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向天光回首人權（上冊）

人權不是遙遠的理想，
而是生活中必須不斷守護的倫理，
它提醒我們民主得來不易，
也向我們揭示理解與傾聽是跨越世代的功課。

《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揭露曾被封存、被遺落、被迫壓低聲息的往事，從威權體制的幽暗處出發，不急著給答案，而邀請讀者感受歷史的重量。那些曾被壓抑的記憶透過文字緩緩浮現，讓我們看見權力如何滲入日常的縫隙，看見人在逼仄處仍堅守不輟的善意與尊嚴。在29篇文章裡，穿梭著個人命運與集體記憶的交會，政治犯與家屬的身影、空間與制度的變遷、藝術與教育的回應，層層疊成一幅既沉痛又堅韌的圖景。
《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的意義不在於撫平過往，而是讓歷史重新被理解。真相公開之日，即記憶回返時。人權不是遙遠的理想，而是生活中必須不斷守護的倫理，它提醒我們民主得來不易，也向我們揭示理解與傾聽是跨越世代的功課。
翻開這套書，猶如在微光中前行，看見人心細緻的紋理，也看見島嶼如何從創傷之中學習共生。天光並非自然降臨，乃由無數人曾經的苦難與堅持所照亮的方向。

上冊：起．於威權的歷史／承．擔理想的受難
戒嚴三十八年，是臺灣近代史一道不得不面對的傷痕與淬鍊，換來的不僅是一頁頁遭受國家機器壓迫的檔案，更是無數生命在幽暗中承擔理想、追求自由的真實軌跡。
從「戒嚴70」的脈絡溯源，到「臺北，監獄，雙城記事」所構築的政治犯中心，直視「虛構的手榴『蛋』」與「紅字」背後的恐懼，以及「監獄中的女體」所承受的肉身與精神創傷。
這是一場穿越時空的叩問，邀請國人「卻顧所來徑」，在字裡行間感受那個「無可迴避的時代」。《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回顧歷史，更是對人權普世價值的堅定召喚，提醒我們記取歷史教訓，為臺灣的民主天光點燃不滅的希望之火。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百齡｜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張維修｜都市政策研究者、臺灣民間真相和解與促進會理事
蘇瑞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進金｜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瑞琪｜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胡淑雯｜作家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李禎祥｜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Liglav A-wu（高振蕙）｜作家
若渝｜文字工作者
李思儀｜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唐香燕｜作家

館長序
洪世芳｜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1949年至1992年，臺灣經歷了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期間有許多的人遭受迫害，被逮捕、審訊、甚至失去生命，整體社會陷入集體恐懼、噤聲噤言、產生人人自我檢查，社會因此陷入漫長的沉默。國家人權博物館（下稱人權館）於2018年正式成立，以國家高度促進臺灣社會面對人權受害的歷史，保存政治受難者的傷痕記憶；推動威權統治時期文物典藏、檔案研究、展示、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協助不義遺址的保存及推廣，並支持當代人權議題和實踐人權理念，展現臺灣落實民主、自由、公義等普世價值。
隨著解嚴以來史料的逐步開放，政治事件與當事者的經歷漸為大眾知曉，在平反及轉型正義的浪潮中，基於追求歷史真相、平復國家不法及重建社會信任，是轉型正義工程的先決條件，人權館為了讓人權觀念更進一步對外拓展與深化，同時強化博物館平臺的公共性，自2019年11月起發行《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半年刊，擇定人權領域的相關主題，匯集國內外人權研究、新知，介紹博物館活動，藉由文字記錄人權的軌跡，來向社會大眾傳達人權理念與教育推廣工作，至今已發行13期。
為能持續將相關文章推廣觸及更多人，延續這份記憶與社會對話，我們將歷年刊載的文章重新整編，出版為《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上下冊。全書以「起、承、轉、合」的脈絡，展現從威權統治到民主轉型的全貌。在書中，藉由「起」：探討威權體制的鎮壓、民主化歷程等歷史過程；「承」：受難者及家屬承擔白恐的不義與經歷，從微觀的生命故事，理解白恐的意涵；「轉」：著眼轉型正義與人權價值，思考國家責任及創傷療癒的意義；「合」：從教育、藝術等多元面向，傳達人權的意義。以不同的敘事脈絡，重新呈現多元的人權故事。
期望透過《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的出版，以紙本與電子書形式，滿足數位時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創造更有利的閱讀環境，使過往文章得以再次流通。人權館期望透過如此的行銷規劃及發行通路協力下，讓更多跨世代讀者得以觸及人權故事，能以更完整的脈絡理解戰後臺灣威權體制及人權歷史，反思轉型正義的意義與普世人權價值，進而珍惜現有的人權成果，並避免過去的錯誤，不再發生。
願讀者在翻閱本書之際，看見這座島嶼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使人權故事成為連結記憶與未來的橋樑，使每一位讀者都能在文字之中，看見人性的光、理解民主的可貴。

