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之眼：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想像

遠在東北亞的朝鮮王朝與臺灣的鄭氏政權雖無政治經濟上的官方互動，然而1667年，鄭經的貿易船隻漂至朝鮮，引發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的關注。朝鮮官方對鄭氏政權的情報來自燕行使、漂流人和日本，相關情報在朝鮮內部引起轟動，特別是在三藩之亂期間和丁未漂流人事件，朝廷內部對鄭氏政權的威脅性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諸如：是否「築城設防」？金佑明等人鑑於當時災荒不斷，民生艱苦，持反對態度；但肅宗及多數朝臣為了確保邊防和海防安全，支持築城。又如：是否「渡海通鄭」？支持者以秉持尊周大義的激進派的尹鑴為代表；考量當時朝鮮現實局勢而反對的，則為保守派的許積、權大運與閔黯。
本書透過豐富的朝鮮文獻，深入探究朝鮮王朝對於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想像。我們從中得以窺見朝鮮王朝如何蒐集國際情報，及其對情報如何作出反應，並藉此呈現出朝鮮王朝中後期從「崇明」轉向「實學」的思想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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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孫衛國

雷雨晴同學在碩士畢業論文的基礎上，修訂潤色而成的書稿《異域之眼：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想像》，即將由臺灣秀威出版社刊出。應她邀請，寫幾句推介性的話，也是作為導師應盡的職責。
雨晴本科就讀於蘭州大學歷史系，成績優異，獲得推免資格，遂升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攻讀研究生碩士學位。她表示對史學史頗感興趣，對中朝關係史與朝鮮史興趣亦濃，於是就投身到本人門下。
雨晴讀書認真，勤於思考，自我要求甚高。一年級修讀課程，奠定專業基礎，完成學分；二年級進一步深入專業學習，閱讀經典文獻，瞭解學術動態。每兩周跟我面談一次，彙報學習進度，交流學習體會。一日，她忽然說：「清初時節，朝鮮王朝在跟清朝交往之時，也不時能看到朝鮮君臣對於臺灣鄭氏政權的關注，這個問題很有趣！」本人研究過成海應的《丁未傳信錄》，對於這個問題有所接觸，當即覺得這是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於是叮囑她查閱學術動態，有意識地去收集資料。兩個月後，她彙報說，學術界對此問題雖有一定關注，但尚無系統研究，相關史料也足以支撐其完成一篇碩士畢業論文，於是論文題目就這樣定下來了。經過一年多的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最終完成學位論文。畢業論文受到了答辯委員會老師們的一致好評，並被評為當年南開大學校級優秀碩士畢業論文。而今書稿經過進一步修改潤色，即將出版，可喜可賀！
綜合而論，本書有三個特點，值得關注。首先，從選題來說，本書兼有兩方面的學術意義。誠如書中所言，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關注，是明清中朝關係史的一個支流，既是檢視朝鮮尊周思明理念的一個外在因素，也是透視清代中韓宗藩關係的一股潛流。朝鮮王朝的對華觀，是研究明清中朝關係史的核心論題，已經引起中韓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刊出了一系列成果。在朝鮮王朝後期長期堅持宣導的「尊周思明」理念中，臺灣鄭氏政權作為南明政權一個附帶因素，「一個不在場的他者」，始終未曾脫離過朝鮮君臣的視野。