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

AI競爭的關鍵，不僅在於科技高下之分，更關乎世界秩序的主導權！

在科技決定國力的時代，晶片是足以撬動地緣政治局勢的槓桿；
身處風暴核心的臺灣，將如何面對這場正在改寫未來的競爭？

過去數十年，全球化促進了科技、資本與人才的自由流動。然而，隨著美中對峙格局從貿易壁壘蔓延到科技領域的全面競爭；科技逐漸從合作與創新的象徵，轉變為大國角力的核心工具。
近年來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快速崛起，不僅令美中科技戰持續升溫，世界各國對算力、資料與關鍵技術的競逐，使得AI早已不只是科技產業的議題；更成為牽動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地緣政治的重要力量。而隨之衍生的晶片禁令、出口管制、數位治理與軍事應用等議題接連浮現，也讓世界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階段。

AI究竟是推動人類文明躍進的技術革命，還是改寫國際秩序的新武器？

在這場圍繞AI與關鍵科技展開的全球競爭，臺灣因掌握先進半導體製造能力而備受矚目。當晶片被視為攸關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臺灣所面對的已不只是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的挑戰，更牽涉到國際政治、軍事安全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等複雜課題。
本書集結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國防安全與區域研究等領域學者的觀察與分析，從中國與美國兩大強權的科技戰略出發，透過四大戰略視角，解析AI時代下的權力競爭與秩序變遷，並思考臺灣在全球科技新格局中的機會與選擇。

推薦人
鄭英耀（教育部部長）
王伯元（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林宜敬（數位發展部部長）
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邱垂正（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瑞臨（SEMI Taiwan 委員）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鄭重推薦



● 從晶片、算力、供應鏈到數位治理，全面解析美中科技戰如何重塑全球權力格局，帶引讀者看懂臺灣在AI時代戰略定位與關鍵選擇。

● 【全書四大戰略視角】
一、中國模式：剖析中國科技發展路徑，以及中國修正主義崛起的來龍去脈
二、美國戰略：梳理美國從AI治理到出口管制的力量平衡戰略。
三、臺灣布局：回顧並前瞻臺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關鍵樞紐角色。
四、盟友抉擇：延伸觀察歐洲、日本與韓國在美中兩強競爭下的多邊競合策略。

方志?
來自香港的政治學者，現任臺灣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兼副院長，並於美國國防大學、美國智庫太平洋論壇、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及日本琉球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其研究範疇包括大國競爭、民主化及身分政治。

劉致賢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政治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長為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理論、中國政治。

蘇翊豪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研究專長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學、經濟制裁、科技管制。

吳文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涵蓋政治經濟學、比較威權主義、政治傳播，以及中國研究。

劉奇?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執行長及資深研究員。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亞太事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IMAPA）助理教授，同時擔任中華民國日本研究學會祕書長，以及台灣智庫DIMEs中心綜合外交組副召集人。研究領域涵蓋政治地理、科技地緣政治、武裝衝突、大國政治、印太地區的印度，以及中國政治。

吳宗翰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研究、網路安全政策、國防產業、認知作戰。期待AI能幫助人類走向更善的境界。

江旻諺
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生，同時擔任DSET經濟安保組副組長。研究興趣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半導體供應鏈。

邱佑寧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Po）博士生，擁有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碩士及學士學位。研究領域為經濟安全與半導體供應鏈。

蔡中民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學術興趣為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學、中國研究。

薛健吾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的崛起與各國的回應、計量分析。

烏凌翔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美國密西根大學電機碩士，台灣大學電機系學士。現為媒體主持人、科技力智庫執行長、台大政治系校友會副會長。研究領域為大國競爭與小國生存策略，以及美、中之間的科技競爭。

林子立
英國利物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現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歐洲研究、國際關係與秩序、民粹主義。近年研究主軸聚焦在歐盟印太戰略以及對其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的影響。

