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毛澤東的戰爭思維解開變幻莫測的政治運動之謎；
對毛氏從土改到文革的系列浩劫作了突破性的溯源和重審；
對每一政治運動的革命神話都做了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解構。
《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是《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的姊妹篇，不同的是它研究毛通往文革之路——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它們不僅顛覆了常態化的國家秩序，更造成了理政上的惡質性輪回，如建政初期的暴力土改發展為文革中各地對所謂「地富反壞右」的直接大屠殺；1958年的大躍進—大饑荒造成全中國的「人相食」則衍化為1968年的廣西「萬人吃人風潮」。
書中還對中共所構築的革命理論做了徹底解構。在重審毛的土地改革中，批駁了人爲建構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虛假的地權分配數據。在對「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考證中，則揭露了百萬「現行反革命分子」，不過是因其「歷史身分」──投誠的民國官員而被坑殺的現代降卒。面對受害群體，作者也對令人痛心的史實作了直面審視。如「思想改造運動」中，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如何主動向中共躁進輸誠；又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1949年的選擇中對強權的主動臣服。
最後，在研究毛如何指導他的政治運動時，提出一個全新的理論闡釋：毛澤東的深層戰爭思維。這絕不只是一些具體的舉措和極端的言辭，而是浸透交織在毛對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理論界定、戰略思考、個人野心乃至病態心理之中的。沿著這條線索，不僅解開不少變幻莫測的政治運動之謎，更彰顯深具突破性和探索性的歷史分量。
序一
吳國光╱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
毛澤東禍國殃民，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不斷展開政治運動。在中共奪取政權的戰爭年代，毛已經展開了紅軍時期的「反AB團」、二戰時期的「延安整風」和內戰時期的土地改革等政治運動，作為奪取黨內權力鬥爭和所謂「階級鬥爭」的勝利的不二法門。1949年之後的毛時代，政治運動更是名目繁多，無日無之，不僅貫穿整個毛時代，而且涵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從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到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從國家治理與經濟建設（如大躍進）到思想改造乃至對外關係（如抗美援朝）。到毛晚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極，其中大運動套小運動，一個運動未息下個運動又起，人人都被「運動」吞捲，一切都在政治運動之中。但是，在浩如煙海的研究中共的文獻中，包括國際學術界對毛時代中國政治的研究中，卻找不到對於政治運動的系統研究。這樣一個巨大而致命的空白，如今為宋永毅教授的新著《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所填補。這本著作的學術意義首先在此；僅此即可見本書之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本書能夠做出上述學術貢獻，還在於宋永毅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相關文獻中，對於某場特定政治運動的研究其實很多。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界蔚為大觀，甚至成為一門顯學。但是，這類研究往往是把某一場政治運動作為一個或一組歷史事件來看，說是對於運動的個案研究可能都不準確，因為這類研究多非旨在探討相關個案作為「政治運動」的機理，而是強調其作為政治、社會、歷史事件的源起、過程與意涵。本書則從宏觀著眼，把對於特定政治運動的個案分析與對相關歷史脈略的深入探究相結合，並以「政治運動」作為總的研究主題而把個案上升到概念層次來展開綜合討論。這是一種從點到線、到面、再到立體的認識方式，較之只看單點或單線的認識方式，明顯具有系統與綜合的優勢。
實證研究必須建立在充分佔有資料的基礎上，而本書的第三項學術意義即在於圍繞「政治運動」這一主題展現了豐富、詳實的歷史資料。宋永毅教授治學以廣泛搜集和系統整理毛時代重大政治運動的歷史資料見長，編有關於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專項「資料庫」，惠及學界良多。現在，他在此基礎上推出本項專著，以歷史為脈絡，以毛時代重大政治運動為經緯，實際上寫出了一部毛時代政治運動史，顯然得益於他在資料搜集與整理上的多年功夫。書中有很多研究成果可謂見人所未見，應該得到讀者的重視。
