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時代：藝術與社會(980-1420)（簡體書）

喬治·杜比(1919―1996)，當代最著名的法國中世紀史學家、年鑒學派―新史學第三代先鋒代表，布羅代爾之後法國史學界“無可爭議的巨頭”，法蘭西科學院譽之為“法蘭西最偉大的歷史學家”。著有《布汶的星期天》《私人生活史》《騎士、婦女與教士》《法國史》等。于杜比而言，藝術和歷史同樣重要。他早年潛心研究11―13世紀法國經濟社會史，其博士論文《11―12世紀馬貢地區的社會》奠定了他在中世紀史領域的學術地位，隨後他在大學教授中世紀史長達19年，在法蘭西學院任中世紀史教授21年。在探尋中世紀的歷史遺跡、藝術寶藏時，杜比受到感染、啟示，產生激情，因而撰寫了一套藝術史叢書，旨在“更準確地把藝術創作置於歷史進程中，通過一系列非常美的書表現藝術品與社會、文化的關係”。這套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藝術史叢書於1976年由伽利瑪出版社修訂成《大教堂時代》出版。他一生熱愛藝術，“對一切形式的藝術，古代藝術或當代藝術都很敏感”。在《大教堂時代》一書中，杜比研究了中世紀的多座哥特式教堂，但各教堂的具體細節並非杜比的關注重心，他將教堂置於社會的大背景中，試圖理解中世紀時期藝術與教會之間的關係。

關於作者

喬治·杜比（ Georges Duby，1919—1996），20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中世紀史學家，繼費爾南·布羅代爾之後法國史學界無可爭議的巨頭，年鑒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布汶的星期天》《騎士、婦女與教士》《大教堂時代：藝術與社會，980—1420》等，編有《法國文明史》《私人生活史》《西方婦女史》等，研究領域涉及中世紀的方方面面。

 

關於譯者

顧曉燕，南京大學法語語言文學博士，現為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教師。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譯有《莫札特和大公的外衣》《佩德羅·阿爾莫多瓦：顛覆傳統的人》《影子中的女人》和《克拉拉·舒曼情史》等多部作品。

喬治·杜比一生熱愛藝術，把藝術與他酷愛的歷史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他在探尋中世紀歷史遺跡與藝術寶藏時產生了巨大的激情，進而憑藉其深厚的中世紀史學術功底，在20世紀60年代完成了這部偉大的作品《大教堂時代：藝術與社會（980—1420）》。

喬治·杜比絕大部分的作品主要面向專業讀者，具有相當的難度，而這本《大教堂時代》是他鮮有的面向普通讀者的作品。在本書中，他力求文筆優美、通俗易懂，以期帶領最普通的讀者領略中世紀的魅力、激發他們對中世紀史的興趣。喬治·杜比在70年代曾以這部藝術史為基礎拍攝了9集系列歷史影片。這部作品影響深遠、深受喜愛，記錄片則轟動一時、廣為傳播，都可謂普及中世紀歷史與藝術的傑作。于對中世紀史和歐洲藝術感興趣的讀者而言，偉大的中世紀史學家為普通讀者而作的這本《大教堂時代》，必然是不容錯過的佳作！喬治·杜比邀請你與他暢遊其中世紀領地！

第一部 隱修院（980—1130）

 

第一章 皇家藝術/13

第二章 封建諸侯/40

第三章 修行之士/69

第四章 教堂門口/97

 

第二部大教堂（1130—1280）

 

第五章 天主是光（1130—1190）/126

第六章 理性年代（1190—1250）/178

第七章 幸福（1250—1280）/214

 

第三部 宮殿（1280—1420）

 

第八章 新的人/256

第九章 模仿基督/293

第十章 擁有世界/333

 

