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之後：法蘭西斯．福山訪談集

《歷史終結之後》提供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我們得以走進當代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的心靈。

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他一九九二年的暢銷書《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中主張，自由民主制的優越性標誌了人類政治與意識形態發展的終結。三十年後，隨著民粹的興起以及全球自由民主國家數量的減少，福山重新審視了他的著名論斷。

《歷史終結之後》一書中，編輯馬蒂爾德‧法斯廷對福山進行一系列深度訪談，對當今的自由民主提出了廣泛的分析。本書談到福山在身分認同、生物科技與政治秩序方面的著作，對威權主義的崛起以及民主在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威脅提供了深刻的看法。

福山仔細檢視川普的意外當選、美國社會政治規範的破壞以及中國崛起等議題，巧妙剖析了自由民主的困境，並探討我們如何防止它進一步衰退。他也談到一些個人的事，對他的生活與生涯、他思想的發展以及他最重要的幾本著作做了省思。

▍各方推薦
 「法蘭西斯．福山無疑是後冷戰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幾乎沒有人不曾聽過他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在法斯廷與福山對談的這本精彩的書裡，我們對福山有了更多的認識：關於他的背景與學術研究、廣博的知識興趣、與新保守主義者的來往，以及他跟當代經濟學的關係。這本書的主題是福山作為一個人與一名學者；傳記作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將會對此書充滿興趣。」──布蘭科．米拉諾維奇，《單獨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Alone）與《富人與窮人》（The Haves and the Have Nots）

 「福山在這裡再次指出，歷史的目的是人類的尊嚴，而不是讓國家的靴子永遠踩在你的臉上。」──狄德莉．麥克勞斯基，《自由主義為何有效》（Why Liberalism Works）

 「這一系列精彩訪談提供前所未有的機會，讓人得以一窺我們這個時代一位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訪談話題從福山的幼年教育，到自由民主國家今天面臨的挑戰，包括中美貿易戰、世界各地威權主義的興起、人工智慧與臉書的威力，以及不斷強化的身分認同政治。一本好書。」──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歷史教授海倫娜．羅森布拉特

 「馬蒂爾德．法斯廷這本書令人讚嘆，是對讀者的絕佳服務。《歷史終結之後》糾正誤解，釐清問題，提出挑戰，而且刺激思想。此書細節充分，範圍廣泛，而且讓人把注意力聚焦在現有的問題上。自由主義和自由民主正遇到麻煩。為了因應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我們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認識。這本書很有幫助。」──傑夫．格德明，《美國目的》雜誌執行長兼主編，自由歐洲電臺／自由電臺前主任。

▍作者簡介
馬蒂爾德．法斯廷
馬蒂爾德．法斯廷是挪威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Civita的研究員與計畫主持人；她每週固定在 Civita 有一個播客節目。她出版的作品包括《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公民與社群》（The Citizen and the Community）以及《托爾克-阿斯克豪申與挪威的歷史經濟思想：對一位被遺忘的挪威前驅經濟學家的再審視》（Torkel Aschehoug and Norwegian Historical Economic Thought: Reconsidering a Forgotten Norwegian Pioneer Economist）。法斯廷在挪威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在奧斯陸大學獲得思想史的學士與碩士學位，並在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獲得經濟思想史的博士學位。

法蘭西斯．福山
法蘭西斯．福山是「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SI）的「奧利維爾–諾梅利尼資深研究員」（Olivier Nomellini Senior Fellow），「福特–多爾西國際政策碩士學程」（Ford Dorsey Mast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cy）主持人，以及史丹佛大學FSI「民主、經濟發展與法治研究中心」的莫斯巴赫主任（Mosbacher Director）。他在與民主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相關的議題上著作甚豐，包括他開創性的著作《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他最新的一本書是《身分政治：尊嚴訴求與怨恨政治》。

▍譯者簡介
區立遠
區立遠，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畢，譯有《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卡爾．洛維特）、《山屋憶往》（東尼．賈德）、《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法蘭西斯．福山）等書。

