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全新修訂增訂版
收錄全新專文：〈寫在二〇二六：習近平會「武統」台灣嗎？〉
重新校訂與排版，補充近年台海局勢的發展脈絡，並新增專文回應今日最尖銳、也最令人不安的提問。
新加坡《聯合早報》中國新聞組副主任李氣虹
以跨域視野剖析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八年台灣人政治認同轉變之力作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專文推薦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氣虹在以『第三隻眼看中國』為編輯方針的《聯合早報》前後服務近三十年，也曾在新加坡智庫專門研究台海兩岸關係，以及在大學講授相關的課程，集新聞工作者和學者的專業經驗於一身，不僅對此一議題有絕對的發言權，也對新加坡年輕一代瞭解台海情勢發展有所裨益。他熟悉新加坡政府的兩岸政策，本身也能免受海峽兩岸和台灣內部之統獨、藍綠、族群意識所牽絆，以兼讀形式堅持了八年完成這本博士論文。他從一位南洋華人的視角，嘗試去理解台灣住民追求主體性地位的歷史背景，探索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獨意識的起源和類型，在結論中提出不同於大陸學者的三種『台獨』類型，並針對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的兩岸政策，提出有別於中共官方所定義、刻板的『台獨』認知，殊為難得。」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氣虹試圖提供一個分析框架，希望能夠走出兩岸三黨的政治文字迷宮，從而剖析導致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八年台灣人政治認同轉變的內外結構性因素。」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寫在二〇二六：
習近平會「武統」台灣嗎？
／李氣虹（《從中國人到臺灣人：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作者）
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二二年間我在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講授「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一學期的本科選修課程，二〇二一年至二〇二三年的三年間為新加坡國防部公務員講解台灣問題的歷史由來及台海現狀，以及多次以「從新加坡看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為題在台灣、新加坡的公開演講中，總會被聽眾問到：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習近平會否動用武力統一台灣？
習近平和歷任中共領導人一樣，不承諾放棄以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二〇二二年八月更借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不顧北京強烈反對堅持訪台為由，下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跨越海峽中線、抵近台灣本島的海空域進行多兵種聯合演訓，打破了兩岸過去長期在台灣海峽之間的默契。我至今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仍然是：只要習近平有得選擇，他會希望不必透過發動戰爭來實現統一台灣。
也許有朋友會問：自二〇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不是透過在黨內持續進行反腐敗鬥爭，把黨政軍大權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裡？現在黨政軍各系統每次開完政治工作會議，會議文件都會提到「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黨國領導人言必稱「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要不要對台動武，不就在習本人的一念之間？何來「他有沒有選擇」的問題？
另一方面，自二〇二三年七月起陸續爆出火箭軍、中央軍委會裝備發展部、航天軍工企業和軍工研發相關的腐敗案件，涉及三任火箭軍司令員，官方公開證實前後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涉案被立案調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取消九名高級將領的人大代表資格，可謂軍隊人事大地震。火箭軍是習近平二〇
一五年主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在解放軍原「第二炮兵部隊」的基礎上升格而來，如今爆出牽涉多名高級將領的腐敗案，讓一些政治分析員認為有損習在軍中的威信。美國空軍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主任李伊（Roderick Lee）甚至認為，火箭軍集體腐敗案動搖了習近平對台動武的信心。
以下筆者就結合歷史研究和日常新聞媒體工作的觀察，梳理中共從過去揚言「一定要（武力）解放台灣」，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以後改以「和平統一」為對台政策主軸的歷史背景，習近平與解放軍淵源及對軍權的掌控，以及中外「武統論」的出現來整體說明。
解放台灣vs.和平統一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用社會主義制度統一台灣，實行「一國一制」。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會通過的《共同綱領》中第二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一九五〇年三月和五月，解放軍相繼攻占海南島和舟山群島，為進攻台灣做了預演。但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朝鮮戰爭）爆發，原已放棄蔣介石政府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美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並再度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美軍介入台海，中共又不得不「抗美援朝」，使得攻台計畫被迫暫時擱置下來。儘管毛澤東做出激烈反應，號召「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但中共中央在內部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沒有與美國現代化海軍在海上較量的可能：「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海峽擋著，只好把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
美國的軍事干預，成為中共欲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障礙。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日內瓦會議促成朝鮮半島和中印半島停火後，中共對台灣問題做了兩手準備：一面積極準備武力攻台，一面準備透過政治和外交手段尋求和平統一。 同年八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表示：「在一定的條件下，中國願意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 同年十二月，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美利堅合眾國、中華民國共同防禦條約》（China Mutual Defense 1954），這是作為美國戰略圍堵中國大陸的一環。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全會上承認：「為什麼台灣直到今天還不能獲得解放呢？主要原因是美國使用武力侵占台灣，干涉中國內政，把台灣變成了它的軍事基地。」
一九五五年初，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美國政府試圖說服蔣介石放棄金門和馬祖，集中兵力固守台灣本島和澎湖，均被蔣拒絕。當中共認為美國和蔣介石之間出現矛盾後，就更確定「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策略。該年五月十三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表示：「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與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不過，在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指出「中國人民時刻沒有忘記，我們的領土台灣還沒有解放，台灣一千一百萬同胞還在美蔣的反動統治下過著痛苦的生活」 。從文中將美國和蔣介石同列為「反動統治者」、完全沒有提到「和平解放」來看，中共從這一年開始又準備以武力或戰爭方式來「解放台灣」。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學者程林勝指出，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四人幫」被捕的前兩年裡，中共在對台政策設想上沒有變化；而從解放軍及「全民皆兵」的情況來看，中共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是準備用武力來「解放台灣」。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一天，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示要「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解放軍也奉命完全停止炮擊金門、馬祖、大擔、二擔等島嶼。一月三十日，鄧小平在訪問美國時宣示：「今後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槍桿子裡出政權」vs.「黨指揮槍」
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寫成〈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認為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的雙重壓迫，中共無法透過和平合法性鬥爭取得勝利。只能以革命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由「槍桿子裡出政權」。不過針對中共紅軍早期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在「長征」過後挾著自己指揮的紅四方面軍實力在中央紅軍之上、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另立「中央」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同時又提出「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的政治原則，防止手握兵權的軍事將領挾持黨中央。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恢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會議」關於建設政治工作的決議，在紅軍各級單位中建立黨委制，防止軍事指揮官個人專斷，以根絕軍閥主義。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全國政權後，「黨指揮槍」的政治原則在歷次黨內權力鬥爭中，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崗饒漱石事件、一九五九年彭德懷事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都一再發生決定性作用，成為決定黨內權力鬥爭成敗的關鍵因素。
中共五代核心領導人當中，第一、二代的毛澤東和鄧小平因在國共內戰中領導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而成為牢牢掌控軍隊的最高實權領袖。第三、四代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由於早年工程師的職業背景，在被指定接班成為中共總書記而出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主席之前，基本上與軍隊系統沒有淵源。一九八九年九月，在鎮壓「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為了鞏固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作為第三代領導層的核心地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交由江澤民接任，並安排老將楊尚昆和劉華清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輔佐江領導軍隊。
一九九三年三月，江澤民接替楊尚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從此中共中央總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形成慣例，因而被外界視為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核心領袖。習近平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之後，將黨政軍大權掌握在手裡，成為「三位一體」的最高領導人。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後，官方媒體對習近平的稱呼普遍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象徵他正式被確立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領袖。
（節錄自《從中國人到臺灣人：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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