推薦序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歷史系合聘教授
雷震研究中心暨人權史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的《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雜誌，是國內以普及、推廣臺灣人權課題的重要雜誌。登載了學者的研究及受難者（家屬）的口述歷史為基礎的普及性研究成果，並介紹相關的人權創作及包括創傷療癒課題在內的轉型正義的文章。囿於過去出版時沒有電子版，而雜誌在書店行銷、販售又有其時限性，影響了雜誌的後續推廣，及閱讀者的觸及率。為了彌補此一不足，並提供國人對以白色恐怖為重心的戰後臺灣人權問題，國家人權博物館在原有的文章基礎上，出版了《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這本書。
本書選取了2019年到2023年出版的9期《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雜誌登載的文章，重新分類、編輯，一方面補足過去刊物沒有電子檔時代的遺憾，另一方面也方便讀者可以針對相關人權主題，做進一步閱讀、瞭解。而透過本書，可以將原本《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作持續推廣，可以觸及更多讀者。
這本書的作者群，主要包括研究學者、受難者家屬，還有一些創作者，文章內容相當多元，而透過分類編輯，使讀者對各個不同內涵的主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而本書在編輯上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威權體制的歷史及結構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威權體制的發展歷程，遭到鎮壓的受難者案件的內容分析，以及引介當時要求政治改革主張的樣態。第二部分則是以受難者作為主角，探討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命故事，主要收錄文章內容涉及的時代，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而以1950年代不同性別、族群的受難者生命故事作為主體。第三部分則針對轉型正義的意義和落實進行討論。就此部分而言，當然涉及轉型正義及人權的意義和價值，以及相關的推廣工作，並且探究面對案件歷史的省思。而第四部分則是透過人權教育及藝術的多元課題的探討與介紹，希望能夠進一步推廣相關的人權議題。
就第一部分而言，從戒嚴到解嚴的歷程，以及此一歷史過程中，威權體制對人權的傷害，是其中的重點。至於威權體制下人權案例的引介、討論，則包含了受難的新聞業人士，臺中大肚紙廠政治案件，比較特別的是還追溯到臺灣實施戒嚴的歷史脈絡，而不是只有單純一般所謂從1949年5月戒嚴的討論而已。
而在以受難者個人的生命故事的討論上，則有以類似小說的筆法來描述生命故事，或者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其中許多論述是建立在受難者（家屬）的記憶，或者是研究者進行口述歷史及檔案資料爬梳整理的結果，如此可以使白色恐怖的受難故事，更有歷史的深度。
至於在轉型正義的討論方面，更是有各種領域的學者，人權領域、歷史領域、政治領域，乃至創傷撫慰的社會心理領域，都有文章觸及。其中還包括對當時整個人權的案例，從國家推動轉型正義的角度進而探討，再進而擴及在國際的脈絡中進行討論，這也是本書重要的特色之一。
而以人權教育跟藝術多元議題來傳達人權的意義，則可以擴大讀者對於轉型正義以及人權案件主題的認識，這也是本書相當值得注意的面向。透過這個面向，以創作為主題傳達人權意義，可以擴大對白色恐怖及過去人權事件關心的課題接觸的閱讀群。而本書此一類別收入的文章，不僅是描述所謂人權教育或藝術的多元課題而已，也包括透過歷史研究或實際經驗，有從事人權教育者的親身經歷，也有當年綠島空間範圍內政治犯、執行思想教育及監獄管理工作的官員，乃至綠島的居民彼此互動的歷史內容。而針對原住民人權議題，本書收入的文章透過孩童的眼光來進行討論，頗值得注意。而針對兒童作為權利的主體，透過繪本來引介兒童的權利，不僅可以吸引更多閱讀者關注此一重要的人權課題，更是針對未來國家主人翁的學習需求切入。
整體而言，這本書是以歷史及制度作為主軸，配合相關的個案，再輔以實際上國內外的各種作為，從德國、原住民、綠島，不同場域的創作和認識，可使臺灣的人權問題呈現多元而且立體的樣貌。是一本集合諸多作者之力，值得關心人權問題讀者注意，兼具專業及普及需求的人權書籍。