王宏仁
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專任教授、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及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深耕國際安全、美中台關係及歐亞安全研究，曾發表多部中英文專書與學術論文。

陳宗巖
現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組織、印太地區地緣政治。

推薦序
教育部部長　鄭英耀
在人工智慧（AI）快速重塑世界秩序的今天，教育的責任已不只是傳授既有知識，更要協助下一代理解科技變遷、善用新興工具、培養判斷能力，並在不確定的時代中建立面向未來的能力。AI不只是工程技術，也不只是產業工具；AI更是深刻改變國家競爭、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教育學習──乃至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通用科技。對臺灣而言，面對AI時代的挑戰，我們不能只培養少數科技菁英，更必須讓所有臺灣人掌握理解和應用AI的能力。換言之，我們需要從中小學、大學到全社會，推動建立「全民AI素養」。
我非常高興，《AI時代：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版，為臺灣社會提供一部兼具國際視野、政策意識與公民教育意義的重要著作。本書在方志?教授的策畫與領導下，匯聚來自臺灣不同院校的頂尖專家學者，系統性分析AI如何成為當前大國競爭與科技競爭的核心場域。方教授長期深耕大國競爭研究，本書則進一步將這一研究框架延伸至人工智慧競賽、半導體供應鏈、出口管制、數位威權、科技外交與國際競合等新興議題，展現出以人文社會科學回應AI時代挑戰的跨領域研究雄心。
本書最可貴之處，在於它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觀點，帶入AI這個長期由理工科技界主導的議題。本書清楚指出，科技已成為國家力量的重要元素，而AI作為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通用科技，正在重塑經濟生產、軍事能力、供應鏈安全與國際秩序。這樣的分析，對臺灣尤其重要。臺灣沒有豐富天然資源，真正的競爭力始終來自人才、教育、創新與制度累積。當AI競爭不再只是企業之間的技術競賽，而是國家之間的綜合能力競爭時，教育就必須更積極地回應這場時代變局，為臺灣培育AI時代所需要的人才。
從教育政策的角度來看，本書正呼應了AI時代臺灣人才培育的重要方向。AI教育的核心，不應只是讓學生「學會使用AI工具」，更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成為AI工程師」，而是要讓學生真正理解AI、善用AI，並能以批判思辨的態度，回應AI所帶來的機會與風險。AI時代的人才培育，不能再由單一學科獨力完成；AI必須進入不同學門、不同專業與不同學習階段，使學生能夠在自身專業中理解AI、應用AI，並進一步運用AI來解決各種社會挑戰。科技理解力、人文思辨力、倫理判斷力、國際視野與公共責任感，必須共同成為「未來人才AI能力圖像」的關鍵元素。本書所強調的跨領域知識整合，以及官、產、學、社之間的協力合作，正是引領AI時代臺灣人才培育的關鍵政策方向。
我尤其期待，這本書能成為教師、學生、政府官員、產業界人士乃至一般讀者共同理解AI時代的重要起點。AI發展速度極快，教育不能等待；但教育也不能只是追逐技術發展的速度，而必須引導社會建立正確認知，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並確 保科技發展與人類尊嚴、社會公平及民主價值相互支撐。方志 ?教授及各章作者透過本書提醒我們：AI時代的真正挑戰，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的技術，而是誰能培養出最具創造力、判 斷力、學習能力與公共責任感的人才。這也正是臺灣教育在 AI 時代所必須承擔的重要使命。

謹此推薦。


數位發展部部長　林宜敬
當前世界，正身處一場由人工智慧（AI）所主導的科技海 嘯中，AI不只是一次技術突破，更是一場重塑全球經濟、產 業結構、國家安全與國際權力秩序的關鍵變局。從各國競逐算 力、資料與半導體供應鏈，到科技標準與數位治理模式的主導 權之爭，AI早已超越企業間的技術競賽，成為攸關國家戰略 與全球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
《AI時代：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正是在這樣的時代 背景下，提供了一個極具價值的觀察視角，這不僅是一本趨勢 分析，更深入揭示了當代國際政治中「科技即國力」的現實， 幫助讀者理解全球AI競賽背後更深層的戰略意涵。

