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廖亦武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作品
通過描述這些以及更多的故事細節,展示了中國獨裁政權的無情和殘暴。該書具有我們耳熟能詳的紀實名著的細緻入微,可語言卻充滿了詩意,令我無言以對。——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y the Book》,2016年7月14日,《紐約時報》
一個異國他鄉的「持不同政見者」,他的聲音,終於在全世界都能聽到,可唯獨在最需要聽到的地方,聽不到。——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巴德學院教授,職業文學評論家,見《心靈牢房:一位中國詩人的監禁回憶錄》,纽约客 2013 年 7 月 1 日
1995年10月10日,公安局特工突襲我在四川省成都市白果林小區中新路21號的住所,搜繳了已近尾聲的此書手稿,並宣佈對我「監視居住」20天,我不得不重寫,絞盡腦汁。
1996年6月6日,公安局特工再次突襲同一住所,搜缴了此書第二稿,並強制傳訊我到當地派出所受審二十四小時。我不得不再次重寫,終於在1997年歲末完成第三稿,總計耗時三年零九個月。接著謄寫整理,將第三次原始手稿變成正式書稿,並拷貝若干份,多處存放。
2003年9月23日,由於法國攝影師高磊專程來成都拜訪,我破例將第三次原始手稿從藏匿地點取回,在城郊的黃忠小區家中供其拍攝。不料走漏風聲,被公安局特工上門收繳。
而在之前很久的1990年3月16日至19日,由於此書所追憶的案件,國家安全局特工三次查抄我在涪陵和重慶的住所,搜繳了我在1980年代創作的全部手稿,約150萬字;之前不久的1998年9月、1999年2月、2002年12月,特工們又先後在北京、江油、成都突擊搜查並拘禁我,奪走《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及各類原稿約150萬字。
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被蘇聯克格勃抄去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
但是,時代變了,我祗能像隻老鼠,多掘洞穴,把劫後餘生的文字藏得更深更遠……
此書曾有過的書名
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來自中國監獄的見證人報告,2011,德譯;
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2011;台灣首版;
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一個中國詩人的地獄之旅,2013;英譯;
黑暗帝國,2013,法譯。
廖亦武
廖亦武生於1958年8月,是流亡德國的作家、詩人、音樂家和前政治犯。 著作包括創作於1989年天安門屠殺前夕的《屠殺》和詩電影《安魂》,以及《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我的六四證詞》、《子彈鴉片》、《吆屍人》、《上帝是紅色的》、《輪迴的螞蟻》、《毛時代的愛情》、《武漢》、《18個囚徒》、《 看不見的戰爭》等數十部, 他的著作在歐美廣為傳播,有德、英、法、日、瑞典、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蘭、荷蘭、丹麥、捷克、斯洛伐克等20多種譯本。 並多次獲獎,包括2012年德國書業和平獎和2011年紹爾兄妹獎( Geschwister-Scholl-Preis ),2018年瓦茨拉夫‧哈維爾基金會「打破沉默」作家獎。2023年義大利《時代雜誌》路易吉‧阿米科內新聞獎( Luigi Amicone Journalistic Award),頒獎理由是:《武漢》揭露了中國政府如何利用致命病毒「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監控系統 」。
廖亦武也是知名人權活動家,曾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游說德國政府、議會、媒體和美國媒體營救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雖然功虧一簣,但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卻在持續不斷的國際壓力下,被中國政府釋放到德國。
廖亦武於2011年7月逃離中國,流亡德國。其著作廣受《明鏡週刊》、《新蘇黎世報》、《法蘭克福匯報》、《紐約客》、《紐約書評》、《華盛頓郵報》、《衛報》等多家媒體的推崇。《盧安達屠殺》一書的作者菲力浦‧古雷維奇稱廖亦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和最傑出的中國作家」。 2016年7月14日,《紐約時報》刊登了赫塔‧穆勒的《 By the Book》一文, 這位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道:
你讀過的上一本好書是?
