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視域內的現象學研究（簡體書）

不過，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文化從“曾經一度被構想為一致性的領域已經被轉變成了一個沖突的地帶”。文化喪失了一般性的類特征和崇高性。“文化不再是解決政治爭端的一種途徑，一個我們純粹地作為人類同伴在其中彼此遭遇的更高級或更深層的維度，而是政治沖突詞典本身的組成部分。”文化現在成了“政治斗爭的通貨”，文化現在的意思“是對一種特殊身份國家、種族、地域——的肯定而不是超越”。文化表現為多元的“作為政治的文化”。對于這種將文化政治化的傾向，伊格爾頓也進行了批判：“將文化政治化，這也許好像是剝奪了其真實身份，并因此毀了它。”正是因為一般文化（作為藝術的文化）同具體文化（作為政治的文化）都存在各自的問題，伊格爾頓主張辯證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
伊格爾頓認為一般文化和具體文化之間的不合不是一種文化的不合，不合的根源“在于一種物質的歷史——一個在空洞的普遍性和狹窄的排他性、全球市場力量的無政府狀態與反抗這些力量的地方差異時尚之間掙扎的世界”。一般文化和具體文化的沖突體現為全球化和地方化、普遍性和排他性、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之間的斗爭。一般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想象”能力。這種能力可以使一般文化進入任何一種文化并超越這種文化，但一般文化本身似乎是不需要想象的。一般文化的想象是一種不需要身份的特殊身份，憑借這種身份它可以想象地進入任何別的文化。一般文化通過想象具有“一種認知或政治上的優勢”，這種優勢“意味著他樣文化所理解的是它們自己，而你所了解的是它們”。在一般文化的想象中，一般文化“在任何地方都不呈現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而是所有的文化的標準和母體”。它決定什么是文化，是文化可能性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