 

發行序　「歷史終結」之後的人類命運
▎顧忠華／開學文化出版社發行人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幸運的人，當他在一九八九年夏天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時，大概沒有想到這篇短文竟然預示了蘇聯垮臺與東歐劇變，這使他立即成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代言人。一直到今天，雖然他的論點受到各種挑戰，但是世界形勢並未和一九九○年代徹底不同，所以即使他常被認為不斷修正自己最初的看法，只是從這本二○二一年出版的訪談錄來看，他依舊堅持原先的主張，甚至還因為最近的俄烏戰爭，反倒增強了他的信念。
本書的精彩之處，是訪談者馬蒂爾德．法斯廷下了十足功夫，遍讀福山的大部分著作，從而能透過有系統的對話，深入淺出地挖掘福山的成長歷程與政治觀點，同時準確描繪了他對於世界史至今發展的精闢見解。我還注意到，法斯廷是在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獲得經濟思想史的博士學位，這個城市則是韋伯（Max Weber）於一八六四年的出生地。福山在訪談中表示，他的第二本書《信任：社會德性與經濟繁榮》（福山著，李宛蓉譯，臺北：立緒，2014；原文版1995）比第一本《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福山著，區立遠譯，臺北：時報，2020；原文版1992）更成功，而他在序言自承寫作《信任》的題材，乃是受到了他父親福山吉田畢生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興趣所影響。他還提到，父親將社會科學藏書全交給了他，因此他說如果逛逛他的書架，可以看到許多韋伯的書。（本書頁118）
在我看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雖然主要繼受自俄裔學者亞歷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詮釋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但也和韋伯主張現代資本主義代表理性化的成就，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意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歷史終結」這種論證方式，充滿了唯心主義的辯證色彩，完全屬於歐陸哲學傳統，更為抽象和難懂。一般人對於諸如「主奴辯證」、「爭取承認的鬥爭」種種概念相對陌生。因此，福山不能不反覆用相當大的篇幅，來解釋為什麼應用這個違反一般常識的概念，描繪他所斷言的世界史發展趨勢。
總之，一切圍繞著福山的討論，終究是起因於他發表了〈歷史的終結？〉這篇大膽文章。訪談中他透露了寫作的來龍去脈：原來他在蘭德公司工作時，有一個團隊專門關注蘇聯的國內政策。而他在一九八七年讀到戈巴契夫總書記的演講稿，將社會主義的本質形容是「競爭」，他立刻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因此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說出：「那麼這就是歷史的終結。」這句話，就成了他的立論緣起。（本書頁153）
我們必須承認，即使他表示在智庫的圈子裡，大家都知道有「歷史終結」的說法，但畢竟只有他勇敢地宣揚了此一用語，並開始在演講中強調「西方的勝利」。由此看來，福山並非浪得虛名，是他善於綜合理論訓練與現實經驗，快速地作出了判斷。有趣的是，他多次引用柯耶夫詮釋黑格爾的著作，並轉述柯耶夫宣稱「歷史終結論」是「完全正確」，因此甚至認定哲學家已無事可做，決心轉行去當公務員。在這個脈絡下，法斯廷追問福山說：你也宣佈了歷史的終結，為什麼沒有做同樣的選擇時，氣氛似乎有些尷尬。（本書頁140）不過，法斯廷隨即替福山解了套，稱福山是為了「知識自由」而繼續保持學者身分，當然就福山本人來說，目前政治學者、知名作家、時事評論者集於一身，應該是他生涯規劃的最佳選擇。
事實上，福山比較無法釋懷的，是他的批評者始終從根本上弄錯了「歷史終結」的哲學和現實意涵。他在訪談中再一次澄清，這一概念是一個規範性的，而不是實證的陳述。（頁160）不過，這也使得他過幾年便需要以新的著作來表達對批評者的回應，形成了多產作家的動力。他二○二二年最新的作品是《自由主義及其不滿》（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我們光從書名即可推論，除了「歷史終結」的概念受到誤解之外，另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乃是自由民主制度在現實的世界局勢中，真的能夠勝過專制威權體制嗎？雖然福山不斷地為自己一九八九的論斷辯護，但也不得不同意，不少「民主衰落」和「民主倒退」的現象正在發生，究竟今天的國際形勢有了什麼變化？
