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制度暴力，打破「依法」迷思：芝加哥七人案的歷史意義
文／沈旭暉（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
英國小說家毛姆在《月亮與六便士》說：「惡魔要做壞事，總要引用《聖經》的話。」如今宗教的力量遠非昔日強大，歷史諸多的暴政，則借「法律」為行惡的工具，企圖經由制度暴力，正當化自己施加於抗爭者的諸般劣行。
在香港，我們看見二○一九年至今對抗爭者的指控，荒謬不公、秋後算帳的法院審理。在台灣，大家追溯「美麗島事件」的大審，於轉型正義之中再尋覓公理。其實，就算是許多香港、台灣民眾欣賞的民主大國，美國也曾在民主進程出現偏頗的審議：一九六九年「芝加哥七人案」（Chicago Seven），是美國歷史極具意義的案件，象徵了六十年代末美國內部的各種衝突、差異，其中公民堅守理想，在劣境之中仍然極力反抗政府暴行的精神，尤值得我們謹記於心。
對許多人來說，「芝加哥七人案」並不陌生，因為二○二○年在Netflix上映的改編電影《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已經深入淺出地還原歷史事件。這部電影許多內容，都參考自美國作家Jon Wiener撰寫的《芝加哥七人案》（Conspiracy in the Streets: The Extraordinary Trial of the Chicago Seven），相較而言，電影側重戲劇性，企圖呈現未來的改革、光明；此書則盡量紀實，仔細將法庭長達兩萬兩千頁的原始審判紀錄，精簡至193頁，是原始史料的真實、詳細。難得中文版面世，自然值得全球華人仔細閱讀。
在一九六九年的「芝加哥七人案」，眾人受審的罪行指控，源自「一九六八年民主黨全國大會抗議活動」（1968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protest activity），示威領袖希望在總統大選前夕，於芝加哥遊行示威，反對政府以人民名義持續越戰，生靈塗炭。可是，政府拒絕他們申請在公園集會的權利，致使一萬多名民眾與警察、國民警衛隊及士兵衝突。八個月後，聯邦檢察官起訴八名領導人，罪名是「跨越州界，以煽動暴動」。在長達十個月的法院審議，被告面對各種制度暴力的事件，以及嘲諷司法不公的態度，備受舉國關注、討論。
歷史大事，絕非謬然發生。「芝加哥七人案」之前，這些示威浪潮早已存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示威民眾在五角大廈的大規模遊行，反對越戰；一九六八年一月，共產黨發動「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突襲南越，士兵甚至攻入西貢市中心的美國大使館駐地，令美國民眾失去取勝信心。
同年四月，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遭白人暗殺，引發大批的黑人示威，政府嚴厲對應，終使警民衝突，無數傷亡。同年六月，相對代表民權運動聲音的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在加州初選被暗殺。其後，共和黨的老牌保守政客尼克森（Richard Nixon）召集「沉默的大多數」，宣稱支持「法律和秩序」，團結保守派白人，以求勝出總統選舉。這些話語，不論是香港、台灣以至世界各地，我們都一再看見它們不斷再現。
尼克森宣誓就職的兩個月後，三月二十日，檢察官就起訴芝加哥八名被告。其中鮑比．希爾（Bobby Seale）和其他七位被告不一樣，只曾在芝加哥演講一次，和被其他告並不全部認識，甚至沒有親身參加芝加哥示威。政府只是希望借由這次政治審判，處理黑人組織「黑豹黨」黨主席的鮑比。在審判過程，鮑比一再強調要自我辯護，卻被維護政府、歧視黑人的法官剝奪公民權利，並施加綑綁、堵嘴的刑罰，最後法官以起訴無效將他踢出法庭，由八人案變成「芝加哥七人案」。
「芝加哥七人案」的被告，從一開始已經知道這只是「擺樣子公審」（show trial），審判主要目的是宣告被告罪名，將其定性為「自封領導者的少數人欺騙樸實的人民，操縱他們去執行非法暴力行為」，殺雞儆猴。因此，他們七人連同兩位律師，希望能反借這場公審宣揚自己是「為了結束不道德且錯誤的戰爭，公民們所做的合法努力」，才做出種種示威，並展示當時美國政府橫蠻的一面。
