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

 民國外交第一人
再現20世紀上半葉中國外交風雲

 顧維鈞最新傳記
融匯本人專題研究與學界最新成果

 解密大量珍貴史料
外交智慧和經驗值得今天借鑒和學習

顧維鈞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家，經歷了民國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國外交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在上個世紀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刻，顧維鈞在列強環伺中折衝樽俎，以外交手段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抒寫「弱國外交」的傳奇，給世界外交史留下了不應忘卻的遺產。
本書利用《顧維鈞回憶錄》、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檔案」、作者的訪談和親自搜集的信件等大量一手史料，描繪了顧維鈞豐富多彩的外交生涯和情感生活。

金光耀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978年進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學習，先後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和法學博士（國際關係）學位。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和當代中國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中華民國史》（第十卷，合著），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合編）等。

顧先生自1912年他二十五歲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凱大總統的機要秘書始，至1967年近八十高齡自海牙國際法庭退休止，盤旋於中國政壇的最高階層先後五十餘年而未嘗間斷。真是一生顯赫、福壽全歸，不特是中國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爾一人之外，恐怕也難找到第二人了。
顧先生的才華真是國內國外，一時無兩。他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的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 唐德剛

 

第 一 章 從黃浦江畔到哈德遜河邊 001
一 租界裡長大的富家孩子 002
二 校園中的明星學生 012
三 留學生活動的先驅 021
四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030
第 二 章 外交界的年輕人 039
一 初入民國官場 040
二 「二十一條」交涉中的美國牌 049
三 華盛頓最年輕的公使 062
四 「遠交美以制近逼之日本」 073
五 未雨綢繆備和會 085
第 三 章 國際舞台上的中國聲音 093
一 巴黎雄辯威名揚 094
二 周旋於代表團內外 108
三 拒簽和約 119
四 華府會議再發聲 133
五 山東問題的結局 147
第 四 章 北洋外交的主角 157
一 出掌外交 158
二 解決中俄懸案 172
三 終止中比條約 186
四 申張主權 197
第 五 章 在派系政治的旋渦中 207
一 外交官登上國內政壇 208
二 內閣頻繁更替中的總長 215
三 依違於直奉之間的總理 230
四 「外交系」中的派系政治 238
第 六 章 國難當頭 247
一 張學良的外交高參 248
二 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 255
三 國聯調查團的中國顧問 269
四 密謀改善中蘇關係 280
第 七 章 抗日外交第一線 291
一 在國聯講壇上 292
二 駐節巴黎 305
三 為抗戰聲辯 318
四 爭取國際援華 330
第 八 章 戰時中英關係的推動者 347
一 不和諧的盟國關係 348
二 英國議會代表團訪華 364
三 新約交涉過險灘 370
四 籌劃宋氏兄妹訪英 382
第 九 章 參與創建聯合國 393
一 對戰後國際組織的期望 394
二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 403
三 多黨多派的中國代表團 413
四 憲章簽字第一人 421
第 十 章 重返華盛頓 433
一 蔣介石委以重任 434
二 盡心竭力爭美援 443
三 台前幕後忙遊說 465
四 自由主義者的無奈 483
第十一章 「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馬」 497
一 「一國三公」、四面楚歌 498
二 朝鮮戰爭的衝擊 510
三 一波三折的「共同防禦條約」 520
四 心力交瘁別壇坫 536
第十二章 人間重晚晴 545
一 國際法院法官 546
二 婚姻與家庭 551
三 月是故鄉明 562
四 民國外交的見證人 567
結語 「以公理爭強權」的外交家 575
主要徵引文獻 584
後記 593

