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何而戰：透析近距離暴力的社會動力

「人類為何而戰？」面對這個古老的問題，席尼夏．馬勒舍維奇提供了一種新穎的社會學解答。他並未將目光侷限於個體的內在動機，而是強調讓戰鬥成為可能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他認為，戰鬥並非與生俱來的個人特質，而是受到人際關係深刻形塑的一種社會現象。他援引跨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並結合對前線退役軍人的深度訪談，指出個體的戰鬥意願是特定意識形態與組織邏輯所形塑的「脈絡化現象」。本書深入探討了生物學、心理學、經濟學、意識形態與強制力在個體戰鬥經驗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強調「交戰性」會因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差異而呈現不同樣貌。透過世界各地的歷史與當代案例，馬勒舍維奇精彩地展示了「交戰性」這一關鍵概念，是一種兼具關係性與情境性，且擁有自主特徵的現象。

【作者簡介】

席尼夏．馬勒舍維奇（Siniša Malešević）
現任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學院社會學講座教授、法國國立工藝學院安全與防衛研究小組資深研究員，同時為愛爾蘭皇家科學院、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科學與藝術學院、歐洲科學院院士。
出生於前南斯拉夫（今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巴爾幹地區的政治動盪與戰爭經驗深刻影響其學術旨趣，研究聚焦於戰爭與暴力、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及比較歷史社會學。
已發表逾百篇論文和10本專著，其研究成果至少譯成14種語言。The Rise of Organised Brutality（2017）、Why Humans Fight（2022）分別獲得2018及2023年美國社會學學會「和平、戰爭與社會衝突學群」傑出圖書獎。

【譯者簡介】

林明緯
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同時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助理。研究領域及興趣包含戰爭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

台灣版序言

流行文化經常將人類描繪成天生且易於訴諸暴力。然而，這種假設卻經不起更嚴謹的檢驗。正如Randall Collins等人的微觀社會學研究顯示，大多數人對暴力深感不安且往往難以有效貫徹。暴力遭遇通常充斥著懼怕和緊張；即使是受過專業戰鬥訓練的人如軍人、警察或幫派成員，在暴力情境當中也常會感到麻痺無力和迷失方向。因此，持續且有效的暴力需要的不僅是個人意願，還依賴於組織、協作和正當理由。

人類並非天生暴力。我們反而是具彈性的社會生物，可以被說服、強制和組織來參與破壞行動。現代民族國家的暴力崛起最能夠體現出這一點，對暴力的正當使用已然達到前所未有的獨占。現代國家透過科層制的能耐與意識形態的滲透彼此結合，能夠為了戰爭動員全部民眾。這與前現代帝國形成一種鮮明對比，前現代帝國的統治者經常仰賴狹隘的精英階層，並且對於是否要武裝廣大民眾遲疑再三。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已然扮演核心角色。它提供了使暴力變成可容許的甚至必要的道德框架。在戰爭時期，可接受行為的界線迅速變動，對敵人的非人化成為一種正當化暴行的有力工具，甚至往往延伸至平民百姓。從加薩、烏克蘭、蘇丹、緬甸到黎巴嫩的當代衝突，再再提醒我們這些轉變發生得多麼迅速，其後果又可能多麼慘重。

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源於切身經驗。1990年代初，我在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大學（University of Zagreb）就讀時，因南斯拉夫聯邦的暴力解體而突然中斷學業。隨之而來的戰爭深刻地形塑我的人生與智識軌跡。我開始思考那些不再抽象的問題：鄰居、朋友和同事怎麼會變成敵人？到底是什麼力量能如此迅速地將一般人轉變成暴力的參與者？戰爭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過去三十年來，我持續在探索暴力經驗的各種形式。我早期的著作《戰爭與暴力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 2010）和《組織化殘暴的崛起》（The Rise of Organized Brutality, 2017）主要關注於衝突在宏觀層次的動態，包括戰爭、革命、種族滅絕與恐怖主義。在本書中我將關注轉向微觀與中層面向，檢視暴力在不同脈絡中所發生的面對面互動。於此，我主張戰鬥並不能歸結為個體動機，無論是經濟的、意識形態的還是心理的。暴力行動是一種集體現象，是由社會脈絡的移轉和人際關係的變動所形塑的。我試圖展現出暴力從來不是一個單純或孤立的行動；它始終是一種關係性的現象。我在這本書中明確區分了攻擊與暴力。攻擊是一種橫跨諸多物種的生物與心理反應，是一種與生存相關的演化機制。相較而言，暴力則明顯屬於人類的社會現象。它並非來自於生物學上的既定條件，而是出自社會行動、意向性、語言協調、儀式實作與制度框架之間的複雜交織。

