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這本小書的目標，是從客觀、現實的視角去描述和分析香港過去三十多年的民主化道路，特別聚焦在它的方向、速度、內容、機遇和障礙。我的看法是，研究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同時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所處的國際形勢、國內環境、中英關係、香港的歷史背景和香港內部政治勢力的較量，這樣才能好好理解香港為何走上自身獨特的民主化道路，也才能摒棄西方理論的羈絆，找尋一種切合香港具體現實情況的民主改革方案。」

──劉兆佳

作者簡介

劉兆佳，1947年在香港出生。197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社會學及經濟學，獲頒社會科學學士（一級榮譽）學位。旋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修讀社會學，主攻社會發展及政治社會學，於1975年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回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1990年晉升為講座教授。1990至2002年兼任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1994-2002年兼任社會學系系主任。2007年于中文大學退休，獲委任為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1993-1997年獲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1993-1995年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為香港特區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1996-1997年獲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2年至2012年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2003年起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2013年起當選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學術研究範圍包括社會與政治發展、香港社會與政治、國際政治。已出版的著作包括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1982）,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with Kuan Hsin-chi) (1988), 《過渡期香港政治》（1996）, 《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2012），《回歸後的香港政治》（2013），和一批散見於香港、內地和國際期刊的研究論文。

序

序言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出現以來，有關香港民主改革和民主發展的論述和爭論多如恆河沙數，但嚴謹和扎實的學術研究和分析卻猶如鳳毛麟角。香港的政治學者尤其是年輕一輩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並積極宣揚和傳授其理論和學説。他們的目標是讓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和相關的制度配套比如“一人、一票、一價值”（one man, one vote, one value）以及政黨輪替在香港植根，甚至進一步希望香港率先實踐的民主政治能夠成為內地的表率，發揮拉動中國走向“和平演變”道路的先鋒的作用。即便香港的民主政治最終只能在香港開花結果，但它至少可以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產生“民主拒共”的功效。香港人中持類似的觀點的人着實不少。香港人普遍對內地同胞懷抱政治優越感，認為在原有的法治、自由、人權、廉政和善治的基礎上，民主政治將會讓香港完全與西方國家接軌，至於如此的話會對香港和國家帶來甚麼負面影響則不在考慮之列。

不過，上述觀點卻不被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勢力所接受。後者基本上從落實“一國兩制”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視角來審視香港的民主改革，強調香港的民主發展需要從服從大局的角度考慮。民主政治只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達致其目標的手段。即便作為目標，民主發展的重要性也不能凌駕其他重要目標，比如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維持良好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蛻變為讓境外勢力有機可乘的“反共基地”或“顛覆基地”。以此之故，香港特區政權不能落入與中央對抗的人手中。

基本政治立場的南轅北轍，使得香港不同的政治勢力難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會各界在回歸後因此沒有形成一個“政治命運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由是回歸以來政治衝突連綿不斷。這不但削弱了特區的管治效能，也使得在難以凝聚政制改革的共識下香港的民主發展舉步維艱，從而民主化過程崎嶇不平、曠日持久及前景缺乏明確性與可預測性。各方爭鬥不休的後果之一，是一套頗為複雜和臃腫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這種惡劣和緊張的政治環境中，香港的穩定、發展與繁榮難免受損。

不過，話也得説回來。圍繞着民主化的鬥爭和爭議雖然鬧得沸沸揚揚，但香港社會基本上仍然是安定的，而經濟發展也取得一定的進展。政治領域一方，和經濟和社會領域另一方雖互為影響，但卻存在着某種隔離，所以政治的紛亂並沒有完全滲透到社會和經濟領域。這個現象和香港的民主運動和主張加快民主步伐的反對派（其主體乃自稱為“民主派”的人士和組織）的力量相對薄弱有關，而大部分香港人不太熱衷於民主鬥爭則削弱了民主運動的群眾基礎。香港民主發展的過程之所以冗長，與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他們的“矛盾民主觀”不無關係。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化道路是獨一無二的。惟其如此，主流的西方民主發展理論對理解香港的民主化現象用途有限，甚至會做出錯誤或不準確的判斷。我個人一向主張從香港的獨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現象，香港的民主發展自不例外。¹我對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研究多年，對此的體會特別深。寫作這本小書的目標，是從客觀、現實的視角去描述和分析香港過去三十多年的民主化道路，²特別聚焦在它的方向、速度、內容、機遇、障礙和前景。我的看法是，研究香港的民主發展必須同時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所處的國際形勢、國內環境、中英關係、香港的歷史背景和香港內部政治勢力的對比，這樣才能好好理解香港為何走上自身獨特的民主化道路，也才能摒棄西方理論的羈絆，找尋一種切合香港具體現實情況的民主改革方案。事實上，其他社會的民主發展經驗不能硬套到香港，而必須通過中央與香港人的共同探討來尋求在“一國兩制”下對國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發展路向。誠然，這個漫長的探索過程是相當痛苦的，最後的結局對所有人來説未必是最理想的，但卻肯定對減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有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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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劉兆佳，“思考香港政治需從香港的獨特性出發，”《港澳研究》，2013年第1期（創刊號），第8-18