這也就是本書編輯法斯廷在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意識：「我沒有想到，在二○二一年，在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多年後，我們還有必要為民主以及它的基本價值辯護。當前威權主義潮流與基於民族主義的保護主義是否只是短暫現象？……民主社會是否有能力處理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該怎麼讓它們更有韌性？」（本書頁016）為了回應這一連串的問題，法斯廷設計了環環相扣的章節，來一一檢視福山針對各種現實政策的對應態度。
整體而言，福山個人的政治立場，有點像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形容不執著意識形態，可以較為自由地批評時政。在訪談中，福山自稱每次美國總統選舉，他不一定投給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候選人，便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心態。基本上，福山既不屬於激進左派，又相當討厭民粹右派，對於川普總統更是口誅筆伐，認為他在總統任內，破壞了非常多民主體制的規則，也等於減損了自由民主對於世人的號召力。經歷了川普總統的治理模式，福山對於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有了更深的體會，但仍保持著信心，不能自我否定。
至於福山如何評估全球民主情勢，又如何針砭國家治理能力及經濟、社會政策，在本書的十八章都能夠得到具體的論證。我個人比較好奇的，是福山為何特別關心烏克蘭的政治發展？在談論到烏克蘭時，法斯廷下的小標題是「希望的燈塔」，而福山強調「烏克蘭是對抗專制擴張的戰爭中最重要的前線國家」，他基於這樣的認識，多次前往烏克蘭並贊助青年領袖計劃，鼓勵青年世代能實現自由民主制度，同時脫離俄羅斯宰制，成為一個歐洲國家。（頁342-343）
結果，就在今年（2022）的二月二十四日，俄羅斯發動了侵略烏克蘭戰爭，至本書發行的時刻，戰爭持續進行，變數如此多，誰能預見這場戰爭的結局？然而福山不改他的大膽作風，在戰事開始不久的三月十二日，便於媒體上發表了「斗膽預言」，第一點即宣稱：俄羅斯在烏克蘭正走向徹底的失敗；接著第七點：普丁不會在他的軍隊被擊敗後倖存下來；最後第十二點：俄羅斯的失敗將使「自由的新生」成為可能，並使我們擺脫對全球民主衰落狀態的迷茫。一九八九年的精神將繼續存在，這要感謝一群勇敢的烏克蘭人。（原文刊登於「AMERICAN PURPOSE」的〈Preparing for Defeat〉，譯文參見「歐洲之聲」的〈福山斗膽提出對烏克蘭局勢的系列預測〉。）
聽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福山似乎回到了發表〈歷史的終結？〉當時的氛圍，才會如此「不假思索地」下了結論。不過，讓我們回顧福山在訪談中論及烏克蘭時，所說的一段話：「我認為，（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頓巴斯雖然是對國際規範的嚴重違犯，然而弔詭的是，這對烏克蘭的民族認同是有利的。我確實認為，烏克蘭人民最終將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有一些信心，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件事真的會實現。」（本書頁344）
福山的樂觀會是毫無根據嗎？從俄烏戰爭開打以來，北約和全球民主國家聲援不絕，而近期藉助各方提供的最新武器，烏克蘭節節反攻，也反映了福山的預時也更強化了自由民主制度的韌性。
話說回來，先不論他的預言是否有效，為何福山具有如此敏銳的判斷力？就我個人的觀察，他作為黑格爾和柯耶夫的信徒，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還有一個重要的辯證，稱作「理性的狡詐」，意即人類依循各自的理性進行種種策略規劃，試圖滿足自己或群體的欲望，但是卻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為只是「普遍歷史」或柯耶夫口中「大寫歷史」的小小片段，最終都被利用來完成更普遍的目的（對黑格爾來說，即是「自由精神」的實現）。所以，人類過去出現過的「卡理斯瑪型」（韋伯的概念）領袖人物，如黑格爾推崇的拿破崙，或者今天看似叱吒風雲的普丁、習近平等個人，都只是達到「歷史終結」的工具，自己卻渾然不覺，深陷入狡詐的佈局。
換言之，在「理性的狡詐」之下，人類實然的歷史充滿曲折和弔詭，當福山認定：弔詭的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頓巴斯，對烏克蘭的民族認同是有利的，不啻反諷了普丁的「理性意圖」，也讓他發起的戰爭成為世界史更朝向自由民主勝利的一個註腳。那麼，假設俄羅斯真的失敗，乃至普丁建立的威權政體再次垮臺，這時候，習近平「稱帝」後的中國，將變成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剩下的最大威脅。福山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