暴力具有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性質，尤其是在近距離的遭遇當中。它會生成其自身的動力，從而轉變參與其中的人。情緒強度、情境壓力與即時的社會紐帶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縱使意識形態可能框構出更為廣泛的脈絡，但個人往往不是為了抽象的理想而戰，反倒是為了最親近的人而戰：同袍、朋友、親人、親屬網絡或相戀伴侶。本書也揭示這些微觀層次連帶的網絡是在何種社會條件下，是如何鑲嵌進更龐大的組織性與意識形態性結構當中。一旦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近距離暴力的社會動力，也就能更全面地解釋那些形塑戰爭、革命、種族滅絕與恐怖主義等宏觀層次的過程。

這種觀點也影響到我對暴力化約論的批判，包括那些強調其歷史衰退的觀點。我一直對自由派的樂觀主義抱持強烈的批評態度，這些樂觀主義以Steven Pinker、Azar Gat、Joshua Goldstein和John Mueller等人影響深遠的論著為代表，他們主張所有的暴力形式都呈現下降趨勢。我在2017年的著作《組織化殘暴的崛起》中，證明了組織性暴力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並未減少。隨著國家及其他實體的強制性組織能耐不斷增強，大規模暴力的潛勢反而也在提升。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三個世紀中，戰爭、革命、種族滅絕和恐怖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多。組織性暴力之所以擴大，也因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以及許多社會組織（諸如國家、私人企業、宗教機構等等）能夠包覆人際關係的微觀世界。要理解暴力的長期動態，就不能像Pinker等人那樣只聚焦於戰場上的死亡人數。組織性暴力包括一系列複雜的活動，這些活動具有長期後果。Pinker的受歡迎程度顯然與他欲傳達的核心訊息有關：一切都很好，我們生活在盡善盡美的世界裡。這是許多人想聽並願意相信的話，但不幸的是，這並非是這個星球上大多數居民的現實。與這些樂觀的敘事相反，我主張組織性暴力的能耐會隨著時間而擴大，這主要是受到國家及其他機構的組織性與意識形態性權力日益增長的驅使。現代世界並未消除暴力；而是將之轉型，且以諸多方式來放大其潛勢。

當前，我們正生活在全球局勢再度動盪的時代，地緣政治的緊張關係，以及戰爭再次主導國際局勢。這一切對於台灣人民並無需贅述，他們深知地緣政治變動是如何輕易演變為敵對威脅、週期性暴力甚至全面戰爭。在此脈絡下，運用社會學工具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組織性暴力的複雜性。

本書既是進行一項分析性探究，同時也邀請讀者質疑習以為常的假設、反思讓暴力可能發生的社會條件，並批判性地介入支撐著暴力的敘事。暴力既非無法避免，也絕非無從解釋。我們藉由理解暴力的社會基礎，可以開始想像替代方案。這本書即是朝向這種理解邁出去的一步。

倘若沒有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汪宏倫教授與林明緯主動發起，本書的翻譯不可能完成。我尤其感謝林明緯提出的翻譯本書的建議，並為此成果付出了大量心力。十年前，我在牛津大學的一場工作坊初識汪宏倫教授，從那時起，我有幸關注他在戰爭方面的傑出理論著作，以及他對於在東亞的暴力、民族主義和帝國的實證研究。我希望這本書在台灣的翻譯與出版，能進一步強化我與台灣學者在未來的合作。

