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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彥博/《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同作者
鄭俊德/「閱讀人社群」主編
★認識中國人文,從閱讀近代中國經典開始。(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 呂芳上)
★閱讀民國時代下的人文典範,從中學習他們在時代變革下的勇氣精神,以及對於人文關懷的光輝面。(「閱讀人社群」主編 鄭俊德)
「展讀民國人文」總序 文/楊照
三民書局的「展讀民國人文」出版計畫特別著重「民國」作為清楚的時代標記,「民國」的前半場域是中國大陸,時間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民國」還有後半,那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搬遷到臺灣來所經歷的關鍵變化。
在大陸的前半與在臺灣的後半,共同的特色是快速的變化與動盪,時局混亂打破了所有的現成答案,以至於逼迫人人困思問題解決方案,同時卻也打開可以進行破壞性或建設性種種實驗設計的大空間。
因而「民國」是出人物的時代,尤其是出人文思想人物的時代。並不是因為那些人都吃了神藥大力丸,不是因為他們遺傳了天賦異稟,而是時代的動盪與糾結,逼出了他們的智慧與活力。他們沒有固定的位子,沒有往後看、往前看能夠有把握的軌道或方向,他們只能去找出、創造出自己的道路,往往是前人沒走過,甚至是前人認定絕對不可能走的道路。
作為「民國人物」的陳寅恪,可以自由地在歐美遊學,不顧念、不追求學位,立志要培養自己研究「西北史」的所有學術配備;然後回到中國,受到變化時局的衝激,竟然也就快速轉型,將學術重心移轉到中古史上,成為中古史的大家。而這只是陳寅恪生命中大約二、三十年間發生的事。
又例如胡適,他到上海進了學堂才開始學英文,沒多久就去了美國留學,在康乃爾念農學,才第一年,他就開始用英文寫日記,還用英文對美國人宣講、解釋「中國是什麼」。他很快放棄了農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念哲學,沒等到完全辦好博士學位手續,就又回到中國,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已成為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那麼短的時間內,他的生命走出那麼多不同的風景。
這絕對不單純是陳寅恪、胡適了不起,而是他們活在「民國」,得到了如此了不起、能夠成為「人物」的機會。「民國」是考驗、是挑戰,現實的條件使得在這個動盪空間中生活的人,沒有辦法做長期計畫,沒有資源完成具體社會建設,卻也因此鼓舞、刺激了豐富的人文思想。那不是關在象牙塔裡的哲思,也不是閑靜漫步的沉穩產物,而是從再切身不過的存在困窘中逼擠出來的看法與論點。國家可能被瓜分,故鄉可能被強占,家庭可能徹底拆解,生活的最後據點明天可能就要消失……每一項都是真實的威脅,無從逃躲,非面對、非提出對自己、對群體的解釋不可。
我長期以來不斷呼籲:「民國」不該被遺忘,忽略「民國」我們就無從弄清楚臺灣歷史的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拋棄「民國」也就拋棄了這由眾多人存在苦痛換來的豐富人文思想資源。
二○二一年史家余英時先生去世後,我受「趨勢教育基金會」之邀,錄製了一系列共十五講的課程,完整講述余英時主要的史學論著;次年,又受北京「看理想」機構之託,製播了共九十集的「溫情與敬意:錢穆學思總覽」節目,在過程中廣泛涉獵與錢穆、余英時同代的相關學者論著,產生了對於「民國人文學術」更深刻的珍視。在臺灣,三民書局是錢穆和余英時著作出版的關鍵交集機構,於是出於對時代與自身歷史背景負責的考量,對劉仲傑總經理提出了編選這套系列叢書的想法。很幸運地,我的構想獲得劉總經理的大力支持,配備了充分的編輯專業人才協助參與,得以在一年多的準備之後,到二○二三年中實現為和讀者相見的精編選集。
