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社會：共產黨如何改變中國階級與人民面貌？

最為客觀評價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史
完整解析中共建政到改革開放的階級、性別、民族和城鄉差距等問題
結合中共中央政策與民間社會實態，
從社會變革、社會分類、社會衝突的角度切入，
一窺毛澤東時代如何徹底改變中國，留給當代社會什麼樣的遺緒與難題！

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他們夢想著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願景。直到1976年為止，中國看似達成了許多成就：發展工業、鋪設鐵路推廣教育、提高衛生、保障婦女權利，並讓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也引發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人間悲劇，為那一代中國人劃下了無法撫平的苦難。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充滿矛盾的中國社會？
文浩教授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上層的中共官方政策，以及下層的民間社會實態著手，剖析共產黨全面改造社會的同時，農民、工人、地方幹部、知識分子、少數民族、舊社會精英等人群，他們所面對的挑戰，而這也永遠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樣貌。即便時至今日，中國歷經資本主義轉向、成為世界頂尖強權，但毛澤東時代的幽魂卻從未散去……

作者介紹

文浩 Felix Wemheuer
現任教於德國科隆大學東亞學院，主要研究領域是二十世紀至今的中國社會史，特別是關於大躍進時期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時代。他曾在2000至2002年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留學，2006年獲得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2008至2010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著有：《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14；繁體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於2017年出版）等書。

譯者簡介

項佳谷 Jiagu Richter
現任教於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基爾大學、中國華中科技大學，為中國西南大學外籍教授、奧地利中國和東南亞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曾多年任教於維也納大學、維也納外交學院。著有《外交專業語言》、《法律專業語言》、《德奧中國學家訪談錄》、《政治家的聲音》，譯有《1900年的北京──義和團起義》、《國際人權法》、《饑荒政治》等書。

聯合推薦

巫仁恕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江仲淵　「歷史說書人 History Storyteller」團隊創辦人
黃春木　建國中學歷史科教師
（依來函順序排列）

「本書不僅內容精彩，而且是社會史研究方法論的絕佳範本。作者認為基於垃圾資料的微觀歷史可以和國家政策之間找到密切的互動與聯繫，而本書即完美呈現如何利用這種微觀歷史的研究來回答大問題。」
──巫仁恕，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外媒好評

「這本書思慮周密，包含大量中文材料且分析得相當透徹，是任何想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必讀之作。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史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振奮的新領域之一，這本書出自一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者之手，並對這段時期做了最為全面的描述。」
──芮納．米德（Rana Mitter），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

「這是一部力作，對共產黨統治中國前三十年的混亂局面，進行了簡明、平衡和人性化的描述。這本書顯示了變化的規模和對婦女、農民、工人、移民、青年和民族群體的破壞。作者運用傳記、標語、檔案和海報等材料，讓這本書更為直接且真實。」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

「本書內容豐富、分析透徹，為我們了解現代中國其中一個最為動盪時期的社會之歷史，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作者對大量學術文獻和原始資料無與倫比的掌握，對該領域的其他研究者是一種激勵。」
──吳一慶，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這本書對於研究毛澤東中國和社會歷史的學者來說，是一本極好的參考指南。一部可讀性很強的歷史作品……對於任何想要更全面地了解毛澤東時代黨的具體機制，以及廣泛來理解當代中國歷史的人，都是非讀不可的作品。」
──《人文網路》（H-Net Reviews）

「這是研究現代中國社會史的必讀之作……絕不能錯過。」
──《選擇》（Choice）

「這是一部最好、最有洞察力的社會史，包括並交織了政治、文化、經濟和思想史。這種水準的社會史提醒我們，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應該是一個社會史學家，無論他們的研究焦點或感興趣的問題是什麼。」
──《家族與共同體歷史》（Family & Community History）

「本書可讀性強、引人入勝、範圍廣泛，對於大學歷史系教學和中國歷史學家的書架來說，都是相當具有價值的一本書。」
──《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

「這本書內容均衡，是本了不起的著作」
──《國際社會史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對1949至1976年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面調查，以及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失敗與成就（例如預期壽命與識字率的提高）的平衡評估。」
──《歐亞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文浩教授的毛澤東社會史研究是必讀的作品。」
──《比較》（Comparativ）