導讀　解開戰爭與暴力的社會邏輯（摘錄）

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與台灣現實的相關性及啟發

隨著近年世界局勢與地緣政治情勢的劇烈變動，戰爭開始進入台灣社會的媒體報導與公共論述，成了人們日益關切的議題。在戰爭陰影籠罩台海的今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是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所無法逃避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可說頗為及時，連書名都饒富啟示意義。

《人類為何而戰》所建構的關係社會學分析，對於當前身處地緣政治板塊夾縫、長期面臨潛在高強度軍事衝突威脅與灰色地帶行動的台灣社會而言，具有極其迫切的現實相關性。本書所提供的洞見，能夠幫助我們打破台灣社會在國防討論上的思維盲點，並帶來關鍵的實踐啟發：

解構全民國防的「意志迷思」：防衛決心的組織科層本質

當前台灣社會關於全民國防與社會韌性的公共討論，往往陷入一種過度唯心的「意志決定論」中。政治精英與大眾媒體傾向於將防衛台灣、抵抗侵略的成敗，單純歸結為個體公民在抽象觀念層面上的「抗敵意志」水準高低。然而，馬勒舍維奇在書中對塞族共和國軍的精闢剖析，給了這種觀念論敘事一記沉重的歷史警鐘。在戰爭初期，塞族共和國軍的成員充斥著極其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其官方動員文件也充斥著保家衛國的宏大敘事。然而，由於這支軍隊政治高層內部分裂、後勤腐敗、缺乏法理型科層制度的嚴明紀律，且軍官與基層士兵之間充斥著不信任結構，導致其在戰爭中後期遭遇組織現代且專業化的克羅埃西亞常規軍隊進攻時，瞬間發生了大規模的集體逃兵與總體防線的瓦解。

這帶給台灣社會的深刻啟發在於：防衛決心與交戰意願在經驗現實中，並非僅是一種純粹的心理宣示，而是特定組織能耐與法理科層體制高效運作的「長期結構性產物」。個體在面臨生死存亡的戰火驚駭時，其堅守陣地的能力不取決於他平時有多愛國，而取決於他對所處組織結構的制度信任。台灣在提升全民國防韌性時，更應當將目光鎖定在深耕國防軍事體制的「法理性科層化」之上。這也意味著台灣必須徹底革除傳統軍隊體制中所殘留的、流於造假的文書作業與不透明的懲戒機制，建立公正且具備高度社會公信力的內部問責制度，並同時大幅提升軍官的現代化管理技能。唯有當科層體制具備了鋼鐵般的執行能耐與誠實品質時，抽象的防衛意志才能獲得堅固的組織形殼，進而在危機時刻轉化為實質的戰鬥力量。

重新定位兵役與後備戰力改革：「為他人而戰」的區域同袍編組

馬勒舍維奇在跨越數百年歷史的研究中，最為核心的實證發現之一，便是證明了「為他人而戰」的微觀利他主義，是人類近距離交戰性得以維繫的終極基石。私人信件與日記都共同揭示了一個情感祕密：支撐士兵在危及生命的漫長戰火與近距離殺戮的驚駭中，冒死守護陣地的真正動力，鮮少源自於對遠方政治領袖的崇拜或抽象的教條效忠，而是更大程度取決於對身邊朝夕相處、生死與共之具體戰友同袍的責任感與愛護，以及對後方家鄉親人的情感依附。

這一發現之於台灣義務役兵役改革與後備動員機制的重構，具有指導性的啟發。依據本書的理論提示，台灣在兵役制度與守備部隊的長遠規劃上，應當有意識地借鑑地方性徵兵與編組制度，盡可能讓來自同一個縣市、同一個社區的在地青年於入伍時編入同一個新訓連隊，並在結訓後集體分發到他們家鄉所在地的守備旅或城市民防單位中。透過在日常訓練中共同生活、共享疲憊，個體之間才能在日常互動中培養出真摯、穩固的面對面信任與「肌肉紐帶」。當個體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在與兒時玩伴、日常社區鄰里並肩作戰，是在為了保衛自己身後清晰可見、觸手可及的重要他人而承擔風險時，其所激發出的防衛韌性將會遠遠超越任何去脈絡化的愛國口號。

