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共二冊）

高瞻博士總結多年史學研究的心得之作。
跳脫傳統書寫歷史的框架，
帶你橫跨古今，重返歷史現場。
漫談中國農牧文明的碰撞與交融，
內文橫跨不同主題，
清晰勾畫出中國歷史的經緯線。
讓讀者在歷史大勢中洞悉時務，把握人生方向。
此書獨到之處，
試圖恢復清末民初以來，
「中西交流」研究的宏觀視野，
將之提升到「文明比較」的層面。
同時，放眼中國千古歷史，
納入「全球史」、「文明衝突」之研究範疇。
提供讀者嶄新的觀點，通古今之變。

作者：高瞻
高瞻，男，漢族，1959年12月出生於廣東省佛山市。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歷史學學士及博士、經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著有專著《走向大國之路――鄧小平與中美關係發展二十年》、曾任《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和《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記事》副主編。現為廣州市東方實錄研究院副院長。

【推薦序一】讀歷史 明佛理―釋滿觀
二○二一年二月，春節前，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轉了一封早期信徒楊懋慈居士的信給我。他說︰「楊居士推薦一位博士的作品，你看我們能不能出版？」
看了資料檔名「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及幾章提要，我心裡念著︰ 「顯然這是一本純粹的歷史著作，佛光文化是佛教專業出版社，適合嗎？」

不過，秉持對作者、文稿的珍視和尊重，還是請寄完整的書稿供審閱。編輯列印出厚厚三大疊的文稿，總共五十五萬六千多字，我倒抽一口氣，一部巨著也！
引言一開始，高瞻博士說此書「屬於漫話式的言論集，非學術性的史學專著。」接著以名言「讀史使人明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說明讀史的重要。但話鋒一轉，「史籍浩如煙海、史實撲朔迷離、史論莫衷一是」，點出他藉由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條線索，理清中國歷史，寫就這本書。這些話挑起我往下閱讀的興趣。

再看第一章的概論，作者用「縱向的梳理、橫向的節點、概念的說明」三方面，讓讀者了解全書的脈絡架構。縱向時間上，從夏朝到民國；橫向的審視上，他規劃了十四個節點︰疆土得失、人種衍變、民族盛衰、王朝興廢、地緣戰略、軍事謀略、經濟南移、土地制度、城市發展、佛教傳播、文化思想、愛國教育、中外交流、世界格局。並以天下觀、英雄史觀、統一與分裂、漢化與胡化、正史與野史等等敏感的概念，來表明作者的史識立場。

至此，我決定︰這套書，佛光文化要出版！如此氣勢磅礡、擲地有聲的史學著作，我們怎能錯過呢！

高瞻博士有著優秀又高竿的文字駕馭能力，驅使我一頁一頁讀下去。於是，不假他人，我當了審閱兼第一位讀者，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饒有興味的讀完五十五萬六千多字的文稿。

全書以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起落、攻守、消長，來貫穿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身為史學家，高博士具足客觀、理性、恢宏的氣度。其為文結構嚴謹、考據詳實，又旁徵博引古今中外之論述，可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於改朝換代之驚心動魄，人事上大我小我之善惡美醜等情感糾結， 則宛如吸睛的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不時還穿越時空，古裝換成西裝，來借古喻今或古今對照。

農耕民族代表中原地區的漢人，遊牧民族指北方草原的蒙古、匈奴、月氏、鮮卑、契丹等胡人。數千年的漢胡之爭，是一部血淚織就、殘酷慘烈的戰爭史。慶幸到我們這一代，已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人類愛好和平，厭惡戰爭，實應以史為鑑。但是，開啟戰端，永遠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這是弔詭與悲哀的事！

將近兩個月的日子，白天在辦公室，我將手邊的行政工作一一處理妥當，一有空檔，就抓緊時間，攤開文稿，神遊於長城內外。擔心自己在三千年的時間迷路走失，找出《中國歷代大事年表》擱在旁邊，隨時對照。晚上回寮，繼續閱讀原本就在進行的三本書︰楊照的《史記的讀法》、黃仁宇的歷史小說《汴京殘夢》，以及《陳寅恪的治學方法》。

有天恍然覺到，這段歲月活脫脫住在「歷史天宮」，與四位史學大師心靈相會，不，應是接受四位史學大師的教誨！

天下大勢，都是依循「盛極而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定律在運行。因此，《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字裡行間，隨處都在印證佛教「諸行無常」的真理。而朝代輪替、人力換不回之時，又常「究天人之際」，歸乎天命、天運，即似我們常言的業力、因緣果報。

讀史，明佛理；讀史，以史為鏡，見賢思齊，學作君子。讀史，亦能開闊視野。悠悠歷史長河， 數不盡的人與事在眼下心中流淌。我們日常所作，人來人往，盤旋不去的各種煩惱，真如細沙、如浮漚，又何足道哉！

好書，要和大家分享。這部氣勢磅礡又精采好看的歷史著作，慎重推薦給您！
作者為佛光文化社長兼總編輯

【推薦序二】大歷史 小《通鑑》―李天綱
今年（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朋友在上海南市徽派老店「大富貴」召宴，有幸認識了講粵語的高瞻博士。高瞻先生，生於一九五九年，廣東佛山人。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山大學歷史系， 屬「文革」後「撥亂反正」中湧出來的「新三屆」。他碩士研究生去了北京，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專業；博士生又回到中山大學，攻讀的是中外關係史專業，師從梁碧瑩教授。高瞻和我同專業出身，年齡小我兩歲，卻早一年進入了歷史學；另外，他從政、經商， 擔任過地方領導和大型央企董事長，閱歷之豐富，又遠過於一直在研究、教學領域從事的平常學者。那天，與高瞻先生鄰座，我們撇下了其他人，一直交換著對於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外關係史的看法，散席時已經聊得相當深入，達成了不少共識。

當時，高瞻告知自己寫就了一部新書《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 正籌備出版，他在席間談論中所持的觀點都寫在書裡。我對這些觀點相當贊同，也感覺到他的史觀、史識其來有自，遂以為上海的某家出版社可以承擔出版。當晚，高瞻就通過微信傳來了他的書稿章節。果然，這部精采紛呈的長稿，讀來一氣呵成，正是一個高屋建瓴的「大歷史」。於是， 此後的數月中間，為了尋找合適的出版社，我們就書稿中的內容談得更加深入。下面摘錄幾段我們之間的對話，或許能説明理解這本書稿的蘊意。

