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小孩的她們：一段女性抉擇生與不生的歷史

生，還是不生？
生了孩子的女人，與沒生孩子的女人，
真的是光譜的兩極嗎？

其實，影響女人生育抉擇的因素有很多，
從生涯規劃，到害怕能否照顧孩子；從無法生育，到擔心環境危機……

古往今來，許多女性，都曾在盡力過好這一生的掙扎中，苦苦思索：生活中是否有容納小孩的空間？無論她們做出什麼的選擇，都不免受到所處背景的影響──時代、社會、文化，是適合生孩子，或是不適合？她們是自己所屬歷史時代的產品，也是地球賦予她們短短時間禮物的產品。

本書超越社會為母職、非母職劃下的界線，
看到各個時代，女性面對的抉擇，或難以抉擇。

◆ 一個激烈又孤獨的決定
生，還是不生？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它往往是女性與自己的生理時間、生涯規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因素間，激烈又孤獨的對話。

◆ 看見古往今來，女性「生或不生」的決定
凝視古往今來女性「生或不生」的抉擇，讓我們更認識她們的時代、或她們所處社會的限制，也讓我們看見，不斷有女性在這道考題前，做出多樣的選擇，猶如繁花盛開。

◆ 女性為生育掙扎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
女性「生或不生」、「如何生」的歷史，並不僅是女性的事，而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本身。每一個生或不生的決定，都是一名女性與她的時代對話的結果。

在這本溫暖而富有深思的書中，歷史學家海芬頓藉由梳理歷史，加上她對當代社會的觀察，思考這些與我們密切相關的問題：

★ 多變的世界中，變化的母職與母職焦慮
★ 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整個村子的協力？歷史上母親的支援系統
★ 沒有孩子就沒有價值？認識沒有孩子的女性做出的貢獻
★ 支持母親，也不去否定沒有孩子的女性，這是一體兩面

佩吉．歐唐納．海芬頓

作家、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婦女運動史與人權史，作品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洛杉磯書評》、《波士頓環球報》等。

譯者簡介　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雙子城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有《伊莉莎白女王》、《冰與火之歌第四部：群鴉盛宴》、《廣島末班列車》、《原來，古羅馬人這樣過日子！》、《狼與守夜人》、《被發明的昨日》、《縱走日本二千哩》、《日本秘境之路》等四十餘本書。

專文導讀／推薦序：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共同推薦：
李欣倫｜作家
林靜儀｜立法委員、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顧問醫師
馬尼尼為｜作家
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鄭雁馨｜中研院社研所研究院
諶淑婷｜文字工作者

我們／她們為什麼不生孩子？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成令方

作者佩吉．海芬頓是一位歷史學家，因為自己沒有生小孩，社交場合總覺得非常格格不入。與她同齡的女性朋友經常把孩子當成聊天的主題，她覺得自己像外星人融入不進去。往往話題一轉，人們會問她有沒有小孩？為什麼不生小孩。長年累積的經驗，讓她覺得相當困惑。於是開始以「為什麼美國女人不生孩子？」作為研究的起點，逐漸完成了這本書。

書中試圖解答的問題，相信也是台灣女性、她們父母或伴侶關心的問題。例如：「我非常想要自己的孩子，看到別人的孩子，都在流口水。」「女人若沒有當成母親，人生一定有很大的缺憾？」「一個家若沒有孩子，怎像個家？」「三十出頭的女人，拉警報，四處尋覓對象，擔心年紀大了不能生。」「結婚多年，怎麼一直生不出來？」「我一直沒遇到理想的對象，正在考慮要不要去凍卵，萬一年紀大了想生又生不出？」「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應該就是要有生命的傳承，對吧！」「我一點都不想結婚生子，我是不是腦袋有洞？不正常吧？」

有前述疑惑浮現心頭的讀者，我相信這本書，可以幫助妳平撫內心的焦慮與困惑。原來妳與書中的人物，有很多共同的經驗。看到後面，妳也可能接受若妳這輩子沒有小孩，是可以完全釋懷的。對那些已經有小孩的讀者，看到自己的姊妹、好友卻歷經千辛萬苦求子不成；或完全拒絕生小孩，這本書也可以讓妳／你們更加理解她們的心境與處境。

