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xt Stage 2：香港新生代平面設計師訪談

「新生代」無關年齡，而是活躍於平面設計領域的新世代。他們沒有創辦大規模的設計工作室，卻在面對大型項目時游刃有餘，創造出普羅大眾都能接觸及欣賞的新生代香港設計。本書作者走訪了十二位香港本地新生代平面設計師的工作室，了解他們的成長歷程與設計作品，從「商業．品牌」、「藝術．文化」、「流行文化」、「出版．印刷」四方面，看新一代平面設計師的發展脈絡。他們或曾在前輩的引領下磨練成長，或在跌跌撞撞的升學路上摸索出自己的方向。在沒有大師的年代，這些設計新生代無論身處何方，無論做着哪類設計工作，都仍然堅守對設計的信念，為了推動設計知識普及、保存和延續本地文化而努力。

作者簡介
杜翰煬（Leumas To）

從事創意、設計及策展工作，先後任職媒體及廣告行業。近年，以創作總監的角色參與多個商業及文化項目，涉獵宣傳主視覺、印刷品、插畫、動畫短片等。

過去十年，獲邀參與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柏林Let’s Play Ping Pong！、東京Here is Zine等藝術展；深港設計雙年展、好香港好香港、漢字展、常行等設計展，並擔任日本ubisum亞洲創意大賽導師。其作品獲DFA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香港設計師協會環球設計大獎、金點設計獎、亞洲卓越新聞獎（藝術及文化報導）等。

二○一四年起發表多本獨立出版，包括《乒乓》繪本系列。著有《進念人人人 ── 香港流行文化的異數》及《The Next Stage ── 香港新生代平面設計師訪談》。

流行文化的實驗場
黃新滿（Wong San Mun）

引言：

如果你是八九十後的讀者，或許不知道黃新滿是誰，但很大機會擁有過他設計的唱片封套。由鄭秀文、王菲、陳奕迅、盧巧音到盧凱彤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封套設計均出自其手筆。

近年，黃新滿主理了第五十二屆金馬獎宣傳主視覺（二○一五）；第四十至四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宣傳主視覺（二○一六至一九），向已故台灣導演楊德昌的《一一》（二○○○）致敬；並為本地新晉導演陳健朗的首部劇情電影《手捲煙》（二○二○）設計宣傳海報。

正文：

屋邨生活

黃新滿成長於一九七○年代的葵芳邨，在三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尾。他出生前，爸爸是一名鞋匠，承接跑馬地黃泥涌道一帶鞋店的訂單，在工場及家裏人手製作高跟鞋。經歷過六七暴動和一九七○年代初經濟衰退後，爸爸為了生計而轉任低技術的公務員職位。黃新滿對爸爸在家造鞋的畫面依稀有印象，不久之後，專業的造鞋工具用作為家人修理鞋具。「小時候的屋邨生活，一般都是跟同學們踢足球、打籃球、打乒乓波、踩單車，到處走。我喜歡繪畫不同人物和卡通角色，例如日本動畫《鐵甲萬能俠》、《幪面超人》、《高達》及美國漫畫《史諾比》等。小學期間，我最喜歡上勞作堂，老師教我們用發泡膠製作公仔，我就以發泡膠製作了一個高達。由於家境清貧，大部分玩具都是自製的。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興趣，在美術方面較有天分。假如你製作一件東西，結果未如理想，但依然不斷投入時間和精神，就證明你心底裏是喜歡這件事情的。除非像貝多芬一樣的天才，四歲已經擅長作曲，否則就要繼續努力，把經驗逐步累積起來。」

中學階段，黃新滿入讀了葵青區的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校方經常舉辦不同課外活動，尤其是暑假前夕。「中二三的時候，校方就讓我創作活動宣傳海報。那個年代電腦仍未普及，海報需要人手繪製，或者透過拼貼方式呈現。而海報上的文字都是以筆和尺逐筆繪畫，即是傳統的『人手間字』，這算是我早期接觸的平面設計。」

當時，他在街上也時常留意到不少殖民地時期的政府宣傳廣告，「例如『清潔香港』系列，構圖很Graphical（圖像化），字體是人手繪畫的美術字，我就嘗試模仿，有如自學的過程，慢慢鍛煉起自己的手藝，能夠處理細微的東西。另外，雖然我就讀英文中學，但英語能力不算很好，中五會考成績是美術得到A；中文、中國文學、地理、經濟得到C；英文只有E，僅僅合格。升讀中六後，老師一上課就提及A-Level（高考）要準備的事情。當時，我已經厭倦考試，知道自己不是記憶力強的人，也不善於文字表達。當我理解了一些知識，若要透過答問題或論文形式表達的話，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為了順利避開A-Level，我決定報讀香港理工大學設計文憑課程，與及沙田工業學院設計系。後來，沙田工業學院率先安排面試，我展示了之前設計的活動海報，主考員有點驚訝：『你已經做了這麼多作品？』結果，校方很快就取錄了我。」