《長城內外》展讀一過，高瞻在「結語」中寫道：「農耕民族在對遊牧民族的強力反擊中， 亦多次建立了政治上、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然而，強漢、大唐、富宋、剛明，實質上最後亦皆被遊牧民族所毀滅。到辛亥革命，農耕民族取得最終的勝利，在『五族共和』的旗號下進行和平的融合，則超越了過往戰爭的痛苦與不幸，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宿命。」高瞻在這一段中對二千年中華帝國，按「農耕」VS 「遊牧」的方式作總結，和通常學者採用「分封」VS 「郡縣」之爭敘述中國歷史不同，高瞻又別出一種角度。我們都知道，春秋戰國以後，華北、關中、江漢、江南平原， 乃至東南丘陵到嶺南「百越」一帶，今日中國幅員之內呈現出一個巨大的融合態勢，「秦王掃六合」，原先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漢以後混同為一個華夏族群。然而，這個所謂的「華夏」，其內部存在著語言、風俗、制度、信仰和宗教上的巨大差異性。不但原有「六國」之間的文化差異無法滅絕，各種各樣的文化差異還在不斷生成。直到中華民國建立，我們並不能在現代國家的意義上稱其為一個「民族」。如果說華夏族群有什麼一致性，便是華北、江漢、江南、嶺南、西南地區，確實都形成了農耕生活方式，與東北、西北邊境地區形形色色的遊牧族群形成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把「農耕」VS 「遊牧」關係帶回中國二千年的歷史詮釋，用以解釋中國文化發展的艱難與困頓，我是非常贊同的。一直不解而且不滿的是，這麼明顯的「農耕」VS 「遊牧」制度因素，在一九五○年代以後的大陸歷史學敘述中基本消失了，變成了一條可有可無的隱蔽線索。我在微信中回應高瞻的說法，說：「唐半胡，宋偏安，較為純粹的漢文化統一體只有漢、明兩朝。我研究江南祭祀制度，以為周代祭祀制度在漢代重新整理出來，有『石渠閣會議』、《白虎通德論》，然後是禮儀上的『孤秦陋宋』，直到朱明『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行『洪武改制』，又努力恢復周制。儒家盛稱之中華文明『正統』，才在南中國得到了部分恢復。」我補充著說，高瞻提出︰ 「『強漢、大唐、富宋、剛明』確屬華夏文化，但刨去唐宋時期中原地區的第二次大融合，華夏族群標誌─周代禮樂，其實岌岌可危。漢武帝採用『周制』，明高祖恢復『周孔』，都不能改變佛教在唐代，道教在宋代的深刻影響。三千多年來，周禮其實並不像儒家聲稱地那樣流行，只有漢代、明代比較自覺地採納禮樂、祭祀制度，且又在一六四四年被滿清以貌似『承制』的方式僭奪了二百六十七年，直至一九一一年『光復之役』。」

最近幾十年來，大陸、台港澳學者，以及海外漢學家、中國學者，大家在解釋中華文明特徵的時候，都不太注意用生產和生活型態的差異來分析文化多樣性。人文學者多是根據「儒家」、「儒學」的表面上的主導性來定義中國文化；社會科學學者則更多關注社會內部的「大一統」特徵，因而熱衷討論像「分封」VS 「郡縣」、「皇權」VS 「紳權」這樣的議題。中國文化的內部特徵，或許受到「分封」VS 「郡縣」關係的影響更大一些；可是一旦將中國文化放在世界各國文明體系中去比較，則「農耕」VS 「遊牧」的特徵肯定是首先要注意研究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三○ 年延續下來的歷史學，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研究，西北大學馬長壽先生的民族史研究，武漢大學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周一良先生的中古史和西域文明研究，以及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的邊疆地理研究，陳守實先生的土地制度和府兵制研究，都是在一九三○年代比較文明研究的背景下、考察不同民族之間的制度衝突，從事華夏民族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研究。這一代學者研究的積極成果，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固然受到「四老」（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翦伯贊）主導的「唯物史觀」衝擊。但是大量具體的研究成果仍然延續了下來，「文革」結束後還一度傳承。令人奇怪的是，此後的中國文化研究卻漸漸地放棄了這些有效的討論，學術界對族群關係、地域體制和邊地文化的研究在新一代學者中停滯不前， 慢慢萎縮。

在一九八○年代中國歷史學格局中，北大、復旦和中大，分布在中國大陸的北、中、南，堪當一甲之前三。中大歷史學系在南國獨樹一幟，與復旦同為「南方之強」。我們讀書的時候，中大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蔡鴻生等先生的著述是經常讀到的。復旦教授中， 除了蔣天樞先生受命整理陳寅恪先生的遺著，編訂他的年譜之外，周谷城、周予同、陳守實、譚其驤、楊寬等教授也經常在他們的著述和課堂教學中提及諸位，引為同道。或許是離意識型態中心稍遠的緣故，嶺南地區文、史、哲教授的著述，較少附和教條，論點仍然新穎，論據還是堅實。高瞻在中山大學的史學環境下學習，儼然就有其獨門傳授的見解。他的「農耕」VS 「遊牧」的史觀，確實來自陳寅恪先生開闢的論域。查一下陳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初編》，內有一條：「寅恪案：『騎馬之技術，本由胡人發明。其在軍隊中有偵察敵情和衝陷敵陣兩種最大功用，實兼今日飛機、坦克二者之效力，不僅騎兵運動迅速靈便，遠勝於部卒也。中國馬種不如胡馬優良，漢武帝之求良馬，史乘記載甚詳，後世論之者亦多，茲不贅述。』」（〈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二六九頁）

陳寅恪先生那一輩學者從「文明比較」的視野研究秦漢以下中古歷史，他們在微觀、中觀層面的研究方法保留下來了。但在歷史觀、世界觀的宏觀層面上，礙於當年僵化的唯物史觀建構， 被一些片面強調的民族、宗教、階級關係遮蔽，因而無所建樹。從這個角度來講，高瞻提出「從史中求史識」（陳寅恪語），從「農耕」VS 「遊牧」的角度，重建歷史觀，是具有更重要學術傳承意義的工作。高瞻提出這樣的歷史觀：「縱的方面，從先秦到漢，看與匈奴的關係；從隋唐到五代十國，看與突厥的關係；從北宋到南宋，看與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的關係；從明朝到民國，看與蒙古、女真的關係。……橫的方面，從疆土得失、人種衍變、民族盛衰、王朝興廢、地緣戰略、軍事謀略、經濟南移、土地制度、城市發展、佛教傳播、文化思想、愛國教育、中外交流、世界格局等的角度來看戰爭與和平的影響。這樣，我們在心目中，就會對中國的歷史畫面勾畫出清晰的經緯線，就基本上可以了解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成形的過程。」我覺得，這一段「概論」，說得非常精采，既可以作為閱讀全書的關鍵，也可以看出高瞻重建「文明比較」史觀的用心。在早先的微信交流中，我曾對高瞻說：「《長城內外》是一部『大歷史，小《通鑑》。』」現在我仍然願意在這篇序言裡公開說，這部作品在宏觀建樹上有獨到之處，它試圖恢復清末民初以來「中西交流」研究的宏觀視野，並將之提升到「文明比較」的層面。同時，它將東亞、東北亞、中（內）亞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納入當下越來越熱的「全球史」研究、「文明衝突」研究。無論其在細節上如何需要詳細考證，在立論中如何需要仔細論證，《長城內外》堪稱是一部負責任的作品。雖然高瞻並不在大學教授中國歷史，但看過此書的讀者都會認可他是歷史學中人， 以劉知幾「史識、史學、史才」的標準而論，甚至是高於大部分在職的歷史學教授。在微信裡私聊的時候，我說：「高先生史學扎實，見解卓越，佩服！開始以為著引不足，細節不多，但細讀下來，章節內的敘述實有來歷，字字珠璣。我覺得出版人一定會接受本書，作為通史簡編，比一些倉促轉入歷史學領域後所作的『大中華史』扎實多了。」