佩吉．海芬頓是個很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經過多方資料的蒐集耙梳，這書的六大章就是試圖回答，造成我們／她們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小孩，但其中也有人沒有自己生卻有小孩（毛小孩不算，嘻！）的各種因素。

佩吉．海芬頓對大眾都接受的說法：「不生小孩都是女人自己的決定！」提出一些反駁。這樣的說法，似乎把生育的重擔都放在女人個人的身上，女人會下如此的決定，其實背後還深受當時社會文化思潮的興起、個人經濟條件的改變、大環境政治動盪的因素影響，非常複雜。她藉由舉出歷史與現世的案例，試圖說服讀者，請你理解她們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小孩的處境。

十七、十八世紀移到美國的移民以及黑奴，彼此有血緣關係，會以社區思考小孩的養育，是公共行為。十九世紀初，很多家庭會撫養過世或貧窮親戚的小孩，與鄰居一起養小孩，所以很多女人沒有生育也有小孩。到了二次大戰後，白人出現核心家庭，很多白人中產階級移到郊區，妻子孤立生活，只好以養育子女為天生己任。但黑人的社區大家庭模式依舊蓬勃，照顧他人的子女是社區正常的養育方式。其中，有幾位黑人民權女性領袖都是未婚無子女，卻深受社區尊敬。

1960年代避孕藥發明之前，女人一輩子生十多個孩子是正常的，但也得歷經小孩的夭折死亡。生養小孩與辛勞勞動，使得女人健康受損，不願意多生，四處尋求流產草藥。這樣的行動，其實就是「拒絕生育」。曾經在十九世紀法律嚴格懲罰女人進行人工流產。直到1973年1月22日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人工流產才有條件通過，讓女人可以決定墮胎。可惜，到了2022年6月24日羅訴韋德案的判決正式被推翻了。

1960年代，住在郊區中產階級白人女人受夠了孤立寂寞的生活，燃燒的怒火，掀起了第二波婦女運動。女性主義者，翻出西蒙波娃二戰後的著作，《第二性》中的名句：「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於是開始把女性的子宮與生小孩脫鉤，母職不再是女人的天命。這與1970年代之後，中產階級女人大量進入職場，相互結合。有一群女性主義者呼籲，不要生小孩，這樣就可以自己享受自己賺的錢，過無憂無慮的生活，「擁有一切」（Having it all)。當然，這只是經濟條件好的中產階級年輕女人可以喊的口號。勞工階級的女人，長期來因經濟負擔使得她們需要分擔父母弟妹的養育責任；加上福利制度不夠好，所以勞工階級女人錯過了婚姻與生育，比例很高。

與婦女運動差不多同時間興起的的環保運動。因為避孕丸發明，很多擔心人口激增，消耗地球資源的女人，主張不應該生小孩。這是早期環保人士的焦慮重點。到了近期，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美國森林大火、城市洪水、新疾病冒出，環保運動的女人轉向擔心小孩出生後，沒有希望，因下一代要面臨不可逆的自然生態。

當今美國女性的職場壓力與競爭，以及婚姻的不順，也讓很多人利用凍卵的科技，來維持一個生小孩的希望。此外，雖然自古就有不孕的紀錄，但近期因科技的發展，可以協助不孕女性進行人工生殖試管嬰兒，也成為非常夯的行業。因生殖科技高度商業化，使得多數人不考慮收養，因為總覺得要自己的小孩比較好。加上在美國收養困難重重，耗資也多。這些生殖科技的費用都相當高，會使用的都是白人較富有受過高等教育三十多歲的女人，不是一般人。

自古以來就有女人女人下定決心不生。古代歐洲，這樣的女人進入修道院當修女，甚至著書對宗教有很大貢獻。現代的女人有一些選擇與女伴共度人生。單身者人數越來越多，有人因事業、獨立自主而不婚、有人離婚後或成為寡婦後不再結婚。她們不認為一定要自己生，但願意協助兄弟姐妹或親戚朋友照顧她們的小孩。「製造親屬，不要製造寶寶」（Make Kin Not Babies)是她們的口號。