事實上，福山和許多西方的學者類似，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都對於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抱有幻想，認為待中產階級興起，中國政治也將更為民主。我們不妨回過頭去，看看他一九九二年於《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怎麼說，他寫道：「被承認的欲望就是自由主義經濟與自由主義政治之間那個缺少的環節……正是這種全然非經濟、非物質的動力，才解釋了為什麼西班牙、葡萄牙、南韓、臺灣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都不只要求市場經濟，而且也要求民治民享的自由政府。」（前揭書頁290）不知道福山今天是否想要修正他的主張？至少在訪談裡，他認為「對歷史終結論唯一最有力的挑戰者就是中國，因為這個國家已經顯示出它能以非常有效的方式進行現代化，……但它是在專制的條件下做到這些事的。」（本書頁274）
令人感慨的是，期待中國富裕起來後，會追求民主的這種幻覺已經破滅，尤其在二○二○年中國強加「國家安全法」予香港，大肆逮捕異議人士，並在今年八月對於臺灣大規模軍事演習後，西方民主國家不再相信中國「和平崛起」，反而看清楚中國窮兵黷武的真面目，開始佈署各項措施以防堵中國的霸權擴張企圖。
面對全新的國際形勢，福山在針對俄烏戰爭的預言中，用第十點提到了臺灣，表示：希望臺灣自己醒悟過來，準備好像烏克蘭人那樣戰鬥，恢復徵兵制，我們不要過早地成為失敗主義者。（如前引歐洲之聲）其實不待福山警告，臺灣的民眾這次面臨中國展示武力，表現得特別鎮定，內部沒有發生如一九九六年臺海危機時的移民恐慌。在中國的軍演結束後，反而傳出如曹興誠的臺灣民間人士願意捐出鉅資來建構自我防衛體系，這彰顯了臺灣人的意志力，也讓中國必須從俄烏戰爭中學到教訓，若輕率啟動武統臺灣的戰事，恐怕絕非「中國夢」的實現，卻是如福山預言般，受到「理性的狡詐」操縱，完成「歷史終結」的最後一哩路。如此看來，未來的人類命運，全繫於中國能否真正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偉大復興」，從而以「數位威權」取代了自由民主？亦因此，臺灣在世界史的角色日益重要，我們身為臺灣人不需妄自菲薄、更不能鬆懈鬥志。或許福山哪一天會再發出「斗膽預言」，屆時臺灣因為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有可能成為「歷史終結論」的受惠者，希望這即是福山的最後一個預言了。
當然，柯耶夫早已提過，「歷史終結」之後的世界，並不會就比較美好，人類整天還是要為大小事煩惱，只是制度優劣的全面抗爭不再成為歷史關鍵。其實，因為社會系統複雜性的增加，各種風險愈來愈衝擊既有秩序，不只戰爭和病毒已讓我們疲於應付，其他如氣候變遷、生態浩劫、經濟蕭條……等等威脅可能層出不窮，現實問題的困擾根本「終結」不了。福山曾聲稱自己年輕時想要模仿尼釆的治學方式（本書頁133），這促成他在將〈歷史的終結？〉文章發展成專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時，便加上了從尼釆擷取來的「最後之人」概念，並發揮了許多想像力，論證現代人類進入到「最後之人」狀態的種種模樣。所以，福山雖然宣稱冷戰結束等同「西方的勝利」，但卻樂觀不起來，反倒蒙上了陰鬱的色彩。
這使我聯想到，韋伯在他一九○四／一九○五年發表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結語中，就寫下了相似的一段話：「對於這一（資本主義）文化所發展的『最後的人物』，下面數語可能是真理：即『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情感的享樂人，這樣的凡骨竟自負已登上人類未曾達到的文明階段』。」（引自韋伯著，張漢裕譯，臺北：協志，1973，頁77）無論這類警世名言有無產生過實際的效果，這一系列西方思想界的自我反省及批判，的確發人深省。我們可以說，除了市場競爭和民主選舉等機制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保障對現代生活更是重要，這也是「自由精神」為什麼會被黑格爾設想為歷史終極目的的根本原因。或許在黑格爾眼中，沒有自由，歷史只是時間的空轉。
另一方面，順著「最後之人」的邏輯，福山在本書中舉出諸多濫用自由、違背平等的案例，所以人類是否能夠善用「自由平等」的制度設計，的確觸及到了「人性」、或福山愛用的「血性」深層面向，也構成福山廣泛討論身分認同、生物科技和「後人類未來」的動機所在。未來他應該還會發掘更多自由民主制度的病徵，繼續盡一分知識分子的言責。
閱讀完這本福山訪談錄，關注了「大寫歷史」的預言及走向，畢竟日常的「小寫歷史」也不能忽略，大家就捲起袖子，辛勤地寫自己的歷史罷！
二○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序於臺北

