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近代中國女性史書寫的蜿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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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首部新式中國婦女史著為何?
20世紀初期史家如何訴說女人的歷史?有何變化?
何謂「五四婦女史觀」?如何形成?
本書將展現婦女史編寫的新舊元素。
從閨範女教的「列女傳」、女權和國族的敘史主軸,
再到「婦女史」專書的形成。
百年前中國女性史書寫的形式變化,
是一段蜿蜒交纏的過程,含括社會與學術文化內蘊的轉變。
守身殉節、課子知禮,《列女傳》長流,循著婦德採摭的範式,層層擷選女人的臉譜;世紀交替革命之際,武德成為積弱反撲的象徵,被收編為國族服務;歌頌女德、女傑的書寫傳統,至五四期間,增添了尋常女性的生活軌跡。
從傳記走向專史,數千年漫漫長路,女性史書寫何去何從?
本書為學界少數從史學史的角度,梳理中國女性史在晚清民初如何被編寫之過程。作者以三部文本為主要討論對象,三種不同型態的敘史方式,相當具代表性。一為傳統史學的《清史稿‧列女傳》,二是新舊夾雜的《神州女子新史》,三是名聞遐邇的《中國婦女生活史》。這三部著作呈現了近代中國婦女史寫作的眾聲喧嘩,讀者得以一覽其在體裁、主題、內容選擇之間的競合,以及作者們多元的婦女/性別史觀。
本書為衣若蘭教授在明清婦女/性別史長期耕耘的基礎上,下探至民初的新嘗試,帶領讀者沿著史學發展脈絡,重讀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上世紀的女性史書寫,在懿德、在賢豪、亦在日常,讀者閱讀品味之際,可考察百年間女性形象如何呈現、如何塑造,並反思當下。
20世紀初期史家如何訴說女人的歷史?有何變化?
何謂「五四婦女史觀」?如何形成?
本書將展現婦女史編寫的新舊元素。
從閨範女教的「列女傳」、女權和國族的敘史主軸,
再到「婦女史」專書的形成。
百年前中國女性史書寫的形式變化,
是一段蜿蜒交纏的過程,含括社會與學術文化內蘊的轉變。
守身殉節、課子知禮,《列女傳》長流,循著婦德採摭的範式,層層擷選女人的臉譜;世紀交替革命之際,武德成為積弱反撲的象徵,被收編為國族服務;歌頌女德、女傑的書寫傳統,至五四期間,增添了尋常女性的生活軌跡。
從傳記走向專史,數千年漫漫長路,女性史書寫何去何從?
本書為學界少數從史學史的角度,梳理中國女性史在晚清民初如何被編寫之過程。作者以三部文本為主要討論對象,三種不同型態的敘史方式,相當具代表性。一為傳統史學的《清史稿‧列女傳》,二是新舊夾雜的《神州女子新史》,三是名聞遐邇的《中國婦女生活史》。這三部著作呈現了近代中國婦女史寫作的眾聲喧嘩,讀者得以一覽其在體裁、主題、內容選擇之間的競合,以及作者們多元的婦女/性別史觀。
本書為衣若蘭教授在明清婦女/性別史長期耕耘的基礎上,下探至民初的新嘗試,帶領讀者沿著史學發展脈絡,重讀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上世紀的女性史書寫,在懿德、在賢豪、亦在日常,讀者閱讀品味之際,可考察百年間女性形象如何呈現、如何塑造,並反思當下。
作者簡介
衣若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女性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中國史學史。曾任核心期刊《明代研究》、《女學學誌》主編,英國劍橋大學、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等訪問學者。著有專書《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以及〈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 “ Gender and Sericulture Ritual Practice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等多篇學術期刊、專書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女性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中國史學史。曾任核心期刊《明代研究》、《女學學誌》主編,英國劍橋大學、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等訪問學者。著有專書《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以及〈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 “ Gender and Sericulture Ritual Practice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等多篇學術期刊、專書論文。
序
自序
本書最早的發想,來自二○○三年博士後研究的構思。當時寫完博士論文《明史.列女傳》的研究之後,本著對時代延續的好奇,我想知道近代中國撰史者如何編寫女性史。而待著手進行《清史稿.列女傳》的研究時,才發現《清史稿》所涉及的檔案實在浩瀚,個別傳記的研究仍有待開發,我一時無力全盤處理,僅挑出傳中凸出的特點論之,二○○八年出版了〈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刊登於《臺大歷史學報》第四十一期。