這是一本從社會少數沒有小孩女人的視角讀歷史與看現世的書，給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小孩的讀者帶來「被理解」的溫暖與希望。也給有小孩的讀者帶來「理解」不會、不能、不要、不敢生小孩的女人。這樣，有小孩的女人和沒有小孩的女人就可以連結起來，彼此互相幫助，互相在育兒方面扶持，可以進一步成為彼此的「人為親屬」，一起陪伴來到這世界的小孩成長，讓這社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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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我們／她們為什麼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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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記
序言：為什麼我們不想生？
第一章、 因為我們總得做選擇
第二章、 因為我們會孤立無援
第三章、 因為我們無法擁有一切
第四章、 因為地球
第五章、 因為我們不能生
第六章、 因為我們想要其他的人生
結語：所以請容我問，我們為什麼應該生？
致謝

序言：為什麼我們不想生？

大部分對女性不生小孩的解釋集中在個人決定上：她想生小孩但不認為自己養得起；她長期以來太挑剔而沒找到伴侶，結果搞到太遲。或者她不想長大，不想把生活過好，像父母一樣相信生小孩後能一切順利、勇度難關；她選擇職業、買房、存退休金，而放棄生小孩。又或者她就是不願撇開眼前危機（政治的、環保的、經濟的，隨你挑）選擇希望。我們跟自己說，這些女人不做母親，因為她們選擇不成為母親。我們也跟自己說，如果她們想要小孩，早就會做別的選擇。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想，那我們就能得到原諒。在美國，選擇是自由的同義詞，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協同意見書裡， 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寫道：「個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有選擇的自由。」並判斷選擇墮胎也是是第十四條修正案保護的自由之一。從那之後，「選擇」一詞便是進步女性運動的口號，也成為墮胎的同義詞，很精準為一個對個人自由情有獨鍾的社會定調。一九七〇年代，重要而具爭議性的女性主義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曾寫下一段知名的話，提及是選擇的理念「催生」第二波女性主義。無論是墮胎的選擇，職業與家庭間的選擇，或不生小孩的選擇，這些選擇都是具體的，我們不需要在女性得選擇或必須生育後代的世界裡，做出任何更大、更模糊也更艱難的改變。事實上，用「選擇」角度來界定女性主義的訴求，與美國夢中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理想相當契合。各種人生、自由和快樂的道路就鋪在每一位美國人眼前，他們只需要綁好鞋帶，踏上最喜歡的路就好。因此在今日，這種顯而易見的選擇自由，讓任何個體對母職或非母職的決定都像特意為之。

在我們歷史上將非母職（non-motherhood）界定為刻意的選擇，對那些視不生育為異常的人來說，也是個有用的武器。那些女性能變成母親，但卻沒有，所以她們應該受到我們蔑視。當然，不孕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不孕通常牽涉到渴望成為母親卻沒辦法生的女性。她們想必認同母職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規範。也因如此，傑出的美國政治家和思想家想破腦袋，嘗試區分不孕和選擇不生的女人、區分如果允許會選擇母職，和可以成為母親卻不想當的女人。一九〇五年，戴著眼鏡的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告訴全國母親代表大會（National Congress of Mothers）：「許多良善之人被否定擁有孩子的最高幸福……對這些女性……我們深感尊敬和同情。」該組織現在被稱為「家長教師聯合會」（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或簡稱PTA。但選擇退出母職的女人是「不討喜的生物」，猶如「無酵餅」般對社會無益， 是「現代生活中最令人不愉快且不健康的特色之一。」換句話說，有問題的不僅是一位沒有實踐母職的女性，更是她不成為母親的選擇。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人工生殖技術如試管嬰兒的發明，讓區別「不孕」與「不想生」的天差地遠變得不再必要。儘管在過去與現在，生育治療都超越大部分人允許的經濟範圍，試管嬰兒的成功率變化也很大，但它的存在本身以及環繞它建立起的價值數十億美金全球產業，讓人覺得不孕症彷彿已經被治癒。我們的社會相信女人能隨心所欲地選擇避免、結束或開啟懷孕階段，即便這些選擇在道德上並不完全被容忍。任何沒生育的女性一定是自己選擇了這種人生。