導讀
劉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望向天光 回首人權》不是單純的紀念文集，也不是悲情敘事的彙編。它誕生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長期策劃之中，目的是讓歷史重新被社會看見、被制度接住、被教育延續。當記憶被重整為公共的語言，當過去的痛不停留私我而能引動集體反思，人權就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社會持續運作的基礎。在長達數十年的戒嚴歲月裡，臺灣社會經歷著權力分配與思想管理。那不只是政治的高壓，而是一種日常的滲透，透過媒體的自我審查、教育的單一價值、家族的沉默共識、乃至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視，使得威權機制隱藏其強硬姿態，改以「習慣」與「恐懼」的形式散發影響和存在。
人權館自2019年起出版半年刊《向光：人和人權的故事》，以策展、口述、影像與書寫為媒介，將這些難以言說的歷史重構為可見、可學的公共記憶。2025年，館方自歷年刊物中精選二十九篇文章輯成本書，依「起、承、轉、合」四個層次架構，揭示從威權生成、個體承受、制度轉化到記憶共生的歷史循環。這樣的學習提醒我們在當下重新檢視「威權」，這一種可能重現的體制運作――當程序被忽略、當權力浪漫化、當集體沈默時，歷史的迴圈就可能再度啟動。
起――在歷史的陰影裡辨識光
起章，收錄六篇文章。論析威權歷史及體制運作的文章，讓不同背景的讀者對肅殺年代有宏觀的認識，為讀者搭建「法理―空間―行動」三層交疊的理解框架，呈現威權體制複雜且無所不在的面貌。同時顛覆既定刻板印象，譬如，當我們只將白色恐怖視為1949-1991年間的事件，便會忽略戒嚴在空間與程序上的多重層次。
吳宗謀〈「戒嚴70」從何說起？〉即鬆動了我們對戒嚴「38年又56天」這線性記憶的刻板印象，戒嚴並非一夕解凍，將威權統治放回地圖來考察，金馬地區則到1994年才解除軍管。微觀分析大臺北地區的威權空間，張維修〈臺北，監獄，雙城記事〉揭示陽明山的權力堡壘、新店安坑的刑場，以及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位於今臺北市中心的旅館區）交織監控網絡。首府同時是情報蒐集、軍法審判與監禁收押的密集樞紐，更顯示威權如何塑形城市空間。
接著，陳百齡在〈尋找戒嚴年代受難新聞人的身影〉以1949年至1975年間至少108位遭整肅的新聞從業員為樣本（1949-1953年就有63人），指出遭受迫害格外嚴峻的新聞界。在出版發行「三限」（限證、限印、限張）與編輯「內控」等嚴苛新聞審查下，真正因報導內容而入罪的「文字獄」看似不多，但更多新聞人卻遭羅織誣陷，告密機制被私人恩怨濫用，專業倫理沉淪為求生本能。陳進金〈1950年臺中大肚紙廠政治案件初探〉則導入勞動現場的歷史畫面，描述該紙廠多名員工因參加「讀書會」、「學國語」等聚會就被定罪，速審薄辯成為常態，甚至有人為保護工廠設備留守而遭抹黑，道出平凡人在高壓秩序下的兩難。上述四位作者不約而同指出，戒嚴不只是法條，而是滲透城市、言論自由與職場日常的統治技術。
在這樣的脈絡下，陳儀深〈從戒嚴到解嚴――臺灣民主化的曲折過程〉說明臺灣的民主轉型並非突變或外力移植，而是社會內部長期積壓的「壓力」逐漸反彈。黨外運動、本土媒體與海外網絡匯聚了民間改革能量，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雖以鎮壓收場，卻使改革訴求更為集中，帶動組黨與統治鬆動。國家治理的些許「開明」舉措，其實是在民意壓力與國際情勢下的制度性妥協。與此互證，蘇瑞鏘的〈省議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發展〉凸顯省議會在國會凍結年代所扮演的樞紐角色。透過質詢、提案與預算審查，省議會將違法逮捕、刑求與選務不公等問題制度化曝光，再到1986年反對黨的組建，完成了把抗議轉譯為民主程序、把情緒轉譯為制度改革的歷史進程。
合讀這六篇文章，本書首要釐清戒嚴在時間（程序合法性）與空間（適用範圍）上的錯位，進而探問其如何塑造社會記憶與政治結構，繼而理解民主能量如何在社會―議會―政黨之間循環放大，最終於1990年代進入史料公開、立碑與補償的制度化階段。這不僅勾勒出威權統治的全景圖，也讓人看見民主社會是在多少曲折與忍耐中誕生。因此，本章不僅為讀者釐清戒嚴的時空層次，更揭露其對社會記憶與政治結構的形塑，為後續有關民主化進程、地方議政與轉型正義的篇章，提供必要的歷史與法理座標。（後略）