接著,我探究第一本新型態的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一書,曾於二○○六年赴上海蒐集資料,並至常熟田野考察徐天嘯的故里;二○○九年再度至上海,訪問徐天嘯之子徐成治先生,後完成〈革命、女權與史學:《神州女子新史》論析〉一文,刊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七期(二○○九年十二月),亦收入沈愈編,《常熟與南社》(北京:團結出版社,二○一四)。該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七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社會史研究之新視野」(臺北:東吳大學,二○○九年五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其後,為了配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百年」的紀念活動,筆者完成〈《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一文,登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十四期(二○一九年十二月)。該文部分初稿曾在中研院近史所「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工作坊(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至十四日)與國際研討會(二○一八年六月十九至二十日)上發表,感謝與會學者與評論人史學史專家劉龍心、婦女史專家林維紅教授的指點,她們的意見有助於本文重新構思改寫。早在二○○八年,寧波天一閣研討會後,有幸一睹方祖猷教授的藏書,意外發現《中國婦女生活史》原書略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版本不同,激發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方教授畢生致力於史學史研究,二○一七年也出版了《晚清女權史》一書,發表其對中國婦女史的看法。
本書的第二到第四章即是基於上述三篇期刊論文的基礎改寫而成,研究時間跨越十多年。第二章〈永恆的「列女傳」〉,舊稿名為:〈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著述目的本在比較《明史.列女傳》與《清史稿.列女傳》之差異;本書中改為旨在強調清史館史家對傳統女性史書寫的堅持。筆者於本章中增添了官修清史的背景,諸如:為何一直是清史「稿」、《清史稿》未刊稿、關內本與關外本之間的差異,並補充近代賢妻良母的討論,以及在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見鈴井正孝自行出版的《清史稿列女傳通釈》等相關研究。
第三章〈「女子新史」的出現〉,改變舊稿論述的邏輯順序,首論《神州女子新史》的特殊性,並將種族意識與倡導女權合併為一節,最後提示該書在寫作體例上「新瓶裝舊酒」的過渡性。第四章舊稿原名〈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本章改為專論《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在一九二○年代出版的意義及其思想文化的孕育養分,分論其寫作與婦女解放、學術革新之間的關係;而「五四婦女史觀」的部分,則融入本書第五章中。
改寫為專書,另外新添了第一章〈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第五章〈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與第六章〈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整體思考女性史書寫的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鋪陳更多清代與民國史學史的背景,以及新、舊史學碰撞的面向,也補充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其次,重新梳理近代中國婦女史觀,並且思考婦女史著在中國史學「現代轉型」中的意義。
本研究在蒐集資料與寫作期間,承蒙臺灣、上海與常熟等地多位朋友的協助與建議,特別是周文曉先生、馮筱才教授、徐成治伉儷,以及游鑑明教授、連玲玲教授、許慧琦教授、秦方教授、陳建守教授,還有多年來研究助理蔡明純博士、吳政龍、陳恬緣、魏駿達、許維安、馬銘汝等同學陸續的協助,十分感謝。三篇期刊論文稿的匿名審查專家提供了寶貴之修正建議,是本研究符合學術期待、更臻完善的莫大助力。另外,國科會/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使筆者得以順利至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常熟圖書館等地蒐集資料研究,在此特致謝忱。
我個人的學術養成是以明清時代性別史為主,向後段時間延伸的觀察,實有賴諸多師友長期的陪伴與指導。二十多年前擔任中研院近史所游鑑明教授的研究助理,學習查閱近代中國報刊,沒想到意外為日後「走叉路」撒下種子。其次,前輩林維紅教授在臺大歷史系對資淺女同事的溫暖照顧與提攜,是女性學者的典範;當年她主持婦女研究室,舉辦不少性別研究學術活動,是我在職進修的好處所。再者,《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刊物的滋養,也值得一提;我有幸從一九九五年擔任兼任編輯助理到其後擔任撰稿者、編輯委員,同儕之間的和樂互動,是學習向前的重要動力。
最後,感謝中央大學歷史所皮國立教授的引薦,時報文化出版胡金倫總編的抬愛,以及本書匿名審查教授的肯定與指點。審後修訂書稿時,不幸遇到多次電腦無法儲存檔案的狀況,多虧育涵主編的耐心等候與協助,本書才得以付梓。拙著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面前,不敢說是特別的研究「成果」,或許只能稱是花朵「初綻」吧。尚請方家不吝指正。
本書最早的發想,來自二○○三年博士後研究的構思。當時寫完博士論文《明史.列女傳》的研究之後,本著對時代延續的好奇,我想知道近代中國撰史者如何編寫女性史。而待著手進行《清史稿.列女傳》的研究時,才發現《清史稿》所涉及的檔案實在浩瀚,個別傳記的研究仍有待開發,我一時無力全盤處理,僅挑出傳中凸出的特點論之,二○○八年出版了〈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刊登於《臺大歷史學報》第四十一期。
