羔羊為何沉默？：菁英民主與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

民主是一場幻覺？
民主與自由這兩個充滿希望的詞彙，如今卻遭到扭曲與濫用，甚至侵害社會，完全違背了原有的概念與宗旨。在思想灌輸取代資訊提供的今日，我們該如何察覺真相？

過去數十年來，民主被嚴重掏空――民主被民主的幻覺取代、公共辯論被認知作戰與控制手段取代、成熟的公民被政治冷感的消費者取代。於此同時，選舉對於根本的政治問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
對於真正重要的政治決策，有話語權的是政治與經濟團體，而他們不僅沒有民主合法性，也沒有民主問責義務。菁英掌權不僅對經濟、社會與心理具破壞性，更逐漸摧毀我們的社會與生活基礎。
本書所有章節都圍繞著用以削弱民主的策略以及民眾未能察覺蹊蹺的原因、討論新自由主義與菁英民主如何破壞今日的社會、揭穿思想灌輸系統與其歷史，並介紹心理學上各種影響大眾認知的方法。


「尤其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階級會產生接受到資訊的幻覺，可想而知，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被掌權者灌輸了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在今天與納粹時期並無二致，因為沉默與容忍都是鞏固權力意識形態的重要元素。」──萊納．毛斯費德

特別邀請譯者趙崇任、中山大學哲學所洪世謙教授、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東吳大學政治系劉必榮教授，一起討論本書，歡迎收聽「南方家園小客廳」https://open.firstory.me/user/ckih360qw5fii0826otr104sx/platforms

 當你接收資訊時，能夠辨別真假嗎？
 出版即成為德國《明鏡》週刊暢銷排行榜第一名
 揭露政府與學界共同研發操控民眾思想的技術
 中山大學哲學所洪世謙教授專文導讀

萊納．毛斯費德（Rainer Mausfeld）
德國基爾大學教授，至退休前都專注於感知與認知研究，其演講（如《思想與民主是如何被操控的？》與《權力菁英對大眾的恐懼》）吸引了數十萬名聽眾，暢銷著作《羔羊為何沉默？》於二一八年獲威世登出版社出版。

趙崇任
德國特里爾大學德語文學博士生、輔仁大學德語文學碩士，學術研究之餘從事翻譯與寫作。個人網站：andrechao.wordpress.com。

前言

「民主」與「自由」這兩個概念，不僅承載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承諾，還蘊含了澈底解放的威力。然而，這兩個概念該帶來的希望，如今卻籠罩在一片烏雲下。到底是哪裡出錯了？這兩個充滿希望的詞，如今遭到扭曲與濫用，不僅淪為空話，甚至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侵害社會，完全違背了原有的思想與行為宗旨。民主如今在現實中意味著一群政治與經濟菁英的寡頭選舉，其占據了社會的核心，尤其是經濟領域，使民主監督與問責機制淪為空殼，因此我們生活中所見到的大部分社會機構都不被民主保障。除此之外，自由指的是握有經濟權力者的自由。透過這種歐威爾式的重新詮釋，這兩個詞彙在誤用辭典中絕對占有一席之地。因為如此，儘管我們原先追求的是一個文明、理性與和平的社會，卻開始感到疑惑與迷惘，像是患上了集體失憶。由於對民主與自由的幻滅，我們如今不再能夠輕而易舉地就當前的權力關係提出另一種人道表述，甚至可以說快要看不見其他希望了。

欲細探事態的發展，便無可避免地得面對一個重要卻可能不自覺的敏感範疇。若以自身利益的角度觀察社會現實，可能看到的會是不同的形象，並獲得不同的結論。因此，該採取的是超越個人的普世價值角度，共創一個能夠體現自由與平等之類價值的社會。即使沒能完全採用這樣的角度，為了解不同的社會現實層面，也應抱持開放的心胸。這種宏觀視野對於社會觀察而言相當地重要，因此接下來的章節內容可能涉及的並非社會中的個人經驗。
我們對於環境的體驗，無可避免地會與自身視角與見解有關，這同樣適用於社會環境。對於社會關係的評價取決於地方視角，例如地理、歷史、社會與精神，而可用以觀察社會環境的視角幾乎有無限多種。

