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認為農戶家庭的效用函數是生產和消費決策不可分的預期效用函數，在新家庭經濟學中單一模型的基礎上，農戶家庭利用僅存的人力資本和土地資本形成資產組合投資以期在加入風險規避因數的前提下實現家庭預期效用最大化。通過建立家庭內部成員收入分享、風險共擔的單一模型，以家庭整體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研究了農戶家庭勞動力配置的決策機制。並結合多主體建模方法，模擬了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中國農戶家庭如何在務工、務農及閒暇之間進行家庭勞動力配置，以實現家庭整體效用最大化。模擬結果表明傳統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忽略了城市生活成本、農戶對風險的處理方式等因素對農村家庭內部勞動力配置的影響，最終導致相關的策略制定和行為分析偏差。研究中通過對宏觀經濟背景和現有的研究論述分析當前普遍範圍的“用工荒”是由於實際工資低於保留工資引起的農民工“用腳投票”的結果。並進一步通過新家庭經濟學的單一模型理論分析這種經濟行為是與簡單單一個體預期效用最大化的經濟行為相區別的；農戶是以家庭為單位在金融資本及現代教育人力資本短缺的情況下通過家庭成員勞動力資本對外投資實施的風險規避行為，在家庭內部實現收入分享，風險共擔。這種經濟行為帶來的在工業製造和農業無法有效釋放“人口紅利”的結果最終導致“用工荒”和環境負外部性的以資本替代勞動的現代農業生產。
然而隨著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完成，這些非正規制度性安排也給中國農村帶來更為嚴重的不確定性問題，繼而衍生出更加複雜的“三農問題”。這種治理體系對當今全球化經濟條件下已經步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的中國來說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今後的中國鄉村治理需要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的正規制度安排下進行設計，進行制度創新，徹底擺脫對舊式非正規制度安排的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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