接著,我探究第一本新型態的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一書,曾於二○○六年赴上海蒐集資料,並至常熟田野考察徐天嘯的故里;二○○九年再度至上海,訪問徐天嘯之子徐成治先生,後完成〈革命、女權與史學:《神州女子新史》論析〉一文,刊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七期(二○○九年十二月),亦收入沈愈編,《常熟與南社》(北京:團結出版社,二○一四)。該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七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社會史研究之新視野」(臺北:東吳大學,二○○九年五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其後,為了配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百年」的紀念活動,筆者完成〈《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一文,登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十四期(二○一九年十二月)。該文部分初稿曾在中研院近史所「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工作坊(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至十四日)與國際研討會(二○一八年六月十九至二十日)上發表,感謝與會學者與評論人史學史專家劉龍心、婦女史專家林維紅教授的指點,她們的意見有助於本文重新構思改寫。早在二○○八年,寧波天一閣研討會後,有幸一睹方祖猷教授的藏書,意外發現《中國婦女生活史》原書略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版本不同,激發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方教授畢生致力於史學史研究,二○一七年也出版了《晚清女權史》一書,發表其對中國婦女史的看法。
本書的第二到第四章即是基於上述三篇期刊論文的基礎改寫而成,研究時間跨越十多年。第二章〈永恆的「列女傳」〉,舊稿名為:〈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著述目的本在比較《明史.列女傳》與《清史稿.列女傳》之差異;本書中改為旨在強調清史館史家對傳統女性史書寫的堅持。筆者於本章中增添了官修清史的背景,諸如:為何一直是清史「稿」、《清史稿》未刊稿、關內本與關外本之間的差異,並補充近代賢妻良母的討論,以及在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見鈴井正孝自行出版的《清史稿列女傳通釈》等相關研究。
第三章〈「女子新史」的出現〉,改變舊稿論述的邏輯順序,首論《神州女子新史》的特殊性,並將種族意識與倡導女權合併為一節,最後提示該書在寫作體例上「新瓶裝舊酒」的過渡性。第四章舊稿原名〈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本章改為專論《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在一九二○年代出版的意義及其思想文化的孕育養分,分論其寫作與婦女解放、學術革新之間的關係;而「五四婦女史觀」的部分,則融入本書第五章中。
改寫為專書,另外新添了第一章〈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第五章〈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與第六章〈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整體思考女性史書寫的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鋪陳更多清代與民國史學史的背景,以及新、舊史學碰撞的面向,也補充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其次,重新梳理近代中國婦女史觀,並且思考婦女史著在中國史學「現代轉型」中的意義。
本研究在蒐集資料與寫作期間,承蒙臺灣、上海與常熟等地多位朋友的協助與建議,特別是周文曉先生、馮筱才教授、徐成治伉儷,以及游鑑明教授、連玲玲教授、許慧琦教授、秦方教授、陳建守教授,還有多年來研究助理蔡明純博士、吳政龍、陳恬緣、魏駿達、許維安、馬銘汝等同學陸續的協助,十分感謝。三篇期刊論文稿的匿名審查專家提供了寶貴之修正建議,是本研究符合學術期待、更臻完善的莫大助力。另外,國科會/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使筆者得以順利至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常熟圖書館等地蒐集資料研究,在此特致謝忱。
我個人的學術養成是以明清時代性別史為主,向後段時間延伸的觀察,實有賴諸多師友長期的陪伴與指導。二十多年前擔任中研院近史所游鑑明教授的研究助理,學習查閱近代中國報刊,沒想到意外為日後「走叉路」撒下種子。其次,前輩林維紅教授在臺大歷史系對資淺女同事的溫暖照顧與提攜,是女性學者的典範;當年她主持婦女研究室,舉辦不少性別研究學術活動,是我在職進修的好處所。再者,《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刊物的滋養,也值得一提;我有幸從一九九五年擔任兼任編輯助理到其後擔任撰稿者、編輯委員,同儕之間的和樂互動,是學習向前的重要動力。
最後,感謝中央大學歷史所皮國立教授的引薦,時報文化出版胡金倫總編的抬愛,以及本書匿名審查教授的肯定與指點。審後修訂書稿時,不幸遇到多次電腦無法儲存檔案的狀況,多虧育涵主編的耐心等候與協助,本書才得以付梓。拙著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面前,不敢說是特別的研究「成果」,或許只能稱是花朵「初綻」吧。尚請方家不吝指正。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
一、婦女與近代中國史研究
二、「五四話語」主宰的中國婦女史研究
三、文本選擇
四、傳記與女性史書寫
五、新舊史學的交手
六、本書架構
第二章 永恆的「列女傳」
一、最後的正史
二、女德採摭
三、母儀典範
四、女德表揚制度的變化
五、賢母傳記體例的確立
六、小結
第三章 「女子新史」的出現
一、首部新式中國婦女史面世
二、何謂「新史」?