進一步，本書更能發人所未發，從理論上揭示了政治運動作為毛式「人民戰爭」思維與極權主義政治的深層鍥合這一本質。這是本書的第四項重大學術貢獻。在我看來，這一揭示抓住了毛主義的根本特徵，從而把對毛主義之政治思維、政治制度和政治運作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新高度。毛主義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延伸，但這不是機械延伸，而是「富有創造性」的延伸。創造性在那裡呢？群眾運動，或稱政治運動，就是其中根本性的一點。從制度層面講，政治運動就是極權主義黨國權力無所不屆的動態實現；從政治層面講，恰如本書所突出的，政治運動則是戰爭思維、鬥爭哲學、階級專政在共產黨掌握權力下的日常施政方式。
當今，不僅在中國政治中，而且在全球觀察中，熟知毛時代政治史實的人常常能夠在各處發現文革的影子。文革就是毛式政治運動的最高峰，也是毛式戰爭思維與極權主義的極致結晶。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在政治上為什麼會與毛的政治運動有這樣的相似？出現這種復歸或演變，其背後的機理何在？如果能夠回答這樣的問題，或許可以找到理解當今中國政治乃至列國政治的一把鑰匙。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認為，宋永毅教授的大作可以提供根源於歷史理解的當代啟示。因此，本書不僅具有前述四項重要的學術貢獻，而且藴涵深刻的現實意義。
序二
鍾延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宋永毅老師最廣為人知並令人稱道的重要學術事蹟，自然首推是他長年對中共歷史原始資料的認真蒐集和豐碩成果，其不但享譽國際，更嘉惠四方。宋老師對中共文化大革命以至於其建政以後諸多重大政治運動的資料庫，陸續完成、正式面世和不斷更新，使得海外從事中共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在資料上提供了重要條件、高度可能和極大便利。事實上，宋老師主持編輯的中共黨史、國史資料庫，內容不但豐富，也多有特殊。其中有些原始文件和談話資料，甚至是研究者直接去中國大陸檔案館蹲點查檔，都未見得可以獲閱，遑論取得。可見其查找、累積史料的功力造詣極深。
宋老師在蒐集、整理、編輯大量史料的過程中，也著手進行研究。例如：迥然不同於劉少奇是文革首要政治受害者的一般認識，宋老師在較早之時，即撰文直指：劉氏主持的愈趨激進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則是文革政治氾濫打擊的先期預演。這是一篇發人深省的專文。宋老師在2021年出版之《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更是他在厚實的史料基礎上，別有新意地從事著述，進而集其大成的學術成果。
宋老師這本新作《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將研究視角集中於：毛澤東在全面主政中國大陸以後至文革以前，他所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包括：針對農村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運動，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針對「新政權」單方面認知的明裡暗裡、各式各樣敵人的「鎮反」、「肅反」運動；針對資產階級及其企業的改造運動。當然還有傷及無數無辜的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以及幾近動搖國本的大躍進運動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這是一本資料詳實、深刻描述關乎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研究力作。
主要由毛澤東構思而成的政治運動／群眾運動，開始成形於所謂中共「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南見識、見證以至由之領導、鼓動的農民運動。國共關係破裂以後，毛澤東擇選農村作為後續發展的領域，並以武力作戰作為革命的主要方式與出路。為了支援戰事，應對革命的殘酷和長期性，毛澤東主張在地形艱險、窮鄉僻壤之地建立根據地，並在其中動員民眾以長期應戰。
在動員鄉村民眾支持中共革命的工作上，以土地和財富資源轉移為中心議題的土地革命運動，成為中共治下所有群眾運動的關鍵項目。在黨的領導和武裝控制的前提下，基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版本的階級鬥爭立場、觀點與方法，確立依靠誰、聯合誰和打擊誰的問題，此即統一戰線在群眾運動中的運用和操作。在同一政治過程中，黨負責人按比例對運動進行數字管理，施行擴大聯合面、集中打擊面的原則。
黨在領導群眾運動的過程中，被囑咐不能簡單對之包辦，也被交代莫可坐視任之自流、流為「尾巴主義」。黨的領導幹部必須對運動倚靠的群眾給以實際物資利益作誘因，重視對之施予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政治教育，並強調「做中學」，亦即黨幹幕後操縱、直接驅策群眾實際動手參與、體會認識，並按運動起伏需要而鼓勵、容忍或調節其中激起的革命義憤和暴力行徑（對主要打擊對象留以最低限度的活路，以免徒增對方頑抗力道，並可將之充作肉體勞動力，則是國共第二次內戰較晚之時「與時俱進」的「改良」版）。