發 行 序　「歷史終結」之後的人類命運　004
編 輯 序　016
第 一 章　在歷史終結後發生了什麼事？　022
第 二 章　世界政治發生了哪些變化？　042
第 三 章　反自由的力量如何威脅民主？　060
第 四 章　美國將不再是自由秩序的燈塔了嗎？　078
第 五 章　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反烏托邦會成真嗎？　098
第 六 章　福山是歐洲古典自由主義者嗎？　114
第 七 章　是什麼讓福山走上了國際政治的道路？　128
第 八 章　什麼是歷史的終結？　150
第 九 章　我們為什麼要效法丹麥？　164
第 十 章　我們如何建立自由民主國家？　178
第十一章　我們如何理解社會如何運作？　194
第十二章　身分認同正是「血性」的問題嗎？　212
第十三章　社會與資本主義如何相互影響？　236
第十四章　人性如何塑造社會？　254
第十五章　中國是自由民主制的有力競爭對手嗎？　272
第十六章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文明衝突嗎？　290
第十七章　我們如何才能使自由民主制興盛？　310
第十八章　歷史的未來　330
後 記　350
謝 詞　352
文 獻　354
著作目錄‧相關訪談　358
索 引　372

 

編輯序
▎馬蒂爾德．法斯廷 Mathilde Fastin
我沒有想到，在二〇二一年，在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多年後，我們還有必要為民主以及它的基本價值辯護。儘管二戰後的幾十年裡有不少衝突，比如越南戰爭與一九九〇年代的巴爾幹衝突，但是在這段時期裡，主要的特色還是和平與繁榮，以及全球化使無數人脫離貧困。有鑑於這些發展，我們當時很難想像，衰退、軍事擴張、社會動盪，以及恐懼，將再度主宰全球政治。然而，在過去的幾年裡，戰後的樂觀主義被整個顛覆了。我們是否應該擔心這些事態的走向？當前威權主義潮流與基於民族主義的保護主義是否只是短暫現象？這取決於我們民主社會的力量。民主社會是否有能力處理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該怎麼讓它們更有韌性？有一點似乎是確定的：越來越多的政治任務需要複雜的、往往是跨國協力的因應措施；在這樣的世界裡，我們最不需要的， 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的保護主義，以及民主的衰弱。