三、國魂與女權雙管齊下
四、「新瓶裝舊酒」:女性典範的塑造與評價
五、小結
第四章 「婦女史」的成形
一、一九二○年代的婦女史
二、誰的婦女史?
三、何種「生活史」?
四、婦女解放風潮
五、學術革新
六、小結
第五章 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
一、被抨擊的「五四史觀」
二、寫作體裁與架構
三、婦德典範選擇與轉移
四、婦女史觀:閨範、女權與社會改造
五、小結
第六章 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
附錄 上海奇遇
徵引書目
註釋
第一章 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
一、婦女與近代中國史研究
二、「五四話語」主宰的中國婦女史研究
三、文本選擇
四、傳記與女性史書寫
五、新舊史學的交手
六、本書架構
第二章 永恆的「列女傳」
一、最後的正史
二、女德採摭
三、母儀典範
四、女德表揚制度的變化
五、賢母傳記體例的確立
六、小結
第三章 「女子新史」的出現
一、首部新式中國婦女史面世
二、何謂「新史」?
三、國魂與女權雙管齊下
四、「新瓶裝舊酒」:女性典範的塑造與評價
五、小結
第四章 「婦女史」的成形
一、一九二○年代的婦女史
二、誰的婦女史?
三、何種「生活史」?
四、婦女解放風潮
五、學術革新
六、小結
第五章 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
一、被抨擊的「五四史觀」
二、寫作體裁與架構
三、婦德典範選擇與轉移
四、婦女史觀:閨範、女權與社會改造
五、小結
第六章 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
附錄 上海奇遇
徵引書目
註釋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
三、文本選擇
本研究選擇三部民初的重要史著來觀察民初婦女史的編寫:一為目前所知第一部新式的中國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出版);這是一本塵封已久,後來再度「出土」的作品,記述從古至清末的中國婦女通史。二為當代大概罕為人閱讀的「封建禮教舊文」――《清史稿.列女傳》(纂修時間一九一四-一九二八年)。而第三部為著名的陳東原(一九○二-一九七八)《中國婦女生活史》(一九二八年出版),此書是史學研究者無人不知曉的著作,近百年後在大學課堂還繼續使用的婦女史通論教科書。
這三部婦女史的撰著方式和論點,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期婦女史寫作的眾聲喧嘩與史學發展非直線式的崎嶇之路。
徐天嘯(一八八六-一九四一)所著之《神州女子新史》,出版時間最早,於民國肇建前後,該書特點大致有三:一、反滿種族革命的敘史;二、以婦女「史」而非以「女教書」來喚醒女性、伸張女權;三、利用新式的章節體而非紀傳體來書寫婦女史。本書被稱為是首部「有系統研究自古至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史」,可惜罕為後世注意。這本著作可讓我們觀察晚清民初轉折之際,婦女史的記載如何脫離「修身」教科書而走向「歷史」教科書的途徑,及其調整之過程。
而第二部著作《清史稿.列女傳》既不是類似以劉向《列女傳》為母題的系列增廣版(如《續列女傳》),也不是一種如明清時代繡像版畫的炫耀性消費出版物,亦非給蒙學、修身科目的教科用書,它是民國史家對前朝女性事蹟的匯集與總結。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開清史館,纂修人員採用中國史學長達兩千多年的紀傳體朝代史傳統來編寫清史,誠如學者陳熙遠所言:作為民初一群特定知識分子所編纂的歷史作品,《清史稿》不會被取代,因為它提供了理解民初史學發展一個側面的重要線索。其中,編纂者對於傳統史學體例的堅持,實值得我們探究其編纂方式、史料來源與採選特質,透視在新史學思潮下,列女傳此種舊體例的延續。
