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條路──代序
人生在世，每個人的際遇不同，佛語說：「每人頭上各有一片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有的人，路很平坦，廣闊；有的人，卻是崎嶇不平，歷盡艱辛。
我在戰亂的烽火中長大，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以前是個純粹的流亡學生。隨了戰火的蔓延而逃亡，最後幸運的來到臺灣這個避風港。又在窮困中奮鬥了幾年，直到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夏天，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之後，才選擇了自己的道路──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
這條路很單調，很孤僻，懷有雄心大志的人不想走；這條路很漫長，很辛苦，急於計日程功的人不願走。樂於踏上這條路的人，多半有點傻勁；我想我就是這樣一個「傻表哥」。
史學研究的道路上，我把自己的工作分作三部分：一是研讀，一是教學，一是著述。研讀是基本工夫，而且是沒有止境，也不能停息的。不研讀，就會落伍，就會變得粗俗，甚至面目可憎。不斷的研讀，知識的領域自然拓展，心路和眼界也因之自然的開闊。為了研讀的方便，決定不離開史學機構，因而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結了不解之緣，在黨史會服務長達三十六年。去過國史館，做了兩年專任纂修兼主任秘書，任兼任纂修則有八年。第三個和我關係密切的史學機構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那裏的學者名家十、九都是我的同道好友，我也曾在近代史研究所做過一年的訪問學人。
從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起，在大學裏講述中國近、現代史課程，除了赴美進修的兩年外，沒有間斷過，直到八十四年（一九九五）秋季，才辭卸了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兼任教授，算來已有三十餘年的教學經歷。我之樂於教學，出於兩種因素。一是奉行先父的遺願：先父在我小學時代就曾叮囑我將來要從事教育工作，造福鄉人；先父在故鄉為中共殺害後，我立誓要常年從事教學工作藉以安慰他在天之靈。二是我始終服膺「教學相長」這句話的精義，教學可以促進自己的進步，也可從學生的言論和閱讀報告、論文中，攝取新的知識，並可瞭解年輕一代的看法與需要，來調適自己、充實自己。
著述，也是我的素志，中學時代就欣賞「斐然有著作之意」的師長，自己也曾寫過一冊紀念先叔父為日軍加害的書：《葉落餘響》。初到臺北時，窮得夜晚沒有棉被覆身，還是靠幾篇文章的稿費解決了這個難題。不過，真正談到著述，是在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以後的事，那年開始寫第一本學術著作，以後就沒間斷過，每過二、三年，總有一冊書出版，否則就覺得沒有交代，對不起自己。著作也有無限的辛酸，卻也同時會帶來不少安慰、鼓勵，以及為人豔羨的榮譽。書得了大獎，那份興奮是難以形容的。不得獎，也會有自得之樂。前年──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周年之慶，我窮三年又二個月之力，適時著成《中國國民黨史述》一書，逾二百萬字，彌補了中國國民黨沒有完整黨史著作的缺陷。沒有申請獎金，黨中央也沒有人鼓勵我，但我仍然有俯仰無愧的興奮，因為我於公於私都有了滿意的交代。當國內史界同道認為是一項難得的貢獻，日本史學界大加頌揚，大陸歷史學者展轉託人來求贈此書的情形發生，自然也感到極大的安慰，也會興起要再接再厲的豪氣。
史學研究的道路上，已經走過了四十年，本（八十五）年農曆四月二十二日以後就是七十初度了。短期之內，就可從工作崗位上退休，這冊書，就算是自己劃下的句點，但不是研究生活的結束。生命是可貴的，一分一秒都要珍惜，浪費生命是不可寬恕的罪惡。
前些日子，當代青年月刊社的施淑芬編輯來訪問我，問一生研究史學成功的要訣是什麼？我不敢承認是成功，但可坦然承認自己是一條不顧疲憊而步步前行的老牛。我告訴施小姐：標定方向，勇往直前，是我差堪告慰於私衷的一貫精神。
這條路，走的真辛苦。沒有名，沒有利，一直在僅保溫飽的情形下過日子，幾乎是沒有任何娛樂和享受。但在心理上並不感到孤獨，精神上也不覺得貧乏。因為我擁有自己的書城，也有很多很多史學界的朋友和學生，黨史會的同事更是如同家人，樂也融融。遇到的長官也多半是學術界出身的君子人，完全沒有接觸到政治漩渦中的是非。自己以為是個史學圈裏的耕耘者，絲毫沒有「高幹」的感覺。別人也這樣看待我，秦孝儀先生就曾說我是個「在史學圈裏打滾的人」。
四十年來和我攜手同行，甘苦與共的人，是內子韓榮負女士。她照料我們全家，前三十年還得從事於教學。為這個家，她幾乎是犧牲一切。我常說，她是我的女友、太太、管家、護士、顧問和督戰官，在遭逢到最痛苦的時刻，都由於她的理智和堅強，才能安然渡過險關。她的名言是：跌倒了，自己站起來，不要叫別人看笑話。沒有她的照料和協助，我不可能走得這樣穩；如果說我還有一點成就的話，內子應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功臣。但她不讓我在文字上說什麼感謝的話；一次在一冊新著的前言中提到她的協助，她卻硬要我刪去。這次我要擅自做主，一定要提一提，不要我內心永遠感到不安。
無怨無悔，不忮不求，勿怠勿忽，盡心盡力；史學研究道路上走過了四十年，到了休息點，但不是終點站。解除了職務，放鬆了心情，以後的道路會走得逍遙自在，但不是懶散懈怠！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日，懷元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