《長城內外》這樣具有宏觀建樹作用的歷史學作品，不是由在編的大學、研究院所專業學者撰寫，而是讓一位受過完整歷史學訓練，卻又不在教學、研究崗位的「業餘」學者來完成，本身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我非常猶豫使用「業餘」（雖然高瞻自稱「業餘」）一詞，來稱呼寫出了《長城內外》這樣出色作品的作者。很顯然，高瞻的「業餘」只是不在教學、科研崗位而已， 他的思考是專業的，文字間的思考力度甚至高於一般在崗學者。我以為，高瞻最後階段所關心的問題，其實關乎有著三千年歷史的「華夏文明」和「中華帝國」，如何在近一百年裡轉型為一個「民族─國家」。高瞻以為一九一一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農耕」文明戰勝「遊牧」文明的畢功一役，中華民族第一次以和平，而不是戰爭的方式，建立起一個新王朝，而這個王朝居然還擺脫了君主專制，勵行起憲政。高瞻在《長城內外》的最後，在對中華民國的歷史敘述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觀。他是在說：一個「民族─國家」的建立，終於克服了「農耕」VS 「遊牧」之間的千年戰爭，而代之以一個共和制度的和平。我基本同意高瞻的這個看法，雖然辛亥年的漢族的「驅虜」和「光復」，並沒有造成一種康德式的「永久和平」，但共和制度的初步建立，確實是中國走出王朝之間屠戮循環的開端，是三千年歷史上的第一次。

按高瞻攤開來剖析的三千年「縱」與「橫」兩個維度，兩層切面的歷史來看，這一系列問題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多維系統，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我曾在席間談話中對高瞻表達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確實是以漢人「反滿」勝利的形式實現的，但是否能夠稱之為「農耕」文明的勝利，則我有疑問。我認為，清末漢人推翻滿洲統治，是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中古以來抗禦蠻族入侵，並因而「走出中世紀」，其在世界近代史上的意義更大。辛亥之前，經過四、五十年的「洋務」、「改良」、「變法」和「維新」，東南沿海，長江港埠地區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以工業化、城市化為特徵的，類似於近代西方的「市民社會」。上海、天津、漢口、廣州等通商口岸湧現的軍紳集團、商紳階層與城市平民聯合起來，已經有能力將一個專制帝國的龐大遺產接受下來，並以較為和平的方式改朝換代，過渡到憲政共和制。讀了《長城內外》書稿之後，我把在自己寫的《年代記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二○一七年）PDF 版發給高瞻。高瞻讀後， 對我在書中揭露的晚清社會幾個特徵，諸如「奸民先搶圓明園」、「（改革）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以及清末正在「官紳」、「士紳」、「軍紳」的主導之後，出現了「商紳」權力的崛起等等條目，都截圖發來，並附言「所見略同」。和高瞻稍有不同的是，我相信清末的「反滿」，是一場現代資產階級運動，而不僅僅是「農耕」文明反制「遊牧」文明的勝利。相反，初生的共和制度在以後歷史中遭遇的挫折、失敗和夭折，則與農村、山區的內地漢族的農業生活方式還沒有與現代城市制度完全融合，有著更加密切的關係。當然，這樣的「工業」文明VS「農業」文明的緊張關係，又另外要用一種近代史的方式來敘述和詮釋。

《長城內外》最後一章是「辛亥革命」。對這次「革命」的看法，我與高瞻也分享共識。高瞻在微信裡說，《長城內外》「釐清了這麼一個事實，辛亥年革掉滿清帝國的命，主要靠的還是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到袁世凱這三代漢族軍政強人的不懈努力。」換到正式發表的文字，如要精確表述這個意思的話，我認為清末憲政和民初共和的成果，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軍紳」（見陳志讓《軍紳政權》），加上張謇、沈信卿、李平書等「商紳」（見章開沅的商會研究），嚴復、馬相伯、唐紹儀等「學紳」（見朱維錚、李天綱等人相關研究），加上江、浙、鄂、湘、川諮議局議員串聯起來的市民大眾合作，一起推翻了滿清統治。這其中，中部同盟會的「黨人」們以及他們名義上的領袖孫文確實起了號召和發動作用，但他們依靠的社會力量，就是如上這些廣大群體。高瞻說，他這個觀點，「動到一些人的乳酪！」我卻要說，這個乳酪該動了！而且，支持的人不會很少。據我的了解，中山大學哲學系如袁偉時教授，歷史系如一些辛亥革命、孫中山研究學者，程度不同地都持有這個看法。我逗趣地說：「難得你們廣東人持論如此！」高瞻也是會心揶揄地說：「體制內學者，也是心裡有數的。」

一九一一年，確乎應該成為中國現代社會之元年。這一年，十七世紀以後在歐洲興起的現代文明，漸漸地也在東亞社會生長起來。四百年以來的「西學東漸」、「西器東傳」，以及在經濟、思想、文化上等領域逐漸出現了一些內部現代性，令中國社會也有條件結束三千年的「農耕」文明社會體制，同時也終結二千年來「遊牧」文明侵擾內地社會的「戰爭與和平」。當然，螺旋式上升的歷史並不總是直線向前，憲政與共和的進程中反復出現，甚至倒退，都是可能的。循環往復的過程中，三千年來的「農耕」文明制度，二千年來的「遊牧」文明傳統，都會從正反不同方向作用於歷史。這是我們還要經常回顧《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的原因。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起稿
二○二二年一月三日於上海徐匯區陽光新景完稿
作者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 教授

【引言】　高瞻
我的這本書，是寫給歷史系的大學畢業生看的，屬於漫話式的言論集，非學術性的史學專著。能夠主動選擇歷史作為專業的年輕人，大多都抱有這樣的主觀願望，那就是通過攻讀這門專業來提高自己的能力。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有所謂「讀史使人明智」的名言，唐太宗李世民也有「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雋語。通過閱讀、思考和研究，清晰地了解和看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複雜局面，人的知識面和判斷力，特別是「明智地知興替」這樣的重大的政治鑑賞力，也會隨之提高。這對於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的成長，不管是進行學術研究還是參加社會工作，都甚有裨益。

但是，史籍浩如煙海、史實撲朔迷離、史論莫衷一是，這樣，最好能循一條線索將之一一釐清。我經常向一些青年朋友推薦的一條線索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後來，我用業餘時間寫下此書，其中一些青年朋友的慫恿和鼓勵，是重要因素。

我一九八二年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後，對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還是似通非通，到我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後，也只是在一個非常狹窄的領域，中外關係史專業裡面一個更加狹窄的研究方向，把一些事情弄得較為清楚而已。所以，步入花甲，亦有把歷史的某一個方面，我選擇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的這一方面，「通一通」的想法。中山大學歷史系，有研究中外關係史和研究中亞史的傳統，從陳寅恪、岑仲勉諸大師到我的授課老師及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蔡鴻生教授和我的博士導師梁碧瑩教授，對中亞史及中原與中亞的關係史，都有深入研究。本人著意在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來「通一通」，當與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受學術前輩們的薰陶有關。

現有的人類，大致是從一萬一千年前第四紀冰川期結束的時候開始復甦。隨後，在兩河流域、埃及、諾克斯、東亞、馬雅和安地斯等地，陸續出現了人類的文明。從現有考古發現中，可知的最早的人類文明遺址，是在以色列的耶利哥古城，距今已有一萬年的歷史。

人類最早的生存，可以歸之為農耕與遊牧這兩種方式。人群的分類，亦可隨之分為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有一個社會大分工理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原始社會末期，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然後再演進出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實際上， 百年來考古學和民族學的發現和研究，已證明了既有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也有畜牧業直接從原始的狩獵中過渡而來的情況。人類在原始社會末期進入到採取農耕或者遊牧這兩種生產方式之一，完全是出於對其自身生存條件的依賴和適應，而不是一種來自造物主的「分工」。

