私撰，實際上動用了整個太史府的力量。太史府等於是國家給司馬遷設立的書局。

其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宏闊昂揚的時代，是《史記》成書的直接背景。漢武帝擊胡攘越，開拓疆土，內興功作，改革了上層建築，加強了大一統的皇權統治，造成了西漢王朝的博大氣象。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原本是漢武帝身邊的親信，積極參與了漢武帝事業的興作。司馬談對封禪制禮有重要作用。司馬遷從巡武帝，目睹各種盛大的典禮、閱兵儀式，領受了宏闊昂揚的時代精神。司馬遷還奉命出使西南夷設郡置吏。《報任安書》說：“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這是青年時期司馬遷思想的真實記錄。“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司馬遷充分肯定了漢武帝的事業。他在答壺遂問中說：“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司馬談計劃述史至於麟止，就是這一思想傾向的鮮明體現。司馬遷繼承這一思想，認為“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史記》載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數均占四分之一，許多篇章都有司馬遷活動的足跡。《史記》的體大思精是和司馬遷直接參與漢武帝宏偉事業的實踐分不開的。也就是說，武帝一朝的宏偉氣象是《史記》成書的直接背景。

其四，漢武帝後期階級矛盾尖銳化，為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方法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司馬遷研究歷史的一條重要理論原則。司馬遷用這樣的方法，認識到漢朝對秦的繼承和發展，肯定了秦朝的統一之功。同時，從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又看到了當時政治的危機，在《平準書》中就指出漢武帝步秦始皇的後塵，“竭天下之資財”以恣其欲，並不以為怪。因為皇帝視天下“子民”為一人之私產，毫無節制地揮霍，把天下人民推入了火坑，其源頭蓋出於皇帝高度集權之弊。“事勢之流”，就是指漢武帝效秦始皇專制縱欲，導致了社會危機。他從各個方面揭露了當時社會矛盾，得出“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史記》卷三○《平準書》。的結論。當漢武帝和臣僚們正在慶賀豐功偉績的時候，司馬遷卻看出了漢王朝統治的危機，在《酷吏列傳》中直言不諱地批評嚴刑峻法激起了農民起義，實屬卓識。可以說“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具有辯證法的思想光輝。司馬遷既尊漢而又批判，既看到它的興盛而又看到它的弊病。兩千年前的司馬遷有如此不凡的卓見，源於他對現實社會演變的深刻觀察。西漢社會在“文景之治”的升平時期，就已隱伏著對立的階級矛盾。賈誼、晁錯在政論中就發出了呼喊。到武帝之世，矛盾有了進一步的激化。“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史記》卷三○《平準書》。到了漢武帝後期，由於漢武帝過度使用民力，造成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卷七《昭帝紀·贊》。的殘破局面，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動搖了漢王朝的根基。司馬遷目睹這一時勢的變化，不能不對“天命論”產生懷疑，不能不對“今上聖明”的述史主題進行修正。所以《史記》內容呈現出尊漢與批判的矛盾，正是司馬遷所處時代劇變的反映。

其五，文景之治開明政治的流風余韻，啟迪了司馬遷自成“一家之言”的思想。漢文帝即位，開始對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傷國也”賈誼：《過秦論》。的歷史教訓，鼓勵臣民直言極諫，並定為舉賢良方正的基本條件。漢武帝專制有別於秦始皇的根本之點，就是還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對時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記》卷一二○《汲鄭列傳》。漢武帝怒而不降罪。在漢武帝時代，雖罷黜百家，而文網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議政。故司馬遷述史，漢武帝未予干涉。衛宏記載了武帝削除景紀、今上紀的流言，但漢武帝未禁司馬遷著書。在這一環境下，司馬遷才敢於直言，實錄史事，雖有忌諱之詞，而能終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點，是為《史記》成書的客觀條件。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西漢著名的學者和歷史學家，曾任太史令。他首先提出並構思創作一部融會百家學說、貫通古今的歷史巨著。《太史公自序》載“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就是司馬談發凡起例的規劃。從這一述史斷限，可知司馬談作史起於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司馬談用司馬氏祖先“世典周史”的光榮家譜教育司馬遷，啟發他肩負歷史使命，成長為一個自覺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他少小立志，要和父親一道來完成這一曠世大典。司馬遷勤奮攻讀，十歲時就能閱讀古文書籍，如《春秋》《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等。司馬遷為了熟悉社會，了解民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二十歲時就廣遊祖國名山大川，搜奇訪古。事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重點在南方，故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為“二十而南遊江淮”。二十壯遊讓司馬遷深切地感受到漢王朝盛大的時代氣息，領略了山川的豪氣，開闊了視野，拓展了胸懷，增長了見識和才幹。同時他也接觸了下層社會，不僅吸收了民間的語言，而且了解到人民的疾苦。當他後來受李陵案株連遭迫害時，自然也會聯想到下層人民生活的悲慘景況，從而對殘酷暴虐的統治者發出控訴。