如今，我們不僅共享歷史地位，且很大程度共享了地理地位，甚至社會階級還讓我們與他人共享觀察社會的視角，而這些都會限制一個人在觀察社會時所能採取的可能視角。大致來說，我們所共享的社會印象是這樣的：我們的生活現實受到時代的刻劃，而當代在淵遠流長的文明史中，可說是最突出的時期。這個我們用以觀察世界的出發點，已經有超過七十年沒有發生戰爭與饑荒，生活品質也比父母輩與祖父母輩更好。這一切都多虧了民主與法治，不僅保障言論自由、人權與公民權，更確保生活的安全與安定。由此可見，我們應該對社會發展與達到的一切成就感到滿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生活確實相當優渥，而資本主義經濟也使多數人擺脫了貧苦與饑餓。光是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便出現了數次工業革命、農耕機械化與工業化、集約畜牧技術、生物科技革新、農產品與食品全球化、醫藥進步，甚至醫療服務也使我們的生活品質與預期壽命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這些功績不僅實現了更優渥的生活，甚至新科技還深入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例如飲食、通訊、交通、健康，全都令前幾世代的人們望塵莫及。此外，大眾消費與入侵我們私生活的娛樂產業，也使充滿工作的日常不再無聊，並使社會不再只有暴戾之氣。甚至國際關係也受惠於此，例如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以確保全球各國能夠長治久安。這個目標可見於聯合國憲章與其所禁止的暴力――即不得以武力侵犯他國。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司法機關，而國際法旨在保障和平、民主與人權。我們在文明史上已達成不少成就，因而該為這些西方價值的實現感到慶幸。由此觀點來看，大部分社會中穩定存在的機構，都有賴於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這些制度當然不完美，而我們在各個領域中也持續面臨不同嚴重程度的問題。然而，如同康德所言：人性是根曲木。儘管我們不該期待錯綜複雜的世界井然有序，但仍可以相信，科技的革新與社會的進步能幫助我們戰勝眼前的威脅與問題。
雖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今的生活幾乎是一種特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若願意聆聽他人的心聲，便會發現有些人（甚至可能是全球超過半數的人）不會對上述的「我們」感到認同。由於「我們」是這種共享視角的基礎，因此有必要對其深入探討。
從綜觀全球的歷史廣角來看，我們可說是現有世界秩序的贏家與受益者。無論在任何時代，所有社會秩序的勝者、贏家與受益者不僅都傾向對當前的秩序給予肯定，甚至還會聲稱社會井井有條，且失敗是自己的問題。儘管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對於社會的發展抱持樂觀態度，但社會中的失敗者與受害者對於同樣的秩序卻有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社會階級與地理位置――可能只是隔了幾條街或一片海，甚至幾年與幾個世代――對於世界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我們確實不容易在生活中經歷戰爭與恐攻、打壓與暴力、饑荒以及濫墾造成的沙漠化、資源掠奪、奴隸與刑囚。然而，仔細思考便會發現，我們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剝削關係上，並從中獲益。我們並沒有真正擺脫這些負面事物，只是丟給其他人承擔，眼不見為淨。表面上看來，這並沒有道德瑕疵，還能讓我們乾淨地脫身。
在觀察一種社會關係時，不同視角間往往有值得玩味的灰色地帶。不同的視角會反映不同的社會現實、令我們看見不同的真相，並產生不同的結論。因此在此脈絡下，我們因自身處境成為較優越的族群，能在一大片的灰色地帶中自由遊走。換句話說，「我們」透過這類視角，在當代經濟與權力關係中成為了贏家與既得利益者。
至於失敗者與受害者觀察社會秩序的視角又是如何？光是成為受害者，便將其視角縮限為擔憂與害怕。要求挨餓者、受虐者與身心條件遭受威脅者在思想上跨越經驗並非容易之事，因此他們不僅無法認同「我們」，更無法接受對於當代經濟與權力關係的肯定描述。

無法或不想被歸類於「我們」的人：
無以計數的全球經濟秩序受害者。於二年至二八年間受聯合國委託調查糧食攝取的尚．齊格勒（Jean Ziegler）估計，每年因現有經濟秩序死亡的人數高達五千萬。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外，人類文明史上從無其他的社會秩序造成過類似現象。
超過八億人（即超過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受到慢性營養不良所苦。除此之外，每年持續有超過三千萬人死於饑荒，平均每天近十萬人。（然而，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全球農業經濟發展的程度能為一百二十億人提供正常的營養攝取，較當今全球人口多了近一倍）。
超過十億人在貧窮線邊緣為生活奮鬥。
超過一千兩百萬的德國居民過著貧困生活，並被視為文化與社會的邊緣人。有五分之一的孩童承襲了貧窮，而在已開發國家與法治國家亦是如此。
此外，存在大量黑數，亦即數以億計的「過剩人口」。他們沒有消費能力，且不事生產，被社會排擠成邊緣人。
超過四千萬人在當代秩序下成為奴隸。
超過六百萬人因環境破壞造成的後果身亡。
西方價值共同體中的「我們」為了「捍衛」與「提倡」民主與人權，常對其他國家發動攻擊，造成大量平民死傷。光是在二一六年（即歐巴馬〔Barack Obama〕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就有七個伊斯蘭國家遭到共兩萬六千一百七十一枚的炸彈攻擊（每一枚炸彈被丟擲的時間與地點都登錄在美國空軍研究單位的資料庫THOR中）。依據不同的數據條件估計，自聯合國創立以來，美國軍事活動造成平民死亡的人數約有八百萬至三千萬。若不考慮時間與空間因素，在「我們」所發動的「反恐戰爭」中，光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就有一百三十萬人死亡。
在經濟與貿易戰爭中，遭制裁政權下的受害者。