本書以時間為序，梳理了從明清之際，鄭氏政權的崛起，朝鮮王朝對其關注；「三藩之亂」期間，朝鮮對鄭氏政權相關情報的搜集，以及對情報所作出的反應；最後則以漂流人為據，梳理朝鮮王朝跟鄭氏政權有限的「接觸」，及由如何處理這些臺灣漂流人而引起的朝鮮君臣的爭論。透過這些零散的現象，勾勒出來朝鮮王朝與鄭氏政權若有若無的關係，為明清中朝關係史的研究，作了一個重要的補充。另一方面對於臺灣鄭氏政權的研究，本書也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無論是明清史還是臺灣史研究，臺灣鄭氏政權史都是一個重要的論題，本書借助朝鮮王朝這個「異域之眼」，考察鄭氏政權史，儘管有點「霧裡看花」，但也不能不說帶來了一種新的認知，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補充。而在書末附上學術界有關鄭氏政權研究的學術動態，一定意義上，也表明本書在這個論題上的價值，不容忽視。
其次，就本書所討論的話題來說，以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的關注為討論線索，涉及的問題相當廣泛。全書五章，緒論介紹學術動態，明確本書主旨。第二章討論明清更替對東亞世界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朝鮮王朝在清兩次戰爭的影響下，從明朝藩屬國，先變成了後金的兄弟之國，最終變成清朝的藩屬國。這種在戰爭壓力之下所形成的宗藩關係，即便表面上逐漸變得融洽，但始終無法消除暗流的湧動。朝鮮王朝在與清朝宗藩關係的表面之下，在國內始終宣導「尊周思明」理念，甚至醞釀著「北伐」復仇。而與此同時，鄭氏政權逐漸崛起，成為南明政權之後，依然存續相當一段時間的「中華」餘脈，儘管與朝鮮王朝沒有正式的往來，但朝鮮王朝透過前往北京的燕行使與日本的通信使，多方打聽鄭氏政權的消息，獲取相關資訊。在「三藩之亂」期間，獲取這些資訊對於朝鮮來說尤其重要。這成為第三章首先討論的論題。在獲取相關資訊之後，朝鮮王朝也試圖採取相應的行動，如在國內築城、試圖跟鄭氏政權聯絡等等，還引發了朝鮮國內關於「作偽倭書」的調查與討論，從而豐富對於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認識。第四章則首先以臺灣鄭氏政權漂流人為基本論題，考察朝鮮王朝跟臺灣鄭氏政權的有限接觸，特別指出1667年丁未漂流人事件，是朝鮮王朝處理臺灣漂流人具有標誌性和轉折性的事件。進而以時間為序，以英祖時期為界，梳理朝鮮王朝私家文集中對臺灣鄭氏政權的想像與認知過程，探究鄭氏形象變遷之時代脈絡及社會背景。從仁祖到英祖一個多世紀，朝鮮君臣將其對臺灣鄭氏政權的認知，融入「尊周思明」的氛圍之中，將其視作南明的一個部分，儘管對鄭氏政權的認知有褒有貶，但總體而言，未脫離跟明朝的關聯性。而在英祖到高宗時期，隨著清代中朝關係的改善，朝鮮內外形勢的變化，朝鮮對於鄭氏政權的認知也出現了變化，在朝鮮國內也出現了「義理派」與「務實派」的不同，事實上，無論是什麼派別，他們對於鄭氏政權的關注都是考慮到現實的需要，只是其出發點不同而已。即便是高舉「尊周思明」大旗的「義理派」，他們並非死抱著「尊攘」大旗不變，實際上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現實中的正統危機，才能解決朝鮮國王的合法性危機。
最後，從研究視角上來說，本書也有值得稱道之處。書名之「異域之眼」，實際上就是將最近二十年來葛兆光先生與張伯偉先生等所宣導的相關理念與研究視野，付諸實踐的有益嘗試。臺灣鄭氏政權對於朝鮮王朝來說，始終是一個不在場的「他者」，但卻讓朝鮮王朝如此關注，因為這個「他者」直接影響著朝鮮的自我認知和現實命運，一定意義上，寄託著朝鮮王朝對於現實的訴求與未來的希望。與此同時，這樣的研究論題，也促使著者必須將中外關係史、思想史、政治文化史與史學史研究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種綜合性的研究視野。