司馬遷壯遊回到長安。接著他又向當時著名的大儒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成為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漢武帝征求文學材力之士，司馬遷做了郎中。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病死。這時司馬遷三十六歲。司馬談臨終囑咐司馬遷繼承自己的事業，一定要完成通史著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獨立擔當起了修史任務。至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這一年司馬遷寫《報任安書》，透露了他寫作《史記》的情況，因李陵案而親身體驗了專制暴政的荼毒，升華了《史記》的主題。

《報任安書》是研究司馬遷思想和其寫作《史記》直接的資料。《文選》所載《報任安書》，論及《史記》五體序列為表、本紀、書、世家、列傳，與《太史公自序》不合。《太史公自序》所載五體序列即今本《史記》序列，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此可證司馬遷寫《報任安書》時，《史記》還沒有後編訂。其寫作順序，十表先完成，作為綱目，是在全書定稿後才將本紀提前的。

《史記》記事上起黃帝，下迄太初，重大事件如李陵、貳師之降匈奴，征和二年巫蠱案，武帝封禪巡遊等訖於天漢征和之際。征和之後，《史記》仍在刪訂改削，有記事訖於後元二年者。《史記》中有十五篇涉及太初以後記事盡武帝之末，從天漢元年至後元二年(公元前100—前87年)，前後十四年，總計一千三百六十六字，這只是司馬遷對歷史變遷“綜其終始”的簡略附記，與作為時代斷限的太初並不矛盾。《史記》各體所記史事大勢，斷限均在太初，故太初之後名臣顯宦，概不作傳。《史記》斷限太初，正說明司馬遷從太初元年起正式定稿《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列諸侯王事至太初四年而訖，此為下限太初元年之發展，也是“至太初而訖”的極限。

司馬遷作史分為三個階段。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司馬談發凡起例。從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司馬遷壯遊、受學，協助父親司馬談修史，前後十八年，是為助手階段。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其間十六年，是為司馬遷發憤著書階段。這期間時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漢王朝由盛而衰，司馬遷受李陵之禍，這都激發著他發憤著書。征和之後至武帝之末六年為第三階段，司馬遷後編訂《史記》，繼續刪訂改削，補苴罅漏，死而後已。司馬談發凡起例，司馬遷鑄就輝煌，父子兩代共同寫作了三十多年。《史記》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心血的結晶。

唐劉知幾論良史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清章學誠又加之以德。才、學、識、德四大要素，司馬遷可謂兼備一身。司馬遷聰穎勤奮，十歲誦古文，養育了他的才。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和師承，培植了他的學。壯遊與受禍錘煉了他的識。史官世家的血統和氣質，司馬談盡忠盡孝的教育，臨終遺言的囑托，涵育了他的德。這些就是《史記》成書的主觀條件。

總之，《史記》之所以成為一部不朽的名著，乃是主客觀條件的統一。西漢的大一統和文化高漲，漢初的無為政治與言論開放，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宏偉事業，這是大一統社會形成後的歷史必然。《史記》中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就是對這一歷史必然的描述。司馬談領會了時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壯志；司馬遷以他的超群識見通古今之變，在創作過程中不斷追尋歷史之變，升華述史主題。在司馬遷手中，《史記》主題有了兩次飛躍式的升華。一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修改《史記》斷限，增強現代史內容，以“見盛觀衰”；二為司馬遷受李陵之禍發憤著書，擴展了《史記》的社會內容，面向下層社會，吐發不平際遇，形成了“是非頗謬於聖人”的異端思想，使《史記》熔鑄了人民性的成分。雖然我們無法考證司馬遷作史的先後篇目，對《史記》主題思想的升華過程也不能做出具體的描繪，但其發展脈絡有如上述，具有清晰的輪廓。