導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向眾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此時，內戰尚未結束，人民解放軍正在向國民黨軍隊發起強大的攻勢。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這個時刻標誌著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與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的解放事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毛澤東時代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於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中國社會在這二十七年裡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提高了社會地位，而另一些人則被邊緣化甚至失去了生命。建設共產主義的努力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夢想和激情，也帶來了恐懼、幻想破滅、失望和痛苦以及後來的懷舊情緒。中國人民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也經歷了挫折，留下了創傷。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中國正處於崩潰的邊緣。八年的抗日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和緊接其後的國共內戰使中國經濟萬劫不復，社會百孔千瘡。國民黨政府在外國勢力的干預下，過於孱弱，不能重新建立對全國的有效控制。十八世紀大清帝國（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在其鼎盛時期曾是世界經濟大國。然而，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開始，清王朝無法阻止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蠶食，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建立了共和國。但是，此後，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政府只能掌控漢族中心地帶的部分區域，對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則放棄了控制。
共產黨決心重新統一全國，使國家走出深刻的社會危機。一九四九年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一九五三年全國人口普查時平均壽命只有四十歲。那時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絕大多數人是農民，是文盲。一九四九年城市人口僅占總人口的一○．六％。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擺脫貧困和落後的關鍵是實現工業化。他們立志建立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一個能夠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生存的中國。
一九五○年代上半葉，中國政府進行了土地改革。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被沒收。截止到一九五六年，中國已通過城市國營工廠和農村農業合作社建立起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共產黨提出「為人民服務」，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因為他們是「國家的新主人」。為了在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一九五八年，中共發動了大躍進。然而，過於雄心勃勃的計劃導致了大饑荒，數百萬人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中餓死。一九六三年，饑荒結束了，情況得到了恢復，但黨內在應該走哪條發展道路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文革至今仍是毛澤東時代最具爭議的時期。一九六六年秋，毛澤東號召群眾起來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數百萬學生和工人成立了無數個造反組織，衝擊地方政府，他們批判地方政府背離了群眾利益。幹部遭遊街、批鬥，有的人在批鬥中被整死。到了一九六七年，造反派之間的武鬥使好幾個省幾乎陷入內戰的狀態，毛澤東不得不派軍隊來穩定局勢。
在當今的中國，有些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整頓官僚機構、尋找新形式的大眾民主的一種合理的嘗試；另一些人則認為，文革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文明，除此之外毫無建樹。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已經有了不少工業設施，並修建了覆蓋面很廣的鐵路網。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平均壽命和保護婦女權利方面均有顯著的改善。美國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毛澤東時代中國所付出的代價（如大饑荒）是不是大於中國所取得的成就，這仍然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運動繼續快速發展，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極大地鼓舞著世界各地的民族和社會解放運動。中國在「不結盟運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該運動的主要成員是印度、印尼和埃及等前殖民地國家。一九六八年美國、西歐和日本等國家很多城市爆發了激烈的新左派社會和政治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這些運動提供了參照。這些國家的年輕人認為中國是他們反叛現成建制的榜樣，而這些現成建制阻礙了社會的變革。那時，對於世界上很多人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更美好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願景，人們認為應用其取代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所代表的兩極世界。對於中國現實中更殘酷的一面，即大饑荒、大規模消滅「階級敵人」（大多數是以前的精英），人們要麼沒聽說，要麼完全忽視。
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人們不再談論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世界銀行在美國和西歐的支持下提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成為時尚， 取代了「阿拉伯社會主義」和「非洲社會主義」。在此影響下，各國政府開始對社會福利和工業領域進行私有化，在金融部門放鬆管制。中國則帶頭擺脫過去的革命模式。一九八○年代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領導層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許多其他政策展開批判。中國政府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推動包括私有化在內的市場改革。國家對重要戰略部門如金融、原材料、國防工業和土地所有權仍然保持控制。但是，鄧小平時代不再進行「不斷革命」和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並在一九九○年代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再呼籲進行世界革命，而是開始遵守自由貿易、全球資本主義和有關機制的規則。
如今，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對西方的統治地位形成挑戰。但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完全放棄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不應該用毛澤東時代來詆毀改革時代，也不應該用改革時代來否定毛澤東時代。持不同政見者和西方媒體經常說，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可能會回到毛主義。而在中國政治的另一端，新毛派則希望通過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來動員群眾把「腐敗的官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趕下臺。中國社會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仍遠未達成共識。
本書要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時代，重點關注三個關鍵要素：社會變革、社會分類和社會衝突。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考察一下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特別是在獲取檔案材料方面的變化。我還將簡要回顧研究毛時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在方法論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存在的爭議。

插圖目錄
地圖與圖表目錄
附件目錄

導言
1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分類、等級和分配
2　新民主主義與新中國的創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
3　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
4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
5　後饑荒年代：從重新調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
6　造反及其局限：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
7　遣散與恢復：文化大革命後期（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六年）
8　毛時代給改革開放時期留下的遺產和延續

致謝
參考書目
注釋

1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分類、等級和分配

鐵飯碗
靠天吃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九六八年，葉維麗，十八歲，一個在山西貧窮的農村插隊的北京知青。她的父母是中層幹部，兄妹兩個。在她學生時代中國社會強調的是男女平等。他們家有保姆，因為她父母有權享受這個待遇。她在農村插隊時體驗到了另一種男女平等：