有許多思想家正努力探討這些問題，當中有一位是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許多人都知道福山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宣佈自由民主的勝利將標誌著「歷史的終結」的那個人。在二〇一九年，距離他在《國家利益》這個小期刊上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幾年後在一九九二年接著出版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之人》奠定了福山的名聲。看起來，「歷史的終結」一詞將永遠跟他的名字連在一起。

很少有公共知識分子比福山更有影響力與更多產。對他來說，歷史並沒有終結：他繼續寫作了三十多年，對政治秩序的運作、其危險與挑戰、制度對國家運作的重要性，都提出深刻的見解。他對人類合作的另類研究途徑在他的腦裡與著作中緩慢開展，直到在二〇一一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得到最終的表達。這種生物人類學的研究途徑擺脫了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為當代某些民主國家的問題與衰敗發出了清晰的解釋之光。

福山觀察西方政治發展的缺陷已有很長時間，尤其是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以後。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2014）中，他指出有幾種情況對自由民主的運作構成威脅。他在《身分政治：尊嚴訴求與怨恨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2018）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擔憂；對於當前在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民粹運動日漸高張，威權政治領袖也越來越多，他都表達了深切的憂慮。他畢生的著作揭示了我們在因應種種當代議題⸺比如民粹領袖，對民主基礎的欠缺理解，及快速的科技變化等等⸺所需要的認知。此外他極力強調，在危機來襲時，擁有一個運作良好的政治體制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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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線已移轉到身分認同政治
在二十世紀，我們在政治上有左派和右派。福山認為，這個左右的軸線現在已經轉變為身分認同的軸線。他的《身分認同》一書是對民粹主義的一個回應；他認為，身分認同是推動當前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

法斯廷：身分認同政治不是新的，但是它目前的政治表達，以及其所導致的極化現象，則是新的現象。你能不能解釋一下，你所說的這種從一九八九年起的政治轉變是什麼意思？

福　山：這個根本性的轉變是，世界政治的全球軸線漸漸不再是由左派與右派根據經濟意識型態來定義。這種左派和右派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紀政治的本質。你有一個左派，這些人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可以向人民徵稅與提供社會福利，以實現收入的重分配；然後你還有一個右派，這些人的利益在於自由市場、個體自由，以及一個干預更小的政府。我成長的世界是就是由這種兩極對立來決定的。

法斯廷：那現在發生了什麼變化？

福　山：我們現在越來越處在一個由身分認同的軸線所定義的世界。這種由身分認同定義的世界是怎麼回事，唐納．川普總統或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二〇一八年美國中期選舉期間，他本來可以主打傳統共和黨的政策，比如減稅、經濟創造就業、經濟成長等事實，但是他並沒有提到這些。那他談什麼議題呢？他大談從墨西哥湧入的移民大軍正跨越南方的國界，在入侵美國，還說要派兵看守。為了因應這種被設想的威脅，他威脅要取消在美國出生即享公民權的規定，而且他實際上說過這個國家正遭受外國人的攻擊。美國保守主義的性質至此有了重大的轉變，跟由自由市場意識型態所定義的羅納德．雷根的保守主義已經頗有差別。身分認同取代經濟成為政治的主軸。這個現象並不限於美國，雖然我相信，我們都是在二〇一六年當唐納．川普勝選，以及當英國脫歐公投成功時，才意識到這是一股政治潮流。許多不同的地方都呈現這個潮流。在歐洲，你會非常清楚地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有兩個歐盟成員國，即匈牙利與波蘭，已經嚴重倒向這個民粹主義的匈牙利或許是最鮮明的例子。所有這些實際上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是自由民主的問題，因為這些民粹主義領導人總是說，「我贏得了選舉，所以我有合法性」，然後就開始破壞法治制度。

