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與史學：英國現代史學編纂之源（簡體書）

作者開篇即梳理並闡釋了15世紀的歷史寫作方法，以及那個時期人們區分歷史和故事(fiction)的各種做法。在隨後的章節中，通過回顧現代史學編纂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即《君士坦丁捐贈》真偽之爭)，以及1500―1800年古文物研究的發展，作者指出，人文主義者通過模仿古典作品來撰寫歷史，而古典衝動則促成了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現代史學編纂的發展方式。
除此之外，作者還借助對培根早期生活和思想的密切關注，試圖找到其自然哲學和新科學對英國史學的影響，因為和人文主義者一樣，培根也無法容忍中世紀浪漫史和聖徒言行錄中的故事，他認為新科學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通過最新的觀察和實驗準確地描述自然。在最後部分的章節中，作者引入了18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關於“古今之爭”中那些針對自我意識問題的回應，由此也向我們呈現了吉本對於近代早期英國史學的巨大貢獻。

作者簡介：
[美] 約瑟夫‧萊文(Joseph M.Levine，1933-2008)，出生於紐約的布魯克林，畢業於美國的蒂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在康奈爾大學接受大學教育，並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先後在紐約城市大學的皇后區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羅格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錫拉丘茲大學任教，並最終成為錫拉丘茲大學的傑出教授。萊文一生出版了六部著作，並撰寫了諸多文章，例如《伍德沃德博士的盾牌:文學全盛時期的英格蘭的歷史、科學與諷刺詩》(Dr . Woodward's Shield: History, Science and Satire in Augustan England，1977)、《書籍之戰：文學全盛時期的歷史與文學》(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1991)、《古人和今人：英國復興時期的巴洛克文化》(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Baroque Culture in Restoration England，1999)、《歷史自主：從伊拉斯謨到吉本的真理和方法》(The Autonomy of History: Truth and Method from Erasmus to Gibbon，1999)等等。萊文在英格蘭度過了35個夏天和幾年完整的時間，在此期間，他挖掘檔案，收集了近3萬本個人藏書，其中許多是在16、17和18世紀印刷的。萊文是思想史方面的專家，並被認為是英國從文藝復興到18世紀如何思考和記錄歷史的主要權威。

譯者簡介：
王伊林，湖北人，碩士研究生，先後畢業于武漢大學外國語學院和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現就職于成都錦城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翻譯並出版或發表的主要作品有《試論古今革命》(2015)、《論王政》(2019)、《法律論證中的修辭三段論》(2016)、《習慣法中的修辭-辯證觀》(2021)等等。

本書為“經典與解釋‧政治史學叢編”系列之一。本書主要旨在解決一個問題，即英國史學如何找到它的現代編纂方法，以及它為何能找到這種方法？作者給出的答案是，英國史學編纂的現代方法主要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

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卡克斯頓的史學：中世紀末的事實和虛構故事
第二章 皮科克和瓦拉論《君士坦丁贈禮》
第三章 古文物研究事業(1500-1800)
第四章 斯通菲爾德大道：英國文學全盛時期的英國考古學
第五章 自然史和新哲學：培根、哈維和兩種文化
第六章 古人、今人和史學
第七章 吉本和古今之爭
第八章 18世紀的歷史主義與第一次哥特復興

