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化的封閉圈

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立，已成為一般人的固定思維模式。

這種強調文化差異的思維模式，只會形成狹隘的封閉圈，對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造成障礙。

本書作者張隆溪通過對中西文化經典和理論的深入鑽研，提出了“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這一命題，希望我們能超越一切學科、語言、文化和傳統的局限，使視野能夠盡量開闊，由一己的局限而向往於學術的無窮。

這本書收集的文章，大多數都曾在一些 刊物上發表過，但我在結集時對每篇都略作修改，使本來獨自成篇的東西放在一起，互相能有一點聯貫和照應。書的內容涉及許多方面，有些是討論傳統、現代與後現代問題，還有的是緬懷曾給我極大影響的兩位學界前輩，即朱光潛先生和錢鍾書先生，而能夠把各篇文章聯貫起來的主題，則是希望打破狹隘界定的各種分野，以盡可能開闊的眼光來看待我們周圍的生活和世界。錢鍾書先生曾在一篇文章裡說，“由於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我們為方便起見，只能把研究領域圈得愈來愈窄，把專門學科分得愈來愈細，此外沒有辦法。所以，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已的事。” 我所敬重的學界前輩，就都具有開闊的眼光和胸懷，決不以做某一學問的專家為滿足，而總是超越學科、語言、文化和傳統的局限，由精深而至於博大，由專門家而至於中國文化傳統中所謂通人。我借用本書一章的篇目，以《走出文化的封閉圈》為全書標題，正是希望能突出這種不受任何範圍局限或束縛的精神，使自己的視野能夠盡量開闊，由一己的局限而向往於學術之無窮。我在朱光潛和錢鍾書兩位先生那裡見到的，正是這種超越文化封閉圈的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使我在思考傳統與現代以及後現代問題時，力求有自己的見解和立場，不趕時髦，不隨聲附和，更不把東西方文化作簡單的對立。 文化相對主義與西方的東亞研究當代學術的發展，一方面的確把專門學科愈分愈細，另一方面又逐漸有分而復合的趨勢，即跨學科或科際整合研究的出現。然而人文學科雖也提倡跨學科研究，但在涉及東西方文學或文化時，很多人好像以為語言和文化的鴻溝無法跨越，所以他們不大願意承認在文化差異之外或之上，有什麼共同或帶普遍性的東西存在。一些西方學者對東方和東方文化，總是帶著欣賞異國情調、品嘗異國風味的心理，視東西文化為南轅北轍，互不相交，甚至使文化差異成為非此即彼的對立。這種獵奇心理往往造成東西文化之間相互了解的障礙。在科學技術方面，由於有比較實際甚至客觀的標準，有多數研究者達到的共識，這種文化相對論不可能發生太大影響。例如在數學、物理或生物學等領域，就很少人會主張因研究者或研究對象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研究方法或結論上會相應產生根本的差異，也沒有人會提出西方的物理學和中國的物理學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即使有人提出這樣的理論，大概也很難在自然科學領域得到行家認可。然而人文學科的情形卻兩樣，說物理之同天下皆然，大概不會有很多人提出異議，但說到心理人情普天皆同，就有不少人會反對。人文研究的性質決定了在各種論述之間，不會有如自然科學那樣較嚴格的驗證方法和較明確固定的結論，有關文化背景本身的論述具有重要意義，於是文化相對論在各個研究領域都產生極大影響，強調文化差異也就有可能走到極端，乃至否認任何普遍價值觀念的存在。 在西方漢學和整個亞洲研究中，文化相對主義可以說在當前佔有主導地位。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出版的會刊《亞洲研究學報》，就曾在九十年代初刊登文章，專門討論普遍主義和相對主義問題。當時的《學報》主編巴克（David D. Buck）在引言中說得很明確，文化相對主義是美國大多數亞洲研究者所抱的信念，他們懷疑在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存在任何概念上的工具，可以用不同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理解和解釋人之行為和意義。”由此可見，認為人們都生活在語言的牢房裡，不可能超越各自語言文化的局限，這類觀念在當代西方有極大影響。在這種文化相對主義影響之下，文化論述往往表現為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悖論，因為這種論述一方面堅持認為，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具有任何普遍性，而另一方面，否認普遍性又恰好成為當前最具普遍性的看法。這樣一來，漢學家們往往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與西方文化之差異，使漢學成為西方學界一個很特別的角落，非專門研究者不能入，也不想入，於是這個領域與其他方面的文化研究隔得很遠，也沒有什麼關聯。漢學研究變成漢學家們自己關起門來說話的一個小圈子。我所謂“文化封閉圈”，首先就是指這樣一種情形。 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然而過度強調東西方文化差異，把不同文化對立和封閉起來，又絕不僅止於一些西方學者和漢學家在研究中的傾向。近代以來，許多中國學者談到東西方文化，也往往強調二者的根本差異，而且用對立觀念來概括兩方面的本質特徵。這也難怪，因為任何事物總是要與其他事物區別開來，才得以彰顯自身的特性。不少人為了突出自己文化傳統的特點，便往往把這些特點誇大，似乎凡我之所有，則必為彼之所無。就連一些值得我們敬重的學者，也往往在這方面言過其實，做些大而無當的結論，好像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整個中國文化的本質，再一句話就足以歸納全部西方文化的特點。在二十世紀初關於東西文化異同與優劣的辯論中，儘管各方意見和結論往往不同，但在把東西方文化對立起來這一傾向上，卻有很多共同點。例如陳獨秀曾提出“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由此引出一系列東西民族文化的對立差異。 與陳獨秀論戰的杜亞泉也認為，東西方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西方為“動的文明”，所以西方社會以“戰爭為常態，和平其變態”，東方則為“靜的文明”，所以中國社會乃是“和平其常態，戰爭其變態”。 與杜亞泉觀點相左的李大釗也說：“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不僅如此，李大釗還進一步把東西差異繫於南北分野，認為“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這一點頗值得我們注意。他排列出東西即南北文明的對立特徵，認為“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這類概括當然不是全無道理，但把東西南北文明特性作如此整齊的排列對比，實在讓人難以相信它有多麼真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