法斯廷：你在世界其他地方也看到這種轉變嗎？

福　山：更遠一點，你看到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所領導的印度。印度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時建立起自由體制的。印度是一個多元化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國家；無論在宗教、地區還是語言方面都是如此。要經營一個如此多樣與複雜的國家，你唯一的辦法是透過一套自由化的法律與規則體系。印度有一個自由主義的國族認同；這是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與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遺產。但是莫迪先生一直試著讓這個認同跟自由印度的理念脫鉤，並轉移到一種基於印度教的民族主義上，然而這種民族主義卻是印度的建國者們曾明確拒絕過的。結果就是像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去年通過的公民身分法這樣的東西。這部法律使一個人⸺如果他碰巧是穆斯林⸺更難以成為印度公民。這意味著把多達二億的印度穆斯林公民排除在外。
這種事在世界上許多不同的地方都在進行之中。我們能從斯里蘭卡與緬甸出現的那種好戰佛教中看到這一點。拉丁美洲也可以見到這個現象。拉美傳統的民粹主義是左翼的，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右翼民粹主義的例子，那就是二〇一八年當選巴西總統的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拉丁美洲是一個通常有左翼民粹主義者的地方，比如像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這樣的人，但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右翼民粹主義者使用實際上比川普更露骨的種族歧視的語言來談論巴西黑人。

法斯廷：這個問題在美國是怎麼表現出來？

福　山：這個你得看選民投票傾向的人口統計。左翼政黨最大的單一基本盤是勞工階級。民主黨過去是仰賴白人勞工階級選民來贏得選舉。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一直持續到羅納德．雷根的時代，但是接下來投票板塊有了變遷，部分原因是民主黨在種族問題上倒向了民權（civil rights）、女性主義以及諸如此類。這種轉變開始讓那些白人勞工階級的選民感到反感，而且這個轉變過程並沒有停下來。左派開始重新定義自己，更關注特定群體所受到的不正義，而不是關注勞工階級本身。對許多左派人士來說，勞工階級反而成為問題的一部分。長久下來，美國與歐洲的許多左翼政黨都開始失去白人勞工階級選民的支持。許多白人民族主義者會說，「我們白人現在成為受迫害的少數群體了。我們一直遭到平權法案的惡劣對待。我們的孩子不能上適合他們的學校，因為左派更愛外國人而不是我們。」這導致一種頗有毒性的政治。
此外，很多勞工階級在文化上是相當保守的。這跟種族有關，因為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前，民主黨是靠許多性質各異的團體大合作而組織起來的。這些團體包括工會、北方的知識分子與進步人士，但是也有南方的種族主義者⸺一九三〇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當總統時，他們是民主黨相當重要的一環。然後，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民主黨在種族問題上有所突破，開始擁抱民權立法。民主黨把自己跟民權捆綁在一起，這個改變導致南方種族主義者投向共和黨。

法斯廷：這個轉變實際上是從經濟的自我利益走向身分認同政治？

福　山：是的，我相信這是一種傾向，人們想要認同那些跟自己相像的人。你也許聽過一個有名的史丹佛研究，那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發生的事。他們找了兩個同質性很高的青少男群體，把他們分成兩隊，然後說，你是紅隊，你是藍隊。紅隊擁有的特點完全是編造出來的，但是研究結束時，兩隊都嘗試殺死對方，原因就在於這種傾向，想認同與自己相似的人。認同點不需要是種族或族裔；任何可以用來區分的特徵都可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政治裡，很多兩極對立都是情緒性的，並不符合經濟理性。人們正在投票反對他們自己的利益。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對很多南方農業區選民來說非常好，但是許多人把票投給共和黨的政治人物。即使他們沒有醫療保險，也照樣投票反對。這樣做沒什麼道理，但是當身分認同蓋過經濟的自我利益時，就會發生這種事。