插圖/371

第五章 天主是光（1130—1190）

事實上，哥特藝術在向基督教世界各個角落擴張的過程中遭遇著種種障礙：傳統、信仰以及與法蘭西思維格格不入的其他思維方式。在北部，英格蘭和愛爾蘭等島國的奇幻文化、眩暈的夢幻螺紋，以及蘇格蘭修士引入雷根斯堡的蛇紋圖案，都對哥特藝術的滲透產生了遏制作用。在神聖羅馬帝國，哥特藝術遭遇來自奧托文化傳統的強勁阻力。在義大利發展起來的銅像藝術完全抵制住了法蘭西藝術的影響，反而綻放在了比薩、貝內文托、蒙雷阿萊以及格涅茲諾的大教堂大門之上。羅曼美學在法蘭西王國的南部延續，並趁勢蓬勃發展。裡波爾的裝飾和克萊蒙的港口聖母院的教堂藝術起始於12世紀晚期，表現出明顯的羅曼風格。擴張的基督教世界從東方帶來的一切元素都在説明這些地區的藝術抵制哥特藝術的魅力。西班牙藝術的引入：摩薩拉布的視覺藝術在近1190年為《貝亞圖斯評注》一書中的插畫注入了靈感。拜占庭藝術的引入：影響範圍從巴伐利亞地區到拉丁基督教的東部，從巴勒莫王國一直到整個南部。而羅馬則延續著整個古典主義的文脈，同時繼續受到羅曼風格和東方影響。

每一個地區固有的文化傳統都是阻止法蘭西美學滲透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地區，古老的藝術傳統之所以根深蒂固，事實上是由於落後的經濟，因為並非所有的歐洲鄉村都能從農業的復興中獲利。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突出地影響了沙特爾和蘇瓦松地區，這裡的主教領主們財富充裕，推動了藝術的創新。在奧韋涅山區，由農民集資建立的古老教堂不知人間歲月深，繼續將11世紀留下的少許資金用於固化的民間藝術創作。偏于一隅的普羅旺斯，其商業發展極為緩慢。至於遠在霧氣氤氳的天涯海角的愛爾蘭、蘇格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則尚屬蠻荒之地。英格蘭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森林密佈的日爾曼同樣如此。作為查理曼加冕之地的神聖羅馬帝國也遲遲未能真正吸收加洛林文化。這些地區並沒有全部開設學校，而即便有學校的地方也沒有引入新的思想，人們全然不知光的禮拜儀式以及道成肉身的理念。法蘭西王國的教師的冒險精神、探索的勇氣以及用理性的知識滋養信仰的努力都沒有影響到這些地區。在這裡，基礎的教育仍然是唱讚歌。大教堂教務會由許多封建領主組成，主要任務是唱聖詩。里昂和阿爾勒的大主教和司鐸都是征戰沙場的好手，比起做推理來更擅長拿兵刃。在這些地區，隱修院仍然是宗教生活中最上層的組織，但他們保持著克呂尼派的修行方式。新的思想就算來到，也會偏離原來的軌道。女修道院院長賓根的希爾德加德在寫作《神之功業書》時，便從沙特爾的一位教師剛寫的一首寓言詩中獲得靈感，但詩的素材在她的思想中變化為一系列模糊的畫面，如同《貝亞圖斯評注》中的魔幻氛圍。卡拉布裡亞的修道院院長弗洛爾的約阿希姆借用了蘇熱的神學思考“和諧”，但這一思想在他這裡偏離原旨，變為末世論的烏托邦。所有法蘭西美學滲透的阻力都來自發展滯後的思想。

 