修讀平面設計

黃新滿入讀了沙田工業學院的平面設計課程，第一年要學習平面設計和插畫的基礎技巧，課堂相當緊湊。他像在中學一樣，要上一整天課，包括攝影、藝術史、繪畫、色彩應用等，基本上都是平面設計師需要掌握的基本功。「老師會帶我們參觀印刷廠，了解印刷原理和過程。當時的平面設計以手作為主，對着Actual Size（實際尺寸）的版面進行設計，能準確地感受到圖像的比例，跟透過電腦設計不一樣。當海報於電腦螢幕放大後，只能看到局部，容易忽略了整體佈局。而且，那時候未能即時看到預覽配色效果，設計師需要在腦海中想像出完成品。」

到了二年級，老師會根據同學們的表現，把眾人劃分到主修平面設計或插畫的班別，黃新滿是主修平面設計的。當時，電腦和設計軟件開始出現，包括Adobe Photoshop及現已停產的FreeHand。黃新滿用暑期工的積蓄購置了一部Macintosh（早期的Mac）電腦，三十年前的Macintosh售價已經要一萬多港元，以九十年代的物價來說算是極度昂貴。另外，黃新滿與同學們不時到灣仔的競成書店翻閱設計書及購買美術用品。他喜歡追看i-D、The Face等英國潮流雜誌，與及藝術家Andy Warhol創辦的Interview，從中吸收海外音樂、時裝、藝術、流行文化等養分。「對我造成最大衝擊的是美國設計師David Carson。正值電腦崛起年代，他偏偏反其道而行，顛覆電腦邏輯和規矩。再者，他的設計風格源於生活，經常於版面設計上加入滑浪元素和自由奔放的態度，作品充滿實驗和挑戰性，是一位任性的設計師。」

其實黃新滿的不少同學現時也活躍於創作或廣告界，包括電影導演郭子健、廣告人鄺志傑、潮流設計師Godfrey Kwan（關錦祥）及「電波少年」謝昭仁等。「當中，我跟Godfrey Kwan和謝昭仁比較投契，每日放學坐巴士一起談天說地、東拉西扯。有人打開話題後，大家就繼續串成一個故事，非常無聊卻很難忘。」

Double X Workshop

黃新滿畢業後未急於尋找工作，主要承接零碎的Freelance項目，例如標誌及海報設計等。「我哥哥在出版社任職平面設計師，他的朋友為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時裝周擔任攝影工作，就邀請我幫忙設計相關印刷品和紀念品。大約一個月後，在沙田工業學院任教版畫的兼職導師劉掬色聯絡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嘗試雜誌美術總監工作。當時，我覺得趁自己有很多青春和時間，不妨什麼都試試，就一口答應了，《明周》成為我第一份全職工作。」

那是一九九四年初，適逢《明周》有新上任的總編輯，期望於內容和排版設計上推行改革，而美術部本身只有幾位負責排版的設計師，他們就聘用黃新滿為Art Director，主理改版的任務。「由於雜誌以周刊形式推出，每期的製作時間緊迫，要趕在星期六晚上印好，予讀者們星期日『飲茶』的時候翻閱，我唯有邊做邊試新的排版方式。當時，《明周》尚未使用電腦排版，每一頁都是手稿製作。紙稿上通常印有一些Grid（格子），設計師要根據這些Grid放置圖片和文字。幸好，我懂得處理傳統手作稿件，知道怎樣『Mark色』、『黐咪紙』等工序，每日不停繪畫構圖給設計師們排版。可是，基於各種限制，他們未必能夠執行我心目中的效果。結果，這份工作只維持了三個月。」