廖亦武,《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 1989 年,廖亦武針對中國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屠殺抗議者的事件寫了詩歌《屠殺》。 為此,他被送進監獄,與被判死刑的囚犯同室共處了四年;他經常為他們寫遺書。 他和其他囚犯一樣遭受酷刑。通過描述這些以及更多的故事細節,展示了中國獨裁政權的無情和殘暴。 該書具有我們耳熟能詳的紀實名著的細緻入微,可語言卻充滿了詩意,令我無言以對。
導讀
冥空中的讀者飛飛
胡平
「證詞」一開篇,廖亦武寫到他姐姐飛飛的死亡,他姐姐在八九民運之前的1988年死於一場車禍。
這個開篇很奇怪,因為它看上去和「證詞」全書毫無關係。不錯,姐弟情深; 不錯,廖亦武的姐姐美麗而能幹,但好像也僅此而已。飛飛和八九民運,六四屠殺都毫無關係,飛飛也不是廖亦武自由思想的啟蒙者或寫作生涯的引路人,甚至也不是廖亦武詩文的特別知音或「粉絲」。為什麼一開篇就要寫到飛飛呢?
在「證詞」的結尾,作者又寫到他姐姐︰「感謝上蒼讓我一再經歷劫後餘生。現在,將這部作品公諸於世的心情遠不如最初創作它時那麼迫切,因為它在冥空中,還有一位讀者,我的姐姐飛飛。她有時就在我的血管裏,在我的喃喃自語中。我必須時時自省,保持心靈的清潔和平靜,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會在此落腳。她喜歡有尊嚴的男子,而寫作能使人不斷地收穫尊嚴。」
哦,我明白了,原來,廖亦武是把姐姐飛飛當作他的讀者,當作他在孤寂中寫作時的傾訴對象。
人講述心事,講述故事,需要有人傾聽。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說︰「文學的可靠性要求我們心存一兩位說話對象,將寫作覆蓋面約束到最小程度。」
在冷漠的世界裏,人需要愛的關切。哪怕祗是來自一個人的愛,就能使我們在苦難中獲得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就能使我們在整個世界把我們遺棄的時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傾聽,被理解,被承認。哪怕祗是一個人,哪怕這個人已經離開人間,但是他/ 她永遠活在我們心裏,這就夠了。
當生者大量的背叛,甚至妻子兒女也離你而去的時候,你祗有想到死者,因為死者永遠不會背叛。死人比活人更可靠,因為死亡把人定格,死人不可能再變節再背叛了。
平常我們寫作,心中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定的讀者。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裏,一般的寫作者不大考慮為什麼寫,為誰而寫這些問題。他想寫,於是他寫了,然後他把他寫的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發表了。可是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如果你寫的東西沒地方發表,甚至連你的寫作本身都會給你帶來巨大的危險或災難,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我為什麼而寫?