這些無法或不願對「我們」感到認同的人，當然有滿腹委屈。對於這些當今經濟與權力秩序下的災情與受害者，大眾往往漠不關心，媒體也視若無睹。即使偶爾會出現相關報導，也是草草帶過。這類議題不被大眾重視的現象，反映了人們不認為自己對此有責任的態度。人們一方面認為，儘管國家領導人是透過民主制度產生的，但罪行是他們自己犯下的；另一方面認為，這並不是我們單方面的責任，很大一部分是自然定律下無可避免的結果，且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受害者因此常會被加害者反指責，要為自己的現況負責，而角色錯置讓整件事沒完沒了。
視角的採取同樣決定我們為鞏固內在和平與外在和平所達成的文明成就，亦即民主與國際法現況。在此方面，同樣只需稍微改變視角，便能看見藏在政治修辭與意識形態後的社會現實。如此一來，本該帶來希望並象徵政治自決的民主，意義從內在與外在和平的基石，淪為了真實社會的表象。因此，民主制度淪為週期性的選舉，選民只能在被推選出的不同「社會菁英」中選擇。真實的民主淪為民主的幻覺、公共辯論淪為風向操作、堅持中心思想的成年人淪為新自由主義下對政治冷感的消費者。如此一來，所謂的民主與自由只是當權者用來包裝虛偽承諾的藉口與空話，進而操控民眾的認知。
此外，國際法如今也淪為大國的政治工具。自行宣告為至高無上的西方價值不僅捍衛了宗教信仰，還合理化暴力行為，舉凡炸彈空襲、無人機暗殺、凌虐敵方、支持恐怖組織與經濟制裁等各種形式的暴力。如今這種崇尚暴力的政治行為，在全球脈絡下將牽一髮動全身。
民主制度與國際法所帶來的希望，亦即以文明手段平衡權力關係，幾乎已成為歷史回憶。更糟糕的是，民眾竟然還被政治人物以美化的民主與法治價值給說服了。如此一來，民眾的同意與默許為經濟與軍事強權的暴力行為合理化提供了基礎。在現實政治中，擁有話語權的總是國際強權。在政治修辭學方面，我們儘管對啟蒙時期的成果相當自豪，但兩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卻遭遇極端的反啟蒙現象。於此同時，政治強權在涉及權力利益時，同樣也會拿啟蒙概念當作擋箭牌，向他們眼中的敵人反擊，這反證了他們心中的文明優越感。

由此可見，視角是關鍵因素，決定我們眼中的世界，並過濾我們希望與不希望看見的現象。同樣地，我們觀察的結論與過程的發展，也與視角有關。不只有地理與社會視角（即我們生活的地點與時間），我們的世界觀也與精神世界脫不了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直接與間接的經驗、社會化、規範與刻板印象、擔憂與膽怯、對於認同族群的印象與偏見，以及世界上包含自身與他者角色的想像。
這意味著，在觀查社會關係時，能夠採取的視角其實相當多，而這種多元化在政治角力過程中清晰可見。如此一來，為了確保政治行為能夠穩定地進行，便必須排除不穩定因素。透過和平的方式融合多元甚至衝突的利益，是啟蒙時期的重要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是，即使有利益衝突，各方在融合過程中仍享有相同的程序權益。此外，啟蒙時期的民主思想著重在達成協議，但並非粗糙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強調多元的多數尊重少數。不同的團體進行相互討論，使各方利益能夠妥善融合，常見於民主制度的公共辯論。所有人皆可暢所欲言、交流不同的利益考量。在民主的協議過程中，平等原則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礎。
菁英民主不僅違反平等原則，還自相矛盾。這種民主制度雖然有民主的成分，卻簡化了民主的結構。即使是極簡化的民主制度，其中的民主色彩仍有可能使經濟與政治掌權者的利益受到侵犯。為了鞏固自身地位，他們會持續與民主支持者對抗，例如公共辯論就可能危害其穩定性，尤其是在選舉前夕。那麼該如何將菁英政治中的民主風險降至最低或排除呢？即使能夠排除碩果僅存的民主元素，也不是漂亮的政治修辭能做到的。原因在於，即使民主只是假象，但公開辯論與定期選舉仍無可避免。若掌權者不願破壞遊戲規則，便須找到一個能夠穩定自身權力的方式，繼續在民主制度中生存。