在歐亞大陸，當農業社會出現後，農耕民族周邊的草原或森林，都存在有遊牧民族。農耕民族由於有穩定的生活來源，因而比周邊的遊牧民族更早地創造出水準更高的文明來。而對於遊牧民族而言，搶掠同類與獵殺獸類都是其生存的手段之一，所以，富裕的農耕民族創造出來的財富， 就往往成為了遊牧民族的搶掠對象。同時，由於氣候、水源的變化等因素，農牧之間還有地域的爭奪，一旦遊牧地區的氣候變得寒冷，水草乾枯，遊牧民族也會衝、殺、搶向氣候溫暖的農業地區。遊牧民族是騎在馬背上的民族，遊牧民族生活的技能同時也是戰鬥的技能。有賴於馬的機動性和衝擊力等因素，騎兵對步兵享有極大的優勢，因而遊牧民族往往是主動進攻的搶掠者，而農耕民族強大的物質基礎，也使抵抗和反擊成為可能。由此，歷史的車輪就在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之間，血腥地向前滾動，在歐亞大陸，從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亞平寧半島到黃河流域，莫不如此。

大致而言，衝擊歐亞大陸農耕文明帝國並使其崩潰的遊牧集團，主要有三個︰來自西亞南部沙漠地帶的閃米特部落、歐亞大草原的雅利安人和蒙古高原的匈奴、突厥、蒙古族系。

兩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此處，有因河水氾濫積澱而成的適於農耕的肥沃土壤。早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已有蘇美爾人在此農耕並創造出成熟的農耕文明。蘇美爾人建立有發達的灌溉系統，還有運河、水渠、堤壩和水庫。他們種植的農作物有大麥、小麥、黍子、扁豆、棗椰、大蒜、韭菜和山葵等，並會製作麵包、釀造啤酒；他們的牲畜包括牛、綿羊、山羊和豬，並會製作優酪乳、奶油和乳酪；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蘇美爾人創造出世界上孕育最早的文明，包括有城市、楔形文字、青銅器、曆法、天文學以及音樂、詩歌、法典、國會等。但到距今四千年前左右，遊牧的閃米特人徹底征服了兩河流域的農耕民族。

閃米特人是起源於阿拉伯半島和敘利亞沙漠的遊牧民族，亦即今天阿拉伯人、猶太人及生活在西亞北非的大部分居民的遠祖。蘇美爾人自稱是「黑頭的人」，很可能就是黑頭髮的黃種人， 在閃米特人的打擊下，蘇美爾人也不知所終。他們的消失恰好是在黃河農耕文化出現的數百年之前，他們的人種以及楔形文字、曆法、農耕技術等，與中華文明是否有淵源關係呢？十九世紀有一位法國學者拉庫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就認為，中國的黃帝，原來就是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君主尼科黃特（Nakhunte），是他帶領著族人翻過了崑崙山來到了黃河流域。商代文明─甲骨文、青銅器和高大的城市，出現的「突然性」，也使許多的西方歷史學家認為它來自兩河流域。此外，在中國四川平原發現的三星堆遺址，也可能是蘇美爾人遠遁或閃米特人遠征到東方的一支所留下的痕跡。在另一方面，農耕的漢民族，也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崑崙山而來，至今，仍然對崑崙山充滿崇拜，視之為「龍脈之祖」。中華民國的第一首國歌，就有「華胄從來崑崙巔」的這麼一句歌詞。中國歷史上女媧煉石補天、西王母蟠桃盛會、精衛填海和嫦娥奔月的故事，無不與崑崙山有關，在中國傳統的道教文化中，西方的崑崙山是「萬山之祖」。但無論如何，中國的歷史學家對於任何的「中華文明西來論」，都予以否定和駁斥。

古印度文明則被來自歐亞大草原的遊牧的雅利安人所征服。在古老的印度次大陸，處於亞熱帶地區的印度河流域，適於種植麥類作物和飼養山羊等牲畜，而屬於熱帶氣候的恆河領域和德干高原則適於種植稻類作物和飼養水牛等牲畜。所以，產生於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哈拉帕人使用了牛耕，有發達的水利工程，種植的作物有大麥、小麥和水稻等。哈拉帕文化比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大約晚一千年，最早產生於距今五千年多前。哈拉帕文化有完整的城市，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這兩座城市都有高大的建築和城市下水道，可容納居民三到四萬； 有文字符號四百多個；有青銅器、象牙雕刻和寶石製作工藝。在距今三千七百五十年左右，遊牧的雅利安人大舉侵入，直接導致了哈拉帕文化的消亡。

古雅利安人從東歐平原翻越烏拉爾山，來到了阿富汗高原，其中重要的一支南下來到了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平原，並在距今三千三百年前左右完全征服了印度次大陸。因《梨俱吠陀》的編成，以雅利安文明為代表的印度古典文明就被稱為吠陀文明。考古遺蹟表明，很多方面，早先的印度河原生的農耕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優越得多，但雅利安人利用遊牧者的軍事優勢，輕易地擊敗了原生的印度河文明，建立起了自己的社會。那些原有居民，達羅毗荼人，大部分消失了，殘存的部分則可能淪為今天印度社會的賤民─「不可接觸的人」。到達南亞次大陸後，雅利安人經過一千年的不斷遷徙和戰爭，終於將「雅利安．伐爾塔」─雅利安人的國土，擴展到了北抵喜馬拉雅山，東、南、西三面瀕臨印度洋的整個大印度以及印度洋上的島嶼。雅利安人的征服和以婆羅門教為代表的吠陀文化的傳播，使整個印度次大陸被一種共同的文化融合到了一起，而其頗具特色的種姓制度，似乎還是印度社會的穩定劑。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這三大種姓的人群， 分別掌握著社會的宗教與知識、軍事與政治、經濟與民生這三種力量，互相制約，形成了社會力量的均衡。以後的遊牧民族對印度的統治，包括近代英國對印度的統治，都不能或者沒有想去改變雅利安印度人的種姓制度。

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以後，也很快就適應了這裡的農耕環境從而轉化為農耕民族。有趣的是， 農耕的雅利安人，又被後來的遊牧民族所征服。在前二世紀，原來在中國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先是被匈奴人趕到天山以西，然後又成功地征服了印度，建立了著名的貴霜帝國。以後，印度又不斷地為遊牧的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征服。

對於蘇美爾人是否被閃米特人所征服、哈拉帕人是否被雅利安人所征服，還有一些別的說法。最為驚世駭俗的說法，來自於近東古文明研究領域的專家撒迦利亞．西琴（Zecharia Sitchin）。他所撰寫的巨著《地球編年史》就提出，太陽系還有第十二顆行星，這顆行星上的智慧生物，就是改造出現代地球人類，並被《舊約》稱為「GOD」的所謂的「神」。正是這些神，創造出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安地斯文明和馬雅文明，並在神與神、神與人的戰爭中毀滅了所有的這些文明。西琴通曉楔形文字、希伯來語、塞姆語和所有的歐洲語言，他的《地球編年史》的第一分冊（全書共七冊）出版於一九七六年，登時在歷史學界、考古學界和神學界引起巨大回響。西琴在二○一○年去世，跟隨他的研究，甚至已經形成了一門「西琴學」。