有時候,你寫,是因為你知道有人要看,有千千萬萬的人要看。在萬馬齊喑的時代,一張大字報就可以引來觀者如堵,就可以振聾發聵;小孩子的一聲喊︰「皇帝沒有穿衣服!」就可以石破天驚。在死牢裏,張郎郎問遇羅克︰為一篇文章而死,值嗎?遇羅克答︰值。
可是,六四後的中國不是這樣。廖亦武們的寫作固然已無殺身之禍,但依然可能招致牢獄之災。糟糕的是,在這時,你寫的東西不但沒有地方出版,而且似乎也沒有什麼人還要看。你可以喚醒沉睡者,可是你怎麼去喚醒清醒者呢?汪建輝早就意識到這一點:「清醒者永遠不可能再醒來。」
出獄後,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獄中文稿托朋友帶到海外。我想,他一定夢想過他的作品能取得像「古拉格群島」那樣的偉大成功。當初他在秘密寫作時,他就把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一書的卷首語抄了十幾遍,用以激勵自己。可是都如石沉大海。因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翻譯。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邁河回覆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西方政府忙於和中國做生意,討價還價;媒體的關注點也是抓人放人,各類明星炒作。」他無能為力,祗有給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很難想像廖亦武是怎樣扛住這一沉重打擊的。很難想像廖亦武怎樣能在這樣的打擊下還繼續寫作。我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廖亦武那死去的姐姐飛飛就成了唯一,就成了一切。
鍾子期死了,俞伯牙毀掉他心愛的琴,從此不彈。這個傳說本來就夠傷感了,廖亦武的故事更令人傷感。他祗能憑想像,把死去的姐姐當作他的讀者,支持著他的寫作。幸虧他曾經還有過這樣一個姐姐。
信主的人是多麼幸運啊。你心中有主,你總是可以向他傾訴,你就永遠不會感覺孤單,永遠不會絕望。所謂絕望,就是無話可說。其實不是無話可說,其實是有太多太多的話可說,祗是無可說之人。我甚至想,我們心中缺少一個永恆的傾聽者,這是不是我們缺少那種描述大苦大難的文字的一個原因呢?
廖亦武又一次被拒出國,無法出席科隆文學節。這自然會讓他很沮喪,但決不會讓他絕望。廖亦武已經經歷過九九八十一難,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讓這樣的人絕望。
今天的廖亦武,已經是在西方最有影響的中國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就在科隆文學節前夕,我們的法國朋友侯芷明(Marie Holzman)告訴我,她正在夜以繼日地把廖亦武的《地震瘋人院》翻譯成法文,定於今年5 月,也就是四川大地震兩週年之際出版。
廖亦武的寫作歷程,本身就是一個傳奇。對於那些在言論不自由的今日中國堅持以良知和血淚,默默地書寫苦難的人,廖亦武是一個典範。
第一部—東窗事發
1. 飛飛
1988(0000),四個汽車輪子的年頭,我姐姐飛飛殞於車禍,享年三十七歲。關於這件事,我寫過眾多格調淒美的詩文。我有意迴避了血腥和污穢,以為這樣才符合逝者超凡脫俗的稟性,在真相與永恆之間,我選擇了容易杜撰的永恆,那是任何浪漫藝人都輕車熟路的玄想天地,飛飛在其間變幻,飄升,與萬物彙聚。「一種出自血緣的宗教,」我吹噓道,卻忘了死者也有眼睛。飛飛肯定不滿意她弟弟的那些」流溢著靜態光芒」的裝飾性文字。
龍年陽曆四月的一個兇日,我懷揣「姐車禍身亡」的電報,辭別淚人似的阿霞,乘船轉車,顛簸兩夜,從川東山城涪陵趕往千里之外的川西重鎮綿陽,由於班船誤點,我不得不在重慶耽擱一個白天,邂逅了一位醫生詩友,並相偕下了館子。真是活見鬼,我居然高談闊論,胃口極好,卻感覺不是自己的嘴巴在說和吃。一個聲音提醒我應該哀傷,但在明媚的春日下我無法哀傷。始終和風細雨般的飛飛,牙齒整齊潔白,兩腮瞬動著針孔一樣深的酒渦,她怎麼可能同車禍連在一塊?