過去數十年來，許多掌權者努力嘗試發展出一種穩定機制，使自身權力不被民眾透過少量的民主色彩侵害，其中包含新型態的權力組織形式與心理學上的意識操控。發展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很久以前，但這種趨勢在過去數十年來不斷成長，甚至被許多機構利用。這種計畫性的社會體系轉型相當於一種由上至下的社會革命，目的在於鞏固甚至擴大經濟菁英的利益，而撐起整個轉型過程的是兩根重要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越來越抽象的權力組織形式，其有目的地在分散社會責任。如此一來，民眾不僅無法為不滿與憤怒進行政治咎責，亦無法將希望改變的心聲傳遞給真正的決策者。轉型過程透過憲法保障機構逐步進行，民眾幾乎難以察覺。現有的權力關係能藉此獲得穩定，而類似的權力分配亦能披著民主的外衣持續。因此，長久以來形成的民主結構遭到掏空，但一切看上去依舊正常。於此同時，國內與國際法規必須「與時俱進」，才能幫助經濟與政治掌權者的極權利益取得合法性。法規必須使政治權力能轉換成經濟權力，並將現有或計畫中的權力分配機制合法化，使其不受少數的民主色彩威脅。如此一來，這種組織性的階級犯罪行為便受到立法保障。時間一久，即使透過民主制度也無法干涉。
第二根支柱是轉型過程中操控民眾認知的高超手段。民眾必須意識到權力中心的存在，亦即製造民主假象的權力主體。其最主要目的是削弱民眾改變社會的意圖，或分散其中的政治目的。為能確實達到目的，這種操控認知的方式所瞄準的目標遠超過了政治意見的範疇。目標不僅涉及了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層面，還有個人生活層面。換句話說，他們試圖打造對政治冷感的「新人類」。由此看來，幾乎無異於極權主義，因此民主理論學家謝爾頓．沃林（Sheldon Wolin）稱其為一種新型態的極權主義，特徵之一即是難以被民眾察覺。這是數百年來許多社會學家共同參與的結果，目的是實現操控社會的可能性。對於民眾的認知操控，重要的環節是創造合適的意識形態。民眾當然不會察覺這種意識形態的存在，但它建立了一個合理的框架，以解釋許多個人與群體的共同經驗。這種意識形態過去數十年來透過新自由主義達到高峰，並建構一種「資本主義式的菁英民主」。社會菁英因為被賦予改善社會福祉的義務，而有了操控社會的契機。之後延伸出來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學，或明指或暗喻都建立在此基礎上。
兩種社會轉型都模糊了權力的存在，使民眾對其視若無睹，進而躲過我們天生排斥外在操控的心理防禦機制。對於當代資本主義式的菁英民主，兩者都具有代表性特徵。唯有充分了解這種新型態的權力組織形式，我們才有機會發展出對策，向不正當的威權規範反擊。此外，對於操控民眾意識的政治手段，我們也能以同樣的方式克服。
這本書的所有章節都圍繞著民主（確切地說，是用以削弱民主的策略與方法），以及民眾未能察覺蹊蹺的原因。各章節的內容無可避免地會有重複，但好處是能當作獨立文章閱讀。透過不同的視角與情境檢視這個核心問題，或許更有助於理解。
書中所談論的政治問題與議題都是基礎範疇，因此社會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對此進行了解。即使有時談論的是抽象問題，也無需具備專業知識或另外查找資料。當然，在分工細膩的當代社會，專業的問題還是需要專業的人去克服，但政治決策與行為仍建立於同樣的社會基礎。對此爭論與抉擇是人類的天性，而亦是民主的針對特徵。