一 租界裡長大的富家孩子
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於上海。赴美留學及步入外交界後以英文名V. K. Wellington Koo而聞名於國際社會。
雖然出生在上海市區，顧維鈞對自己的祖籍嘉定縣（屬江蘇省，今為上海嘉定區）懷着濃濃的鄉情，一生以嘉定人自居。
顧家祖上從崑山遷來嘉定，至顧維鈞祖輩已成嘉定城中大戶人家。顧維鈞父親顧溶，字晴川，1856年出生，自幼「資稟明達，性行篤淳」。但顧溶剛懂事，家中就經歷了劇變。1860年，太平軍進佔嘉定城，此後三年，多次進出。兵荒馬亂中，顧溶的父親被太平軍抓獲，並被索要贖金，顧家傾其家產將人贖了回來。但因監禁中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顧溶的父親回家不久就去世了。顧溶的母親鄒氏與嘉定城中許多人一樣，為避戰亂，拖着年幼的兒子並懷抱着更小的女兒，逃往上海的租界。
正如顧溶的墓誌銘所言，「嫠母煢雛，資產如洗」，鄒氏拖兒帶女到上海後，只有依靠嘉定傳統的刺繡手藝養家糊口，拚命地做針線活，在暗淡的油燈下幹到深夜。大戶人家的傳統，使鄒氏在為生計奔忙時也不忘督促兒子學習，只是家境艱難，顧溶學習的重點不是傳統的詩書，而是「攻著作於計然」，期望着學點本事可以早點謀生，「託生涯於貨殖」。
顧溶14歲時進入一家雜貨店當學徒。結婚成家後，他在岳父的報關行裡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境開始好轉。但當顧溶23歲的妻子蔣福安剛懷上第四個孩子的時候，報關行因經濟衰退倒閉，顧溶一時失去了工作。蔣福安為此十分擔憂，她已經有了兩男一女，生活的重壓使她不願再添孩子增加家庭的負擔。她指望用某種民間偏方進行流產，但這一偏方並不見效。不久，顧溶有了更好的工作。因此，顧溶夫婦視腹中的第四個孩子給顧家帶來了好運。顧溶有了新工作後，搬進了小南門梭子弄的一幢大房子，第四個孩子顧維鈞就出生在新房子中。
顧溶的新工作並不是顧維鈞後來在回憶錄中說的在輪船招商局任事，這還要到幾年之後。這份新的工作是在朱葆三的慎裕洋行管賬，做總賬房。出生於浙江定海的朱葆三年幼喪父，14歲時來到上海的五金店做學徒，靠着勤奮和聰明，逐漸被提拔為總賬房和經理。後來自立門戶，開辦了慎裕五金店，店址最初在老城廂的新開河，後來搬到了緊挨着外灘的福州路13號，名稱也改為慎裕洋行。隨着生意規模的擴大，朱葆三要聘一個人做總賬房，就找到了與自己年輕時經歷相似的顧溶。顧溶沒有辜負朱葆三的厚望，管賬後得到了「賬法精通，品行純正」的好評。
遇見朱葆三是顧溶人生的轉折點。地處公共租界中心區域的慎裕洋行是人來人往的重要社交場所。顧維鈞晚年仍然記得父親在福州路的辦公點是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各種重要人物見面的地方。慎裕洋行緊挨着外灘9號輪船招商局的北門。1892年，顧溶得到盛宣懷的賞識，進輪船招商局，「年三十七，見器於武進盛公宣懷，不次擢之」。顧溶的新職位是招商局新船「快利」輪的坐艙。「快利」輪是招商局專跑漢口—宜昌航線的，當時剛投入運營，排水量870噸，是航行於漢口—宜昌航線的四艘輪船中噸位最大的［另三艘是招商局的「固陵」輪（304噸）、太古洋行的「沙市」輪（811噸）、怡和洋行的「昌和」輪（677噸） ］。坐艙負責輪船的客貨業務，相當於乘務經理。顧溶與另一位坐艙林朝鈞隨「快利」輪首航抵達宜昌時，當地官商「以炮竹相迎」，「共放鞭炮二十餘萬響」，盛況空前。「快利」輪經營漢宜航線獲利很大，到1900年，除去各項開銷，「結餘二十四萬二千餘金」。但顧溶在「快利」輪幹得並不十分愉快。在1895年給鄭觀應的一封信中，他抱怨說，「所有在船賣票、收交客位水腳銀兩及進退司事一切等，均伊（張午峰）一人經理，溶稍稍詢問，即含糊答覆」。另有他人給盛宣懷的信稱，「張顧二人素不相能……同舟齟齬」。