晚上十點登車就睡,夤夜醒來冷汗涔涔,車廂內水泄不通,人類與垃圾混合發酵的悶臭薰得我胃酸直冒。我禁不住抵窗幹嘔,一線薄如刀刃的寒風嗖地切入,痛及肺腑。我灌了一大口涼水,呻吟道:「這狂奔的太平間。」
飛飛披散著長髮,站在窗外。我急忙低下頭。隨著目的地的逼近,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怕看她的遺體,雖然我已經在夢魘裏「看」過了。
出了綿陽火車站,直奔紅星路八十七號大院內那棟熟悉的舊樓房,飛飛的屍骨塞滿了腦袋,一根莫須有的棍子抵著我趨前,直到抬手敲門的剎那才鬆開。
沒有門,我在一種鄉間巫術中虛敲了兩下,家人吃驚的神情令我如夢初醒。「姐,」我在屋子裏四處搜尋著,「姐呢?」
沒人理睬我。屋子已經拾掇過了,祭幛厚厚地疊在旮旯裏,晚風起處,陽臺外飄飛著處理花圈殘餘的黑灰。親屬們層巒疊嶂地圍布四周,像客廳舊家俱的一部份,拱衛著中央那隻驚心動魄的骨灰盒。
「怎麼現在才到?」妹妹小飛責怪道。
「我們等了你三天,」姐夫控訴道,「天氣太暖,不能再等了。」
「飛飛死不瞑目啊。」父親歎息。
我掏出電報,傻子一般捉摸了好半天,方醒悟到電報竟誤期了兩天!
「這咋可能?!」親屬們面面相覷。如遭電殛,我的淚水嘩地傾瀉而出,飛飛呀,是你的在天之靈使電報延誤,你太瞭解二毛怕死的本性了。
恐懼在耳鳴中潮起潮落,我解開紅綢,從骨灰裏尋覓飛飛,「就這麼一點?」我惋惜道。
「這是她的全部。」姐夫急忙聲明。「我在焚屍爐前從頭守到尾,眼都沒眨。」
我無地自容。紅綢像一簇冷火,那細密的舌尖吮疼了我的手指。「等我臨終,就抱著你姐趕回李家坪老家。」父親說。「你爺你婆,大家都在一塊,九泉之下也不寂寞。」
「姐應該葬在成都,」妹妹反駁道,「她生前一直想回成都。」
「人死如燈滅,」我莫名其妙地嘀咕,「隨便吧。」
「咋能隨便呢?!」大毛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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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平生第一位親人去世。雖然年初爺爺也去世了,但那遠在僻靜山鄉的老地主從未進入過我的生活,我對他的悼念是禮儀上的。而飛飛可是同一根藤結出的血緣之瓜,大毛、二毛、小飛對她的依戀之情不亞於母親。
飛飛勞碌一生,做小姑娘時,就習慣使用一個大腳盆包攬全家的髒衣服。嘩啦啦地搓出激情來時,就引吭高歌老電影插曲。她講的恐怖故事遠近聞名,停屍房,鐘鼓樓,吊死鬼的舌頭垂出三丈長的冰,嚇得弟妹們鑽被子,祗敢露一隻眼睛在外。有個夜半她突然失蹤,父母急得上房,我和小飛卻異口同聲證明飛飛喜歡鬼,到底讓她給撞上了。
姐弟幹仗,猴精大毛不是飛飛的對手,就挑唆呆子二毛一道演「三打白骨精」的戲。「豬八戒!」大毛念著京劇臺詞遞過一把掃帚,「你舞著釘耙先到妖精洞前叫陣,老孫隨後來也!」結果豬八戒和孫悟空加起來都不是白骨精的對手。「戲演反了!」我撅著屁股抗議,飛飛被激得哇哇怒吼,跟著拱入床底拖我們出來。
文革前夕,飛飛背井離鄉,剛剛遠走平武縣伐木廠,我們家就成了牛鬼蛇神的窩,被專政得解了體。有先見之明的飛飛在產熊貓的深山老林不僅免遭株連,相反卻渡過了一生中最舒心的時光。她塗改家庭成份混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飾演樣板戲《沙家濱》的主角阿慶嫂,轟動了縣城。母親乞今還保存著一張發黃的野外劇照,飛飛在雪原裏亭亭玉立,背景是簡陋的桌子和圍幕,「春來茶館」的招牌旁邊,隱現著刁德一、胡傳葵一瘦一肥兩瓣屁股。