從經驗、邏輯和傳聞來判斷，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事實。最晚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就已指出用「選擇」作為框架的不足。當時，一群黑人女性領袖、學者和社運分子提出「生育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的概念，以取代選擇。「選擇」一詞隱含做出選擇的行動者，但長期以來，許多美國女性被否定擁有這個地位。被奴役的女性不能合法擁有自己的身體，更別說為自己的生育做決定。在二十世紀，實施吉姆．克勞法的南方州， 設立特定用來限制黑人出生率的公共資助避孕診所。到了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南方醫生對黑人女性執行強制絕育手術之頻繁，讓民權運動人士芬妮．露．哈默（Fannie Lou Hamer）將那種手術形容為「密西西比闌尾切除術」（Mississippi appendectomy）。一九七〇年代，印第安衛生局被指控在未經同意情況下，為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女性施行絕育。但這不是古老歷史，在二〇二〇年秋天，一名吹哨者聲稱喬治亞州一處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縮寫為ICE）開設的營利收容所，會對移民女性執行強制絕育手術。而在許多案例裡，那些移民女性既未表達同意，也不懂足夠的英文來瞭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密西西比生育自由基金會的執行總監蘿莉．貝特倫．羅伯茲（Laurie Bertram Roberts）日前解釋道，「生育正義」是「生小孩、不生小孩，或有能力在合乎基本需求的穩定安全環境下，養育家庭的人權。」重點並不在墮胎，不在生不生小孩的選擇，而是在做出選擇的條件，以及任何被生下孩子得到的養育條件。正確的問題可能不是「為什麼美國女人不生小孩？」而是「女人還必須做出其他哪些決定而影響到生育選擇？她們是在什麼條件下做出這些決定？」或者更簡單的問題也許是：她們怎麼可能生？對許多年輕女性而言，即便是那些沒經歷過強制絕育暴力的女性，她們必須做生育選擇的條件如此有限，以至於她們根本不覺得有選擇。

數字會說話。過去四十年來，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研究持續發現，很少有女性願意將自己標記為「自願無子女」（voluntarily childless）。二〇一七年，這樣的女性佔百分之六，稍高於一九八二年的百分之四．九。另一名研究者發現，百分之五左右的女性認同自己為「非自願無子女」（involuntarily childless），這通常意味著她們想要小孩，但被不孕所困。對其餘我們，也就是沒有生育的大多數人而言，我們沒有成為母親是經過一系列有時無關、但其實又和生育息息相關的決定，緩慢而間接地造成。像是回學校取得研究所學歷和改變職業；三十五歲時離開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在無法提供家庭支持網絡的地方找到工作；堅持尋找一位比起你還能讓自己快樂的伴侶；認真考慮下一代人們有生之年會出現的氣候災難、火災、洪水和暴風。在一些案例中，無論是無帶薪育嬰假的工作、日間托育的高昂花費、我們驚人的學貸還款額、或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擁有房子，以及希望退休需做的仔細計算，都由不得我們決定。我們之中有人嘗試透過生育藥物、人工授精或試管嬰兒來懷孕，但在整個流程變得太貴或體力無法負荷時決定喊停，因而活在選擇不生和無法生之間的灰色地帶。我們是某位學者說的「永遠的拖延者」（perpetual postponers），如果我們的生活走向另一個方向、我們身處社會有所不同，那我們這些女性就有可能成為母親。但當生理時鐘在午夜敲響、狂歡不眠之夜的吸引力褪去，或當懷孕變得稍微有意義時，我們年邁的雙親已經開始需要被照顧。

要解釋個體和群體不生育很複雜。那不只源於經濟，或者自私、享樂式的歡愉，或不孕症的悲傷。對我們某些人來說，答案是全部，而且還有更多更多。現今社會缺乏支持，讓親職成為個人沉重孤獨的課題。經濟壓力迫使我們將職業和收入優先置於任何事之上。我們恐懼在人類已盡其所能破壞環境、不斷呻吟的地球上養育小孩，害怕會創造另一個人來幫助毀滅。我們有些人想要的人生沒有空間容納小孩，那種人生要求我們以其他方式花費剩餘的時間、精力和愛。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歷史上有很多極度想要小孩、對生育態度模稜兩可、因為沒生育而得到自由，或者無論如何從來都不生的女人。在今天我們擁有的高效避孕藥出現很久以前，在女性主義理論開始在母性和女性（womanhood）間拓展出空間很久以前，這些女性就不生孩子了。在我們努力建設生活、苦苦思索是否適合生育孩子的過程中，我們是自己身處歷史時刻的結晶，是這星球賦予我們短短生命時間禮物的成果。但歷史也告訴我們，我們並不孤單。