此外，法蘭西島的影響力還遭遇了新生的力量，這股力量來自經濟的發展，和巴黎的鄉村經濟同樣強勁，但力量的方向完全相反。

在盧瓦爾河南部，崛起的騎士文化精神反對教會藝術。阿基坦地區從未屈服于加洛林王朝的統治，這裡的人們與丕平、查理曼和禿頭查理做過堅韌不拔的鬥爭。這個地區拒絕法蘭西的學校教育、教會教育理念、法王身兼宗教與世俗權力於一身的性質，並始終堅持宗教和生活一分為二的原則：一方面不斷完善隱修院，另一方面追逐世俗歡愉。11世紀，阿基坦曾經是教會改革的首選地，公會議在這裡舉辦，議員們把教會組織從貴族的掌控中解脫出來，更加嚴格地區分了修士和俗人，前者秉持堅貞，後者追逐武器和愛情。阿基坦的王公們不相信宗教權力，不在乎禮拜儀式，貴族把拯救靈魂的祈禱工作交給了隱修院，認為給點佈施便可以獲得神恩，自由享受生活。他們和法蘭西的騎士一樣喜愛戰爭及狩獵，但他們待在城市中。在這裡，羅馬的城市傳統並未像法蘭西島那樣消散。他們癡迷於世俗歡樂。一位普瓦捷伯爵兼阿基坦公爵在1100年時寫了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情詩，以格裡高利聖詠作為旋律，歌詞內容是對貴婦的讚美。宮廷裡所有年輕人紛紛模仿，創作此類情詩：情人愛慕領主的妻子，為她效忠，赴湯蹈火。在盧瓦爾河南岸，騎士文化逐漸在貴族階層中形成，而教會只沉浸在隱修院的高牆之內和連篇的禱文中，對騎士文化的控制比起盧瓦爾河北岸相對寬鬆。騎士文化在圖盧茲和普羅旺斯等地區發展壯大，並影響至義大利。外省的法國貴族在12世紀下半葉終於接受了騎士文化，但也不無波折。法王路易七世迎娶阿基坦公爵的女繼承人，但他受不了王后的輕佻。他身邊的修士們（首先是蘇熱）說王后的舉止似惡魔，勸國王休妻。

很快，這位女子便另嫁他人，此人便是英格蘭國王——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亨利從先人處繼承了安茹，擁有了諾曼第，在聯姻後又將自己的領地進一步擴張至幾乎法蘭西王國的半壁江山。他想壓過卡佩王朝的風頭，便請宮裡的學者創作一種可以和巴黎相媲美的藝術。這些教士並沒有在信仰和智性的基礎上創作，而是基於歡愉和夢境，並因此在阿基坦元素和“布列塔尼”元素（即英格蘭元素）之間進行結合。在高盧王國邊境，馬姆斯伯裡修道院——堪稱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聖丹尼——保留著傳說的內核和關於亞瑟王的回憶，是凱爾特想像藝術的體現。文學從中汲取靈感，為亨利二世服務，人們開始講述騎士追逐火龍、解救情人的神奇冒險。除了在查理大帝身邊的戎裝主教和教徒的史詩故事，除了帕西瓦爾的神秘騎士冒險，在英格蘭的土地上還出現了特裡斯丹和伊瑟的悲劇愛情。在高盧西部同樣存在對抗法蘭西藝術的力量：昂熱大教堂雖然使用了交叉穹隆，但仍保留了普瓦圖的羅曼教堂的建築樣式。實際上，金雀花王朝的領地上並沒有真正發展出自己的建築風格，它的美學幾乎依然是詩意的，看不到一絲法蘭西藝術的身影，除了英式的小雕像（線條與沙特爾的雕像不同）以及法蘭西保留下來的這一時期僅剩的幾個世俗藝術物件，比如有盾形紋章的利穆贊上釉盆，這是當年貴族領主夫婦進入宮廷宴會時洗手用的器具。為法蘭西西部的王公貴族而作的詩歌意象只有在義大利的大教堂裡才獲得了建築上的再現。特洛伊故事裡的人物呈現在比通托的馬賽克鋪面上，圓桌騎士則出現在摩德納大教堂的三角門楣上。如此遠涉他鄉的藝術“漫遊”並非不可解釋。正如我所說，義大利的精英喜歡騎士文化的生活方式。義大利的城市大教堂是古代巴西利卡的繼承，它是宗教的，但同時也是世俗的。相對於法蘭西大教堂，義大利的大教堂屬於市民，它是市民之家。