1901年，袁樹勳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為維護與官府的關係，將顧溶推薦給袁樹勳，讓顧幫袁主理財政，「辟掌支應」。顧溶很快就得到袁樹勳的賞識，因理財成績顯著，不久就「晉三品銜」。上海道台要經手許多錢款，這些錢平時存放在哪個銀號或錢莊，袁樹勳並無定見，全聽朱葆三的，因此那些銀號錢莊的經理都要到慎裕洋行來找朱葆三，以至於當時有「道台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說法。顧溶在這之中自然起了重要作用。1908年袁樹勳升任山東巡撫，顧溶仍為袁做事，「辦外海拯濟」。顧溶手頭闊綽後，在家鄉嘉定置田2300畝，捐出來辦「承裕義莊」，為族中子弟辦學，並贍養族中貧困者。袁樹勳在1911年專為顧溶寫了《嘉定顧氏承裕義莊碑記》，可見兩人關係之密切。在為袁樹勳做事時，顧溶與盛宣懷的往來也沒有中斷。1909年，顧溶受盛宣懷委派任漢冶萍公司的查賬董事。1911年5月，顧溶再次受到盛宣懷重用，出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總辦，並加二品銜，任直隸候補道。
從顧維鈞出生到長成少年的過程中，顧溶從一個「賬法精通」的賬房先生，逐漸成為一個與盛宣懷、袁樹勳這樣的晚清重臣有密切關係的官商。其中，朱葆三的作用是關鍵的。因此，不管顧溶到哪裡去任職，他與朱葆三的關係都沒有中斷過。1905年顧維鈞到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填寫的顧溶的聯繫地址還是慎裕洋行所在的福州路13號（租界的中心區域）。作為一個官商，顧溶不僅為顧維鈞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他在政商兩界周旋的豐富經歷也對少年顧維鈞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顧維鈞漫長一生的最初16年，就是在上海租界內這樣一個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長起來的。
與當時的富家子弟一樣，顧維鈞剛過了四歲就與他的二哥一起進私塾讀書。私塾在公共租界內蘇州河北的唐家弄，離蘇州河南的顧家約三里路。顧維鈞的啟蒙老師姓朱，是一個參加了十多次科舉考試卻都落榜的老童生。私塾的學費每年六塊銀元。二十多名學生中年齡大的有十五六歲，顧維鈞是年齡最小的。他從認字開始，後來讀經書、背詩歌。不管學甚麼，朱先生都要求大聲朗讀。顧維鈞在私塾讀了六年，根植下對中國文化的親近和熱愛，也打下了傳統學問的初步根底。以後他步入外交界，不僅以精通英語、擅長英語寫作和演講聞名，處理中文文書也得心應手，這是得益於私塾的訓練，也是他與有些留學生的不同之處。直到晚年，他還能隨口誦讀幾十首唐詩。
在私塾讀了六年後，顧溶認為顧維鈞應該有更好的老師，集中精力讀經書和八股文章，走傳統的科舉道路，重振顧家門風。此時的顧溶已在上海政商兩界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官員正好為自己的子女請了一位有名的學者做家庭教師，顧溶就將顧維鈞送到這位朋友的家中。這所家館的老師嚴厲而無情，整個氛圍與原先的私塾截然不同。顧維鈞一踏進去就不喜歡，雖然顧溶讓轎夫押着他去了幾天，但最後不得不順從顧維鈞的意願，允許他回到原來的私塾去。
1898年，顧維鈞聽從姐夫蔣昌桂的建議，進入設在公共租界崑山路的中西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預科學習。這是在沿海地區剛興起的新式學校中的一所，由基督教公理會開辦。與傳統的私塾不同，課程中有英文、算術、地理等，教師中有剛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顧維鈞在中西書院住讀，每週一上午父親顧溶陪他一起從家中出發，到福州路13號後，父親去慎裕洋行上班，餘下的一半路程他由僕人送去，每週六坐黃包車回家。剛過十歲的顧維鈞在這所學校開始學英文，接觸西方文化，並顯示出在學習上的天賦。在同學中，他年齡最小，但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尤其在班級的英語拼字比賽中，總能拔得頭籌。入學一年後，在全校350名學生的各科考試中，顧維鈞的總成績是第八。而他卻不滿意這個成績，因為數學考卷中少寫了兩個數字，否則可以排名第一的。