一、從軍備競賽到AI競賽：歷史從未遠離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人類首次見證原子彈所帶來的毀滅性 力量。那種近乎失控的破壞能力，曾讓許多科學家與決策者陷 入深刻反思。然而，即使面對如此巨大的道德與安全爭議，當更具威力的氫彈構想出現時，美國仍選擇持續投入研發，原因 很簡單──「國際權力的競逐，不會等待任何人的猶豫」。如果一方選擇停下腳步，另一方就可能取得主導優勢，進而改變全球權力平衡。今日AI的影響力早已超越單純的商業應用，而是一場足以重新定義未來國力與國際秩序的關鍵競賽，在這場競爭中，沒有真正的「維持現狀」，科技實力的消長，往往 也意味著國際影響力的轉移。
然而，歷史也同樣告訴我們，真正決定長期勝負的關鍵， 從來不只是國家動員能力，而是民間是否擁有自由競爭與持續 創新的環境。冷戰期間，威權體制透過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 在短期內取得局部成果；但長期而言，缺乏市場競爭與多元創新的體系，往往容易陷入僵化；相較之下，美國則透過開放市 場與民間創新，將軍事科技逐步轉化為網際網路、個人電腦等 改變世界的民用技術，最終形成難以逆轉的競爭優勢。真正拉 開差距的，從來不是單一技術本身，而是一個允許試錯、鼓勵 競爭、並能持續激發創造力的環境，這也正是AI時代最關鍵 的啟示。

二、AI時代的競爭力，來自民間自由競爭、創新與 健康生態系
我常說「產業的創新與突破發展，必須是來自於民間產業 自由且公平的競爭，而不應該由政府強力的主導」，尤其在 AI技術快速變動的時代下，產業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快速決策、 靈活調整、持續更新與容許試錯的空間。也正因如此，不論是 美國的Gemini、ChatGPT、Claude，或是中國的DeepSeek、 通義千問等AI產品，無一不是民間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淬鍊 出的成果。
當然，在AI時代中的政府並非沒有角色，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並不是替產業決定方向，更不是以過度管制限制創新， 而是建立一個鼓勵創新、可信任、且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發展環 境，讓企業能夠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與全球接軌。我始終相 信，唯有「政府打造環境、民間推動創新」的模式，才能真正 形成AI時代最核心、也最持久的競爭力。

三、在全球AI浪潮中，看見臺灣的戰略位置
《AI時代：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最難能可貴之處， 在於它成功結合了國際關係的戰略視角與科技產業發展的實務 觀察，讓讀者得以從更宏觀的歷史脈絡與全球競爭格局中，重 新理解當代AI競賽的真正本質。書中不僅剖析了AI技術背後 的產業邏輯，更進一步揭示科技競爭如何逐漸成為國力競爭、 制度競爭，乃至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核心。無論是政策制定 者、產業領袖，或每一位關心臺灣未來發展的讀者，都能從中 獲得深具啟發性的歷史縱深與戰略視野。
當我們真正理解冷戰以來的大國競爭邏輯，便能更清楚看 見今日AI浪潮所代表的，不只是一次科技革命，更是一場重 新定義全球秩序的關鍵轉折。唯有看懂這場變局，我們才能在 波濤洶湧的AI時代中，保持清晰判斷與堅定方向，不再重複 歷史中的遲疑與錯失，並在全球科技競逐的棋局裡，共同思考 臺灣在AI世代中的定位與方向。

推薦序
教育部部長　鄭英耀
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王伯元
數位發展部部長　林宜敬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冷則剛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邱垂正
SEMI 臺灣封裝測試、微機電暨感測器暨智慧製造委員會委員　楊瑞臨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吳介民