在法庭審判的對話紀錄，我們可以看見法官的「依法」偏頗，陪審員被迫與世隔絕，施壓令他們作出有罪判決，許多有利被告的證人不被接納作證，控方證人清一色都是建制中人等。這些紀錄，都令我們一再反思、質問：誰定義了何謂暴力？為何民眾必須為了政府的推波助瀾，引發的警民衝突負責？公民抗命的行動，與制度暴力相比，兩者誰更為危害國家發展、人民權利？而連擁有三權分立傳統、媒體監督力量龐大的美國，法院也可以作出這類判決，審判過程也可以如此粗暴，那「舉國體制」下的國家，如何「依法」審判政治案件，被告如何因為人質物質、而受到民主國家難以想像的壓力，更令人想起也窒息。
「芝加哥七人案」有光明的結局，七位被告最終在上訴法院因「司法錯誤」推翻罪名，一九七五年美國撤出最後一批在越南的美國人員，戰爭告一段落，他們各人也成了美國社會尊重的人權鬥士。但世界各地仍有許多假借法律之名行惡的審判，尚未看見光明，而且還有邁向黑暗深淵的趨勢。因此，我們都應謹記「芝加哥七人案」的信念，被告之一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庭上發言：
「我們不認為它最高，我們認為人民才是這片土地的最高法院。我們不能尊重我們認為不合法的權威，我們只能抵抗這種不合法的權威。我們不能尊重屬於暴政的法律，而法院正處於暴政的陰謀之中。當法律處於暴政狀態時，唯一的秩序就是叛亂和不尊重，我們展現的就是這些，而所有可敬的自由人展現的也是這些。」
序章──被審判的一九六○年代
喬恩．維納
在一九六○年代末，美國內部的各種衝突似乎被提煉出來，一口氣爆發於芝加哥共謀案的法庭。這場審判的焦點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在芝加哥舉行的示威活動，當時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外圍，有一萬多名青年示威反對越戰，以人民的名義來對抗戰爭製造者。他們面對著人數相近的警察、國民警衛隊及士兵，而全美電視台向數百萬名觀眾播出這場衝突，「標誌著國家內政及文化秩序的危機」。八個月後，聯邦檢察官起訴八位示威領導人，指控他們串謀煽動暴亂。這場審判占據了新聞頭條好幾個月，迫使全美民眾得在反戰運動者的激情與訴求，以及主戰派的戰術與論述之間做出抉擇。
在法庭上，被告面對了代表現實中所有不公與壓迫的法官和檢座。被告人以美國法庭罕見的嘲諷和蔑視態度來對待法官，從而激怒了主流社會，也使各地年輕人為此興奮不已。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對陪審團拋飛吻，還和傑瑞．魯賓（Jerry Rubin）一起穿法官袍出庭，並且用意第緒語來辱罵朱利葉斯．霍夫曼（Julius Hoffman）法官（這兩位霍夫曼先生都是猶太人）。戴夫．戴林澤（Dave Dellinger）直接在陪審團面前說副警長的證詞是「狗屁」；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簡稱BBP）的鮑比．希爾（Bobby Seale）由於被公然剝奪請辯護律師的權利，又多次被駁回自己代表自己的請求，因此稱法官是「腐爛的種族歧視豬」及「法西斯主義騙子豬」。
朱利葉斯．霍夫曼法官則將「鎮壓平民的政府官員」一角，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他還下令綑綁鮑比．希爾並堵上他的嘴。於是，透過電視和報章雜誌，全美人民都看見這幅令人驚悚的景象──在美國法庭上，一名身披鎖鏈、嘴被堵住的黑人男子，奮力吶喊、要求自己應有的權利（法庭中不得使用攝影機，因此只有素描畫面流傳）。
經年累月的越戰、數百個校園中的反戰示威、城市貧民窟裡的各種暴動叛亂，以及尼克森在民主黨執政八年之後入主白宮，最終導致了這場法庭對峙。
對於檢方來說，這次審判的目的是要改寫示威及反戰運動的歷史，將「為了結束不道德且錯誤的戰爭，公民們所做的合法努力」，轉為「自封領導者的少數人欺騙樸實人民，操縱他們執行非法暴力行為」。
事實上，被尼克森政府點名的領導人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運動族群，對於美國該怎麼改變，他們有著不同的想法及改善策略。在芝加哥面對檢察官的三個不同團體領袖分別是：文化激進派的艾比．霍夫曼及傑瑞．魯賓，這兩人是易皮士（Yippies）的領導人；政治激進派的戴夫．戴林澤、湯姆．海登（Tom Hayden）及倫尼．戴維斯（Rennie Davis），他們是全國動員結束越戰團體（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以下簡稱Mobe）的領導人；還有黑豹黨的主席，黑人激進派的代表鮑比．希爾。