1901年1月，顧維鈞又一次聽從姐夫蔣昌桂的勸說，去考聖約翰書院。在等待考試成績時，他又去報考了南洋公學。發榜時，他被兩所學校都錄取了，而他最終選了聖約翰書院，3月入學。
聖約翰書院是一所由美國基督教聖公會於1879年創辦的教會學校，教師主要由美國人擔任。1891年正式成立大學部，為中國最早提供現代大學課程的學校。因此，有學者稱，「中國之有大學，自教會大學始。中國之有教會大學，則自聖約翰大學始」。
顧維鈞進聖約翰書院時剛過13歲，讀的是預科。雖然已辦了20多年，但書院招收的學生並不多。在顧維鈞入學的前一年，書院讀正科（即大學）的學生一共43人，讀預科的學生一共125人。因為學費昂貴，學生都來自富裕人家。預科學生中家庭出身為商人的有80人，學者的有25人，牧師的有20人。規模不大的聖約翰書院是一所人才薈萃的學校，民國年間許多外交官如施肇基、嚴鶴齡、宋子文等都在這所學校學習過。而顧維鈞的老師中有剛從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畢業回國任教的顏惠慶，顧維鈞上過他的英文翻譯課。顏惠慶後來與顧維鈞一樣，也擔任過民國政府的外交總長。在這所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學校裡，顧維鈞對美國有了最初的了解。
顧維鈞在中西書院和聖約翰書院讀書的少年時代，正是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成之時。甲午戰爭的失敗、義和團事件後《辛丑條約》的簽訂，是晚清歷史上十分沉重的篇章。在租界中長大的顧維鈞，對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特權有切身的體驗和感受。在中西書院讀書時，有一個週六，他像往常一樣坐黃包車從學校回家。過外白渡橋上橋時，車夫拉得很慢，跟在後面的一輛馬車上的英國人急着要去跑馬場賭馬，嫌黃包車擋了他的道，就用馬鞭抽打黃包車夫。顧維鈞氣憤地回頭用英語斥責這個英國人：「你是紳士嗎」（Are you gentleman）？顧維鈞知道對英國人來說，這是很嚴厲的斥責。每次來往學校要經過外白渡橋南邊的外灘公園，他看見公園有不准華人進入的規定，認為英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氣焰太囂張。
到聖約翰書院讀書後，顧維鈞騎自行車到地處梵王渡的學校去。一次，騎自行車的顧維鈞為避開馬路上的車輛，在靜安寺路上跟着一個英國男孩騎上了人行道。英國警察放過了前面的男孩，卻將他扣下了。同樣騎車，卻面臨不同的處理，僅僅因為前者與警察一樣是英國人。這件事對少年顧維鈞有很大的刺激。晚年手書回憶錄提綱時，他將這件事和外白渡橋的事列為讀書期間不能忘記的兩件事，並在與記者談到外白渡橋那一幕時說，這讓我覺得一定要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民族主義意識就這樣在他的心中生根發芽。
20世紀初，即使在上海的租界內，自行車也是一件奢侈品。顧維鈞有一張手扶自行車在照相館拍的照片。照片中的顧維鈞留着當時中國人都有的辮子，穿着長衫，左手夾着一頂中式禮帽，腳穿一雙布鞋。留辮子的少年手扶新潮的自行車，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生在傳統社會的顧維鈞對新事物、新風尚的追求。另有一張照片，顧維鈞頭戴西式寬邊禮帽，身穿一套深色西服，上衣敞開着，白襯衫上映着花格領結，腳穿一雙白皮鞋，一副洋場少年的派頭。這幾張照片，都有「寶記Pow Kee」的館銘。「寶記」是晚清民初公共租界內最有名的照相館，老闆叫歐陽石芝，是廣東新會人康有為的學生和同鄉。當時去「寶記」拍照是上海灘富商和文人的時尚。這顯示出租界生活對顧維鈞的另一層重要影響，即西方文化對一個十多歲少年的示範效應，以及由此導致的他對西方文化的嚮往和接受。在租界和教會學校的氛圍中，這種對西方文化的嚮往與民族主義意識同時進入顧維鈞的心中，交匯融合，形成一種能夠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義意識。這在顧維鈞年少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不會褪去的底色。