「民國」的歷史狀況使得這段時期的思想,很明顯地以原創性與多樣性見長,相對地缺乏大規模系統建構的成就,因此最適合以選文的方式來呈現。系列中每一本選集基本上都是在通覽目前能找到的作者著作全集後編定的,盡量保留個別篇章的完整面貌,避免割裂斷章取義。體例上,每本選集前面附有長篇「導讀」,向讀者充分說明這位作者的時代意義,以及其思想、經歷的重點,減少閱讀隔閡,幫助大家得到更切身的體會。另外按照文章性質分若干輯,每輯之前備有「提要」,既提供文章出處背景,也連繫「導讀」內容,進一步刻畫作者的具體思想面貌。
「展讀民國人文」系列第一批共十本,提供了從一八六九年出生的章太炎,到一八八五年出生的熊十力,包括梁啟超、陳垣、呂思勉、歐陽竟無、王國維、蔣夢麟、馬一浮、張君勱等民國學術人文思想人物的作品精華,希望能讓讀者興發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如果得到足夠的支持,我們將會在未來擴大人物系列,期望能開創出一片「毋忘民國」的繁華勝景來。
要了解章太炎的思想,尤其是其思想與時代環境之間的關係,有一份重要的文獻,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時寫的〈自述學術次第〉;另外可以當作後續補注的,還有他一九三三年寫的〈自述治學功夫及志向〉。
從這兩篇「自述」立即浮現出來的,是章太炎長期的學術累積。成長過程中,他深深浸淫在清代學術主流中,相對較遲才展開公共活動,因而不論是他的行文表達方式,或他寫作的「目標讀者」都受到這份經歷的強烈影響、制約。
在這方面,章太炎和梁啟超形成了強烈對比。梁啟超之所以發展、創建出文白夾雜、「筆鋒常帶感情」的新風格,正因為他將設想的「目標讀者」盡可能地在文化階層往下拉,拉到那個時代受過基本文字教育的最廣大群眾。這又和梁啟超真誠信守的文化態度,相信必須從打造「新民」才能救中國的立場密切扣連。《新民說》以「民」為對象,又以「說」(言論)為手段,內在必然帶有高度民眾群體意識,要找到辦法讓文字接觸、打動最多人。
章太炎不是如此,甚至該說他就算想這樣做都做不到,不能也而非不為也。因為當他開始積極介入公共事務時,他的學問與文章已經定型了;不是說他的思想不再變化了,而是他只能用那樣的艱深炫學風格表達,無法擺脫以具備同樣學術準備條件的人為「目標讀者」的根深柢固習慣。
一九一四年的文章在標題上特別凸顯「次第」,而細查內容我們理解章太炎所說的「次第」,指的不是時間先後順序,他並沒有要按照自己年歲由幼而長來安排、呈現所學,他關切的,毋寧是邏輯上的關聯,或說要將自己的學問整理出一個立體結構來。
〈自述學術次第〉附記此文寫作時間,更精確是在一九一四年五、六月間,那時章太炎正經歷了極其戲劇性,被當時大總統袁世凱羈押軟禁的事件。
此年一月十日,袁世凱下令宣布停止參眾兩院現有議員職務;二月三日又下令停辦各地地方自治會;二月十二日,將代表政黨政治的「好人內閣」解職,由孫寶琦代替熊希齡擔任國務總理;到五月一日,公布《中華民國約法》。這一系列的行動最終導向復辟稱帝,經過了詳密規劃,因而在過程中小心防範可能的種種變數。
其中一項變數就是:章太炎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入京介入共和黨事務。章太炎一到京,袁世凱政府就發動進步黨與保皇派攻擊他,接著又「派兵保護」,實際上是進行監視、乃至阻礙他在北京活動。
軍警干涉使得章太炎實質上被困在共和黨總部,章太炎有了強烈反彈。到一九一四元元月,章太炎決意要離開北京,不惜大鬧總統府,見不到袁世凱就露宿在門口,引發軒然大波。衝突激化下,袁世凱索性下令將章太炎先關在一所廢棄軍校中,後來又移到龍泉寺。之後,袁世凱長子,負責推動帝制的袁克定派德國人曼德探望,說可以移居到袁克定家中,章太炎不予理會。到六月,章太炎憤而絕食,袁世凱派醫生來,再將他搬到東城錢糧胡同,在這裡允許他會客,但客人必須取得通行證,書信也都被檢查。
一八六九年出生的章太炎,到一九一四年時已經四十五歲了,自覺進入中年,更重要的,剛經歷了清朝覆亡、民國肇建的大動盪、大變化,本來就使得他有了回顧思想歷程的強烈衝動。再遭政治上如此強烈刺激,更覺有將自己過往所學統整交代之迫切必要。被羈禁時,他將之前結集的《訄書》大幅改訂,連書名都改成《檢論》。《訄書》或《檢論》可以說是章太炎現實意見的總述、總表達,與此同時,他也要對自己的學術觀點同樣留存一份總記錄。
不過要進行學術自述,章太炎有了別人,例如梁啟超或孫中山,不一定會有的一份特殊需求。他所學如此龐雜多樣,既廣又深,以致於必須先搭起「次第」架構,才能將那麼多的內容依序適當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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