一九九四年，軟硬天師的葛民輝與草蜢的蔡一智共同成立了Double X Workshop設計工作室，他們在加入娛樂圈前都從事設計工作。碰巧黃新滿哥哥的老闆是葛民輝和蔡一智的朋友，就撮合了三人吃飯交流。「Double X Workshop成立初期，希望聘請新晉設計師或設計畢業生，為他們執行創意構思，我的條件正好符合需求。工作室的主要項目是為歌手們設計唱片封套，其中的重要客戶是華星唱片，旗下有陳奕迅、鄭秀文、許志安等歌手。反而軟硬天師的唱片封套由林海峰構思，Wing Shya（夏永康）負責設計；草蜢的唱片封套則由Joel Chu（朱祖兒）主理。我自己第一張參與設計的專輯是許志安的Heart（一九九四），封面有一個Die Cut（多邊形裁切）的『h』字，現在於二手買賣平台仍然找得到。為專輯拍攝照片前，蔡一智帶我拜訪許志安的家，一起挑選適合拍攝的衣服。印象最深刻的是許志安指着窗外不遠處的香港紅磡體育館，半開玩笑地說：『我將來要在那裏開演唱會！』結果，他在一九九六年達成了這個目標。」

夏永康

黃新滿很快明白到，唱片封套在眾多設計項目中，創作自由度較大。一九九○年代是香港唱片業興盛期，大眾不會視乎唱片設計的好壞而決定是否購買心儀歌手的專輯。而唱片公司最重視的是專輯內的歌曲質素和流行程度，這直接主宰了唱片的銷量。作為設計師，創作上的限制和壓力相對較少。「工作了接近一年，我亦引薦Godfrey Kwan加入Double X Workshop擔任平面設計師。由於葛民輝和蔡一智愈來愈忙，難以應付多個項目的創意和美術指導，而我和Godfrey Kwan經驗尚淺，他們就邀請了在商業電台與林海峰合作無間的Wing Shya加入，擔任Creative Director。Wing Shya是林海峰及葛民輝於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設計系的同學，畢業後遠赴加拿大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大學（Emily Carr Institute of Art + Design, ECUAD）深造，從事過廣告行業；返港後加入商業電台，負責設計報導外國流行音樂的《豁達音樂誌向》雙周刊。大概很多人不知道Wing Shya有平面設計師的背景，尤其Typography（文字排版）方面的技巧很厲害。那時候，他仍未專注於發展攝影事業，但已有為彭羚拍攝專輯封面。」

一九九六年，夏永康跟隨澤東電影劇組前往阿根廷，為王家衛執導的《春光乍洩》拍攝電影劇照。黃新滿則跟團隊之間開始出現分歧，因而決定辭職。「同年，曾任《號外》編輯的Winifred Lai（黎堅惠）出任時裝雜誌Amoeba總編輯，當時她只有二十八歲。Amoeba的風格大膽鮮明，跟其他時裝雜誌有莫大分別。他們喜歡發掘本地年輕面孔擔任模特兒，創刊號就邀請了仍是學生的梁詠琪和藝人王喜擔任封面人物。Amoeba有潮流和時裝元素，吸引我應徵其設計師職位。編輯部的創作氣氛很自由，每期跟Winifred Lai討論了創作方向後，大家就投入嘗試，跟《明周》的工作環境完全不同。通常時裝編輯和攝影師負責拍攝，設計師主要於構圖上發揮。我記得入職的時候，向Winifred Lai提出微調雜誌封面的『Amoeba』字體，令它順眼一點。另外，我亦建議每期的『Amoeba』因應主題作出設計上的改變，例如使用不同顏色、字體加上陰影製造立體感等，唯獨不會改動字體。我經常參考英國唱片設計團隊The Designers Republic的作品風格，不斷嘗試和實驗。那個階段完全沉醉於平面設計的世界，只要對着電腦螢幕，就會不停排版，未有機會擴闊自己的眼界，思考自己應該做什麼設計。」

春光乍洩

一九九七年，夏永康回港後不久便離開了Double X Workshop，隨即成立設計工作室Shya-La-La Workshop，並邀請黃新滿「歸隊」，參與首個設計項目──由張學友擔任藝術總監及主演的原創音樂劇《雪狼湖》，在香港紅磡體育館首度公演，連演四十二場，加上後來展開多場全球巡演，至今仍是歷史上演出場次最多的華語音樂劇。