文化激進派：易皮士
文化激進派的艾比．霍夫曼與傑瑞．魯賓，是青年反叛的一分子，他們對「自由」的定義比政治激進派更為廣泛。越戰所帶來的不合理權威，導致他們不只抵制政策， 也抵制幾乎所有社會人士該有的價值與觀念。此種反主流文化拒絕工作及對財富的追求，支持玩耍及對快樂的追求。它拒絕家庭生活，支持公社生活；它擁抱毒品，視其為娛樂及通往啟蒙之路；同時主張以性自由替代性壓抑。由於來自青年國際黨（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的易皮士以幽默挑戰不公及濫權，它更為政治帶來了歡樂色彩。他們最著名的事蹟，發生於一九六七年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艾比．霍夫曼從二樓通道向交易大廳撒鈔票，吸引交易員們爭先恐後地搶著撿錢，從而造成股市停擺。這種反主流文化在超大型搖滾音樂節上讚揚年輕人，例如一九六九年八月的伍茲塔克音樂節，將四十多萬名年輕人聚集到紐約州北部，舉辦三天和平與非暴力的活動。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的芝加哥，易皮士們計畫舉辦屬於自己的「生命節慶」，以此挑戰他們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看見的「死亡節慶」。
受審時三十三歲的艾比．霍夫曼，是才華洋溢的叛逆激進分子。他畢業於布蘭戴斯大學，曾在一九六○年代參與早期的民權與和平運動。他了解媒體的力量，並且致力於擬定能顛覆媒體現況的策略。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記者會上，他說將在五角大廈進行的反戰示威是「趕走惡靈的驅魔儀式」，一支「權力歸花特遣隊」會包圍五角大廈，並使其「升空」。
艾比認為法庭是實踐自己游擊劇理念的理想場所。他是被選為證人出庭的兩名被告之一，其證詞相當精采，而且經常很搞笑，如以下這段對話：
問：「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到一九六○年五月一日之間，有任何事在你人生中發生嗎？」
答：「什麼都沒有，我相信這就是所謂的美國教育。」
另一名文化激進派的被告是傑瑞．魯賓，他在開始受審時為三十歲。傑瑞成長於辛辛那提的藍領階級猶太家庭，之後在柏克萊大學成為學生激進分子，還是在奧克蘭阻止運兵車的領導人。他曾競選柏克萊市長，並獲得百分之二十二的選票。傑瑞在一九六六年時展開激進媒體政治，他穿著革命戰爭時期的軍服，出現在當時正調查反戰活動、令人畏懼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前，四處發放《獨立宣言》影本，因此贏得了新聞頭條與報導；他說自己想告訴年輕人：「你不必害怕，你可以把恐懼變成勇氣。」一九六七年秋季的反戰示威，各方領導者原本計畫於美國國會大廈集會，正是因為傑瑞的建議，而改到五角大廈示威。
黑人激進派：黑豹黨
民權運動在一九六○年代中期變得更激進，「我們一定會勝利」的心態，被「黑人力量」取代；此一口號在一九六六年時首次出現，於受到麥爾坎．Ｘ（Malcolm X）啟發的激進分子之間流傳，後來因聯邦政府未能阻止美國南部腹地的民運人士遭受攻擊，進而被激化。「黑人力量」對不同的人代表不同意義，而打著此口號的新興團體中，最為著名的是黑豹黨。黑豹黨是一九六六年時，由休伊．牛頓（Huey Newton）及鮑比．希爾在奧克蘭所成立，並因倡導武裝自衛對抗警察攻擊而聞名。黑豹黨的十點計畫包含停止警察暴力、全民就業，以及免除黑人男性的兵役。與其他一九六○年代末的黑人激進團體不同，黑豹黨樂於與認同其革命目標的白人激進分子結成同盟，包含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及後來的地下氣象組織（Weather Underground）。黑豹黨還舉辦了數個幫助貧困兒童的早餐計畫，但也有三十位黨員透過攜槍進入加州立法機構的舉動，表達他們的信念。當時，鮑比．希爾宣讀了一份聲明，然後與其他黑豹黨員一起被逮捕。