希臘羅馬文明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淵藪。希臘羅馬文明的經濟基礎，也是農耕經濟。羅馬帝國在四世紀末分為東西兩部分：西羅馬以羅馬城為中心；東羅馬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西羅馬帝國不斷遭受遊牧的日爾曼部落即所謂蠻族的侵擾而日益衰落，並在八十年後被攻陷，日爾曼各個部落首領在西羅馬境內相繼建立了蠻族王國而形成日後的西歐封建社會。遊牧的蠻族，也都變成了農耕的封建貴族。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在經過了十個世紀十二個朝代的蓬勃發展後，最終也被來自東方的遊牧民族突厥人滅掉，突厥（土耳其）人在這片疆土上建立了龐大的、地跨亞、非、歐三洲的鄂圖曼帝國。突厥起源於阿爾泰山區，曾依附於匈奴，又降服於大唐，最後歸順於阿拉伯，它是在隨阿拉伯軍隊征戰的過程中而崛起的。東、西羅馬帝國被遊牧民族滅亡的歷史， 是比較清晰明了且為人們所公認的，也沒有什麼神話故事掺雜其中。

然而，在東亞大陸的黃河流域，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卻不像蘇美爾人與閃米特人、哈拉帕人與雅利安人、羅馬人與日爾曼人、拜占庭人與突厥人那樣簡單和快速地解決， 而是縱橫交錯、互有勝負地糾纏了三千年之久！
黃河起源於青藏高原，源頭在巴顏喀拉山北麓的約古宗列曲。黃河上游蜿蜒曲折，流經青海、四川北部、甘肅東部、寧夏、內蒙古等傳統的遊牧地區，到準噶爾地區拐向南流，進入晉陝大峽谷，一河分出陝西、山西兩省，到陝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處轉向東流，最後奪海而出。

就在黃河東流的拐角處，大致為今山西省南部的運城地區，是中華農耕文明的起源地，由此再橫向延伸到陝西秦川和黃河中下游地區。在這一片農耕區域的北面和西面，有大量的遊牧民族存在，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玁狁、戎、狄以及匈奴，即其謂也。

在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之間，有一條天然的地理分界線，即在北緯三十六度至三十八度之間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線。一般來說，降水量低於四百毫米的地區是無法開展種植業的，只能長草和發展畜牧業。大約到春秋時期，農牧分界線的基本走向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龍門至碣石一線，界線以西、以北，由農牧交融狀態過渡到草原遊牧區；界線以東、以南，亦由農牧交融狀態逐漸進入農耕區。農牧交錯帶以其鮮明的氣候及地理特徵，構成了中國北方最重要的人文與自然界線，萬里長城即蜿蜒穿梭其中。

在戰國時，秦、趙、燕等國為防禦北方來犯的遊牧民族，各在形勢險要之地修築城牆。秦統一後，仍然感受到來自北方的邊患，乃將過去秦、趙、燕的北方城牆連成一線，以後，更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延袤萬里以築長城。到明代重建的邊牆，基本上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長城：東起山海關，西抵嘉峪關，全長一萬二千七百多里。

到了秦朝的統一後，在長城以內，有農耕的漢族。在長城以外，正北面，有在蒙古高原上遊牧的胡人以及其衍生的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等等；西北面，有在黃河上游遊牧的古羌、西戎以及其衍生的羌人、黨項人、吐蕃人等等；東北面，有在東蒙遊牧的東胡人以及其衍生的柔然人、契丹人、蒙古人和在白山黑水間游獵的女真人等等。三千年來，一個漢族農耕民族，就在不同的時期，接受上述眾多遊牧民族的輪番挑戰。

本書要講述的，就是這三千年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的故事。

【自序】　高瞻
我們的這一代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貧困、艱辛和封閉，目睹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動亂、狂熱和荒唐，磨難甚多，曾被形容為「迷惘的一代」、「被耽誤了的一代」。然而，我們的這一代人，也體驗過制度巨變所帶來的激動和振奮，感受過改革開放後眼界的開闊和思想的解放。而在恢復高考中的幸運兒們，還被譽為最具獨立思考意識的「覺醒的一代」、「撥亂反正的一代」。

一九七八年高考，中山大學歷史系是我報考的第一志願，在那「千軍萬馬搶過獨木橋」的時刻，所幸我如願以償。多位中國現代史學的奠基人，如︰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岑仲勉、梁方仲、劉節等，都曾在本系任教。本系所設立的「中外關係史」博士專業，乃植根於陳寅恪、岑仲勉培育的學術土壤而開創於蔣相澤、蔡鴻生時期。陳寅恪對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岑仲勉對隋唐史、西北史地的研究，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在我就讀期間，蔣相澤、戴裔煊、蔡鴻生、姜伯勤等知名教授還在民族學和西域史地方面為我們授課或開設講座。我的博士導師梁碧瑩教授是我本科時的世界近代史授課老師，蔡鴻生教授則是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對於中國古代的「中外關係史」，如有理智的時空觀，便可知其實大部分就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關係史。我對「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一課題的興趣，就是源於我從本科到博士時期所接受的學術薰陶。

我攻讀博士學位的專業是「中外關係史」，研究方向是「中美關係史」。根據研究方向和博士論文，我出版了一部專著《走向大國之路―鄧小平與中美關係發展二十年》；而在讀「中外關係史」基礎課時所積累的知識和體會，還一直在我心中醞釀和發酵，到《長城內外》的完成， 總算是了結了我早年的一個自我期許。

我的學習經歷，也有一個中間脫離史學的斷檔，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攻讀經濟學的碩士學位。但至今我仍認為：對世界經濟與政治大局的理解、對經濟學原理的探究，在拓展了我學術視野的同時也惠及於我的史識修為。我的導師沈華嵩研究員對我的教導， 實際上還超越了經濟學的範疇。

在我大學畢業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值中國的改革開放蓬勃興起，中國開始了艱難而極具歷史意義的社會轉型。我在地方政權和中央企業主持工作的歷練，既提高了我洞悉世事的能力， 也增加了我周遊列國的閱歷。這種能力和閱歷，對於我在歷史研究中把握好數千年的歷史脈絡， 是有所幫助的。在我工作的最後階段，是以「中華文化保護」為己任，拜學在各大博物館圖書館中，請益於兩岸三地的文史耆老。這樣，又使我的關注力從社會工作回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方面來。退休後，陳曉軍理事長、羅一星院長又聘請我出任廣州市東方實錄研究院的副院長。如是，我以業餘時間，對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樣的一個長度和寬度都頗大的史學領域進行整理，也不覺勉為其難了。

我不是佛教徒，但我從史學的角度，對佛教在中華大地的成功傳播，是有深刻感受的。我也認識到：佛教對宇宙本質的理解、對人生意義的揭示、對真善美愛的弘揚，在人類思想史上是無與倫比的；修鍊佛法的「禪那」功夫，是那樣的深邃而奇妙；禪宗的「般若」境界，實乃人類智慧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由「頓悟」而生的「明心見性」，對於人類解除煩惱和困惑，又是那樣的暢快淋漓。而《長城內外》既非佛學著作竟可由佛光山出版，我在感恩星雲大師、依空法師、滿觀法師和楊懋慈居士之餘，惟慨歎佛法之殊勝、佛緣之神奇！
以右說明，是為自序。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廣州
【自序】　高瞻
我們的這一代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貧困、艱辛和封閉，目睹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動亂、狂熱和荒唐，磨難甚多，曾被形容為「迷惘的一代」、「被耽誤了的一代」。然而，我們的這一代人，也體驗過制度巨變所帶來的激動和振奮，感受過改革開放後眼界的開闊和思想的解放。而在恢復高考中的幸運兒們，還被譽為最具獨立思考意識的「覺醒的一代」、「撥亂反正的一代」。