一個政權對另一個政權的認知與想像，既是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又是政治文化史的認知範疇，而加入歷史書寫的研究視角，將史學史的元素融入研究之中，既立體呈現研究的多重層面，更進一步開拓史學史的研究範疇。在原來史學史研究的範式之中，史學史似乎只是以成型的文本為研究對象，史學史似乎只是一種「死」的文本研究。而將朝鮮王朝為何要書寫南明史與臺灣鄭氏政權史，又如何去書寫這種歷史，分析其背後的政治訴求和現實原因，則給史學史研究注入了現實的「活」的因素。在朝鮮王朝的官私史學之中，他們關注南明與臺灣鄭氏政權的歷史書寫，與其說他們在追求探尋南明與臺灣鄭氏政權真實的歷史，不如說他們只是想從中找尋到某種政治訴求與現實需要。這也是本書所呈現的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
海外出版碩士畢業論文，似乎並不鮮見，但在中國大陸則不多見，雨晴這部以碩士論文潤色而成的書稿，也是本人所指導碩士畢業論文中迄今為止所刊出的第一部，確實是件令人高興的事。雨晴同學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現已完成了博士課程，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取得了博士候選人資格，即將進入三年級，開始博士論文的研究與寫作，希望她今後保持學術熱情，高品質完成博士畢業論文，今後在學術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孫衛國　2024年8月6日於倫敦金絲雀碼頭

推薦序／孫衛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明清鼎革之際中朝關係的轉變與臺灣鄭氏政權的崛起
第一節 明清鼎革之際中朝關係的轉變
第二節 東亞視野下的鄭氏政權
小結
第三章 清「三藩之亂」前後朝鮮對鄭氏政權的關注與對應
第一節 朝鮮王朝對鄭氏政權情報的搜集
第二節 朝鮮王朝對清「三藩之亂」的關注
第三節 朝鮮對「三藩之亂」期間鄭氏傳聞的反應
小結
第四章 丁未漂流民事件及朝鮮對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書寫
第一節 朝鮮王朝對丁未漂流民事件的處理
第二節 仁祖至高宗時期朝鮮文人對鄭氏政權的認知
第三節 朝鮮諸史對於南明與鄭氏政權之書寫
小結
第五章 結語

附錄 「臺灣鄭氏政權」相關研究綜述
參考文獻
後記

※節錄自本書第四章第一節，〈丁未漂流民事件始末〉一段

（…前略…）在中朝關係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漂流民事件，是1667年臺灣鄭氏官商林寅觀、曾勝、陳得等九十五人漂至濟州島後引發的，這一年是干支丁未年，因此又稱「丁未漂流民」事件。這一事件不僅在當時引起朝鮮國內的強烈反響，甚至改變了朝鮮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漂漢人的處理辦法。
這年五月，一艘商船漂停濟州島，該船首領自稱永曆皇帝所派「大明福建省官商人」，著明朝服飾，不剃髮，操漢音，儼然明朝人形象。朝鮮王朝將漂流民案件當作重要邊境軍事事務，因此濟州島官員立即向朝廷報告了這一事件。經查，他們是臺灣鄭經手下的（官）商人，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遭風漂流至朝鮮，船上還搭載紅衣大炮兩口。這一事件在朝鮮君臣中引起熱議，在近三個月的時間裡，朝鮮君臣多次就如何處理這些「大明」漂流民展開激烈討論，官員之間甚至互相彈劾。朝鮮王朝實錄等官方層面對丁未漂流民事件的記載主要側重於對遣送問題的討論，其中不僅涉及清鮮關係，甚至似乎與日本也有一定關聯。