鮑比．希爾是黑豹黨的黨主席，在受審時為三十三歲，他在人前的形象是個激烈的武裝自衛倡導者。「真正的鮑比，」湯姆．海登後來記錄著：「確實是充滿憤怒且具煽動力的人，但在面具背後的他，同時散發著人性、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幽默感，並且渴望著單純的正義。不是每位黑豹黨員都像鮑比如此負責任。」
在芝加哥示威和審判發生的前一年，像黑豹黨這樣的黑人激進分子，其世界觀與反主流文化完全不同。對美國的嬉皮士來說，一九六七年是「愛之夏天」，「花的孩子」湧進音樂會或公園裡，高唱〈你需要的就是愛〉（All You Need Is Love），這首在那年夏天登上榜首的披頭四名曲。然而，對美國黑人而言，那是一個「漫長又炎熱的夏天」，貧民窟暴動與叛亂導致數千人受傷或遭到逮捕，甚至有人因此罹難，在紐瓦克和底特律尤其嚴重。
這種白人與黑人青年之間的差異，越發證明鮑比．希爾不可能是芝加哥共謀背後的主謀之一。一九六八年的黑豹黨對反抗民主黨並不感興趣；在開庭之前，除了湯姆．海登以外，希爾根本沒有見過艾比．霍夫曼、傑瑞．魯賓或其他被告；他只在芝加哥做過一次演溝，並沒有參與策劃示威活動。但尼克森政府當時遵循「法律與秩序」的鎮壓作風，想要處理黑豹黨，起訴並監禁他們的領導人，因此希爾才會被指控為芝加哥共謀案的一員。
政治激進派：全國動員結束越戰團體Mobe
除了文化激進派與黑人激進派外，第三個被牽扯進芝加哥大審的團體，是由戴夫．戴林澤、倫尼．戴維斯和湯姆．海登所代表的政治激進派。
當時五十四歲的戴夫．戴林澤是被告中最年長者，同時也是終身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身為富有律師的兒子，戴林澤從耶魯大學及牛津大學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為和平主義者的他拒服兵役，並因此坐了三年牢。他反對韓戰，接著在一九六○年代中期，成為Mobe的主席。負責報導此次大審的《紐約時報》記者Ｊ．安東尼．盧卡斯（J. Anthony Lukas），如此描述戴林澤：「他看起來像下了班的童軍團長。」
受審時二十九歲的倫尼．戴維斯，則是標準的健全美國人，他在證言裡敘述，他第一次到芝加哥是參加一場農業青年社團舉辦的養雞競賽，並且得到第四名。他畢業於歐柏林學院，在一九六○年代中期成為新左派最有才華的組織者。根據盧卡斯的記載，倫尼在領導Mobe時，「做了大部分的籌備工作」，包括示威活動和之後的審判。他曾在一九六七年去過北越；辯方選他為出庭作證的兩名證人之一。
湯姆．海登受審時也是二十九歲。盧卡斯寫道，在所有被告人中，湯姆擁有「最純粹的智慧」。他成長於密西根州一個愛爾蘭天主教中產家庭，從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同時也是民主社會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的創辦人之一。一九六一年，他在美國南方與民權運動者一起工作時，在密西西比州的麥庫姆市遭到一群白人暴徒毆打。次年，他替民主社會學生會撰寫《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陳述新左派的理想與目標。他曾花三年協助安頓紐瓦克的窮人，並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見證了為期一週的叛亂；他在一九六五年時也去過北越。他是Mobe和全國運動的關鍵策略家，而且比其他被告者更希望有個完善的辯護策略，不僅能對抗法庭，還要贏得部分陪審員的支持，使得陪審團無法達成決議，好讓被告們可以繼續反戰工作，免於鋃鐺入獄。
另外被起訴的兩人是約翰．弗羅因斯（John Froines）與李．維納（Lee Weiner）。弗羅因斯是年輕的化學博士，維納則是西北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生。他們曾在芝加哥示威活動擔任領隊，但並不是全國示威活動的領導人；事實上，他們在審判結束時也獲判無罪。
戰爭與審判
檢方和法官堅持此審判是在「檢視煽動叛亂的陰謀」，而辯方則堅持此審判是在「檢視越戰與公民能示威反對戰爭的權利」。官方對於越戰的說法，是該國被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入侵，要努力去協助捍衛民主；辯方認為這場戰爭基本上是越南自二戰結束後，為了對抗法國殖民主義而開始的抗爭，是其爭取獨立的延續。一九五四年，這階段隨著越南勝利和日內瓦協議而結束，和平條約將越南一分為二：共產主義的北方與及美國支持的南方。根據日內瓦協議，越南會在兩年內進行選舉並完成統一。