一九七八年高考，中山大學歷史系是我報考的第一志願，在那「千軍萬馬搶過獨木橋」的時刻，所幸我如願以償。多位中國現代史學的奠基人，如︰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岑仲勉、梁方仲、劉節等，都曾在本系任教。本系所設立的「中外關係史」博士專業，乃植根於陳寅恪、岑仲勉培育的學術土壤而開創於蔣相澤、蔡鴻生時期。陳寅恪對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岑仲勉對隋唐史、西北史地的研究，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在我就讀期間，蔣相澤、戴裔煊、蔡鴻生、姜伯勤等知名教授還在民族學和西域史地方面為我們授課或開設講座。我的博士導師梁碧瑩教授是我本科時的世界近代史授課老師，蔡鴻生教授則是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對於中國古代的「中外關係史」，如有理智的時空觀，便可知其實大部分就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關係史。我對「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一課題的興趣，就是源於我從本科到博士時期所接受的學術薰陶。

我攻讀博士學位的專業是「中外關係史」，研究方向是「中美關係史」。根據研究方向和博士論文，我出版了一部專著《走向大國之路―鄧小平與中美關係發展二十年》；而在讀「中外關係史」基礎課時所積累的知識和體會，還一直在我心中醞釀和發酵，到《長城內外》的完成， 總算是了結了我早年的一個自我期許。

我的學習經歷，也有一個中間脫離史學的斷檔，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攻讀經濟學的碩士學位。但至今我仍認為：對世界經濟與政治大局的理解、對經濟學原理的探究，在拓展了我學術視野的同時也惠及於我的史識修為。我的導師沈華嵩研究員對我的教導， 實際上還超越了經濟學的範疇。

在我大學畢業後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值中國的改革開放蓬勃興起，中國開始了艱難而極具歷史意義的社會轉型。我在地方政權和中央企業主持工作的歷練，既提高了我洞悉世事的能力， 也增加了我周遊列國的閱歷。這種能力和閱歷，對於我在歷史研究中把握好數千年的歷史脈絡， 是有所幫助的。在我工作的最後階段，是以「中華文化保護」為己任，拜學在各大博物館圖書館中，請益於兩岸三地的文史耆老。這樣，又使我的關注力從社會工作回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方面來。退休後，陳曉軍理事長、羅一星院長又聘請我出任廣州市東方實錄研究院的副院長。如是，我以業餘時間，對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樣的一個長度和寬度都頗大的史學領域進行整理，也不覺勉為其難了。

我不是佛教徒，但我從史學的角度，對佛教在中華大地的成功傳播，是有深刻感受的。我也認識到：佛教對宇宙本質的理解、對人生意義的揭示、對真善美愛的弘揚，在人類思想史上是無與倫比的；修鍊佛法的「禪那」功夫，是那樣的深邃而奇妙；禪宗的「般若」境界，實乃人類智慧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由「頓悟」而生的「明心見性」，對於人類解除煩惱和困惑，又是那樣的暢快淋漓。而《長城內外》既非佛學著作竟可由佛光山出版，我在感恩星雲大師、依空法師、滿觀法師和楊懋慈居士之餘，惟慨歎佛法之殊勝、佛緣之神奇！
以右說明，是為自序。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於廣州

推薦序一―讀歷史 明佛理 釋滿觀
推薦序二―大歷史 小《通鑑》 李天綱
自序―高瞻
引言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華夏農耕區域與高原遊牧區域的形成
第三章　從烽火台到長城
第四章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第五章　五胡亂華
第六章　隋唐可汗帝國
第七章　何處望神州
第八章　蒙古旋風
第九章　再築長城
第十章　縱馬長城內外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
結語
主要參考書目

第一章概論
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以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為線索，就既可以從縱的方面，從先秦到漢看與匈奴的關係，從兩晉到宋齊梁陳看與「五胡」的關係，從隋唐到五代十國看與突厥的關係，從北宋到南宋看與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的關係，從明朝到民國看與蒙古、女真的關係； 也可以從橫的方面，以專題的角度，從疆土得失、人種衍變、民族盛衰、王朝興廢、地緣戰略、軍事謀略、經濟南移、土地制度、城市發展、佛教傳播、文化思想、愛國教育、中外交流、世界格局等的角度來看戰爭與和平的影響。這樣，我們在心目中，就會對中國的歷史畫面勾畫出清晰的經緯線，就基本上可以了解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成形的過程。

在審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一恢弘的歷史大畫卷時，本人似覺還應對一些概念略作說明，包括「天下觀」、「時空觀」、「華夷之辨」、「異族統治」、「漢化與胡化」、「英雄史觀」、「漢臣與貳臣」、「統一與分裂」、「正史與野史」、「歷史分期」、「西方學術」、「地理與氣候」等。對上述概念之說明，惟表明本人史識之立場。陳寅恪先生有一句治史名言： 「在史中求史識」。史識乃史學之道也，本人願與讀者共求之！

一、縱向的梳理
對於長城內外――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與和平這一漫長的歷史場面，我們可以首先來作一番縱向的梳理。
在距今一萬一千年前左右，第四紀冰川時期結束。在冰河時期倖免於難的華夏先民，開始以農耕為生，距今七千年前到四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華夏農耕文化的代表。從紅山文化和石峁文化處在農耕區域的北部邊沿這一點來看，可知在沒有馴服的馬之前，遊牧者即使存在，也沒有對農耕者形成重大的搶掠和戰爭威脅。
中華農耕民族的文明史，最早可以從夏朝講起。夏朝是由於大洪水而激發起農耕民族集體性、大規模的治理水利而形成的國家，但由於始終找不到考古上的強有力的實據，則夏朝只能停留在傳說的層面。在傳說的夏朝時期，也不見與遊牧民族進行戰爭的故事。

商代古城的發掘和甲骨文的發現，可使中華農耕文明立足在三千六百年前的時間點上。但是， 殷商時代農耕文明的突飛猛進，又使西方的學者感到非常的困惑！因為按照一般文明的演進規律，是不可能突然間在一片以石器為工具的廣袤田野上，能夠建造出高大的城市、能夠製造出冶煉技術極高的青銅器、能夠有數千個字體的文字等等。因為看不到演進的過程，所以，他們就推斷出，中國商代的文明，是從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輾轉而來的。當然，中國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不吃這一套。

商代的農耕民族在黃河中游地區，以今天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為核心繁衍生息，地域大致只有今天概念的幾個縣，人口也比較稀少。此時，已有遊牧民族則在其西側和北側遊牧。

遊牧民族的誕生，有賴於對牛羊特別是馬的馴服。人類對馬的馴服，起源於六千多年前在南俄羅斯平原放牧的古雅利安人。隨著雅利安人往世界各地的遷徙，歐亞大陸和非洲北部就都發現有馬的出現，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這兩大高原之間的河西走廊的宜牧地區，也在四千多年前出現有騎馬放牧的遊牧者。
在商朝，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搶掠和戰爭已有發生並記錄在甲骨文上。殷商時代所面臨的最大外敵，是「羌方」和「鬼方」。「羌方」即遊牧在青藏高原東北部河湟地區的古羌人；「鬼方」在今山西、陝西的北部與蒙古高原連接處，疑為雅利安人大遷徙中的一支。

雅利安人大遷徙，是人類歷史上影響非常深遠的一次人類遷徙。它把馴服的馬和馬車帶到了整個歐亞大陸和北部非洲，創造了印度文明、波斯文明、西台文明等等，同時，也影響到了東亞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形成。

鬼方人與商朝的戰爭，沒有進行過重大的戰略決戰，因此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結果。鬼方的大部分，演變成周朝的「北狄」或「北戎」，遊牧在今天山西陝西的中北部和蒙古高原。