灰色地帶脅迫與認知戰的社會學本質：建立抵抗「緩慢暴力」的社會韌性

台灣當前長期面臨來自對岸的灰色地帶脅迫與鋪天蓋地的認知作戰。大眾往往傾向於將潛在的戰爭威脅設想為一種「非黑即白」的、霍布斯式的瞬間大爆炸。這種思維極易導致兩種極端的社會心態：要麼陷入盲目的和平麻木，要麼陷入戰敗主義的集體焦慮甚至恐慌。然而，馬勒舍維奇對「後末日霍布斯主義」生存敘事的批判表明，歷史上真正的文明崩潰與社會瓦解，在絕大部份情況下並非在一夜之間完成的突發事件，而是以一種不對稱、漸進且表現為無形的「緩慢暴力」形式，在整個社會之中漸次蔓延的過程。

這一理論洞見啟示台灣社會，防範與應對地緣政治危機的戰略目光，絕不應僅僅焦慮地鎖定在防範一場傳統的軍事決戰之上，更應當在日常生活中深化全體社會對長期、不對稱之「緩慢暴力」的日常抵抗能耐。灰色地帶脅迫與認知作戰的根本目的，在於企圖透過系統性的虛假訊息散布與社會矛盾挑撥，來逐步侵蝕現代國家的基礎設施權力，並破壞民眾對法理性科層組織的信任底線。因此，建立社會韌性的真正核心防線，在於日常生活中對社會互信、道德互惠與公共科層效能的持續修復與維持。確保基層社會組織運作良好、法律秩序公正無私、新聞公共領域免於虛假訊息的惡意解構，進而保護微觀的人際連帶網絡免受極化力量的惡意撕裂，才是抵禦外部「緩慢暴力」最為堅固的底層屏障。

導論　戰鬥的社會剖析（摘錄）

一、理解交戰性

我在這本書中探討了人類為何、以及在哪些社會條件下，可能會在搏鬥的情境下與其他人戰鬥、傷害或殺死其他人。在此脈絡下，我分析了生物學上的角色、經濟動機、意識形態的投入、強制性壓力，以及微觀連帶（micro-solidarity）的情緒紐帶。此外我也透過各種一手與二手文獻，探討讓戰鬥可能發生的結構性脈絡，以及個人如何與何時避免捲入近距離暴力。這本書對於戰鬥區（combat zone）進行了社會學式的分析，並探討組織力量在團體凝聚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亦探討了情緒在人們戰鬥意願中所發揮的作用，尤其是共享的情緒動力如何影響暴力衝突中的殺戮體驗。

本研究的核心重點在於各種團體脈絡中的戰鬥經驗。既有定義將戰鬥解釋為一種有目標的暴力社會衝突，其目的是建立起對於對手的支配地位（Kellett 2013）。從這個角度來看，戰鬥通常被視為達成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或軍事目標的工具。儘管結構性脈絡會影響並形成暴力的發展軌跡，但社會戰鬥幾乎不僅是外部力量的工具。社會戰鬥反而具有自成一格（suigeneris）的性質，它發展出自身的邏輯和社會動力，進而影響參與搏鬥的人的行為與思維。社會戰鬥代表的是一種自主的人類經驗，並產生其獨特的社會學後果。參與暴力戰鬥的個體深受這一經驗影響，而他們自身也在形塑其他人的經歷，無論是交戰人員還是非交戰人員。