事實上，在林寅觀等人漂到朝鮮之初，濟州牧使便已經弄清了此行人的漢人身份，此時漂人的資訊並無太多人知曉，知情的大臣們傾向於任其自歸。如領議政洪命夏（1607-1667）就在事情發生的一個月後上密疏，他認為此行人與明代的「走回人」不同，只是偶然漂泊，「朝鮮自行善處，似無痕跡」。他從朝鮮當時的處境分析其中的利害關係，認為此時朝鮮受到清朝的嚴密監控，國內「機事」雖不無日後宣洩之患，但如果沒有處置漂人的文書出現，似乎也不會招致禍患。另一方面，此行人是要前往日本，但日本此時正在實施旨在禁止基督教的鎖國政策，朝鮮擔心「日本若聞，而致疑於耶穌之黨，以為恐喝之資」，則朝鮮無以為辯，使本就互不信任的日朝之間更生嫌隙。在「推以人情，斷以義理」之後，他主張將漂人秘密放歸，但並未得到顯宗的同意。其實顯宗對此早已有了判斷，雖不忍押送北京，但「實出事勢之不獲已」，更讓顯宗困擾的是，隨著漂流人來朝消息的傳播，越來越多的朝鮮士人開始關注，使得決策更加困難。兵判金佐明（1616-1671）一語中的：「初不煩報，任其自歸則已，先泄之後，更無善處之道矣」。儘管顯宗多次強調「漂漢事，予欲自斷」，但朝議仍在不斷發酵。
大臣們的意見主要有兩種，一派以閔維重（1630-1687）為首，秉持尊周思明之義理，認為若將這些「明遺民」押送清國，必是死路一條，不如開洋將其送至日本。這也正符合林寅觀等人自身的訴求：「伏望敕遣送日本界，得赴便舟而回，或蒙恩憫，另撥一船，俾等得自駕駛，以歸本土」。李有相（1623-1673）、朴世堂（1629-1703）等人則在此基礎上退一步，認為可以「姑使留之海島，而如有彼國查問，對以『未卞（辨）漢人與否，而尚今留之』云爾，此以處變之道也。」朴世堂更認為，即使清人得知漂漢人一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也能使國家免於禍患。而以右相鄭致和為首的「務實派」則認為「義理」派之言甚為迂闊，在「務實派」看來，此事關涉朝鮮自身的安危，回想仁祖因念及義理被圍困南漢山城的教訓，若南明漂流民消息傳至清朝，以朝鮮王朝的實力恐難以再承受戰爭之苦，若是將其送至日本，又恐被日本誤以為與基督教有關，也難逃一死，且之前已有處理漂流民的先例，因此主張「一如罪人，著枷入送」。甚至在鄭致和眼中，「（鄭）成功自大明時，亦不歸順，入於海島云。此必其管下，似非永曆人也。」並不承認鄭氏政權與南明永曆政權之間的關係，既然不是南明子民，入送清朝也就少了義理上的阻礙。
與朝臣們兩方觀點對峙不同，在得知林寅觀等為漢人後，廣大的朝鮮儒生強調尊明大義，堅決反對押送清朝，態度十分強硬。七月二十日，儒生朴尚一等五人上疏，言：「漂漢人，執送清國為不可，極言君臣之義不可忘，父子之恩不可背,而攻斥廟堂諸臣，以昧義理、怵禍患，使父母之民，投之仇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日後，又有館學儒生李緯長等上疏，「極陳漂漢人不可執送之意，且斥廟堂」。到了十月，「外間議論」已經到了「可駭」的地步，頂著漂流民與崇明義理之儒生不斷投書抗議的巨大壓力，顯宗最終還是下令將林寅觀一行押送北京，漂人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咸欲自斃於中路」，朝鮮君臣百般勸慰，以為「爾等雖有罪，上國仁覆天下，必無他患」。這並非完全是哄騙漂人之語，從南二星「如蒙上國特加寬待，則此後小邦，雖復有漂人押送時，可以無弊」的上疏可以看出，朝鮮王朝的部分官員對清朝善處漂漢人仍懷有一絲期待，儘管顯宗對此並未持樂觀態度。清朝也沒有如南二星等人所願，「人既入北京，則盡送於寧古塔，地方官盡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處理丁未漂流民一事中，當時的朝鮮國王顯宗可以說是極其關鍵的人物，他的態度自始至終都十分明確，即押送清朝，因此對義理派朝臣抗議的上疏多留中不報。相較於在他之前的孝宗和在他之後即位的肅宗、英祖、正祖等國王，顯宗更多是從朝鮮王朝的現實利益出發做出決策。在前文關於「三藩之亂」的討論中也能看出這一特點。清爆發「三藩之亂」後，不少朝鮮士人均認為這是復仇雪恥的絕好時機，朝鮮應當積極主動與反清力量聯合，實現孝宗未完成之「北伐」大計，但顯宗也並未採取任何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