在西周，農耕民族對遊牧民族的防範，已築起了一條「烽火」的連線，一有動靜，即以烽火點燃，迅告諸侯，共同抵禦。而周幽王的「烽火戲諸侯」，使農耕民族內部的相互支援機制受到損害，並導致了遊牧的西戎的強力入侵及周王室的東遷。同時，這一事件也標誌著，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侵擾，已從經濟上對財富的搶掠上升到政治上對政權的摧毀。

東周時期，《左傳》中載有劉子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句，則充分顯示了「戎」在國家「大事」中的分量，而能夠成為春秋霸主的，亦是以「尊王攘夷」為己任，尤以齊桓公為著。孔子有名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可見其時遊牧民族對中原的威脅並非虛言。而此時，遊牧民族亦已壯大，趙武靈王向遊牧民族學習「胡服騎射」，便使趙國即時變得強大而在七國中獨占鰲頭。趙國大將李牧，竟然能將十萬匈奴「伏殺」，亦證明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搶掠規模之龐大。

對於秦始皇的「暴政」，大部分的中國人是不能原諒的。但是，頗有一些政治家和歷史學家， 對秦始皇的統一功業、對「百代都行秦政法」的道統傳承，從推動歷史發展的角度另眼相看並讚譽有加，甚至有如明朝李贄對秦始皇的「千古一帝」之譽。實際上，秦始皇既是農耕民族的統一者，也是農耕民族的捍衛者，他在打擊胡人、抵禦胡人方面是下足功夫的。平定「天下」後，秦始皇以三十萬大軍出擊至當時胡人的巢穴陰山，並傾全國之力去修築萬里長城以防範胡人的入侵。同時，我們也看到：太子扶蘇守在邊塞使胡亥篡位成功；戍卒長城激起了陳勝、吳廣起義； 內亂發生時，三十萬主力大軍遠在邊塞不及回防。所以，秦可以說是亡於其暴政、可以說是亡於農民起義、也可以說是亡於遊牧民族的威脅！「亡秦者胡」之「胡」，胡亥也真，胡人也真！

秦漢帝國，是農耕民族的第一帝國，而匈奴汗國，則是遊牧民族的第一汗國。在中原農耕民族統一為一個巨大的帝國的同時，匈奴也統一─當然是粗糙的統一，為一個疆域遼闊的遊牧汗國。漢初，漢高祖挾滅楚之餘威，親征驅禦匈奴的搶掠，結果反遭匈奴四十萬大軍圍困於白登山。這是農耕帝國與遊牧汗國第一次在國家層面的重大對抗。劉邦脫險乃得計於陳平送錢、送女的奇謀，而這奇謀以後竟成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交往的兩種常見的方式：朝貢與和親。到強漢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耗盡國力發起對匈奴的戰爭，就是要為農耕民族消除這百年大患。戰神衛青、霍去病成功地深入到大漠深處「封狼居胥」，對匈奴人進行了絕命的打擊。至東漢，竇憲的「燕然勒石」，終於將北匈奴徹底清除出蒙古高原。但蒙古高原既不能耕種，又異常寒冷，農耕民族既不能用，也不能守，它只能是遊牧民族的天地。匈奴既清，蒙古高原復又被鮮卑以及柔然、突厥所盤踞，此後的一千多年間，蒙古高原仍是農耕民族噩夢的溫床。而漢末南匈奴與諸胡各族「內附」進長城以南，卻在農耕民族生息的土地上種下了亂根。

西晉時，「八王之亂」引發了匈奴、羯、氐、羌和鮮卑的「五胡亂華」。初始，是內附於漢地的匈奴以及「匈奴別部」羯族進行造反，隨後，也從西面引來了羌族和氐族，從東北面引來慕容鮮卑和拓跋鮮卑。而民族殺戮既起，在黃河流域的許多漢人不得不「衣冠南渡」到長江以南， 匈奴族、羯族也在對殺中幾近被滅絕。
氐族人苻堅在統一了北方以後，意圖再將南方的農耕民族趕盡殺絕，結果在淝水之戰中反被南遷到長江以南的東晉擊敗，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第一次整體性征服歸於失敗，農耕民族得以喘息，農耕文明得以保存。東晉以後的宋、齊、梁、陳四代南朝，雖有北伐，但終不能完成「恢復」大業，且北強南弱之勢始終不變。南朝保持了農耕文明並將之傳播到長江流域，而鮮卑族人統治北方後，卻又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漢化」的浪潮。鮮卑北周權臣漢人楊堅，以宮廷政變的方式，將北周政權收得，農耕民族終於在黃河流域得以光復政權。楊堅建立的隋朝，再吞併南陳，其時的北南之戰，已無民族征服的痛楚了。而整個的魏晉南北朝時代，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大融合的時代。

蒙古高原則在鮮卑、柔然消退後，由異軍突起的突厥人稱霸。但隋朝的富足和強盛，也使東突厥奉楊堅為「聖人可汗」。到隋二世楊廣時，在河西走廊的燕支山上，還演出了召見西域二十七國首腦的空前絕後的外交盛會。隋末唐初，突厥強大，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亦曾對之俯首稱臣。但李世民很快就翻過這一頁，並將東突厥、西突厥、回紇、薛延陀、吐谷渾、吐蕃等一一蕩平，創造出了農耕民族對遊牧民族的絕對的軍事優勢和政治優勢。李世民以寬闊的胸懷對待遊牧民族，乃是李世民的血液裡，數代以上都是遊牧民族的母血；回紇奉李世民為「天可汗」，亦是遊牧民族直把李世民當「汗」看待。到唐高宗李治時，唐朝的疆域北達貝加爾湖，西抵中亞河中地區，東到朝鮮和日本海，南至南海。作為宗主國，唐朝的轄地囊括到今天的中亞五國和阿富汗。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和唐玄宗的開元之治，是農耕民族盛世的典範。但最終，唐朝還是毀於「安史之亂」、毀於真正的胡人之手。在殘唐五代，主宰中國政治舞台的，是沙陀突厥人。

然而不久，沙陀突厥的後漢，被漢人將領郭威的武裝政變所顛覆，再經過趙匡胤的「陳橋兵變」，由後周過渡到宋。趙匡胤的精明強幹和遠見卓識，終使農耕民族的政權在黃河流域再度確立，並將農耕民族的政治文明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北宋初年，契丹遼國因沙陀人的奉獻，而據有長城一線的燕雲十六州，從而對宋朝擁有居高臨下的地緣戰略優勢。宋太宗趙匡義雍熙北伐的失敗，是宋朝對遼朝從戰略進攻變為戰略防守的轉捩點，宋遼之間的「澶淵之盟」，則使宋朝獲得了長達百年的和平環境，而產生了一個富裕的文明社會。但宋廷對西北黨項民族的反獨立戰爭，卻也始終無法取得最後的勝利。而軍備一旦廢弛，文明與財富便宛如待宰之羔羊，在與女真人共同滅遼的過程中，宋軍的孱弱表露無遺，乃至引狼入室，被迅速崛起的女真人如探囊取物般地擄走了北宋的皇帝。但是，「靖康之變」毀掉的只是北宋朝廷的架構，對宋朝的社會經濟並沒有重大損毀，所以，「紹興議和」後，在宋高宗趙構堅定的和平國策主導下，南宋再以百年的和平紅利創造出陳寅恪先生所謂的「造極於世」的農耕文明。