第一章　科技即國力──美中人工智慧競賽的結構分析

中國模式：從科技發展到修正主義
第二章　中國如何在AI上進行追趕──一個挑戰既有發展理論的案例
第三章　基地台就是外交工具？──通訊技術如何變成地緣政治武器
第四章　控制資訊，就能操控現實？──數位威權如何改寫世界

美國戰略：科技驅動力量平衡戰略
第五章　從風險治理到能力配置──美國國家AI政策的演進（2019–2025）
第六章　當AI武器自行決定目標，世界準備好了嗎？
第七章　不開火的戰爭手段──美國的出口管制策略與中國的反制

臺灣布局：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樞紐
第八章　AI時代下大國科技競爭的核心戰場：半導體
第九章　從福爾摩沙到晶片之島──地緣政治競爭下的臺灣半導體戰略

盟友抉擇：歐日韓的多邊競合策略
第十章　歐盟的兩難──規範治理策略能否在 AI 競爭中生存？
第十一章　從震災重建、以人為本到國家戰略願景──日本如何用AI重建國家信心？
第十二章　南韓如何靠科技在美中夾縫間重塑競爭力

第一章 科技即國力 美中人工智慧競賽的結構分析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兼副院長　方志?

緒論：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
歷史將會記住，2008年是當代全球政治的分水嶺。自2008年以來，全球和區域極性結構（global and regional polarity structures）出現重大變化。在全球層次，2008年的金融海嘯標誌著「美國單極結構終結的開始」，面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崛起，美國已經失去在1990至2000年代後冷戰時期所擁有的絕對力量優勢，無力維繫由華府一手建立的「規則為本國際秩序」。在印太區域層次，中國進一步崛起成為具有足夠力量支配整個體系的「潛在區域霸主」，其相對軍事力量已超越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日本、澳洲、印度、南韓等等所有主要區域強權的總和，使區域力量格局出現根本性失衡。
當力量平衡發生變化，國家行為亦會相應調整――這是「結權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核心主張。確實，隨著其相對力量地位的急速提升，中國崛起成為修正強權（revisionist power），北京對美國的政策方向亦由守勢轉向為攻勢，即透過擴大全球和區域影響力，試圖改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現狀；面對中國之進擊，美國作為力量平衡手（power balancer），其對中政策取向亦相應由接觸轉向圍堵，即力求遏制中國在全球和區域的影響力擴張，試圖維持國際秩序現狀。這種由極性結構所驅動的行為模式，自2010年初以來，已經逐步把美中兩國推向新冷戰。此即近年大國競爭再起的結構性根源。
大國競爭的核心，在於爭逐相對力量優勢，即在不跨越直接戰爭的門檻之下，透過各種非戰爭手段擊敗對手。當前，美中兩國均將對方視為首要戰略敵手，竭力強化自身並削弱對方，以求贏得這場大國競爭。在此一整體趨勢之下，美國和中國正圍繞人工智慧展開一場激烈的科技競爭。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美中人工智慧競賽？透過整理相關理論文獻和歷史資料，從而建立一個理論歷史視角，宏觀探討驅動美國與中國逐鹿人工智慧的結構性因素。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將為進一步推動科技競爭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論與歷史基礎。

19世紀：從工業革命到帝國主義擴張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各個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觀點，在於將科技理論化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a critical national power element），即科技是一種力量倍增器，對國家的經濟生產力與軍事戰鬥力具有關鍵影響。其中，「力量轉移現實主義」（power transition realism）可視為相關研究的先行者。該學派強調，科技創新是推動力量轉移的關鍵驅動力：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如能取得科技優勢，便有機會迅速改變既有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平衡，進而挑戰現狀霸主（status quo hegemony）――包括以戰爭的方式。換言之，在力量轉移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中，科技構成關鍵自變項，相對力量平衡與極性結構為中介變項，而戰爭與衝突則為依變項。
確實，現實主義者將科技視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主張，與近代歷史上的大國競爭經驗高度契合。例如，在18世紀末，歐洲各國與中國（清帝國）的經濟實力原本旗鼓相當，雙方各自控制全球約四分之一的製造產出；然而及至19世紀末，掌握工業革命前沿科技的歐洲列強，已控制全球約62%的製造產出，而中國（清帝國）則驟降至約6%。在整個19世紀，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德國以及隨後的美國――進行了激烈的「工業霸權爭奪戰」。從蒸汽機到鋼鐵、電力與化學，西方列強除了將當時最先進的工業科技運用於經濟革新，亦將相關技術直接轉化為鐵甲艦、機槍與鋼製火砲等軍事裝備，進而展開全球性的殖民擴張。因此，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實為科技作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最佳歷史注腳。