人們幾乎不曾嘗試探究考古學史，考古學的早期歷史顯得尤其模糊。人們一般認為，考古學始於意大利文藝復興，後來發展至更廣闊的領域，形成了更加系統化的現代科學調查技巧。在意大利人最初努力恢復和羅馬相關的材料證據之後以及在人們熟悉的謝裡曼(Schliemann)、雷亞德(Layard)以及埃文斯 (Arthur Evans) 爵士之類的現代人帶來啟示之前，那個長達數世紀的醞釀期裡，究竟發生過什麼事呢？古文物研究是如何轉變成考古科學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恢復中間時期的面貌，不僅包括發現龐貝古城和赫庫蘭尼姆古城這類最激動人心的事件，還包括學者和古文物研究者經過更加審慎而持續的努力後發現的一些東西；那些年，他們一直試圖恢復非文字的古代遺跡並對它們進行歸類，如此一來，他們或許可以實現那個古老的目標，即理解過去的生活。英國文學全盛時期的人們對此做出了貢獻，他們打造了通向現代科學比較重要的一環。我想通過追尋在18世紀的英國發生的一個典型卻完全被遺忘的關於古文物事業的例子來闡述這個觀點。我從不覺得1712年發現斯通菲爾德(Stonesfield)大道可以和發現龐貝古城以及赫庫蘭尼姆古城相提並論，更別說和當代的新古典主義事件――例如，艾迪森(Addison)的《卡托》(Cato)、賓利的《賀拉斯》(Horace)或者蒲柏的《荷馬》――相提並論了；然而，它也掀起了一陣熱潮，而且同樣的也留下了值得關注的遺產。
我的故事始於1712年的冬天，當時一位農夫正在犁地，他碰到了泥地裡一些巨大的石頭。農夫把石頭翻過來，發現了一個古甕，接下來讓他激動不已的是，眼前呈現的似乎是一條平鋪的大道。類似的事情以前也發生過，可是現在，此事很快在學識界引起了震動。消息一傳到國外就掀起了一股熱潮。人們紛紛湧入那片空地，郵件把這股浪潮帶到了英國各地，甚至是國外。為了這個發現，學者們開始了激烈的爭論，藝術家們爭相評價這個輝煌的作品。出現一條新的棋盤格羅馬大道――事實證明的確如此――絕不是稀疏平常的事。它畢竟有35英尺長，20英尺寬，色彩絢麗，設計精美。它最生動而直接地證明瞭羅馬人曾待在英國，它遠遠超越了其他數量巨多卻沒那麼起眼的遺跡――錢幣、銘文、半身像和浮雕――它們把古文物研究者的陳列室塞滿了。除了另外一兩條大道外，在英國幾乎很難看到規模如此宏偉的大道；如果人們想看到類似的，就只有去國外。無怪乎英國文學全盛時期的人們那麼激動了。
這條大道於1712年1月25日星期五在一個叫切斯提爾(Chesthill Acre)的農場被發現，該農場靠近斯通菲爾德村，離伍德斯托克(Woodstock)2英里遠。沒過幾天，消息就傳到了牛津，據說，人們在那裡出土了大量的羅馬錢幣；2月1日，這條大道的某個部分吸引了聖艾德蒙學堂(St.Edmund Hall)年輕的古文物研究者赫恩。第二天，赫恩就親自前去查看，並(根據他的習慣 )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草草記下了自己的觀察結果。赫恩注意到，這個地點非常靠近一條古老的稱作艾肯尼德大道(Ikenield Way)或阿曼街(Akemanstreet)的羅馬大道，該大道延伸到巴思。有人告訴赫恩，這條大道上有一幅圖，“圖上有一條龍或蟒蛇，有阿波羅，另外還有幾個裝飾性形象，例如，一隻雄鳥，一隻雌雉，以及幾個花盆”。瓷磚顏色各異，恰好有9平方英寸大小。據說，有人故意放了幾小張羅馬錢幣在那兒，以便給遊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實際上，當赫恩四處參觀時，他的懷疑精神又冒頭了。赫恩對那個甕持懷疑態度，有人告訴他，那個甕已經碎了，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赫恩尋找了羅馬磚，不過徒勞無功，最後赫恩覺得自己被愚弄了；這裡根本就沒有羅馬的歷史遺跡，“有的只是某個地位較高之人的裝飾品”，或許就如通常報道的，只是莊園主的宅邸而已。至於阿波羅，其形象粗俗，赫恩寧願認為是那是身上纏著一條蛇的聖邁克爾(Saint Michael)。“他左手拿著矛，鞋子沒有後跟，是後諾曼(post Normannic)的樣式。”然而，赫恩保留了他的意見。
與此同時，整個牛津躁動不安。赫恩參觀後的幾天，萬靈學院(All Souls)的學監加德納(Gardiner)博士向赫恩展示了他畫的關於那條大道的一副草圖。加德納認為，這個是羅馬人的作品，而其中的人物應該是拿著神杖的酒神巴克斯，“至於那頭野獸，他也不知道該叫它什麼。”那天過後，那時正忙於出新版本的喬叟的古文物研究者厄裡(John Urry)帶來了另外一幅由基督教堂一位叫福特(Ford)的牧師提供的草圖。厄裡也認為那是拿著神杖的酒神巴克斯，而且他還相信，那個動物是只老虎。“關於這件事存在各種不同的意見。”赫恩在日記中吐露心聲：“它給大學和其他地方帶來了歡樂，可就我本人而言，我還未向任何人宣佈過我的意見。”那個月末，牛津代表團前來參觀該歷史遺跡，由天文學家兼幾何教授哈雷(Edmund Halley)帶隊，其中還包括副首相和議會的幾位頭腦。
消息傳得越來越快，傳播的範圍也越來越廣。首先得知這一發現的是偉大政治家兼藏書家的牛津伯爵哈利(Robert Harley)。一周之內，哈利兩次收到關於這個發現的來信，第一封信來自植物學家博瓦爾特(Tilleman Bobart)，第二封信來自厄裡，厄裡還附上了他畫的草圖。博瓦爾特的描述特別充分，的確出自習慣了科學觀察的人的手筆。博瓦爾特在信中講述了人們怎麼發現那條大道，如何確定它的尺寸以及如何注意到它的圖案。“在靠近地板的南端”，博瓦爾特寫道，“有一個大圈，圈裡有一個人，一手拿著杯子，另一隻手裡拿著一根長矛，他騎在一條龍或類似於龍的動物身上，旁邊有兩隻雄鳥和兩隻雌雉……有點像野雞”。就如赫恩一樣，博瓦爾特對錢幣產生了懷疑。“每天都有許多人前去參觀，關於它以前的用處，人們意見不一。有的人猜測它曾是羅馬的一座廟，其他人猜測它是一位將軍的住處，還有一些人認為(或許有更多理由)那是焚燒屍體的地方，因為在那裡發現了一些人類的骨頭和燒掉的麥子。”赫恩確定那條大道曾堆滿了垃圾、石塊、石板、巨大的磚頭、煤和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