到十三世紀，蒙古人興起的時候，幾乎整個歐亞大陸皆陷其馬蹄踐踏之下。蒙古高原與中原大地的進退拉鋸，演變成了蒙古高原對整個歐亞大陸的征服，這是一幅多麼壯闊的世界性戰爭的歷史場面！其過程，有無數的古老文明被摧毀、數以億計的人民被屠殺，在中亞草原，就出現了幾條長達千里的無人帶。南宋不能倖免於難，這既有大勢所趨的背景，也有策略失誤的因素。蒙古人在草原上所向披靡、勢不可擋，但面對炎熱天氣和江河大海，他們也會知難而退，初期對印度的退縮，後期對日本、越南和南洋的征服失敗就是例證。而蒙古人與盟友也能和平相處，則其與回鶻汗國的關係可以作為例證。宋朝與蒙古原來是盟友，在共同滅金的過程中，也顯示出了強大的軍事能力，孟珙等宋朝將領並已贏得了蒙軍的尊敬，這與北宋末年的情形恰成強烈對比。而中原相對炎熱的氣候和長江天險，也使蒙古騎兵視為畏途。所以，若在南宋末年，農耕民族能夠降生一位大戰略家，或在皇家再出一位如趙匡胤甚至趙構那樣的人物，則以南宋當時在全世界領先的經濟和科技能力，中華農耕民族是有可能免遭奴役，並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但是，站在國家利益、民族情感和地緣戰略的道義制高點上，宋朝年輕的新皇帝宋理宗和一幫愛國「憤青」，卻不信守承諾、不審時度勢，以「還我河山」的道德名義掩蓋著貪婪、虛榮和愚蠢，向盟友蒙古人捅刀子，趁蒙古軍主力西向征服的時機，向蒙古人開戰掠地，結果是惹火燒身，招惹了蒙古人的報復性打擊。雖然抵抗了近半個世紀，也使蒙古大汗蒙哥戰死在釣魚城下，但終於，農耕民族第一次徹底地被遊牧民族的鐵騎所征服。我們今天在讀宋人詩詞時，尚能真切感受到，那時的漢人祖先在國破家亡、引頸待戮即將來臨時的那種瀝血的呼喊！

所幸的是，蒙古人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爭奪。在蒙哥戰死在釣魚城後，同時攻打中國的忽必烈也掉頭北歸，以軍事實力搶奪了其弟阿里不哥的蒙古大汗之位。這就引起了其他蒙古政治派系對忽必烈的鄙視和不滿，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兒汗國紛紛獨立於忽必烈自稱的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勢力也只限於自己的領地。因此，忽必烈乾脆將蒙古汗國改為中國元朝， 並宣稱其為中國政治歷朝歷代的正統延續，正因為如此，元朝對中原的統治只是掠奪性的、壓榨性的而不是滅絕性的。但蒙古人對農耕民族的殘暴統治還是應驗了「胡虜無百年之運」的箴言， 龐大的蒙元帝國在中原的統治不足百年，就被農耕民族趕回了蒙古高原。
明朝對蒙古人的追殺，與強漢大唐對匈奴、突厥的打擊也不遑多讓：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幾乎被剷除殆盡；明成祖五次親征蒙古高原且最後死在蒙古高原的征程上；明朝首都定在北京，謂之「天子守國門」。但明朝也清醒地認識到，遊牧之民終不能滅絕，遊牧民族之地終不能霸占， 遂將防線設定在農耕區域的邊沿。在明朝中期，北部全線地修建起萬里長城；同時撤銷了設立在黑龍江邊的奴兒干都司，而將東部的最邊關設在山海關；西部邊界則確立在嘉峪關，而不再涉足天山南北；對青藏高原也不曾派一官一吏進行實質性的管治。之後，雖然發生過土木堡之變、明朝皇帝被俘虜這樣的鬧劇，但明朝對蒙古高原以及周邊的遊牧民族，還是始終維持著戰略上的優勢，而終於，在張居正的主導下，一五七一年，明朝與蒙古的「隆慶議和」，實現了蒙古高原與中原大地的長久和平。

明朝對遊牧民族採取這種積極防禦的政策，是非常明智的！因而，明朝就成為了自秦統一以來，唯一擁有超過兩百年和平歲月的農耕民族政權。有此和平紅利，明朝便產生出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明朝中後期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經濟發展、生活富足，是遠超漢唐而可與富裕的宋代相媲美的，鄭和下西洋的航海能力、海瑞敢於罵皇帝的政治氣氛、東林黨對朝廷政經的影響、小說描寫的藥材商人西門慶的奢靡生活和「賣油郎獨占花魁」的故事，都是明證。
但在明朝的末期，恰遇所謂的世界性的「十七世紀全球危機」。無情的自然災害與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對明朝政治元氣的洩盡，就使明朝斷崖式地坍塌在內亂之中。

在明朝，其實中原的北部邊患始終沒有息滅，當明朝被內部掏空而毀時，卻又被繁衍生息在蒙古高原東面、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人乘虛而入。從表面上看，明朝在滅亡前的五年，還是占有戰略的主動，明朝是主動出擊，要去關外剿滅滿清人的。明清交替之際，出現了許多決定歷史進程的偶然性事件，但實際上，明弱清強之戰略態勢已成，明清之交看似「黑天鵝」，實則「灰犀牛」，大勢所趨矣！
滿清入關，農耕民族第二次被遊牧民族所整體征服。征服了四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原後，強大的滿清鐵騎，又征服了海島台灣、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最終，使其疆土最多時，達到一千三百一十六萬平方公里。這其中，包括了對準噶爾汗國的吞併和對準噶爾蒙古族的滅絕式屠殺。

滿清帝國對農耕民族統治了兩百多年，用盡了各種手段，既有「屠城」這樣滅絕人性的殘忍， 也有「圈地」和「投充」這種赤裸裸的財富掠奪，更有「剃髮易服」和「文字獄」這類的精神壓迫。表面上，農耕民族的人民已服服貼貼，但實際上，漢人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意志一直沒有被磨滅，且催生了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這樣的大思想家，對民族存亡的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可以說，滿清帝國並非是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帝國，滿清王朝沒有贏得漢人的心，而它對漢人的軍政官員也始終保持有提防之心。所以，在滿清王朝腐敗無能的下面，其實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滿漢矛盾的積存和發酵。太平天國沒有推翻清朝，但卻摧毀了滿清帝國統治的基礎，並暴露了它軍事上的一個死穴：往日的八旗鐵騎已雄風不再，清朝的維持只能靠漢族人打漢族人。而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漢族的梟雄開始嶄露頭角，從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漢族強人已在實際上掌控了清廷的軍政大權和地方實權，他們看似為大清力挽狂瀾，實際上卻是它的掘墓人。最終，辛亥革命對於農耕民族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漢人在忍受了兩百多年的民族奴役後，通過一場近似宮廷政變式的政治革命，實現了民族的翻身解放；而袁世凱優厚皇室的謀略，又使中華民國全部接收了滿清帝國的政治遺產：「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 為一大中華民國。」這樣，在避免民族戰爭的情況下，收得了原本不屬於明朝而被清朝征服的部分：海島台灣、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為中華民族在現代贏得了一個可貴的生存空間。最後，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和平統一及中華民族的形成，也超越了過往戰爭所帶來的痛苦與不幸， 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宿命。

辛亥革命至今，已經超過一百年，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早已干戈止息、和平共處甚至相互融合了。進入到現代社會，長城，已不是烽煙前線而是旅遊景點。長城內外的戰爭與和平，已不是政治家和軍事家們考慮的問題，而是歷史學家們點評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