三、史記的體制內容及其價值

《太史公自序》概括《史記》的創作宗旨有四點：（1）“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總結古今一切人間社會史事，考治亂之源。（2）究“天人之際，承敝通變”，即探討天道與人事的關係，展現歷史的變化和發展。漢代流行天人感應學說，自然要給司馬

（下冊）

七十列傳

（選二十二篇

附錄三篇）

【說明】《史記》七十列傳內容豐富，重點記載了除帝王諸侯外的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跡，並開創了少數民族史傳體例，而西域《大宛列傳》，更是放眼世界，突顯了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

《史記》 講義（下冊）

七十列傳（選二十二篇）

司馬貞曰：“列傳者，謂序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伯夷列傳·索隱》)。張守節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伯夷列傳·正義》)

列者，陳也。列傳，即眾多人物之傳。傳，本為注經之名，司馬遷借以傳人，記功臣賢人死義之士的言行以注“本紀”，表示人臣拱衛主上。《太史公自序》云：“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所以劉知幾以《史》《漢》之紀傳比於《春秋》之經傳，議論是很精辟的。

《史記》七十列傳分為四個類型：(1)個人專傳；(2)二人以上合傳；(3)不以人物命篇的類傳；(4)附傳。其列正傳人物一百三十九人，附傳人物九十二人七十列傳附傳人物實多於正傳人物，這裡所列九十二人僅舉其要，主要是因事或連類而附。至於附載的子孫、親戚、朋友，以及雖因事連類僅附其名者未錄。，加孔子弟子七十七人，總計三百零八人。類傳人物古今同傳，以類相從；合傳與類傳為同一類型，或對照或連類，故合傳人物往往打破時代界限，上溯下及。《白起王翦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是下及；《扁鵲倉公列傳》是上溯。《孟子荀卿列傳》附列人物十一人，實質是一篇先秦的“諸子列傳”。《汲鄭列傳》實質是漢代的“黃老列傳”。匈奴、南越、東粵、西南夷等周邊民族史傳分插在人物列傳中，與相關的人物並列，等同天子臣民，此四海一家之觀念，表現了司馬遷民族一統的進步歷史觀。《大宛列傳》所述為外國民族，單列於類傳中。總之七十列傳具有組合義例，可分為二十組，序列如下：