第三部,也是最為知名、影響後世婦女/性別史研究最鉅的,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為民國以來最重要的一部中國婦女通史。性別史學者高彥頤認為該書的「五四史觀」奠定了中國婦女被壓迫印象的基調,影響後人對中國婦女史的想像。本書經過多次印刷發行,甚至有日、韓文譯本,可見該著作之流通與影響層面。細讀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考察五四時期「婦女史」知識如何被史家「發現」、「傳述」、「闡釋」與「運用」,又如何形成史觀,有助我們對五四史學與婦女知識的進一步了解,甚而反思當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基本論調。
四、女性史書寫的體裁
無論傳統或現代,傳記一直是婦女史書寫重要的體裁,在中國史上被視為重要的道德教化工具與力量,學者研究的範圍基本上以近代中國以前為主,於是有關中國女性史著的研究,多集中在傳統「列女傳」與傳記類散文的討論,例如劉靜貞與野村鮎子的研究。二○○○年以後,中國婦女/性別學界無論是從史學或文學的角度,都投入不少關注在女性生命書寫,擴大了「傳記」所指涉的範圍。其中幾本論文集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如:《重讀中國婦女生命故事》(二○一一)、Writing Lives in China, 1600-2010: Histories of the Elusive Self (2013)、Representing Lives in China: Forms of Biography in the Ming-Qing Period, 1368-1911 (2018)、《追懷生命:中國歷史上的墓志銘》(二○二一)、Chines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An Anthology of Personal Accounts (2023),學者無不盡力追尋男性或者女性作者筆下的女性身影。
可惜迄今,婦女史研究仍常擺盪於「歷史上的婦女」(women-as-lived)與「文本中的婦女」(women-as-written)兩端,有些論著無法辨別兩者的差異,或是輕易將文本中的婦女當作「歷史實情」。筆者則曾將之區分為「傳記中的女性」與「女性傳記」研究。所謂「傳記中的女性」是將傳記作為史料,關注記載中的女性事蹟,觀察其中所「反映」的女性角色;而「女性傳記」研究則是聚焦在傳記本身,注意文獻產生的過程及作者編纂的時代背景,申論史家如何記述與再現婦女群體,我嘗試建立「婦女史學史」的研究領域。本書的研究方向採取後者,主要探究史籍作為載體,如何留下女性史,關心文本的產生與詮釋和史學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晚清民初婦女史的研究中,關於女性史書寫之問題,通常針對報刊雜誌之編輯與內容分析,我們由二○○三年十二月中研院近史所舉行的「《婦女雜誌》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可觀察學界在此方面研究的努力。又例如:季家珍(Joan Judge)從大量晚清出版的官方文獻、教科書、報刊與各種中西女性傳記,特別是教科書,思考女性傳記如何被用來承載晚清時人達到現代性的目的;其後她更置報刊雜誌於印刷、歷史和全球的脈絡下觀察,從跨類型和跨媒體的方法來解讀。夏曉虹則關注於女性典範的重構,探究女性傳記中的革命色彩與知識流動的面向,尤其是西方女傑的事蹟及其相關知識,如何從日本流傳到中國。其次,女性傳記作者通常為男性,至十八世紀晚期開始,才女無論是受人之託、主動撰寫或者加入寫作計畫,在女性別集中可見傳記類的文章有增加的趨勢。晚清民初才女所寫的傳記與自傳書寫,漸受學界關注,例如:錢南秀(Nanxiu Qian)研究晚清薛紹徽(一八六六-一九一一)所編的《外國列女傳》,探討婦女在戊戌時期的作用。楊彬彬則使用曾紀芬自傳式的《崇德年譜》,呈現晚清民國之交的才女如何透過引述代代相傳的儒家傳統,以面對、甚至抗衡新時代出現的種種弊端。
從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學者試圖從性別角度來探討男女作者筆下的女性生命史,不過,研究者較少從史學史發展的脈絡來尋繹傳記,通常將女性傳記作為史料而非史學分析的主體。其次,女性史書寫的傳統因子及其變化,也非其關注主軸;如此一方面研究者容易傾向看到自己關心的史料之特殊性與新穎,然而,弔詭的是,因為未關注體裁本身的時間變化,這些傳記在研究中往往呈現的也是一種「無時間性」的載體。
六、本書架構