館長序
推薦序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薛化元
導　讀　望向天光，共生人權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劉柳書琴
起．於威權的歷史
從戒嚴到解嚴――臺灣民主化的曲折過程　陳儀深
「戒嚴70」從何說起？　吳宗謀
尋找戒嚴年代受難新聞人的身影　陳百齡
臺北，監獄，雙城記事　張維修
省議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發展　蘇瑞鏘
1950年臺中大肚紙廠政治案件初探　陳進金、陳瑞琪
承．擔理想的受難
紅字　胡淑雯
她們的故事　許雪姬
政治犯媽媽和小獄童　李禎祥
白色恐怖的肉身經驗――監獄中的女體　李淑君
虛構的手榴「蛋」――1961年卓樂教會手榴彈事件　Liglav A-wu（高振蕙）
青春哀歌――70年前綠島的記憶碎片　若渝
警總的後花園？――玉里養護所裡的受難者　李思儀
卻顧所來徑――通過幽暗記憶追索光明　唐香燕

紅字
胡淑雯｜作家

「來抓人的那一天，內灣線有兩趟勤務，頭一趟回來，我碰巧看到阿標被兩個陌生人帶著，從機務段的辦公室走出來。我感覺怪怪的，去問總務課長。因為阿標喝酒會鬧事，曾經在新竹車站毆打憲兵，是由課長保出來的。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喝酒鬧事。課長回答說，他也不知道。當時我心裡開始覺得悶悶的。」

以上這段話，出自陳傳枝的訪談錄，說的是1951年的「新竹鐵路支部案」。當時他二十八歲，擔任火車司機。
「就在我第二趟火車出去，返回新竹時，我們的官長帶著七八個人，已經站在月台等我。官長上前告訴我，這些朋友要了解我的事情，將我帶到站長室，拿出一些手抄名簿，指出上面的人名，問我認不認識……。之後，那些人又說有事要請教我，要我跟他們走。」
那些人沒有拿出手銬。陳傳枝記得，兩位身材高大的陌生人走到他的身側，露出腰間的槍。然後，從兩側將他挾住，押上吉普車。

災難的預感　被出賣的滋味
在政治犯被捕的瞬間，那壓縮了萬般滋味的身心經驗裡，威脅與未知，往往跟「背叛」的感受疊合交織。課長推說不知道，官長帶著陌生人在月台指認他。穿著便衣或中山裝的人，是新來的統治者、情治單位派來的，他們不認得自己要逮捕的人，為了避免對方否認身份，機警逃逸，需要在地人指路，認人，也需要翻譯。陳傳枝「悶悶的」感覺，是災難的預感，也是被出賣的滋味。小說與劇作家蔡德本，1954年被捕的那個禮拜六，家裡來了三個人：一個穿警官制服的，自肩膀斜佩了一條皮帶，帶上懸掛著一把槍 ; 一個穿中山裝的外省人，無法辨識其身份與職業，只看得出他階級最高，負責發號施令。這兩個陌生人，是由一位當地刑警帶來的。蔡德本認得這個人，他姓許，是小學時高一屆的學長。
在政治犯遭遇的人性試煉裡，「出賣」是第一章。當我得到這個小小的發現，迎面灌下的，是一陣冷冽而清醒的哀傷。那些人，那些帶著「外面的人」來抓人的同事、同學或同鄉，或許並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就好像郭松棻小說《月印》中，那個告密的妻，又好像電影「返校」中，那個告密的女學生。