我從封城早期，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開始寫這本書。當時學校和日間托育關閉，大家庭支持系統斷絕，人們無法接觸到朋友。父母和調皮搗蛋的學步孩童、無聊的小學生，還有悶悶不樂的青少年在相同的四面牆壁中共處與工作。某種程度上來說，父母和非父母的鴻溝變得比以前更大。尤其，母親承擔封城之下絕大多數孩童的照顧和虛擬學校教育責任，她們和沒生育的女性經驗差異延展如此之遠，讓兩者之前擁有的最後一項共通點面臨斷裂威脅。對許多母親而言，沒有小孩的朋友訴說有關在家裡無聊的烘焙、做瑜珈和在網飛追劇的經歷，不但讓人無法瞭解，還引人憤怒。而對沒有生育的女性來說，封城早期幾個月感覺起來像是自我確認。一名女性在推特上寫道：「我選擇不生小孩是有原因的，儘管疫情期間被關在家好幾周不是明確的原因，但也相去不遠了。」

美國的母職危機當然不是病毒的產物。新冠肺炎只是暴露有孩子與沒孩子的兩種女性早就知道的事：儘管我們都被期待要成為母親，一旦我們做了，卻得不到多少支持。小兒科診所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九點到五點間看診。美國的學校在兩、三點放學，即便在二十一世紀最人道的工作日，放學時間都比下班時間早好幾個小時。在美國某些地區，日間托育或學齡前教育的花費幾乎是一份全職專業薪水，而孩子不僅每天都要餵，一天還得餵好幾次。總是有人得折洗好的衣服、準備每個人的午餐便當、預定課後活動和夏令營、幫忙寫家庭作業、準時赴醫生的約，還有花費寶貴的帶薪休假時間，留在家裡照顧生病的小孩。在我們的社會中，養育子女需要傾注時間、金錢和精力到從未發揮作用的系統漏洞中，而那些系統往往一開始就沒有被建立。

近幾年來，所謂的媽咪戰爭點燃母親間的戰火，她們對如何「正確」擔任父母表達強烈歧見。要自然分娩還是無痛分娩？親自哺乳還是奶瓶餵哺？要當全職母親還是送小孩去日間托育？要一起睡還是訓練獨立睡？要不要打疫苗？還有你的小孩到底該不該在十月的喬氏超市（Trader Joe's）停車場穿外套？我們應該指出，這些論辯大部分還是個別母親能夠控制的事。媽咪戰爭並沒有在無法控制的更廣大區域開闢戰場，像是日間托育和健保花費、集體缺少的帶薪產假，或在職場上降低有生育女性的薪水這種變相的母職懲罰。這麼講其實是有道理的。美國的母親注定會在大事上失敗，難怪她們要為了日常小事錙銖必較。即便女性成為一名母親，完成社會對妳的角色要求後，妳仍舊無法勝利。

當然沒生小孩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其他地域或時代，撫育孩子的雙手與心不必然，或說獨屬於生下他們的那個人。在其他時空，養育下一代必須承擔的風險、負擔的責任和得到的報酬，往往是由社群共享。這個社群包括沒有生育的女性以及小孩的生母。今日，在缺乏社區、社會、機構或任何支持的情況下，生育小孩被簡化成個人是否有意願承擔責任和風險的行動。親職使我們疲於奔命，但我們又被要求要獨立作業，或者更粗淺一點說，我們只能仰賴自己的銀行戶頭和少少的東西。默許和認可這件事的回報是一肩扛起獨自照顧孩子的責任，而不這麼做的懲罰，則是在孩子人生中幾乎不受到認可。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事情並不需要如此。從十一世紀的修女到十九世紀支持女性選舉權的人士，從二十世紀的環保人士到黑人和原住民女性主義者，長久以來不同女性的存在一直跟我們說著，支持母親和恢復沒生育女性的社會價值是一體兩面。也許是到了我們該傾聽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