關於民初婦女史學史的探研,我的研究順序是按著自己過往析論《明史.列女傳》的基礎,把廿五史發行較晚的《清史稿.列女傳》做一對照;接著探索第一部新式章節體結構的中國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最後分析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雖然《神州女子新史》的出版時間在《清史稿》之前,但是二十世紀以前的史書還是以紀傳體為主,本書即以當時研究的思路與史書體例的新舊,從《清史稿》開始談起。全書共分為六章,各章節概述如下:
第一章〈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提示本書主要探討的文本之背景,以及本研究取徑在中國婦女史研究上的意義。
第二章〈永恆的「列女傳」〉,觀察傳統舊史學體例在民國初年的殘存。本章首先分析《清史稿.列女傳》的傳記類型,以作為討論本傳女德採摭的基礎,研究發現除了以節烈為大宗,母親的角色亦是重點。接著試論《清史稿.列女傳》母儀被凸顯的理由;最後再由制度細則與傳記體例的變化,來論《清史稿.列女傳》著重母儀的書寫脈絡與時代背景。
第三章〈「女子新史」的出現〉,探究晚清民初革命、女權與婦女史學的關聯。本章首先介紹罕為人知的《神州女子新史》作者徐天嘯,其次分析《神州女子新史》之內容,以見其在女權運動與史學史上的特殊性。本章主要申論兩大課題:一、徐天嘯所謂的「新史」為何?「新史」對照於舊史有何不同?徐天嘯的史學寫作與傳統史學特質、新史學思潮之間如何呼應?二、女權與史學有何關係?徐氏的女權論述與編纂體例有何特色?其對「女子史」的看法如何?本章可見女性史著如何從「女教書」發展為女子「史」。
第四章〈「中國婦女史」的成形〉,探討婦女史書寫如何與五四學術、社會風潮結合,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本章首先概述《中國婦女生活史》的內容、主旨與成書經過,接著探究陳東原得以完成一部婦女通史的史學因素與社會風潮。研究發現該書的資料來源與編纂方式,實受五四時期史學革新、新知識的開發之影響,史學和社會科學之交融與婦女史編寫的關係由此可見。其次,婦女解放風潮、婦女運動之取向,也與該書的寫作密切相關,不得忽視。
第五章〈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歸結晚清民初婦女史觀的內涵。本章探究晚清民初婦女史著在選題與體裁的轉移,以及婦女史觀的變化,試圖凸顯史家撰著婦女史時所持的寫作目的、時間概念以及他們心中婦女與歷史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則歸結晚清民初中國婦女史寫作的「現代轉型」,並再度強調從史學史的觀點來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的意義與必要性。
附帶一提的是,本書題為「從列女傳到婦女史」,不僅從民初女性史著體例新舊言之,有非直線式的纏繞變化,然也是一個期許。我們除了把女性的生命書寫當作個別的、個人的傳記,獨立於世來研究;為了理解婦女史領域的發展,回頭考察各時期婦女史如何書寫與建構、如何與社會學術文化風氣交集或齟齬,亦有助於我們反省當下的史學寫作,另闢蹊徑。
三、文本選擇
本研究選擇三部民初的重要史著來觀察民初婦女史的編寫:一為目前所知第一部新式的中國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出版);這是一本塵封已久,後來再度「出土」的作品,記述從古至清末的中國婦女通史。二為當代大概罕為人閱讀的「封建禮教舊文」――《清史稿.列女傳》(纂修時間一九一四-一九二八年)。而第三部為著名的陳東原(一九○二-一九七八)《中國婦女生活史》(一九二八年出版),此書是史學研究者無人不知曉的著作,近百年後在大學課堂還繼續使用的婦女史通論教科書。
這三部婦女史的撰著方式和論點,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期婦女史寫作的眾聲喧嘩與史學發展非直線式的崎嶇之路。
徐天嘯(一八八六-一九四一)所著之《神州女子新史》,出版時間最早,於民國肇建前後,該書特點大致有三:一、反滿種族革命的敘史;二、以婦女「史」而非以「女教書」來喚醒女性、伸張女權;三、利用新式的章節體而非紀傳體來書寫婦女史。本書被稱為是首部「有系統研究自古至清末民初的中國婦女史」,可惜罕為後世注意。這本著作可讓我們觀察晚清民初轉折之際,婦女史的記載如何脫離「修身」教科書而走向「歷史」教科書的途徑,及其調整之過程。