在談論不同主題時，也會順帶提及心理上的緊張感，其介於部分圖利的個人視角與具有普遍性的超越個人視角之間。後者重視的是共有的社會與經濟利益，且追求內在與外在環境的和平。若想進行民主的交流與達成民主的協議，我們必須忍受並克服這種心理上的緊張感。這種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只是需要有意識地去做，即有意識地運用這種能力。如此一來，心理上的緊張感便能為政治行動帶來動力。
在新自由主義中，解放型政治行為是一大難題。由於新自由主義似乎有無限的彈性與適應力，因此無論外在條件如何改變都能夠存活。其學習與適應能力要歸功於意識操控的可能性，而這往往透過智庫與大學實現。新自由主義藉此成功與迅速征服了地方上的社會反動勢力，並分化與壓制解放運動。這意味著，將自己的經濟規則拓展至所有社會層面。如此一來，新自由主義便能夠蠶食異己，或牢牢控制對方。
解放型政治行為面臨的問題是，必須在適合的策略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特殊的適應與學習能力。面對如此的權力與暴力關係，以及上位者與下位者的龐大權力差距，個人幾乎沒有反抗餘地。唯有共同合作，才能夠淡化不平衡的現象。這種合作必須團結且長久貫徹，否則面對相對穩固的政治權力掌權者，只是毫無意義地曇花一現。在發展解放型策略的過程中，重要的第一步是有系統地消除民眾的政治冷感。如此一來，民眾才能奪回失去的集體意識。這是一種無法評估的共有寶物，而我們或多或少的政治經驗與目的都是以此為基礎。我們就像是有一個龐大的歷史工具箱，裡頭充滿了批判的意識形態與思辨方法，以及有效的政治行為策略，能用以順應與拓展當代權力。
我們若在重要的解放活動傳統上遭到孤立，便無法將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經驗歸納到認知中，也無法辨識眾多紊亂事務背後的作用機制，更無法依據經驗判斷行為後果。如此一來，便不會有任何的權威與行為指示，而本書對於人道社會的重建，亦不會提供具體的策略與行為指示。所有政治行為的解決方案都得由「下級」發起，不僅須共同建構，還須對外在環境保持彈性。政治行為的發揮空間很大，且歷史詮釋取決於行動，而行動取決於目的。歷史可以是各種可能，可以是積極的改變，也可以是忍受與默許，更可以是政治冷感。歷史完全取決於我們對未來的目標、我們形塑社會的意志，以及我們的決定。
對於此書的完成還有一點必須補充，亦即所有篇章皆是針對社會政治而寫，與我主要的認知研究沒有太多重疊，頂多為對政治研究感興趣的人提供個人的補充說明與延伸讀物。各個章節可以獨立閱讀，而連接其中的只有觀察民主的政治視角，以近一步認識基進民主思維。在書中可以看見，這種基進民主思維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對於本書的完成，毋庸置疑得感謝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與英格博．茅斯（Ingeborg Maus）。杭士基為後世所帶來的影響，很大程度改變了我的思考模式，無論是認知科學與政治科學。至於茅斯的著作，可惜我不久之前才剛讀完。他為了分析基進民主主義，深入、仔細且連貫地談論「民主化民主」的概念。這個概念針對有專制傾向的國家與政權，堅定捍衛民眾享有自由的權利，並為多元與利益關係複雜的社會提供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
這本書所涉及的廣泛面向是我原先沒有料想到的，因此我必須感謝威世登出版（Westend Verlag）的積極與熱忱。感謝他們的陪伴，並協助我將這本書中各個階段的想法付諸於文字。除此之外，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人生伴侶吉賽拉．伯格曼―毛斯費德（Gisela Bergmann-Mausfeld）。

導讀――中山大學哲學所洪世謙教授
前言
羔羊為何沉默？民眾看不見的戰爭罪行與道德破壞
權力菁英對民眾的恐懼：以軟實力管理民主
新自由主義思想灌輸：與社論網站「反思頁」對談
「國家的主人即是治理者」：以代議民主干涉民主
大眾媒體的思想灌輸：與延斯．韋尼克對談
幫「迷途羔羊」找到方向：公共辯論空間的限制與對異議的厭惡
幻影中心、寡頭壟斷政黨¬¬、聯邦議會選舉：評論
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掌權者」的價值共同體：與馬可．楊漢納對談
民主與心理折磨：心理學使刑囚消失於無形
後記（亦可作為前言閱讀）
參考文獻