「我們緊接着為《春光乍洩》參加第五十屆康城影展設計宣傳主視覺。Wing Shya在阿根廷拍攝時，已在酒店房間即興創作Photo Collage（相片拼貼），就地取材，相片上有剪貼、煙頭、咖啡漬等痕跡，創作於回港後一直進行。另一方面，我們開始在一些電影劇照裏面，揀選有感覺的拼湊起來，嘗試呈現電影的氣氛。創作過程相當漫長，大家將不同劇照以多種形式組合，晚上吃過飯回來再三檢視，逐步找出較耐看的構圖。最後，Wing Shya和我試了近百款設計，從中篩選三分之一拿到九龍城的澤東電影公司，讓王家衛和阿叔（張叔平）選出喜歡的設計。我感覺阿叔是透過欣賞畫作的角度評論，他會分析構圖佈局，例如說：『這個畫面很美，但那個位置欠缺了一點顏色。』他不會給予直接指示，卻會引導你思考修改的方向。而王家衛善於運用心理戰，例如說：『是不是就這樣？只有這麼多？』他沒有答案，但想刺激你思考更多，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東西。由於主視覺要在一星期後完成，我們就每日往來九龍城，不斷修改和檢視，直至大家滿意的作品誕生。」結果，王家衛憑《春光乍洩》成為首位奪得康城影展最佳導演的華人導演，晉身國際名導之列。

電影在港上映前，黃新滿設計了另一款宣傳海報，使用了夏永康於拍攝現場對面大廈捕捉梁朝偉與張國榮在天台纏綿一幕的經典劇照。「由於我們選用質感較Raw（粗糙）的白牛皮紙，紙質較吸墨，顏色密度不高，油墨乾了就會變淡。於是，我們嘗試用Double Hit（雙重印刷）方式，將海報印出來後再過一次印刷機，在印廠的細心配合下，才造出那種帶點綠、帶點黃，淡淡的湖藍色。」

意識流

繼《春光乍洩》後，黃新滿也參與了王家衛《二○四六》（二○○四）及《愛神》（二○○五）電影宣傳主視覺，這些經驗令他對電影海報設計有所領悟。「以王家衛電影海報為例，最重要是強烈地呈現電影的氣氛，它不需要表達一個完整故事，而是透過主角特質、構圖色調和質感，呈現獨特的氣氛和感覺。當然，有些海報並非以人物為主體，這樣畫面就要捕捉到故事裏面最重要的東西。而在構圖方面，我們摒棄一般電影海報格式，例如主角照片放在中間、演員名字放於底部等。我追求構圖要有一種『流動的氣』，有如隱藏的曲線，引領讀者閱讀的順序，帶他們遊走整個佈局。就如David Carson的設計手法，雜誌版面有那麼多空間，文字偏偏放到最邊上，差不多貼着『出血位』，這些都是畫面佈局的手段。」

《二○四六》故事出發點是劉以鬯的小說《酒徒》，作品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意識流小說的特色，在於人物刻畫從外在行為與現實描述轉向內在的挖掘，這種寫作手法賦予人物內在生命，打破傳統上對時間的認知。「意識流是一些零碎的片段，故事主角經常被眼前某些畫面影響自己當下的想法、思想，並表達他對事物的感覺或故事。正如你坐在這裏，全神貫注地望向一件東西，精神集中在一盆植物、一朵花上，那朵花給予你什麼場景？例如花瓣上有一男一女，兩人正在對話，類似這樣的畫面。因此，《二○四六》這套電影都是零碎的片段，演員都不清楚自己在演這段戲的哪些劇情，沒有明確的故事線。導演的創作手法就如日常生活，當你走到這裏，看到一些東西，聯想起什麼？一邊拍攝，一邊發展故事。」

二○四六

黃新滿為《二○四六》設計了三款宣傳主視覺，當時電影仍在拍攝中，歷時五年。「第一款海報用了早期於泰國取景的劇照製成Collage，裏面有梁朝偉、木村拓哉、王菲等巨星，其實還有王家衛的身影。當中的『二○四六』是透過Dymo標籤機打字，再掃描到電腦排版。由於電影剛剛開拍，電影公司為免演員造型曝光，我就把畫面的對比度提高，只保留人物輪廓和一些細節，看不清具體造型和動作。同時，我想像中的二○四六年，或許經歷戰火洗禮而變成一個廢墟。完成構圖後，我將整個圖像左右反轉，並找印刷廠製作日常用於印刷工序的電板。我把電板放到工作室，讓它慢慢氧化，潔淨的金屬表面開始出現鐵鏽，棗紅色的，再慢慢變成黑色。這時候把電板進行Flat Copy（平版影印）作為完成品。到了第三年，劇組開始在港拍攝，第二款海報就是梁朝偉坐在金雀餐廳的一幕，印刷上使用了鐳射燙印效果；第三款則有木村拓哉和王菲等。這批海報主要用於康城影展，只作少量印刷，大約二百張，我自己也未及收藏。到了二○○四年，《二○四六》正式公映的時候，那批新款海報就是其他公司負責的，但效果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