被告們經常指出，南越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且早在一九五六年，民主就已被擋在越南門外。當時，由於共產黨顯然會贏（畢竟他們領導了獨立抗爭），艾森豪總統停止了選舉，隨後美國開始派軍隊來保護自己成立的西貢政府。被告們也常指出，民主黨對越戰的責任比共和黨更多，因為甘迺迪曾派出一萬六千名美國「顧問」。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 則大幅拉高等級：在芝加哥召開民主黨大會時，美國已送了五十萬士兵去攻打越南，而且在這小國投下的炸彈數量，比雙方在二戰期間使用的炸彈更多。
被告們被起訴之際，已經籌劃了四、五年的反戰活動。他們大多曾參與民主社會學生會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在華盛頓舉辦的第一次反戰遊行，當時約有兩萬五千人參加，讓所有人（包括主辦者）都感到訝異。到了一九六七年，民主社會學生會有三萬名成員，遍布於二百四十七所分會，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大學，到工人階級的社區大學都有成員。隨著戰爭規模愈來愈大，破壞愈來愈多，民主社會學生會進一步提升其言論與策略，他們鼓勵年輕人燒毀自己的徵兵卡，拒絕服兵役，而且有好幾千人確實這樣做了。一九六七年十月，透過在五角大廈的大規模遊行，反戰運動的人數和影響力又創新高。那場遊行啟發了「到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現場遊行」的想法。到了一九六八年，民主社會學生會呼籲群眾：「從抗議到抵抗。」
一九六○年代在一九六八年進入白熱化。在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示威活動完畢後，接下來七個月所發生的事件，打碎了多數美國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首先是戰事的到來。美國官方常宣告潮流正在轉向，他們預見戰爭即將結束，但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共產黨發動「新春攻勢」（Tet Offensive），在同一時間突襲南越的各個城市跟省會，最後其士兵攻入位於西貢市中心的美國大使館駐地。新春攻勢讓美國人覺得無法相信自己的領導人，而且越南戰爭不可能獲勝，但戰爭仍在繼續；到一九六八年八月代表大會的抗議示威時，已有近三萬名美國人以及數十萬名越南人死亡。
一九六八年，面臨連任壓力的詹森，在民主黨初選中受到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的質疑。三月底，詹森退出連任競選，之後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以第二位反戰候選人的身分參加初選，當時的副總統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則成為黨內的常規候選人。在芝加哥的代表大會上，似乎能看到關於候選人、戰爭和民主黨未來的真正選擇。
然後在四月，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在美國田納西州孟斐斯遭白人暗殺，引發美國史上最大一波的黑人暴動與叛亂。芝加哥市長李察．戴利向警察下令，黑人社區中的縱火者「格殺勿論」，而搶劫者則「開槍致殘」。事件發生後才四個月，戴利又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與示威者對峙，當時示威領袖們很擔心戴利對「街頭暴力」的立場。
同年六月，美國遭受第二次巨大的打擊。在加州初選當晚，羅伯特．甘迺迪於洛杉磯遭一名巴基斯坦民族主義者暗殺。
與此同時，另一陣營的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則重回美國政治舞台。六年前的一九六二年，尼克森卸下艾森豪總統的副手職位後，未能贏得加州州長選舉。尼克森將對一九六○年代的反擊當作其競選總統的動力，召集「沉默的多數」（保守派白人的暗語）聯合起來，支持「法律和秩序」（抵抗這些激進黑人和反戰學子的代號）。