【知識分子與記者作為權力守門員】

公共辯論空間的形塑，自然會受到有權向大眾展示自身態度與立場的人影響，尤其是對媒體集團與公共廣播有涉入特權的社會菁英、知識分子與記者。
對於「理性」、「允許」、「激進」與「不負責任」之間的界線劃定，很大程度透過媒體（反應出經濟與政治權力組織的利益）與自願服務的知識分子形成。為使特定思想能以知識分子見解的形象出現於公共辯論空間，便須經過調節公共廣播媒體的複雜過濾。「理性」空間外的危險程度越小，成功的機率便越大。
歷史上有許多例子能夠證明，那些滲透於社會文明階層並深度內化權力意識形態的人，較傾向為政治與經濟菁英服務。由於他們在文明化的過程中已將權力結構內化，使自己受到肯定，因此這個權力拉扯的過程並不特別費力。從特定領域可以看出（如大學的經濟與政治系所，與大眾媒體及公共廣播的政治新聞學），這種運作機制已相當成熟，幾乎無法辨識外部的系統性操作。除此之外，上述職場的過濾機制自然確保了「正確」的人能透過社會現實的肯定，獲得特定的社會地位。如此一來，權力中心在所有的意識形態系統中，都會被知識分子的捍衛層層保護。這些頑固的知識分子不僅是在捍衛權力結構，也是在捍衛自己的特權地位。這些喜歡自詡為文化與知識菁英的人，自始至終都希望能透過掌權者為自己爭得肯定，因此在意義上也屬於權力階級。如此一來，欲對此機制有所了解（以鞏固自身於權力結構中的地位），便須釐清知識分子為權力意識形態服務的方式。

布萊希特花了數年研究，並以諧音稱這種諂媚的知識分子為「姿勢分子」（Tellekt-Uell-In，簡稱Tui），同時於其小說中描述他們的賣弄。「這些『姿勢分子』就是當代市場的產物以及出租知識的人。」 「姿勢分子」不僅是形塑並劃定自由假象的人，還是幫掌權者洗白與開脫的人。他們「數量龐大，且遍布全國，甚至包含公務員、作家、醫師、技師與各行各業的專家。」這些人在「姿勢分子學校」受訓，功能是重新形塑現實的認知與公眾的意識，使權力結構不被侵擾。
如今，這些「姿勢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由於民眾越來越能察覺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便需要花更多心力在掩蓋破口上。對此，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記者與「姿勢分子」自願為其服務（一如歷史所示）。
幸好，對於「姿勢分子」的辨識並非難事，因為他們會經常對在意的議題發聲，而使用的語言特色也相當鮮明。他們偏好著墨的議題，往往是為了鞏固權力意識形態的穩定，且會於論述中使用特定的修辭與詞彙，替當前的權力結構辯護，並排除與抹黑對權力意識形態的批評。
「姿勢分子」的特點之一，是透過政治與媒體無所不用其極地捍衛掌權者。他們會大量使用官方認定的抹黑概念（尤其偏好「陰謀論者」與「橫向思考」 ，並將「核選項」與「反猶太主義」當作抹黑概念） ，以向掌權者證明，自己有能力達成他們的期望，並打從心底將權力意識形態內化。藉此，這些人能在職場中獲得更好的機會（尤其在新聞與學術領域）。
「姿勢分子」還有許多特點，能讓自己看上去值得信賴。例如當意識形態批判起不了政治作用時，他們會展現最高形式的經院哲學詭辯。他們會對挑選過的概念進行區別，並稱此批評缺少必要的界線劃定。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便將此稱作「過度區別」（Hyper-diffs），亦即這些人會不斷要求對系統批判進行概念界定，直到整體討論在學術謎團中被稀釋殆盡，無法發揮公共作用。於此同時，他們還能精巧地將重要的概念與想法模糊化，使權力關係的穩定不受侵害。
即使在與系統相容的左派，也能看見為數不少的「姿勢分子」。他們會對與當代權力關係相背的系統批評進行抹黑與攻擊，並藉此向權力關係的穩定做出貢獻。透過這些重要的形式，「姿勢分子」能敏銳地察覺，對他們「批判性」知識分子形象有助益的題材，並藉此為自己贏得文化與政治上的肯定。