而第二部著作《清史稿.列女傳》既不是類似以劉向《列女傳》為母題的系列增廣版(如《續列女傳》),也不是一種如明清時代繡像版畫的炫耀性消費出版物,亦非給蒙學、修身科目的教科用書,它是民國史家對前朝女性事蹟的匯集與總結。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開清史館,纂修人員採用中國史學長達兩千多年的紀傳體朝代史傳統來編寫清史,誠如學者陳熙遠所言:作為民初一群特定知識分子所編纂的歷史作品,《清史稿》不會被取代,因為它提供了理解民初史學發展一個側面的重要線索。其中,編纂者對於傳統史學體例的堅持,實值得我們探究其編纂方式、史料來源與採選特質,透視在新史學思潮下,列女傳此種舊體例的延續。
第三部,也是最為知名、影響後世婦女/性別史研究最鉅的,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為民國以來最重要的一部中國婦女通史。性別史學者高彥頤認為該書的「五四史觀」奠定了中國婦女被壓迫印象的基調,影響後人對中國婦女史的想像。本書經過多次印刷發行,甚至有日、韓文譯本,可見該著作之流通與影響層面。細讀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考察五四時期「婦女史」知識如何被史家「發現」、「傳述」、「闡釋」與「運用」,又如何形成史觀,有助我們對五四史學與婦女知識的進一步了解,甚而反思當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基本論調。
四、女性史書寫的體裁
無論傳統或現代,傳記一直是婦女史書寫重要的體裁,在中國史上被視為重要的道德教化工具與力量,學者研究的範圍基本上以近代中國以前為主,於是有關中國女性史著的研究,多集中在傳統「列女傳」與傳記類散文的討論,例如劉靜貞與野村鮎子的研究。二○○○年以後,中國婦女/性別學界無論是從史學或文學的角度,都投入不少關注在女性生命書寫,擴大了「傳記」所指涉的範圍。其中幾本論文集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如:《重讀中國婦女生命故事》(二○一一)、Writing Lives in China, 1600-2010: Histories of the Elusive Self (2013)、Representing Lives in China: Forms of Biography in the Ming-Qing Period, 1368-1911 (2018)、《追懷生命:中國歷史上的墓志銘》(二○二一)、Chines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An Anthology of Personal Accounts (2023),學者無不盡力追尋男性或者女性作者筆下的女性身影。
可惜迄今,婦女史研究仍常擺盪於「歷史上的婦女」(women-as-lived)與「文本中的婦女」(women-as-written)兩端,有些論著無法辨別兩者的差異,或是輕易將文本中的婦女當作「歷史實情」。筆者則曾將之區分為「傳記中的女性」與「女性傳記」研究。所謂「傳記中的女性」是將傳記作為史料,關注記載中的女性事蹟,觀察其中所「反映」的女性角色;而「女性傳記」研究則是聚焦在傳記本身,注意文獻產生的過程及作者編纂的時代背景,申論史家如何記述與再現婦女群體,我嘗試建立「婦女史學史」的研究領域。本書的研究方向採取後者,主要探究史籍作為載體,如何留下女性史,關心文本的產生與詮釋和史學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晚清民初婦女史的研究中,關於女性史書寫之問題,通常針對報刊雜誌之編輯與內容分析,我們由二○○三年十二月中研院近史所舉行的「《婦女雜誌》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可觀察學界在此方面研究的努力。又例如:季家珍(Joan Judge)從大量晚清出版的官方文獻、教科書、報刊與各種中西女性傳記,特別是教科書,思考女性傳記如何被用來承載晚清時人達到現代性的目的;其後她更置報刊雜誌於印刷、歷史和全球的脈絡下觀察,從跨類型和跨媒體的方法來解讀。夏曉虹則關注於女性典範的重構,探究女性傳記中的革命色彩與知識流動的面向,尤其是西方女傑的事蹟及其相關知識,如何從日本流傳到中國。其次,女性傳記作者通常為男性,至十八世紀晚期開始,才女無論是受人之託、主動撰寫或者加入寫作計畫,在女性別集中可見傳記類的文章有增加的趨勢。晚清民初才女所寫的傳記與自傳書寫,漸受學界關注,例如:錢南秀(Nanxiu Qian)研究晚清薛紹徽(一八六六-一九一一)所編的《外國列女傳》,探討婦女在戊戌時期的作用。楊彬彬則使用曾紀芬自傳式的《崇德年譜》,呈現晚清民國之交的才女如何透過引述代代相傳的儒家傳統,以面對、甚至抗衡新時代出現的種種弊端。