戰鬥在既有理解中被視為權力的工具或自我保全的手段。人類通常被認為是為了支配他人或自身生存而戰鬥的生物（Gat 2006; Martin 2018; Pinker 2011）。然而，這種化約觀點忽略了戰鬥的結構複雜程度及其社會屬性。正如人類的性行為不能僅僅被歸結為生殖活動，而是涉及到複雜的情緒和認知互動，社會戰鬥亦是如此。戰鬥的經驗會引發強烈的情緒反應，並影響到個人對自身社會環境及牽涉搏鬥的團體之認識和理解。那些共同經歷過長期戰鬥的個人，往往會形成獨特的情緒羈絆，進而影響他們的集體社會行動。應當先將戰鬥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分析，而這與將交戰人員視作個體化的生存者一類主流生物學、心理學和經濟學觀點相反。正如Simmel（1971 [1908]: 71）很早以前所指出的，衝突是一種社會結合（sociation）的形式。這是一種社會行動，目的在於解決對立的二元關係以實現統一，即便這種統一可能涉及對手的物理性毀滅（Simmel 1971 [1908]: 70）。就這個意義來說，戰鬥作為一種暴力衝突的形式，實質上包括了敵我雙方深入的社會互動。近距離戰鬥的前提是，涉入戰鬥的個人之間存在物理和心理上的接觸。參與戰鬥的個人會發展出情緒和認知上的反應，從而與對手建立起某種互動。因此，戰鬥本質上是一種主動的社會結合。一般來說，交戰者並不會對敵人漠不關心。反而他們與對手保持著某種社會聯繫。是以，搏鬥的經驗可被視為一種積極社會結合的形式。根據Simmel（1971 [1908]: 71）的觀點，這使得衝突與冷漠有所不同：「冷漠是純粹的消極狀態，無論它意味著社會結合的拒絕還是終結。與這種純粹的消極狀態不同，衝突則包含某種積極的特質。衝突的積極與消極層面是相互交織的，它們可以在概念上加以區分，但在經驗層面則不可分割。」

戰鬥顯然並不一定是發生在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許多社會戰鬥反而是高度不對稱的（Collins 2008）。有些交戰人員即使在實力對等的情境下，仍可能表現出不願參戰或無法作戰的情況，或者他們在戰鬥過程中改變態度，選擇倒戈或退出戰鬥。關鍵問題就在於，戰鬥的經驗是動態的、情境化的且存在變異的。

要更深入地理解近距離戰鬥的社會動力，我們有必要將注意力集中在「交戰性」（social pugnacity）這一現象上。雖然傳統上「好鬥性」（pugnacity）一詞通常暗示著固有的攻擊性，或個體具有威嚇性或對抗性的特質，但其原始的拉丁詞義則更為中性。pugna、pugno和pugnatum這幾個拉丁辭彙分別意指戰鬥、鬥爭、爭執或衝突（Simpson 2000）。我在這個脈絡下使用「交戰性」這一概念，來捕捉近距離戰鬥的關係性、變動性和集體特徵。交戰性不是一種個體屬性，它不是一個人在生物學或心理學下的產物，而是由結構和能動之間的脈絡相互作用下所生成的現象。換句話說，交戰性是一種集體生成的現象，是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傳布和微觀互動動力其累積行動下的結果。戰鬥的軌跡是由Go和Lawson（2017: 3）所說的「運動中的實體」（entities in motion）予以形塑―「是由受限於脈絡的事件、安置於歷史的經驗，這些格局所造就而成的社會場域」。在這種關係性的理解中，交戰性不是個人或團體的內在特質，而是不同結構、行動者和事件的影響下產生出的關係性回應。簡言之，人際關係不是由固定的生物學、心理學或其他特徵所定義的，而是透過特定的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的框架和微觀互動的過程這些互動所創造的。這意味著戰鬥和殺戮並不是一致、跨歷史、跨文化的實作，帶有固定且可供辨識的模式，而是多樣的、變異的且依附於脈絡的現象。然而，這並不是說戰鬥實作和觀念在跨越不同時空之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反而在這整本書中可以很明顯看到，許多交戰人員都用類似的術語描述他們自身的近距離戰鬥經歷。關鍵在於，沒有一種對暴力採取單一且典型的回應可以歸結所有的衝突、所有搏鬥的情境和所有的交戰人員。近距離暴力行動反而呈現出多種形式，其中一些形式可能與其他衝突和其他搏鬥的經歷有著相似之處。與此同時，其他近距離戰鬥的經驗可能在其他地方則沒有適當的對應之道。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生物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在暴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人類都擁有某些普遍的生理、解剖和其他生物學上的傾向，但正是特定的社會和歷史脈絡決定了戰鬥在某些情境下得以發生，在其他情境下則不太可能發生。然而，搏鬥現實的多樣性以及不同的歷史經驗，並不意味著每種近距離暴力的情境都是無法模仿或無從比較的。顯然在某種瑣碎的意義上，所有的人類經驗都是獨特且無法重現的。即使是這樣，社會科學的目標是理解這些獨特經驗，以便提供普遍適用於人類行為的研究結果。因此，對社會現象的關係性分析目的在於辨識出常見的組態，而不是將其化約為一組固定變項或靜態的分析範疇。