中共的群眾運動／政治運動，乃是在戰爭動員的需要和環境下孕育，武裝壓制和暴力使用作為重要的組成元素，領導監督實施的幹部隊伍，又往往兼具戰鬥隊和工作隊的性質，肩負使命必達、限期達成的職責。戰爭的思維、習性、做法以至語言表述，因而皆與運動本身交纏相連，如影隨形、貫穿始終。
毛澤東隨著時間推移、經驗累積，對群眾運動／政治運動已極其嫻熟，深曉其之政治厲害，漠視其對個體的危害；他又如何將運動治理的經驗和慣性，在鼎革「日月換新天」之後，一再推出、恣意肆行，又帶來、製造哪些史無前例的人為災難，宋老師的這一新作，無疑地可以提供重要的見證和答案。
前言（節錄）
本書是2021年筆者的《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的姐妹篇，它同樣由聯經出版。本書和前著的主要的區別是研究重點不再聚焦於文化大革命，而是文革前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
論及毛澤東的治國理政，恐怕沒有人不會不油然想起他發動的那些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以及這些運動帶來的暴力、飢餓、血腥和死亡。據有關研究毛的新中國歷史的專家統計：擇其要者，這類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至少也有十五次之多。而根據《美國之音》的網絡統計，毛澤東親自批准的運動則有五十二次之多。僅根據這些統計，我們就不難看到：一部當代中國史，其實是一部政治運動史。毛澤東和中共用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作為治國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顛覆常態化的國家治理―制度、法規和合法程序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運行機制上完全借助於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自上而下地發動的大規模暴力型的群眾運動。這不僅一次次地引發常態社會秩序的混亂，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暫的。
僅對上述政治運動做一些橫截面式的浮光掠影，便不難發現它們不僅在時空上有其延綿不絕性，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往往呈現出一種令人吃驚的重複性。鑒於它們效果上的有限和短暫，這種重複在運動的題名上都顯而易見。例如，毛澤東在1952年年初發動「三反運動」，想籍此解決黨內日益嚴重的貪汙腐敗問題。雖然運動後黨內的貪汙現象有所收斂，但是其他的腐敗現象卻此起彼伏起來。為此，毛只得在1953年初又發動了一場「新三反運動」來制止新的腐敗。再如，當代中國史上同名同主題的政治運動常常重複出現，自1950年開始，一直到文革後期（如「批林整風」），中共黨內的「整風」運動從沒有停止，但黨內的風氣卻越「整」越壞，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澤東時代至少有過三次「三反運動」和兩次「五反運動」。可惜的是：這些不斷重複的政治運動沒有一次能真正有效地解決黨內的官僚和腐敗問題。
必須進一步補充的是：上述重複絕不是一種良性的循環，而大都是極端惡性的輪回。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湖南道縣和廣西對所謂的「地富反壞右」的大屠殺的檔案裡，就不難發現它們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惡性發展。首先，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其次，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先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完全是暴力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一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一兩年後以「農業合作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
這裏還有一個慘劇人寰的對比或許更能暴露出輪回的極端惡質性。本書第七章〈重回「人相食」年代：新中國從大饑荒走向更大的文革浩劫〉揭示了毛澤東時代由政治運動引發的兩次的「人相食」慘劇的對比。其一是由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而造成緊接著的大饑荒的發生。不僅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三千萬之眾，全中國範圍內，至少發生了至少三千多起的有文字記錄的「人相食」的事件。其二是從文革初期的1967年冬到1968年秋（即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國大陸的廣西省就發生了有檔案詳細記錄的數百上千人次的暴力的「人相食」的狂潮。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發生在沒有大規模的天災和全國性戰亂（包括異族入侵）的時期，但卻波及了全國。這足以說明這是一種全國性的政策―「人禍」導致的饑饉，進而造成的中國農民人性的被迫淪喪。但暴力殺人而食的惡性案件還是非常的少數。