20世紀：美蘇冷戰下的電腦競賽
20世紀美蘇冷戰下的電腦競賽，是理解科技作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重要案例。一般有關美蘇冷戰的國際關係研究，多將其描述為圍繞軍事競爭（核子武器與傳統武器的軍備競賽）、外交競爭（歐亞非拉勢力範圍競賽）以及意識形態競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競賽），卻往往忽略科技競爭（即電腦競賽）對整場美蘇大國競爭的重要性。
現代意義的電腦，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冷戰開始後，美蘇兩國均積極投入資源開發電腦技術。冷戰初期，美蘇兩國的電腦技術水準大致處於伯仲之間。例如，美國在1946年開發了全球首部的儲存程式電腦（stored-program computer）ENIAC，僅僅4年後，蘇聯即於1950年推出更為先進的MESM。在1950至1960年代，蘇聯憑藉不亞於美國的電腦科技，得以在核子、導彈與太空等領域與美國競逐優勢；甚至一度多次超越美國，創造了搶先在1959年發射全球首個人造衛星、在1961年首次載人太空飛行等案例。簡而言之，美蘇在電腦科技上的勢均力敵，在相當程度上支撐了1950至1960年代的平衡雙極結構（balanced bipolarity）。
然而，到了1970年代，美國的電腦科技開始顯著領先蘇聯，逐漸形成所謂的「電腦差距」（computer gap）。這個差距之所以逐漸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美國結合政府、企業和大學合力推進科研，這種開放協作體制比蘇聯的集權控制模式，更有利於鼓勵電腦技術革新；美國率先發展積體電路，大幅度降低電腦生產成本，令電腦科技從政府和企業迅速普及到學校及家庭；美國成功透過巴黎統籌委員會協調盟國執行多邊出口管制，令蘇聯難以取得西方的電腦技術和設備等等。換言之，隨著1970年代電腦科技的發展，原有的平衡雙極結構已開始出現微妙的轉變趨勢。
到了1980年代，美國憑藉其電腦技術優勢，已徹底改變1950至1970年代的平衡雙極結構，顯著擴大了跟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差距，使全球力量結構逐步走向不平衡雙極（unbalanced bipolarity）。例如，1987年蘇聯全國僅有約200,000部微型電腦，主要集中於各政府部門；相較之下，美國則擁有超過2,500,000部微型電腦，廣泛流通於各行各業，帶動了經濟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從而在經濟發展上全面拉開與蘇聯的差距；21美國的電腦技術優勢，亦使美軍得以建立各類複雜的空中監察系統與精確導引武器――包括於1978年啟動名為「突擊破壞者」（Assault Breaker）的整合性攻擊計畫――得以在軍事戰鬥力上明顯拋離蘇軍。22從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視角出發，蘇聯在1980年代對西方的取態之所以明顯緩和――乃至1991年蘇聯最終在改革失控而全面崩潰――乃是美蘇之間力量平衡發生巨變的結果。