「交戰性」這一概念旨在概括搏鬥經驗的社會、文化和歷史靈活性。藉由社會學的視角來分析戰鬥的脈絡化動態，將其置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加以考察。交戰性在這樣的理解之下並非個體戰士或特定團體的固有屬性，而是一種由多種能動者和結構性力量共同形成的社會過程。我在我的分析當中探討了不同結構性權力對戰鬥動態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因素。我特別關注到組織能耐（organisational capacity）的興衰，以及意識形態在團體中的滲透程度。我還分析了生物學的共通前提、心理學的變項和微觀互動過程的影響。我的研究在這個脈絡下尤其會聚焦在情緒在戰鬥與殺戮中的作用。

我認為近距離戰鬥的現象存在於不同的社會和歷史脈絡，因此無法僅透過個體動機的視角來解釋。既有對戰鬥的解釋通常聚焦於個體戰士的動機，包括經濟上的自身利益、人格特質、意識形態灌輸、人際關係，甚至是個人的政治投入。儘管這些觀點對動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它們往往將戰鬥與個體能動者的選擇連結在一起。然而，如同Clausewitz（2008 [1832]: 78）早在近兩個世紀前所指出的，戰鬥從來都不是一種孤立的經驗，不可以化約為狹隘的軍事用途：「戰爭從來不是一種孤立的行動」，而對手的意志經常「取決於外部因素」。換言之，戰鬥的爆發及其發展軌跡始終由社會環境所形塑。此外，戰鬥的性質、強度、時機和持續時間經常由特定的結構性力量所決定，諸如發起衝突的強制性實體的組織能耐、戰鬥單位內部意識形態的滲透程度，或是強制性組織調動現有微觀連帶的能力。由此，交戰人員不能被視為脫離社會環境和強制性組織的「社會原子」，因為正是這些組織主導並管理著他們在搏鬥情境中的行動。

更進一步，集體參與戰鬥會危及其自身的社會動力。被徵召進特定強制性組織的個體，在獲得戰鬥經驗後幾乎未保持原樣。戰鬥本身的行動會改變個體，並生成新的社會結構。交戰性在這種意義下是一種自主的現象，它能夠催生出新的社會行動形式。長期且共同的戰鬥經驗往往會創造新的社會現實，進而影響到支持特定衝突背後的組織與意識形態過程。這種集體戰鬥具有自成一格的性質，最明顯即體現在戰鬥區內團體連帶的變化動力之中。交戰性在這樣的脈絡下就是一種明顯的社會現象。正如我在本書所探討的，交戰性並非僅僅是支配或自我保全的機制，而是在多數情況下以「為他人而戰」的理念為基礎。人類作為社會性生物，依賴與他人的深度互動。正如Simmel（1971 [1908]）所闡明的，這些互動不必然是積極的，與他人的戰鬥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結合的形式。與敵方的交戰仍然是一種互動，即使敵視另一名軍人或與幫派成員敵對，這種行為仍涉及到各種認知與情緒反應。相較之下，人們對於一塊石頭通常不會產生任何反應，甚至不會察覺到它的存在。近距離戰鬥的經驗需要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它不可能建立在冷漠之上。即使在種族滅絕這種極端情境中，人類被完全非人化並被系統地殺害，仍永遠不會被當作石頭這種無生命的物體對待。暴力行動總是會經過特定的社會反思與建構。例如，納粹黨衛隊（Schutzstaffel, SS）與盧安達的聯攻隊（Interahamwe）在進行大規模殺戮時，皆以特定的意識形態信條作為正當化的依據。猶太人與圖西族人並非因無視或冷漠而被殺害。這些滅絕行動反而源自於深度參與和社會互動。