顧維鈞入聖約翰時，學校為順應社會潮流，聘請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中國教師。顧維鈞的中文教師就是一位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新派人物，贊同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派主張。十來歲的顧維鈞對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缺少深刻的理解，但像同時代大多數受到新思想影響的讀書人一樣，他已經開始嚮往變革。他在晚年回憶時說，「主要是由於新教師的思想的緣故，我和我的同學越來越感到需要變革。但這裡所說的變革，並不是政府機構的變革，也不是重大政治制度的變革，因為我年歲太小，對這些還不能理解。我們只是感到有些事不對頭，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模模糊糊地希望維新運動能夠成功」。
20世紀初，正是近代中國留學運動蓬勃興起的時期。由於得風氣之先，聖約翰書院中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到國外去求學。這對嚮往西方文化的顧維鈞有着很大的影響。他的同班同學施炳元和施贊元也準備出國留學，並勸他同行。施家兄弟有一個叔叔叫施肇基，1887年入聖約翰書院學習三年，後來赴美學習，獲得康奈爾大學的學位，此時已在晚清政府中任職，被期望出國留學的學生視為成功的榜樣。去國外接受正規西方教育的渴望，使顧維鈞決定與施家兄弟同行。
顧維鈞的母親極力反對，她不明白兒子為甚麼要遠渡重洋去異國他鄉學習。顧溶畢竟是一個見過世面的商人，並不反對兒子出洋，並允諾承擔兒子赴美留學的費用。雖然與顧溶相識多年的兩江總督端方提出要為顧維鈞提供官費，但被顧溶婉言謝絕了，他認為官費應給家庭經濟條件差的學生，而他自己能承擔這筆費用。決定出國後，顧維鈞找裁縫做了幾套西服，這使他很興奮，因為這是屬於他自己的西服，以後照相不用再穿照相館提供的西服了。他還去理髮店剪掉了辮子，理髮師在動手前反覆問他是否真的要剪掉，最後收了他雙倍的價錢。臨行前，顧維鈞全家又去了「寶記」照相館，顧維鈞和兩位兄長一起與父親母親各合影一張。顧維鈞留着平頭，一身西裝，繫着領帶，而他的父親和兩位兄長的後腦都拖着辮子，穿着傳統的長衫。這正是20世紀初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在一個傳統家庭中的投影。年輕人嚮往變革，要去國外見世面，而年長的邁不開步子，還停留在傳統社會中。顧維鈞的母親在「寶記」合影時神色安詳，但到他離家的那一天，她哭喊着拉着他不讓走。
1904年9月8日，顧維鈞還未從聖約翰書院畢業，就與幾個同學一起乘坐「蒙古」號（Mongolia）輪船離開上海赴美國留學。雖是自費留學，但他與湖北省的官費生同行，由聖約翰的前輩學長、擔任湖北留美學生監督的施肇基帶隊。
這裡有必要將顧維鈞與施肇基兩人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放在一起做一番考察。顧維鈞在上海租界內長大，而施肇基的家鄉在離上海不遠的吳江縣。上海在19世紀中葉開埠後取代廣州，迅速成為中外交往的中心城市，在這一華洋雜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耳濡目染，不僅對對外交往不覺陌生，而且還有了解外部世界的願望。從家庭出身看，顧維鈞的父親是個官商，施肇基則出身於一個絲商家庭。兩人的家庭不僅生活富裕，而且父輩都因經商與外國人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從所受教育看，他們在少年時就得風氣之先進入聖約翰書院接受西式教育，然後又都到美國留學。顧維鈞與施肇基的這些相同之處，也是20世紀上半葉大多數中國外交官的共同點。多年以後，顧維鈞與施肇基自然就成為中國外交界的
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