【左派與右派的區分在迎合市場的民主中還適用嗎？】
矛盾的是，魅影「中心」的新自由主義政黨對認為是過時的左派與右派區分依自身目的再利用，並將其重新定義為萎縮辯論空間的「理性」與「非理性」界定依據。藉此方式，他們稱「理性」的空間也能包含左派立場，只是必須遵守「理性」原則，即能與體系相容。如此一來，意見一致的新自由主義政黨定義了允許的「左派」立場，並依自身的「左派」見解聲稱能與體系相容的立場「較理性」。然而，這種光譜偏左的「中心」與啟蒙觀點的左派並沒有共同點。因此，這種允許的左派與右派光譜受到了限縮，只能在新自由主義的政黨中達成一致意見。
如今，新自由主義協議政黨（尤其是基民盟與基社盟）對右派立場不再有意見。 另類選擇黨與這些聯盟不僅享有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協議，還追求同樣的專制內政，以及時而開放、時而封閉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種族主義，並阻止外力對德意志「族體」的侵害。
法蘭茲．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便表示過，基社盟非常右派，而艾德蒙．斯托伊貝（Edmund Stoiber）於一九八八年也談論過「混合與混雜的社會」。在二年一場「主流文化辯論會」中，基民盟便對「文化衝突」提出了警告，並強調，德國必須捍衛自己的「民族認同」。此外，還有沃夫岡．蕭伯樂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反對難民，並透過獨占利益集團在一九九三年以所謂「庇護妥協」激化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這些一再顯示，往右派立場與文化種族主義思維的過渡是充滿彈性與流動的。如此一來，與其說另類選擇黨、基民盟、基社盟與自由民族黨是敵對關係，他們更像是競爭關係。
獨占利益集團有鑒於這些修辭表態，對於右派民粹主義與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毫不畏懼，並總是能成功將此兩者進行利用與融合。相反地，使他們感到受威脅的，是針對當代權力關係的社會轉型。因為如此一來，連獨占利益集團的存在都會出現問題。因此，新自由主義獨占利益集團眼中真正的敵人，是那些明確表達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團體與立場，其中包含了啟蒙思維中的基進民主立場。
對於將這些立場驅逐出「允許的」公共辯論空間，左派團體透過右派立場實行的抹黑策略可說是相當成功。 透過民粹主義一類的汙名化概念，無論左派與右派都會顯得「危險」與「不負責任」 ，同樣適用於針對歐盟缺乏民主的右派批評， 以及當代「代議民主」的反民主元素。如此一來，極右派立場便會受到新自由主義協議政黨的利用，進行恐慌製造，並抹黑新自由主義的左派反對勢力，進而將其逐出「允許的」思想光譜。從歷史中可以明顯看出，新自由主義真正的敵人是左派團體。對新自由主義的穩定性而言，最重要的是將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根本批評抹黑成一般或極端的資本主義，以將其逐出「允許的」公共辯論空間，或排除在左派立場的「理性」認定範圍之外，並進行系統相容的左派約束 ――與新自由主義策略一致，為特定概念賦予新意涵且違背初衷。
這種方法先否定了歷史上對左派與右派的區分，再將其利用，澈底消除異己。若能喚醒民眾對於最初意義的記憶，便能戳破新自由主義思想灌輸的部分謊言。
不少知名社會學家在一九五年代便給出這樣的定義：「對於『左派』，我們認為其意味著，社會朝平等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社會範疇。至於『右派』，我們認為是某種程度上對階級社會的支持，以及反對平等社會的立場。」

這種支持社會朝平等發展的意識形態光譜儘管被新自由主義魅影「中心」稱為過時，但並未失去政治意義，即使這種特徵對於許多課題而言仍舊不夠。欲了解左派與右派真正的區分方式，對啟蒙意義進行反思或許能帶來幫助。透過當時的爭論，尤其是所謂的極端啟蒙， 能看出重要的特徵，亦即：右派意味著，試圖鞏固或維護各自的權力中心（例如君主制與經濟菁英）與權力結構（例如教會、殖民主義、奴隸制度與法人團體資本主義）。左派意味著，承認人人平等（普世人道主義），並支持以民主對權力進行約束。