21世紀：美中新冷戰下的人工智慧競賽
歷史證明，誰掌握科技，誰就更有可能在大國競爭中勝出。進入21世紀，對國家力量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前沿科技，毫無疑問就是人工智慧。從概念上而言，人工智慧是指用於實現人類所界定目標的自主機器系統。人工智慧本質上屬於「通用科技」（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可以被廣泛運用於社會各個領域，有別於僅具特定用途的「專用科技」（specific-purpose technology）。在近代歷史中，蒸汽機、電力、電腦 與網際網路等，皆被歸類為具有廣泛用途的通用科技，並先後在19世紀與20世紀成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
人工智慧作為一種通用科技，其核心功能在於自動化決策、指揮、行動與運算。憑藉此一特性，人工智慧能夠與農業、製造業、醫護、軍工等不同領域的專用科技深度融合，進而全面革新各類工序與流程。鑑於其軍民兩用特性（military civilian dual-use nature），人工智慧目前已被廣泛運用於各個經濟與軍事領域，並快速發展成為足以改寫力量平衡的國家力量關鍵要素。
在經濟領域，人工智慧正被廣泛運用於各行各業之中，帶動整體經濟生產力的提升。例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廣泛運用，正在重塑企業營運模式，包括自動化許多耗時的重複性任務（例如即時回應客戶服務查詢與自動生成程式測試碼），以及協助人類處理較複雜的研究分析作業（例如快速草擬文件報告與整理分析大量數據），從而有助於節省人力成本，並提升企業營運效率。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23年6月發表的分析報告，透過生成式人工智慧自動化工作流程，預期可釋放雇員約六至七成的工作時間。此舉每年將為全球經濟帶來高達2.6至4.4兆美元的效益，其經濟價值相當於每年創造出一個規模可與英國GDP相媲美的新經濟體。
然而，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並不會平均分配於世界各國，而是高度集中於有能力廣泛運用AI科技的已發展國家，特別是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普華永道公司即曾估計，美中兩國將瓜分全球超過70％的人工智慧經濟效益。換言之，人工智慧的急速發展，對一度被視為新興經濟力量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其實是壞消息多於好消息。因為在人工智慧革命之下，全球經濟力量天平將全面向美中兩極傾斜，而非走向多極化。近年來，不少全球決策者與學界專家反覆提及的多極結構，很可能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鏡花水月。
在軍事領域，人工智慧正被廣泛運用於革新指揮系統與武器開發，並迅速改變整個軍事作戰生態。事實上，某種形式的人工智慧技術，早已被運用於軍事領域。早於冷戰時期，美國便已開發各種自動武器系統，特別是具備目標辨識功能的雷達與導彈系統。歷代的愛國者導彈系統、方陣快炮系統與神盾戰鬥系統，在運作上皆整合了當時最先進的自動武器系統技術。近年，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革新，各種自主致命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LAWS）已迅速發展。無人機、無人艦艇、作戰機器人等自主致命武器，已被廣泛運用於真實戰場。例如，自2022年2月俄烏戰爭全面爆發以來，烏軍大量運用無人機進行作戰，成功彌補其在傳統軍力上與俄軍之間的巨大差距，甚至創造出如蜘蛛網行動（Operation Spiderweb）般的奇襲案例，充分顯示人工智慧技術已足以深刻改寫軍事力量平衡。
如同經濟領域的情況，人工智慧技術所帶來的軍事效益，並不會平均分配於世界各國，而是高度集中於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手中。對於發展各種自主致命武器系統而言，數據運算能力至關重要。由於中國與美國控制了全球數據中心超過70％的運算能力，因此這兩個超級大國在發展自主致命武器系統方面，已逐步拋離其他主要大國。這意味著，在人工智慧革命之下，全球軍事力量天平將朝向美中兩極結構傾斜。
正因人工智慧已成為21世紀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美中兩國正竭力贏得這場人工智慧競賽，以求在整場大國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近年來，這種「得AI者，得天下」的思維，驅動美中兩國展開高度激烈的人工智慧競賽：一方面持續強化自身的科技力量，另一方面則不斷試圖削弱對方的科技實力。正因如此，人工智慧競賽已成為當前美中新冷戰最為關鍵的戰略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