從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學者試圖從性別角度來探討男女作者筆下的女性生命史,不過,研究者較少從史學史發展的脈絡來尋繹傳記,通常將女性傳記作為史料而非史學分析的主體。其次,女性史書寫的傳統因子及其變化,也非其關注主軸;如此一方面研究者容易傾向看到自己關心的史料之特殊性與新穎,然而,弔詭的是,因為未關注體裁本身的時間變化,這些傳記在研究中往往呈現的也是一種「無時間性」的載體。
六、本書架構
關於民初婦女史學史的探研,我的研究順序是按著自己過往析論《明史.列女傳》的基礎,把廿五史發行較晚的《清史稿.列女傳》做一對照;接著探索第一部新式章節體結構的中國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最後分析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雖然《神州女子新史》的出版時間在《清史稿》之前,但是二十世紀以前的史書還是以紀傳體為主,本書即以當時研究的思路與史書體例的新舊,從《清史稿》開始談起。全書共分為六章,各章節概述如下:
第一章〈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提示本書主要探討的文本之背景,以及本研究取徑在中國婦女史研究上的意義。
第二章〈永恆的「列女傳」〉,觀察傳統舊史學體例在民國初年的殘存。本章首先分析《清史稿.列女傳》的傳記類型,以作為討論本傳女德採摭的基礎,研究發現除了以節烈為大宗,母親的角色亦是重點。接著試論《清史稿.列女傳》母儀被凸顯的理由;最後再由制度細則與傳記體例的變化,來論《清史稿.列女傳》著重母儀的書寫脈絡與時代背景。
第三章〈「女子新史」的出現〉,探究晚清民初革命、女權與婦女史學的關聯。本章首先介紹罕為人知的《神州女子新史》作者徐天嘯,其次分析《神州女子新史》之內容,以見其在女權運動與史學史上的特殊性。本章主要申論兩大課題:一、徐天嘯所謂的「新史」為何?「新史」對照於舊史有何不同?徐天嘯的史學寫作與傳統史學特質、新史學思潮之間如何呼應?二、女權與史學有何關係?徐氏的女權論述與編纂體例有何特色?其對「女子史」的看法如何?本章可見女性史著如何從「女教書」發展為女子「史」。
第四章〈「中國婦女史」的成形〉,探討婦女史書寫如何與五四學術、社會風潮結合,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本章首先概述《中國婦女生活史》的內容、主旨與成書經過,接著探究陳東原得以完成一部婦女通史的史學因素與社會風潮。研究發現該書的資料來源與編纂方式,實受五四時期史學革新、新知識的開發之影響,史學和社會科學之交融與婦女史編寫的關係由此可見。其次,婦女解放風潮、婦女運動之取向,也與該書的寫作密切相關,不得忽視。
第五章〈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歸結晚清民初婦女史觀的內涵。本章探究晚清民初婦女史著在選題與體裁的轉移,以及婦女史觀的變化,試圖凸顯史家撰著婦女史時所持的寫作目的、時間概念以及他們心中婦女與歷史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則歸結晚清民初中國婦女史寫作的「現代轉型」,並再度強調從史學史的觀點來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的意義與必要性。
附帶一提的是,本書題為「從列女傳到婦女史」,不僅從民初女性史著體例新舊言之,有非直線式的纏繞變化,然也是一個期許。我們除了把女性的生命書寫當作個別的、個人的傳記,獨立於世來研究;為了理解婦女史領域的發展,回頭考察各時期婦女史如何書寫與建構、如何與社會學術文化風氣交集或齟齬,亦有助於我們反省當下的史學寫作,另闢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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