列傳目次①伯夷列傳列傳一……卷六一

②管晏至仲尼弟子列傳二至七……卷六二至六七

③商君至田單列傳八至二二……卷六八至八二

④魯鄒至屈賈列傳二三至二四……卷八三至八四

⑤呂不韋至蒙恬列傳二五至二八……卷八五至八八

⑥張耳陳余至田儋列傳二九至三四……卷八九至九四

⑦樊酈滕灌至季布欒布列傳三五至四十……卷九五至一百

⑧袁盎晁錯至扁鵲倉公列傳四一至四五……卷一○一至一

○五

⑨吳王濞至韓長孺列傳四六至四八……卷一○六至一

○八

⑩李將軍至衛將軍驃騎列傳四九至五一……卷一○九至一

一一

列傳目次平津侯主父至淮南衡山列傳五二至五八……卷一一二至一

一八

循吏至汲、鄭列傳五九至六十……卷一一九至一

二○

儒林至酷吏列傳六一至六二……卷一二一至一

二二

大宛列傳六三……卷一二三

遊俠列傳六四……卷一二四

佞幸列傳六五……卷一二五

滑稽列傳六六……卷一二六

日者至龜策列傳六七至六八……卷一二七至一

二八

貨殖列傳六九……卷一二九

太史公自序列傳七十……卷一三○

組伯夷列傳，是的三代人物入傳。此傳是一篇以議論為主的文章，可以稱之為論傳，是七十列傳的總論。第二組，管晏至仲尼弟子六傳，傳春秋時代人物。第三組，商君至田單共十五傳，傳戰國時代人物。戰國四公子排列一起，蘇秦與張儀蟬聯，都有以類相從之意。第四組，魯鄒至屈賈兩人合傳，表彰品德高尚、壯志不伸、而能以言論德行留照人間的人物，連類相及。魯仲連、屈原均戰國之世人物，故編列於此，下及漢代的鄒陽、賈誼。第五組，呂不韋至蒙恬四傳，序輔佐秦國興起的人物，他們的特點是注重暴力權詐取天下，固輕百姓力，都不得好下場。《刺客列傳》是類傳，應排在《循吏列傳》之後，而司馬遷有意穿插在輔秦人物中間，這是對比見義，表現了司馬遷反暴政的思想。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司馬遷在李斯、蒙恬兩傳的贊中，既肯定他們的功績，又直接地批判他們輕忽百姓的罪責，是值得注意的。白起、王翦有大功於秦，白起冤死，王翦善終，因白起坑降，王翦卻無此暴行，所以兩人合傳以示對比。白起坑降不同於李斯、蒙恬的輕暴百姓，故司馬遷將王翦前置白起傳，而不是將白起下連王翦，以與第五組的暴政人物分開。第六組，張耳陳余至田儋六傳，敘楚漢相爭人物。第七組，樊酈滕灌至季布欒布六傳，皆輔漢功臣義士。第八組，袁盎晁錯至扁鵲倉公五傳，敘文景時代忠勤於王室的人物。倉公傳上連扁鵲以表現醫學的承傳。第九組，吳王濞至韓長孺三傳，敘景、武之際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韓長孺卷入魏其與武安兩侯的糾葛中，故排列於此。第十組，李將軍至衛將軍驃騎三傳，序伐匈奴的專題人物。第十一組，平津侯主父至淮南衡山七傳，序武帝時的人臣傳記和開疆拓土。第十二、第十三組，循吏至酷吏四傳作兩兩對比。循吏傳無漢代人，酷吏傳無漢以前人。汲鄭古樸贛直而不喜儒，武帝倡儒學而多用酷吏。司馬遷用這樣的強烈對比來譏刺武帝的政治。第十四至第十九各組是各種專題類傳。《大宛列傳》是敘外國史事的類傳，西域各國附載於該傳中。第二十組是總括全書要旨的自序傳。

由上分析，七十列傳基本以時代為序排列，符合通史原則，但有組合義例，或以類連及，或對比見義。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時代為序，以類相從。”上面的分組與評論，未必完全符合司馬遷的原意，但總原則的分析不會有錯。趙翼評論《史記》篇目是“隨得隨編”，其說絕不可信。“時代為序”，勾勒歷史發展的線索，是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反映；“以類相從”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用歷史類比法進行古今縱橫排比論證，探尋治亂興衰的規律，這也是一種先進的研究方法。古今類比，有利於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即以古為鑒之意。我們掌握了司馬遷的歷史類比法，以此為解剖刀去閱讀和研究《史記》，許多疑難問題，便迎刃而解。例如合傳、類傳就是以某人物或以某時代為中心上溯或下及，是連類而附。《史記》各體的附記法，實質也是類比法的引申。

此外，《史記》命篇，司馬遷不作統一標準。《漢書》列傳一律以人物姓名命篇。司馬遷以姓名、封爵、謚號、別名兼用，其義無法考實，但可以肯定司馬遷絕不是隨意使用，而是根據當時所理解的善惡是非所表現的愛憎感情來決定命名的。例如“循吏”與“酷吏”兩類傳之命名尤為明顯。又如漢初三雄，彭越、黥布皆以其名命篇，而韓信用“淮陰侯”之爵名命篇，表現了一種親切感，示同情韓信。對石奮用“萬石”之別號命篇，是口語化的反映。其他就不必一一述論了。