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則還沒有了任何饑饉的因素，卻帶有明顯的群體作案的鮮明特點，即大都是公開的、瘋狂的群眾運動。就參與吃人的數量規模而言，應當是「萬人吃人運動」。這一吃人風潮又顯而易見是蓄意謀殺性質的。因為它們大都可以歸納為所謂的「為革命吃人型」，即革命幹部和群眾出於所謂的對階級敵人的仇恨的大義而吃掉對方。這些惡性事件都是由政權的代表人物策劃和推動的，是有組織的群體暴力。如果說大饑荒中的人吃人案件為饑荒所致，大都是個體性的，即隱蔽的個人行為。連盜竊屍體都常常偷偷進行，還透露出人類起碼的羞恥感。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發和釋放了人性中的惡，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獸」的返祖轉化。
如果再做進一步的挖掘，還會發現這種毛氏政治運動在其輪迴怪圈中的極端惡質化最初常常起源於最高領袖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的後果，即以一個新的、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那個舊的、相對比較小的錯誤。例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為了掩蓋他的大躍進決策和政策的錯誤，把說出真相的彭德懷等人公開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這一掩蓋的後果是以一個大饑荒，即餓死數千萬中國老百姓的生命為代價。再進一步，毛澤東對大饑荒（包括「人相食」）的掩蓋，還給向他提出善意面諫的劉少奇帶來了殺身之禍。那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一場比大躍進―大饑荒更大規模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深層原因所在。因為劉在七千人會議中對「人相食」所下的「罪己詔」使毛惱羞成怒。為了掩蓋住這一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敗筆，毛只能發動一場新的、更為錯誤的政治運動來掩蓋過去的政治運動的錯誤所造成的災難。於是，新中國就在短短的數年內從大饑荒走向文化大革命，彷彿命中註定般地從一個大災難墜入一個更大的政治浩劫之中。
簡單地闡釋了上述全景式的審視，還應當進入對這些政治運動縱深面的剖析。雖然這些政治運動都已經過去了，最遠七、八十年（如土地改革），最近也要六十年（如文革）的時間。所幸的是：近二、三十年來大陸、尤其是海外學術界一直沒有停止對它們的研究。由筆者主持和參加的大型學術討論會就達六、七次之多。另外，由筆者主持和參與的四個大型數據庫的建立，更給研究這些年湮代遠的政治事件提供了詳實的原始檔案基礎。簡言之，本書汲取了上述成果，它的新發現、新視野又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筆者力圖對中共政治運動所構築的革命理論體系做徹底的解構。例如，本書第一章聚焦於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不僅從理論上，更從具體的數據上顛覆了這一至今為止還在被極力吹噓的革命神話。中共發動土改的主要理論依據是：中國存在著一個延續了三千年之久的「封建地主制」。這一經濟形態又表現為地權的超級集中和極端過量的地租。筆者不僅在歷史探源中揭示：這些謬論剛出籠便遭遇了如農學家董時進為代表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批駁；在後毛時代，大陸學界的主流已經否定了所謂的「封建地主制」。學界的多數已經認為中國長期地少人多，甚至並不存在一個「地主階級」。所謂的「地主」不過是勤勞節儉的自耕農群體而已。中共的土地改革就是建立在人為建構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虛假的地權分配數據（所謂「地主富農」佔據了70-80%的土地）的基礎上，其非正義性和荒謬性的程度便毋庸置疑了。
中共政治運動指導理論的荒謬性，不僅表現在它們全然由虛假的數據的支撐，還表現為其政策出爾反爾的欺騙和蓄意製造敵人繼而殺戮的血腥。本書的第三章研究毛澤東在建政初期發動的「鎮反―肅反運動」。筆者揭示了1949年4月25日毛代表中共向國民政府的全部官員、軍人發布的〈約法八章〉曾信誓旦旦地規定：任何前朝政府的成員，只要不進行現行的和武裝的抵抗，就不應當被殺和被關。然而，1950年發動的鎮反運動中所殺的「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否有此類「現行活動」，而僅僅因為他們的「歷史身分」，即為前朝政府的成員。換句話說，百萬反革命大都是被中共的背信棄義或官逼民反的政策製造出來的。他們中有被中共當局在「剿匪」名義的掩護下屠殺的原國民政府軍政成員，且絕大多數已經投誠起義；他們中有中共在南方各新解放區的橫徵暴斂的徵糧政策激起了民變和「匪亂」中的百姓；他們中還有中共在建政初期對深植於中國社會的「會道門」和民間宗教團體的實行全面取締和鎮壓激起的反抗者。1955年開始的肅反運動還標志著中共進一步在自己內部製造反革命。即便根據中共自己的吹噓肅反成績的材料，也說明僅5.7%是肅對了的反革命分子，而其餘的94.3%都是肅錯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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