芝加哥發生了什麼事
這八名被告遭指控「密謀在芝加哥發起街頭暴動」，但在代表大會召開前的幾個月裡，每個團體的領導人都盡可能規劃合法且和平的抗議活動。易皮士跟Mobe都向芝加哥市政府申請過示威許可，但是遭到了拒絕。他們上法庭請求許可，結果也被拒絕。沒有許可證，自然就不會供電給樂團的舞台，更不會有「生命節慶」。這幾乎保證警察跟示威者之間必定會有猛烈衝突。
負責調查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事件的委員會，後來將當時的狀況描述為「警察暴力」。這些事件在審判期間被特別放大審查，重點如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代表大會正式開幕的前一天。示威者與抗爭人士開始在林肯公園聚集，市政府已下令，對公園實行晚上十一點的宵禁。在示威的第一天晚上，湯姆．海登和倫尼．戴維斯帶領遊行隊伍從公園出發，前往與會代表們下榻的康來德希爾頓飯店（Conrad Hilton Hotel）。午夜時分，警方強制執行宵禁，以催淚瓦斯和警棍攻擊公園裡的民眾，並逮捕他們；數千人在街上逃竄。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代表大會的第一天，艾比．霍夫曼和傑瑞．魯賓敦促示威者們力守公園。湯姆．海登下午被逮捕，晚上就被保釋。到了晚上十一點的宵禁時刻，有三千多人在公園裡遭到警察攻擊。警方不僅發射催淚彈，還用霰彈槍擊發空包彈。湯姆．海登再度被捕入獄，然後又被保釋。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黎明時分，詩人艾倫．金斯堡帶領示威者們一起誦經、祈禱及冥想。反戰群眾在芝加哥體育館裡集會，室內約有四千多人，他們聆聽戴夫．戴林澤、艾比．霍夫曼與其他人的演講，以及費爾．歐克斯（Phil Ochs）等人的演奏。鮑比．希爾則在林肯公園向兩千多人發表公開演說。晚上十一點，警察衝入公園並用警棍毆打民眾。某些示威者因此向四周疏散，他們打破商店櫥窗，與警方打持久戰。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約有一萬兩千名警察、六千名士兵，及五千名國民警衛隊被動員召集，而在離希爾頓飯店不遠的格蘭特公園（Grant Park），中午時有超過一萬五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舞台區。在演講過程中，有位青少年爬到旗桿上，警察們穿越群眾企圖阻止他，並用警棍和瓦斯攻擊人民。倫尼．戴維斯被警察毆打到需要住院治療；艾倫．金斯堡跟狄克．格雷戈里（Dick Gregory）發表了演講；戴夫．戴林澤嘗試把群眾帶往露天音樂台，但被警察們擋住了去路。在同地區的某個角落，警察持續用警棍跟催淚彈攻擊抗議者。這場戰鬥持續到當天傍晚，原本還在報導代表大會將提名韓福瑞的電視台，都開始直播示威者被警棍毆打的畫面。
大會會場內，來自康乃狄克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亞伯拉罕．魯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在場上發言反對韓福瑞，譴責其所謂「芝加哥街頭的蓋世太保戰術」。市長戴利在國家電視台的鏡頭前大罵魯比科夫，雖然當下畫面被消音，但懂脣語的人仍清楚看到他大喊：「媽的，你這婊子養的猶太人，他媽不要臉的混帳東西，滾回家去！」湯姆．海登和其他在希爾頓飯店外的示威者，被推進了破碎的玻璃落地窗，而警察們衝進飯店裡，直接將大廳跟等候廳變成戰場。本次大會正式結束。
當然，尼克森贏了十一月的選舉，但也只是險勝：在七千萬張選票裡只贏了不到六十萬票，總共只獲得百分之四十三的普選票。因為深南部（Deep South） 有第三位候選人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他是南方白人保守勢力及種族歧視者的首選。歷史學家認為，如果韓福瑞在競選結束前挺身表態反戰，極有可能會贏得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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