從Weber、Marx與Hintze到Gumplowicz和Ratzenhofer，古典社會學家大都藉由衝突視角來概念化社會關係（Loyal and Malešević 2021）。人類被理解成以衝突為導向的生物，為了權力、地位和物質資源而鬥爭。在這種觀點下，歷史也是透過社會衝突的視角，從階級（Marx）、地位（Weber）或文化差異（Gumplowicz）等面向，被加以詮釋的。近年來，當代社會學理論家如Collins（2008）、Mann（1993, 2022）以及Bourdieu（1990, 2014）進一步延伸這一論點，具體說明了在何種社會與歷史條件下，社會衝突會演變為暴力形式。對Mann而言，這種轉變與權力的社會—空間網絡（social-spatial networks of power）不斷變化緊密關聯；對Bourdieu來說，則涉及到習性（habitus）、場域（field）、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之間的相互作用；Collins則關注儀式鏈的互動（interaction of ritual chains）。在所有這些觀點中，衝突都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人類也被理解成傾向衝突的生物。然而，正如這些學者所強調的，大多數衝突仍明顯是非暴力的：雖然人類不斷參與社會衝突、競爭以及地位或階級鬥爭，但這些衝突很少涉及人身攻擊、傷害或殺戮。因此值得分析的正是，發生暴力行動的時間、原因和方式。與其將暴力視為理所當然，我們更應該探索其社會機制，暴力戰鬥與一般社會衝突的差異，就在於前者的強度與物理性。交戰性是一個社會學式的過程，它使得衝突被放大到人類開始進行攻擊、傷害或殺戮他人的程度。本書旨在探討交戰性如何在不同時空中運作。更具體來說，我試圖回答以下問題：人類為什麼以及何時與其他人發生肢體衝突？在哪些條件下更有可能發生戰鬥？使用暴力是否與個體對小型團體的依附感有關？在什麼情況下，人類願意為他人犧牲自己？暴力的微觀動力與宏觀結構性脈絡有何關係？為他人而戰是一種普遍現象，還是僅限於某些特定的歷史和地理脈絡？

本書結合了理論分析，以及我在過去十年裡田野調查中收集到的實證研究材料。本研究的理論層次是建立在我先前的研究基礎上，試圖透過強調三個相互關聯的歷史過程來闡述對於暴力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分析：強制的累積科層化（cumulative bureaucratization of coercion）、離心式的意識形態化（centrifugal ideologisation），以及微觀連帶的包覆（envelopment of micro-solidarity）（Malešević 2010, 2013, 2017, 2019）。然而，與我過去主要關注歷史與宏觀結構現實的研究不同，本書更側重於近距離戰鬥的中層與微觀社會學分析。

台灣版序言
導讀　解開戰爭與暴力的社會邏輯／汪宏倫
謝辭

導論：戰鬥的社會剖析
第一章　身體與心靈：生物學與近距離暴力
第二章　從戰鬥中獲利：微觀暴力的經濟學
第三章　信仰衝突：意識形態戰士
第四章　被迫戰鬥：強制人類參與暴力
第五章　為他人而戰：微觀紐帶的社會網絡
第六章　避開暴力：不戰鬥的結構性脈絡
第七章　戰鬥區中的交戰性
第八章　戰場上的組織力量和社會凝聚
第九章　情緒與近距離戰鬥
第十章　戰爭中的殺戮：交戰性的情緒動力
第十一章　近距離暴力的未來
結論　戰鬥的社會性

附錄　研究方法和資料收集
徵引書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