告密者
《月印》這篇小說，銘記的是「罪」：一個少女由初戀的至貞至純，走向告密與背叛的罪。不同於陳映真筆下俊朗的革命少女，《月印》中的少女文惠，是一個被革命事業排除，孤寂而心生黑暗的少妻。陳映真的少女千惠，其形象，封存於1950年代「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終究失敗卻不忘初衷，呼喚著「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而郭松棻的少女文惠，其形象，則失落在「她逐漸感到，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心事裡。付出的青春無法兌換成世俗的幸褔，她也曾經想要趕上大家，趕上她的摯愛，趕上那吸納了丈夫身心的新人物，新思想，與新時代，「把病中那段空白的日子補回來」，但猜疑的心讓她等不及了，不由自主提早做了行動。她告發了丈夫的秘密。本以為可以把生活要回來，把丈夫抓回家，卻無法預料，這小小的告密行動，竟引致一連串的死亡。在那危險的關頭，要命的1950年代，被歷史選中的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那大逮捕剛要啟動的歷史時刻，革命的參與者與旁觀者，還來不及覺察國家暴力的殘酷與速度，就硬生生撞上了它。直到1990年代，各種口述史與回憶錄出土了，身為後人的我們，在受難者的陳述中恍然驚覺，怎麼，被特務帶走的許多人竟然以為，自己「去一趟問話就會回來」。而那些告密的人，為「上面」指路的人，通常並不知道，這是會害死人的。葉石濤筆下的簡阿淘被捕的時候，帶著陌生人來扣門的工友驚慌地追著夜色裡的囚車，直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不知道他們是來抓你的。」
如果「返校」的劇本脫胎自《月印》，那麼，《月印》脫胎自哪裡？
二二八之後的臺灣大學，有過這樣一個青年：從新竹來到臺北，就讀工學院的機械系，參加了「民謠歌劇團」，與社團同學傳閱著「唯物史觀」、「新民主主義」、「共產黨黨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大約是那無可迴避的「時代」下，某種「文青」或「革命青年」的典型吧。喜好文藝，尤其左翼文藝，擅長製作「壁報」，舉辦「唱片欣賞會」（請想像他們一邊放著黑膠唱片，一邊讀書，討論，爭辯，談戀愛的場景），剛經歷了二二八，對新來的政權感到幻滅，關心通貨膨脹、經濟生產、與土地的問題，在學習認識「祖國」的過程中，發現二戰結束之後戰爭並未結束，那撤退來臺的國民黨，就是「祖國」那場內戰的遺物，而臺灣不可避免地，正被捲入這場戰爭之中。身為被統治者，社團同學經常聚會討論「現階段國家狀態」，「土地」與「婦女」問題。而以上種種，在特務眼中盡是「附匪」的證據。民謠歌劇團是「匪黨外圍組織」，籌備演劇是「從事為匪活動」，傳閱書刊自然是「灌輸匪黨思想」。檔案中，黨的國家（正所謂「黨國」）指控他「終被吸收正式參加匪黨組織」，成立了「臺大工學院支部」，又說他在1950年的春天，先後於臺北水源地、臺大宿舍、新竹住家「秘密集會多次」，「希圖等待匪軍進犯臺灣時協助『接收』」。