《史記》 講義（下冊）

伯夷列傳

伯夷列傳

【題解】這是七十列傳中的篇，夾敘夾議，是一篇提示義例的論傳。列傳借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伯夷、叔齊的高風亮節為議題，糾正了關於他們餓死無怨言的說法。列傳還將伯夷、叔齊與許由、務光對照，指出伯夷、叔齊是由於孔子稱頌而聞名於後世的，示例七十列傳中的人物也將因太史公之筆而垂名後世。司馬談臨終遺言：“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創作七十列傳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神聖的使命。

夫學者載籍極博①，猶考信於六藝②，《詩》《書》雖缺③，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④。堯將遜位⑤，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⑥，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⑦，功用既興，然後授政⑧。示天下重器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⑩，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注釋】①載籍：書籍。②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③《詩》《書》雖缺：相傳《詩》《書》是孔子刪定的，《詩》三百零五篇，《書》一百篇。由於秦始皇焚書，《書》已殘缺，漢代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只有二十八篇。④虞、夏之文：指《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⑤遜位：退位。⑥岳牧：岳：指四岳，即四方諸侯的首領。牧：指九牧，九州的行政長官。⑦典職：掌理政務。⑧授政：傳讓帝位。⑨重器：象徵國家權力的寶物，如鼎等。⑩許由：傳說的堯時隱士。堯打算把天下禪讓給他，他拒不接受，逃到潁水之北、箕山之下隱居起來。有卞隨、務光者：均夏桀時人，傳說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卞隨不受，投水而死；務光以為恥，因而逃隱。何以：拿什麼，該怎樣。稱：贊揚。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市南。蓋：傳疑副詞。冢：墳墓。云：語末助詞。吳太伯：周太王長子，讓位於弟季歷而逃至勾吳，事詳《吳太伯世家》。倫：類。文辭不少概見：記載卞隨、務光的文辭連少許的梗概都沒有。少：少許。概：梗概。

(以上為段，對儒家典籍不載許由等人事跡提出了疑問。)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稀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②?”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③。其傳曰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⑤。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⑥，盍往歸焉⑦。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⑧，號為文王，東伐紂⑨。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⑩：“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注釋】①“孔子曰”句：引文見《論語·公冶長》第二十三章。怨是用稀：仇怨很少。稀，很薄，很少。②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引文見《論語·述而》第十五章。③軼(ｙì)詩：指下文的《采薇歌》，因其不見於“詩三百”中，故稱軼詩。④其傳曰：其事跡如下。這裡的“傳”做事跡解，也可能是摘取的司馬談原作。當然也可以解為《韓詩外傳》《呂氏春秋》等古書上的記載。⑤孤竹：傳說湯所封之國，在今河北省盧龍縣一帶。孤竹國君姓墨胎。⑥西伯昌：周文王姬昌，當時被紂封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⑦盍(ｈé)：通“蓋”，於是。⑧武王：文王的兒子姬發，西周開國之君。木主：木牌位。⑨紂：商朝的末代帝王，名帝辛，字受德，以暴虐亡國。⑩叩馬而諫：在武王的行軍馬前，攔路扣住馬韁繩進行勸諫。爰：乃，於是。兵之：用兵器擊打伯夷、叔齊。太公：即姜尚，又名呂尚，字子牙，文王尊稱太公望。宗周：歸服周朝。首陽山：在今山西省永濟市南。一說首陽即河南省偃師市西北的邙山，因日出先照而得名。薇：可生吃的野菜。西山：即首陽山。神農：傳說中的遠古帝王，即炎帝，教民稼穡，故稱神農氏。殂(ｃú)：死。