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東南部，地中海繁榮的商業貿易逐漸孕育出另一種更為根深蒂固的強勁力量，阻止了法蘭西島藝術模式的滲透。中世紀早期蠻族入侵，西歐基督教世界衰落之後，這些地區的城市並沒有真正地死亡，並且比其他地方的城市更早地蘇醒。日爾曼人的騎兵從阿爾卑斯山南下為皇權征戰之時，驚訝地發現了這裡繁榮的城市，並憤怒不已。市鎮把封建領主趕到了郊區簡陋的城堡裡，削弱了主教和他手下教士的權力，戰勝了“紅鬍子”腓特烈，並成功地把帝國之鷹帶回了米蘭。和阿基坦地區一樣，這裡的城牆之內孕育出一種不受教會管束、以學堂為基礎的文化，因為義大利的學堂是非教會的，它們的主要目標不是教授神學，這裡的教士要學習神學必須遠赴巴黎。這些地區的城市沿襲著羅馬傳統，在帕維亞，尤其是在博洛尼亞，法律是首要科目。11世紀末，這裡的人們發現了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對這裡的教師而言，這一著作的地位如同法蘭西島學堂裡的《聖經》。教師們除了評述《學說匯纂》之外，還使用類似辯證法的分析方法來解釋經典法律，例如格拉蒂安在近1140年時為撰寫《教會諸法合參》而使用了阿伯拉爾的方法。但這一理論面向的是世俗之人，目的是培養法律人才，使他們效力于皇帝和城邦。再往南去，在亞平寧半島接近曾經歸屬於拜占庭和伊斯蘭勢力的地區發展出了其他世俗的教育形式：關注身體而非靈魂。這裡的學生學習醫學、代數和天文，以便更好地描繪出精確的星象圖。因此教師評述的對象是希波克拉底、蓋倫蓋倫和亞里斯多德的譯本。但教士們讀的並不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而是他的《天象論》，以期在這位哲人的思想中找到宇宙四大元素與人的性格之間的關係。因此在市鎮繁榮的義大利，學堂教授實踐性知識，面向日常和塵世生活，供公民即時所需。這些知識並不會推動宗教藝術的革新。與此同時，異端勢力正在侵蝕宗教生活。異教在義大利和阿基坦地區的世俗群眾中興盛起來，他們被上帝的僕人、歸隱山洞的隱修士、離群索居的克呂尼和熙篤會修士遺忘了。

 

 

第三部分 宮殿（1280—1420）

14世紀的西方基督教開始出現勢力回撤的跡象，趨勢日漸明顯。十字軍東征的願望依然強烈，成為一種執念，構成教會政治和所有騎士行為的核心，但是它正逐漸走出神秘和懷舊的情緒。從1291年法蘭克人最後擁有的聖地阿卡淪陷到1396年十字軍在尼科波利斯對抗入侵巴爾幹地區的土耳其軍隊時潰不成軍，這一時期發生的事實就是西方勢力逐漸撤離地中海東岸。1400年後，拜占庭只是一個充滿焦慮的圍城、一個對抗異教徒和亞洲人的悲慘的前沿陣地。歐洲之所以放棄擴張轉而收縮，是因為至少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裡不斷增長的歐洲人口在近1300年時開始出現拐點。1348—1350年的黑死病以及隨後的大規模疫病使人口出現災難性的下降。15世紀的最初幾年間，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口數量相較於一百年前少了一半：無數農田變為荒地；成千上萬的村莊日漸荒涼；在空蕩蕩的城池裡，大部分街區蕭條索瑟。除此以外，戰事頻發。戰爭曾經作為侵略性的力量以遠征的形式向外擴張，但如今人們感覺到它正在向內逆轉，導致大大小小的政權之間衝突不斷，愈演愈烈，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群雄爭霸，彼此對立。在農村和圍城周圍到處都是戰鬥的喧囂，到處都有“沿路”的武裝力量雇傭軍肆意掠奪和破壞,到處都有“土匪”和“強盜”（所謂的戰爭專業戶）。在14世紀上半葉出現了歐洲物質文明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倒退，前後兩次大規模的發展之間隔了一個漫長的蕭條期。這一停滯階段始於14世紀，並一直持續到近1750年。