在我們生產隊，我是唯一經常下田的女勞力。偶爾會有未婚女青年和我們一起下田……我們剛來的時候，有村民私下問我們有沒有人會嫁給當地人，他們覺得城裡的姑娘不會要很多彩禮。後來知道我們對這個不感興趣，他們就不再理會我們了。

吃的可是跟在城裡太不一樣了，數量上和品質上都跟她習慣的城裡配給制分配的完全不同：

我們每天在知青點吃的是玉米麵餅子、小米粥、鹹菜和胡蘿蔔。開始時因為不夠吃要限量分配。後來糧食不是太大的問題了，但沒有新鮮蔬菜，更不要說肉了。所以，我們每次回北京都要帶好多吃的來，像香腸、麵條之類的。

在農村的日子就這麼延續著，葉維麗開始擔心能不能回城。不過，到了一九七二年，大學終於開始招新生了，這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第一次招生。葉維麗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進了北京師範大學，回到了城市。成分在她的錄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她原出身於中層幹部家庭，現在又加上了「農民」的標籤。一九七六年大學畢業後，她離開中國到美國深造。
葉維麗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等級劃分對瞭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何等重要，這個等級劃分包括區別性別、年齡、階級、城鄉。很明顯，這些等級和標識是相互交叉的：比如，同是婦女，但在城市和農村是不同的。葉維麗的經歷也表明，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社會分類未必是一成不變的。在農村，葉維麗不能像城裡人那樣有糧食配給，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北京，更不要說上大學了。要知道，在一種情況下很重要的身份標籤對另一種情況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葉維麗的民族屬性在山西就沒有任何作用，因為那裡所有的村民和她一樣都是漢族。
在這一章，我要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來分析。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等級由個人財富和所有權來劃分，而那時的中國則不是這樣，更多是由一系列的官方定位來劃分。而且，如上面所說，最重要的四個劃分標準（階級成分、農業／非農業戶口、性別、民族）從來都是相互關聯的。
一九六○年代初期之前，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被劃分到以上四個主要的類別中。糧食和其他商品的配給、資訊的獲得、上大學、就業、入黨和參軍都取決於這個複雜的分類系統。本章還要討論官方渠道之外的非正式獲取方式，如偷竊和瞞產私分。最後，我們還要考慮到各種不同的大規模國內人口流動，以及這些與等級劃分制度的關係。

社會轉型

毛澤東時代中國最根本的轉變是從半殖民、落後的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九四○年代的兩個勝利決定了這樣一個轉變：一九四五年盟軍戰勝日本和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勝利，使中國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區域中解脫出來，從而中國共產黨能夠致力實現其中心目標之一：在幾十年裡將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轉變成現代化的工業化國家。一九五○年代初期，冷戰的對抗和美國的經濟禁運使中國孤立於西方世界之外。美國決策者阻止中國獲得高科技和軍需品，中國被迫「一邊倒」，努力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密切的聯繫。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代以後，中國擔心蘇聯的威脅，轉而與美國解凍，使人民中國走上了獲得國際承認之路。但這個地理政治背景的改變沒能使中國立即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一九六○年代初期，中國嘗試與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創建「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的努力失敗了，此後中國採取了自力更生的戰略，游離在全球生產鏈之外，直至一九七八年。
一九五七年前，中國城鎮經濟和人口發展主要以國營經濟為主線。國營和集體企業均實行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從一九五○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直至一九八○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國家不許通過私人擁有和剝削工人來積累財富。領導幹部管理國營企業，但他們不擁有所有權，不能將單位的利潤合法地轉為私有。中國不能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雇用和解雇工人，國營企業的工人都有「鐵飯碗」，就是說，他們終身享有工作職位和社會福利。他們的勞動力沒有商品化，所有工作都是國家分配，而不是在勞動市場獲得。雖然也有商品化的短期合同制工人，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一直是很少見的現象。
相較之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最多是半社會主義的狀態。在大躍進期間中國共產黨試圖消滅私有制、取消自然村落，但完全失敗了，因此，一九六一年他們不得不允許人民公社裡存在混合的所有制形式，給農民分配了自留地。除了幾個地區以外，這種做法從來沒有真正受到衝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時期。實踐證明，進一步對土地和生產資料進行社會化分配是行不通的，家庭仍然是農民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位。將社會主義福利制度推廣到農村也是不可行的。總的來說，國家權力的觸角在城市比在農村深入得多。這是中國與蘇聯和東德一個重要的不同，在蘇聯和東德，到了一九七○年代，全國差不多所有人都被納入了國家的終身福利制度。當時，中國農民占了人口的約八○％，他們從來沒有擁有過「鐵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