法斯廷：這種錯誤的意識該如何解釋？為什麼身分認同會「壓倒」經濟的自我利益？

福　山：很多共和黨人不一定對共和黨非常忠誠，但是他們很討厭民主黨人的形象⸺民主黨人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有特定模樣的人，比如女性主義者、同性戀、政治正確者，以及所有帶著這類他們不喜歡的標籤的人⸺所以任何人只要認同共和黨，他們就會投他一票。現代經濟學有一個基礎假設，即每個人都會理性追求自我利益，但是有很多社會心理學的文獻會告訴你，這個假設並不正確。人們從一開始就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文化堅持，然後他們會用一切的腦力來讓這些立場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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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企圖心在經濟，而不在自由秩序
法斯廷：二〇一九年夏天，一個相對不顯眼的立法提案引發了香港的抗議活動，目前仍在持續當中。你對香港以及可能的長期結果有什麼看法？更廣泛地說，你能對中國未來的全球野心做點評論嗎？

福　山：中國的表現就跟其他每個強權在崛起過程中有過的表現完全一樣。在過去十年裡，尤其在習近平上臺後，他們在外交政策上更加自信。他們對南海島礁的軍事化以及「一帶一路」的倡議就是例子。一帶一路倡議顯然是為了滿足中國外交政策的利益。談到香港，抗議事件已經顯示，香港有一個跟中國不同的文化。基本上，抗議者們說：「我們不想把自己只看作忠誠的中國公民。」 北京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中國共產黨要像併吞大陸其他地區那樣併吞香港將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似乎正把 COVID‒19 的疫情當作一個藉口，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他們也在擔心自己的國際聲譽。但是不確定的是，中國在未來二十年是否需要一個非常強大、非常繁榮、像過去那樣的香港。

法斯廷：世界能學會跟一個有侵略性的中國和平共處嗎？

福　山：不能，這會一直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中國正在重塑整個全球架構。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覺得對全球秩序最大的長期威脅是中國，而不是俄羅斯或中東的聖戰分子，因為中國要強大得多。中國共產黨統治著一個巨大、富有、強大的國家。聖戰分子之所以在劇院或咖啡館裡對人開槍，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其他方式來影響任何事情。這非常吸引關注，但是也很可悲。如果中國人沒有遇到一個真正的大障礙，他們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這將在下一個十年裡發生。

法斯廷：中國會攻擊臺灣嗎？

福　山：這種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大多數人，包括臺灣的很多人，並沒有認真看待這個問題，但這是一個真實的可能性，而且我一段時間以來都認為，東亞發生軍事衝突的前景實際上比全球商界社群認為的要高得多。隨著國力變強，中國的野心也越來越大。我們已經在南海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已經將這些島礁軍事化。

法斯廷：二〇一八年時你曾說中國：
在國內議題方面，中國的中產階級確實是傾向自由的。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就非常不同。對於中國沒有得到公平和尊重的對待，人們懷著大量的民族主義情緒，積聚著大量的怨恨。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在某方面實質上可能會出現更高張的民族主義，因為政治人物將必須爭取選票，而方法之一就是在民族情緒上進行煽動。
長遠來說，中國會成為主導性的強權嗎？

福　山：我認為中國永遠不會佔據美國所擁有的那種霸權地位。

法斯廷：二〇一〇年時，有人問你是否不同意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的觀點，他們認為，在未來，隨著中國的強大，世界將「對專制與民主的辯論感到厭倦」，並將「轉向更務實的關於良好治理與不良治理的辯論。」你仍然不同意他們嗎？

福　山：民主與個體權利的可貴，不是因為可以作為良好治理與經濟成長的手段；而它們是本身就很重要，是民主社會承認其公民的行動主體性以及尊嚴的方式。西方國家的人不會為了一些抽象的所謂「良好治理」而放棄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