但是，我們不能僅憑這些事實便像那些對於勢力回撤、人口減少、政局分裂過於敏感的史學家一樣，將悲觀判斷延伸至拉丁基督教的思想、信仰和藝術創作領域。毫無疑問，從文化價值而言，14世紀不僅不是一個落後的時代，反而是一個多產和進步的時代。物質文明的衰落甚至是混亂仿佛刺激了文化的進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它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經濟發達地區的地理佈局，在新的土地上播撒了知識和藝術的種子。

流行病、生產混亂和軍事動盪確實嚴重影響了日爾曼的某些地區和英格蘭王國，而法蘭西這個曾經的經濟強國似乎受創更為嚴重。但同時，其他地區卻幾乎得以倖免。在萊茵蘭、波希米亞、伊比利亞半島的某些國家，特別是倫巴底，城市發展，商業繁榮，人們開始產生新的好奇與不安。熱那亞、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航海家加快了在大西洋航線上的探險步伐，歐洲貿易開始轉向大洋，這很快彌補了地中海貿易的衰退。而且，14世紀的不幸，尤其是人口的減少，並非在所有領域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它們有利於財富向個人集中，有利於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同時為文化贊助創造了更為活躍的物質條件，促進了上層文化的普及。實際上，這一時期雖然飽受諸如人口驟減等一系列問題的困擾，但是富人的數量似乎相對于和平時代以及13世紀經濟發展時期更多了。在以往那些時代，財富雖然也在增長，卻跟不上人們製造財富的速度。這就是為什麼一些以往只有最高等級貴族才有的習慣和品位逐漸傳播到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這其中包括飲酒和穿衣的習慣、讀書、裝修住宅或墓地、領悟畫作和佈道的意義，或是定制藝術品。這就是為什麼儘管生產停滯、貿易蕭條，但人們對奢侈品的興趣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激增。最後，物質條件的倒退尤其導致了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崩塌。這種崩塌造成了一種無序，但同時又是一種重生，從某些方面而言也是一種解放。這個時代的人們當然比他們的祖輩更痛苦，但這種痛苦來自創新和解放帶來的壓力及鬥爭。所有具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感受到了這個時代的現代性，他們甚至為此惶恐，意識到要披荊斬棘、開拓新路。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新的人。

1300年左右出現的偉大文學作品，如《玫瑰傳奇》下卷或者美到極致的《神曲》正是這個時代現代感的見證。這些是寫給所有人的書，它們用世俗語言寫就，面向世俗讀者，為他們總結了以往時代所有的文化進步和精神財富。它們的首要目的是為在世俗社會中占統治地位且求知若渴的人士，打開所有學術文化、經院文化和教士文化的大門。這些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迅速成為公眾評論、閱讀和討論的對象，立即被人們奉為經典。隨著時代的演變，後世逐漸遠離了這些作品以及它們對知識的總結和對世界體系的呈現。在針對這些作品的話語中，文學批評誕生了，兼有一種審美意識和往昔意識——歷史感和現代感。實際上，這一時期的革新影響了所有的思維和情感活動，並影響了人們的宗教態度，這在1380年左右被稱為“現代信仰”——一種接近上帝的“現代”方式。這種現代主義所蘊含的思想解放在本質上一直發生在宗教領域，作用于教會和教士。伴隨著文化的普及，14世紀的歐洲文化開始去宗教化，藝術因而變得現代。在歐洲物質和文化歷史的重大轉捩點上，藝術不再首先作為宗教的標誌。從此以後，藝術作為一種歡樂的呼喚和再現，面對的是人，是越來越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