(以上為第二段，敘述了伯夷、叔齊的事跡，錄《采薇》之歌對孔子稱述伯夷“無怨”之說提出了質疑。)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①。”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②!且七十子之徒③，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④。然回也屢空⑤，糟糠不厭⑥，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⑦，肝人之肉⑧，暴戾恣睢⑨，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⑩，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注釋】①“無親”二句：無私，不偏愛。與：贊助。②絜：同“潔”。③七十子：孔子的高足弟子七十二人，身通六藝。《仲尼弟子列傳》載七十七人，七十是舉其成數。④仲尼：孔子的字。獨薦顏淵：有一次魯哀公問孔子，他的弟子中誰好學，孔子獨以顏淵回答，見《論語·雍也》第三章。⑤屢空：經常貧困。⑥不厭：吃不飽。⑦盜跖(ｚｈí)：相傳春秋時反抗貴族的領袖，名跖，歷代統治者誣為大盜，史稱盜跖。不辜：無罪的人。⑧肝人之肉：挖人心肝當肉吃，見《莊子·盜跖篇》，此系寓言。⑨暴戾：殘暴，兇狠。恣睢(ｓｕī)：放肆行兇。⑩忌諱：避忌諱言之事，指法律禁令。擇地而蹈之：看準地方才踏步走路，形容小心謹慎的樣子。徑：小路。

(以上為第三段，以伯夷潔行遭困頓，盜跖恣睢壽終，聯想到近世以來社會的種種不平，從而對懲惡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質疑。)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①。”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②。”“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③。”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注釋】①道不同，不相為謀：引語見《論語·衛靈公》第四十章。②富貴如可求：引語見《論語·述而》第十二章。③“歲寒”句：引語見《論語·予罕》第二十八章。凋：凋落，衰謝。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①。”賈子曰②：“貪夫殉財③，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眾庶憑生④。”“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⑤。”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⑥，附驥尾而行益顯⑦。巖穴之士⑧，趨舍有時若此⑨。類名堙滅而不稱⑩，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注釋】①“君子”句：引語見《論語·衛靈公》第二十章。②賈子：即賈誼。以下引語見《鳥賦》。③殉：犧牲生命。④憑(ｐíｎɡ)：仗恃，引申為貪求。⑤“同明相照”句：引語是從《易·乾卦》中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睹”脫化而來。⑥篤學：深深地好學。⑦附驥尾：喻追隨賢者之後。驥：千裡馬。⑧巖穴之士：隱士。⑨趨：進取，指成名於世。舍：棄舍，指湮沒無聞。⑩堙滅：埋沒。閭巷之人：普通的人。閭巷，指窮鄉僻壤。砥：磨刀石，用作動詞，磨煉的意思。青云之士：德高望重立言傳世的人。惡：何。施：延續，留傳。

(以上為第四段，引前哲聖賢砥礪道德操行以自勉；但若立名後世，必附青云之士，慨嘆世情，寄寓自己述史立言責任之重。)

講析

《伯夷列傳》全文不足千字，而內容卻極其豐富，論列歷史

人物達十余人之多

。列傳雖以伯夷命篇，而記載伯夷、叔齊行事的“其傳曰”云云一節只有二百一十五字，四

分之三是感慨議論。其實質是一篇序贊論文，故其體與十表序、類傳序相同，冠於七十列傳

之首，用以提示義例，也就是七十列傳的一篇序論。

既是一篇序論，所以有多層次的義例，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思想內容：

(一)對天道質疑，強調重人事。本來“究天人之際”是司馬遷“一家之言”的組成部分

。《史記》五體，各有重心。八書重在究天人之際，七十列傳重在講人事功利。按傳統的天

道觀念，是懲惡佑善。但現實社會卻往往是好人遭殃，壞人享福，對這不公平的世道，司馬

遷提出了憤怒的質問。蒼天佑善嗎?像伯夷、叔齊那樣的人，“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蒼天懲惡嗎?“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司馬遷對蒼天發出了尖銳的質問：“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

是邪非邪?”這一質問，表明七十列傳載述人物，重在行事，論其功利，在這裡是看不到天

道的影子的。又，“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這本是司馬遷述史的取材原則。但《

伯夷列傳》對經典所載，聖人之言，也提出了質疑。孔子稱道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不

念舊惡，“怨是用稀”。可是伯夷、叔齊留下的《采薇》之歌，充滿了怨情，那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而死，到底“怨邪非邪？”這一質問表明司馬遷論載人物，將衝破傳統的禮義規範