遭政府無情利用的妒意
故事有點長，女主角還沒登場，男主角的名字，叫做傅煒亮。
1949年「四六事件」過後一個半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了戒嚴令。傅煒亮返鄉結了婚，在新竹開了一間「中興書店」，「因平素言行偏激，為老匪幹黎子松至該書店購書時察悉，歷次接近，果意向相投，黎乃乘機吸收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特務有特務的文法，在檔案中，安全局的特務以惡狠狠的機械式語句，指控當時任教於「新竹縣立中學」的外省（廣東東莞）老師黎子松「利用教學機會，為匪宣傳，繼將匪黨書刊，供學生閱讀，企圖毒化學生思想。……假『讀書會』名義，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匪黨『土地法大綱』及『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當黨國以「共黨威脅」為理由，以戒嚴體制將社會層層封鎖覆蓋，卻禁止人民討論它，禁止老師與學生討論國家的前途與現狀。動員戡亂（1948-1991）與戒嚴令（1949-1987，金門馬祖則遲至1992年才解除戒嚴），將「戒嚴」這樣的「例外」變成常態，將「臨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無限拖延成半個永恆，將「非常時期」化為「日常」，以三十八年以上的時間，將威權體制鞏固成國家體質。
檔案中提到，黎子松介紹了一個女學生去中興書店打工，並囑咐傅煒亮「予以教育，以備吸收入黨」。傅煒亮工作得非常積極，這引起了妻子的誤會與妒恨，「於愛恨交集之下，突向新竹憲兵隊秘密檢舉其夫涉有匪嫌」。在《月印》與「返校」中，「事件」就此成形，女人為愛情犯的罪，將戲劇推向高潮。然而檔案告訴我們，案子來了不會馬上偵破，必須繼續養。憲兵隊與當地「特高組」合作，「運用」了傅煒亮的妻子當作耳目，派人跟蹤監視，確認了他與黎老師的關係，進而在新竹縣立中學裡面埋了眼線（檔案裡的用詞是：密佈眼線），將黎老師組織的讀書會成員一一指認出來。內線並且還取得了傅煒亮密藏的「中國共產黨黨史題綱」、「二二八紀念論文」等等（多麼像似《月印》中，丈夫不准妻子去碰的那口箱子？小說這麼寫道：丈夫的內心居然還有自己不能參與的空間，文惠掃興之餘，也稍稍感到被欺負了似的）。
1950年11月，傅煒亮被捕，「並在其住宅搜獲收報機兩架及匪黨文件書籍等貳百餘件」。自妻子密告至全案「偵破」，歷時兩個多月，總共逮捕十一人。1951年12月19日，被捕十三個月後，傅煒亮與黎子松被槍決了，一個二十五歲，一個三十五歲。為了一場即將發生但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人民首當其衝，成為國家的敵人。
倘若我們將剔除了雜質的虛構，放回現實的混濁裡，將雜質還給歷史，則身為後人的我們，將記得更多層次不明，深淺不一的「出賣」。在「新竹鐵路支部案」中，可以讀到四種「奸細」。先是有人密報同事「平日言論左傾，似有重大匪嫌」，這密報者被情治單位收買了，成為「特種偵查人員」，刻意親近被偵查的對象：林礽階。情治單位並且還另外派人進行「外形偵查」，確認情報的真實性，過程中，順帶發現了一位姓陳的同事，曾經與林礽階密切交好卻漸行漸遠，於是又策動了陳的一位好友，去套陳的話，得知，林礽階曾經拿「匪書」給陳看，陳因害怕而疏遠，於是那線民又授命「說服陳某，曉以利害，並保障其工作與身份，使為內線，指示其與林礽階繼續接近，期能恢復關係……。」直到1950年12月中旬，「陳某趁林礽階下山之際，秘密偷啟林之皮箱，發現其中有四本匪黨書籍」。從接獲密報到「偵破」，前後歷時九個月。換句話說，告密者以同事與朋友的面貌，在他們身邊潛伏了九個月。這個案子逮捕了十二人，其中五人被判死刑。此外另有五個案外之人，只因與「匪諜」結拜兄弟，各判三年感訓。
回到傅煒亮的案子。檔案中，有一項名為「綜合檢討」的欄目，分析了本案的工作成效與疏失，其中有一條寫道，傅煒亮不顧妻子的嫉妒與指責，「一味盲目擴展匪黨組織，而忽略客觀事實與技術之運用」。從這段描述看來，二十五歲的傅煒亮不但傻氣，而且倔強，他跟女店員之間，似乎並未發生妻子介意的情感糾葛。這份報告將告密的妻視為全案偵破的關鍵：「此一內線偵監之得宜，為偵破本案之主要成就，頗值取法。」七十年後，翻開檔案，「頗值取法」這四個字，於今讀來鬼影幢幢，血跡斑斑。（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