那時飛飛的崇拜者足有一個團,知青大毛生活無著時,就不遠萬里去那兒混飯。我和小飛也先後沾光,並目睹一英俊小夥向她求愛未遂,竟連吞幾盒火柴自殺。飛飛潸然淚下卻不為所動。可後來,當她真的喜歡上一位解放軍連長時,卻因政審調查不合格而告吹。
時光如水,飛飛不知不覺認了命。嫁人,遷居,做了兩個女孩的母親,碌碌終日,為世人所稱道。大年初四我送她到成都火車站,在人山人海中湧至檢票口,她一把從我肩頭拽過旅行包挎上,再兩手抓住兩個孩子向前卷去,她身不由己地回頭高喊:「二毛,我走了!」自此永訣。
這是一個浮雕中的場景,我的喉嚨裏壘滿了石塊。飛飛的去世感動了街坊鄰里和獄中女犯,大夥兒湊錢買了許多祭幛,灑了許多淚。飛飛天生好心腸,怕見人哭,我擔心她的靈魂會被這麼多哭相累垮的。
她的確活得力不從心。今年春節,一家人圍坐火爐直至深夜,她說她準備出差回平武伐木廠,爭取掙一筆錢,讓全家一起去旅遊。「爸爸可以去江西故地尋根一趟,我呢,累了這麼多年,也該玩一次了。」
玩一次!車中七人,祗死她一個,那條崎嶇的林區公路她不知往返了多少回。當那面包車失控沖下陡坎,左前胎在崖邊懸空,她從車門甩出去,被十米開外的一根碗口粗的樹樁捅穿了腰部。人們將她緩緩取出來,那下半身浸泡在血裏。她的一位老朋友緊摟住她,不停地喚「飛飛,飛飛」,不停地催促司機趕路。她的唇貼著她的耳朵,似乎在呢喃某件舊事。咽氣的瞬間她抬了一下頭,臉頰白得像冬日一望無際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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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姐妹兄弟,先去她一個,這可太不公平了。在我的頭腦深處,汽車還在趕路,輪子輾過前額,激出一層層冷汗。有部美國電影叫《德克薩斯州的巴黎》,講一個身不由己的流浪漢沿著火車路軌尋根—不是他的出產地,而是他父母首次相遇作愛的原點,父親說那是巴黎。
以妓女和香水聞名的巴黎祗能在法國,因此美國境內的「巴黎」是一個放縱、虛幻的玩笑。我們都是惡作劇的產物吧?但上帝憑什麼對飛飛惡作劇?
我們的父母相識於江西,根據他們無意中洩露的隻言片語,我勾勒出家族的大致起因。班主五舅拖一京戲班子出川,在長江沿岸數省巡迴演出謀生,流落到鄱陽湖畔的某縣。五舅性情剛烈,得罪了當地惡霸,被活活打死,戲班群龍無首,頓作鳥獸散。我外婆牽著少女母親,戴孝收屍,葬五舅於城郊。正當她們在新墳前燒紙磕頭,訣別亡魂時,一位教書匠踏青而來。互相憑口音認了老鄉,這是命。
外婆臨終前將母親託付給父親,兩人卻吵吵嚷嚷生活了一輩子,其間幾多波折。母親道:「過日子呀,啥子愛不愛的。」於是有了四個子女。
翻著發黃的老照片,緩緩地追根朔源,是許多傳統家庭的樂趣。可惜我家從來沒有能證明父母早年恩怨的老照片,有幾張單人照,有一張外婆和父親、姐姐、哥哥的合照,比出土文物還要珍貴。
飛飛彌補了父母的缺憾,她在文化大革命那種單調乏味的社會環境裏留下了許多豐富多彩的照片。影集摞起來有半人多高。百分之八十是黑白照。她精心地貯藏著這個家庭延續的每一階段,兩代人的光陰被濃縮其中。
血緣從江西境內的那座郊野老墳萌芽,越來越廣闊地在世上兜圈子,現在飛飛趕在父母之前繞回墳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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