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亦即普世人道主義，與相關對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及例外論的反對，暗示了一系列重要的結論，尤其是民主自決：所有的權力結構都得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向大眾提出證明，否則便該因違法而被排除。此外，所有民眾都應對自身社會生活的決定有適當的參與權。 這同時暗示了，社會的核心範疇（尤其是經濟領域）不應被排除在民主的合法掌控之外。
根本上來說，左派與右派的區分是一道政治課題，因為這涉及了掌權者與服從者的對立，以及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然而，啟蒙的核心概念與啟蒙相關的意識形態思想批判如今卻被排除在所謂「理性的」公共辯論空間外，且沒能幫助民眾與政治決策者為自身社會經驗進行反思。
傳統上來說，「左派」能為人道與團結的社會帶來希望，並促進解放的實現。「左派」的啟蒙任務在歷史源頭與核心內容上，以特殊方式體現了人道社會的文明夢想、實際約束了權力、鞏固社會和平，且安定民眾的心。這個夢想並未失去意義，甚至相反地，因為當代社會與經濟生活受到破壞，使人道與文明的未來更有賴我們對此實現的努力。這種基於平等主義將所有人視為自由與相同的肯定，和左派立場的特徵越離越遠。對民眾而言，「左派」逐漸失去了原有的解放光環，而原因有許多。有鑒於「左派」原先相當正面的形象，被部分群體利用於追求與鞏固權力，使這個概念受到獨裁及專制的濫用。因此，遭到汙名化的「左派」才會與原先基進民主的啟蒙意義越來越遠。
說到歷史上代表性的例子，便不可不提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借用了民眾與菁英反啟蒙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並賦予其革命性的意義。然而，這種重新塑造並不能與其他左派平等的、反專制的、基進民主的核心元素混為一談，如同先前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與蘇聯式民主理論家安東尼．潘涅庫克（Anton Pannekoek） 所述。此外，當代也有許多發展使「左派」標籤不被看作是支持社會解放的敘述。許多具有影響力的組織都在「身分政治」與部分群體的社會解放議題上，與平等主義及相關的普世概念背道而馳。甚至在政黨政治上，「左派」也逐漸淪為用以宣傳的空泛修辭，以利用與系統相容的「左派」解放立場取得權力的入場券。

不僅「左派」標籤，連啟蒙的普世性也以不同的方式被濫用於權力鬥爭。人們早在啟蒙時期就發現，可以透過特定的篩選方式為爭權做意識形態的辯解。 這種立場在「西方價值共同體」的歷史上，從十字軍東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到所謂「人道介入」都能看見。 「西方」的「文明任務」就是基於這種意識形態，認為普世性為西方優越的文明程度提出了佐證，因此自己有道德義務，協助其他國家將文明程度提升至更高。事實上，這種西方價值的普世性只是部分普世性（顯然自相矛盾），亦即只對掌權者而言具有普世性，而他們在這種意識形態中看見了能用以圖利自己的契機。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將這種普世性稱作「歐式普世主義」 （實際上與啟蒙的普世性背道而馳），並接著深入探討「歐式普世主義在資本主義國際經濟中作為適當意識形態的可能性」 ，因為歐式普世主義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工具，能使資本主義高度彈性地將「他者」的文化貶值並非人道化，而有利於資本主義的增值目的。
事實上，「歐式普世主義」也是一種例外論。這種「西方價值共同體」的例外論屬於例外中的例外，不僅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延續性與多元的虛假形象，還因為其獨特的彈性，幾乎能任意地利用與強調區分特徵，使歐式普世主義得以為西方的優越與「他者的落後」辯護。
無論「左派」的特徵，還是其做為基礎的普世主義，都在許多方面遭到濫用。如此一來，「左派」在社會運動中的意義與重要性便成為了一個問題。
社會運動尤其在特定目標的具體實踐上會獲得成功， 且例子不勝枚舉，因此我們該對未來抱持希望。對於權力關係的改革，地方的社會解放運動優勢同時也是劣勢。欲澈底改變系統，必須彼此合作並集結能量，以深入上層階級，獲得耐久性與持續性。這種合作需要有共同的目標與相同的歷史經驗，以體現完整的敘述框架，並從地方的關注議題中探尋根本的改變面向。這個框架有許多功能，不僅能將歷史經驗與觀點相綁，還能為當代問題提供解方。然而，不能僅著眼於表面的現象，而需深入權力關係的根源，且得傳達一個可能的目標。這個目標必須適當且有吸引力，使民眾普遍對理想產生熱忱，一如過往文明解放運動的所有推力。
我們必須對細節瞭若指掌，並明白反抗是否值得。對於社會約束權力的基進民主想像，一如啟蒙概念所示，為合作的敘述框架提供一個大有可為的出發點。其以歷史行為模式當作基礎，並深入核心，釋放出適當的、正面的與高效的能量。我們的任務在於，繼承此偉大的歷史遺產，並利用於當代社會議題，再傳承下去。這類與敘述框架相符的解放議題能使人道社會的奮鬥散發光芒，因此對於相關的內容目標，使用的語言概念並不重要，無論是「左派」、「社會主義」、「蘇聯式民主」或「基進民主」。然而，我們也明白，人們天生便傾向認為，詞彙反應了一定程度的事實，因此不同概念的區分也代表差異的存在。如此一來便證明了，一個敘述框架可能因語言有不同的特徵，或透過不同的視角與權重強化分裂的可能，造成社會運動的中心產生裂痕。若缺少一個針對權力關係源頭的敘述框架，則所有社會運動都可能只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