，以實錄他們的行事，進行全面的褒貶來反映複雜的社會。以上兩層義例是司馬遷“是非頗謬

於聖人”的進步歷史觀，也是《伯夷列傳》第二、第三兩段所蘊含的中心內容。

(二)頌揚“奔義”“讓國”，譴責“爭利”“爭國”。《太史公自序》云：“末

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故陳直曰：“世家首吳

太伯，列傳首伯夷，推崇讓德，其意至微亦至顯。”(《史記新證·自序》)伯夷、叔齊

，視榮華富貴如浮云，他們不惜獻出生命來立名立節。這和近世以來，尤其是漢代建國以來

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間的“爭利”“爭國”形成鮮明對照，寓意良深。

(三)說明自己為歷史人物樹碑立傳，使之留傳後世的寫作目的。《伯夷列傳》明寫伯夷

，暗襯孔子，一明一暗，兩條線索，交叉互證，闡明義例。伯夷和孔子兩人都是本傳的中心

人物，而伯夷卻又只是用來陪襯孔子，借以抒發議論的。全傳五個自然段，可分為三大結構段，表達三層義理。自然段為大結構段，以“考信於六藝”起首議論，將伯夷、叔齊與許由、卞隨、務光對照，提出了一個懸案，許由、務光義

至高，而經傳不載，其名不顯，是什麼原因呢?第二、第三自然段，以“孔子曰”起論至“是邪非邪”止為第二大結構段，假借伯夷抒發牢騷憤懣，

對天道、對不平的社會提出了尖銳的質問，行文跌宕起伏，夾敘夾議，悲嘆、感慨、質問、

反詰，撲朔迷離。乍看似無中心，仔細咀嚼，文章氣勢連貫，議論縱橫，引人馳騁古今，浮

想聯翩。第四、第五自然段為第三大結構段，響應篇首，得出結論，“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

施於後世哉？”以此示例，七十列傳也將以得太史公之筆而名垂後世。也就是說，論載各類

立名立節的歷史人物是史官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所以司馬遷十分注意砥行立名的閭巷之人

。七十列傳除載述輔佐帝王的功臣將相、賢士大夫之外，還記述了農民起義的領袖陳涉，下

層社會的俠客、醫卜、隱士、商賈、俳優、博徒、屠夫、婦女等等，呈現出絢麗多彩的豐富

內

容。司馬遷有感於許由、卞隨、務光不遇孔子而其名不顯，托以自傷其不遇明主而蒙恥，故

述往事，思來者。

以上分析，可知《伯夷列傳》是一篇“明述作之本旨”的史論，可以看作是與《太史公

自序》前後呼應的引言，若當人物傳記讀，則矛盾百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清梁玉繩《史

記志疑》考列十大矛盾，認為“史所載，俱非也”。殊不知司馬遷本來就視伯夷、叔齊同許

由、卞隨、務光一樣，其事跡都在疑似之間，只不過是借題發揮罷了。

《史記》 講義（下冊）

管晏列傳

管晏列傳

【題解】本篇是春秋時期齊國賢相管仲、晏嬰二人的合傳。兩人都是齊國的大政治家。管仲名夷吾，字仲，死後謚敬，故又稱管敬仲。管仲相齊四十多年，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個霸主。晏嬰，字平仲，歷仕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使齊中興，顯名諸侯。兩人都有著述流傳，足以垂名後世，故管晏列傳不載兩人功業，僅載幾則軼事，用典型的生活片斷來表達兩人的思想境界，並突出知人薦賢的主題。篇末贊語，司馬遷抒發了自己內心深處的無限感慨，寓意深刻。這表明《管晏列傳》當作於司馬遷受腐刑之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①。少時常與鮑叔牙遊②，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③，鮑叔終善遇之④，不以為言⑤。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⑥，管仲事公子糾⑦。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⑧。管仲既用，任政於齊⑨，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⑩，管仲之謀也。

【注釋】①潁上：古邑名，在潁水之南，隋置潁上縣，在今安徽省潁上縣南。②遊：交遊。③欺：占上風，即下文的“分財利多自與”。④終善遇之：始終對管仲很好。⑤言：口實。⑥小白：齊桓公之名。⑦公子糾：齊桓公兄。⑧進：薦舉。⑨任政：執政。⑩一匡天下：使天下歸於正。匡：正。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①，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②。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③，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