頁。

2. 上世紀九零年代中期，我已就香港的獨特民主化道路進行初步探討。見Lau Siukai“Hong Kong’s Path of

Democratization,”Asiatische studien, Vol. 49, No. 1 (1995), pp. 71-90內容相同的中文版本則見劉兆佳，“香港的

民主化道路”（講座教授就職演講專輯二十），《中文大學校刊》，附刊三十二。

本書出版之際，各方政治勢力就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正進行着十分激勵的政治較量。無論最終結果為何，按照本書的研究分析，香港的民主化過程遠未完結，與其相關的政治衝突還會延續不斷。一個能夠在一段長時間內“穩定”下來的“終極”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會是如何尚難預見。

香港探求民主化道路的過程在其獨特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注定”是艱辛和曲折的，而其“終點”也是頗為模糊的。對追求民主政治的人來説，維持理性、耐心、希望、鍥而不捨和包容共濟的精神不可或缺。我衷心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對覓尋香港的獨特的民主發展道路有一定的“指路”作用。

劉兆佳

2014年於香港

書摘/試閱

緒論

“民主”（democracy）一詞在西方政治學中的定義多如繁星，而其涵蓋面亦千差萬別。以此之故，作為其動態現象的“民主化”概念，各方面的理解也莫衷一是。然而，近數十年來大多數學者傾向採用較狹隘的定義，而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羅伯特‧A‧達爾（Robert A. Dahl）的論述最具影響力。達爾將自由、公平和開放的選舉及與其相關的制度安排視為“民主政治”的核心，由是“選舉民主”便成為“民主”的代名詞。³把“選舉”（主要指普選執政者）與民主等同起來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影響深遠，在大部分有關“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和論述中，所有尚沒有達致全民選舉執政者的社會都被視為尚未完成“民主化”過程。當然，政治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世界上存在着不少光有選舉但卻缺乏法治、自由和人權的社會，⁴更有不少社會空有選舉但卻無法實施“善治”（good governaace）。即便如此，“選舉”仍被認為是“民主”政治體制的靈魂，其重要性壓倒一切。這個“民主=選舉”的論斷在西方政治界的影響同樣巨大。一直以來，尤其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宣揚和推動西方民主為己任，通過外交、軍事、經濟、滲透和顛覆等手段，威迫或利誘社會主義和發展中國家參照或複製西方選舉制度進行“民主化”，基本上不考慮或理會“揠苗助長”所帶來的不良後果。與此同時，那些雖未完全達到西方選舉制度的要求，卻享有不錯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而政府的表現又得到人民擁戴的國家，則仍會不斷受到西方人士的壓力去進行政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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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A. Dahi,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9; 又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9。

4.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W. Norton, 2003)。

我的看法是，過於偏狹的“民主”與“民主化”的理解，屬於西方人的偏見，表現出鮮明的西方優越感和傲慢態度。將“民主”與“選舉”等同起來的後果，是容易把“選舉”視為政治發展或進步的最終目標，而把不少人視為更重要的價值與訴求比如自由、平等、有效管治、經濟發展、法治、穩定、和諧等放在次要或不重要的位置上。如此罔顧部分國家的民眾的願望，反而是“不民主”的做法。至於不合時宜地、倉促推行選舉是否會損害其他民眾更為珍惜的東西，往往不在西方政府認真考慮之列。猶有進者，西方式選舉能否真的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實踐和成功，其實又與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等東西息息相關。沒有適當條件的配合及支撐，單憑選舉也難以達致理想的民主之境。此外，將政治焦點過分集中在選舉上會不合理地抹殺一些社會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執政者在民眾中享有的威望和信任以及人民對當權者所具有的影響力等。

從西方的角度看，由於香港的行政長官尚未經由普選產生，因此香港談不上是民主社會。然而，人們不得不承認，香港所擁有的自由、法治、人權和善治的水平，與西方國家相比絕不遜色。香港的媒體和民眾通過不同渠道的政治參與所能發揮的政治影響力也絕對不可小覷。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過程中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和制約更不能忽視。應該這樣説，二次大戰以來，選舉化、政治開放化、民眾政治參與的提升、權力多元化、權力下放化等過程在香港同時發生，雖然速度不一樣，但卻產生互為影響的良性作用，總體結果是成就了一個高度自由開放的政治局面。與所有發達社會一樣，香港面對眾多管治和發展上的難題和挑戰，但卻與其政治體制只有部分的關係。事實上，不少西方國家當前所碰到的種種困難，反而與其民主制度的部分特徵有頗大關係，最具體的體現是政府無法得到人民的信任而有效施政。

要全面了解香港的政治發展過程，“民主化”是很好的切入點。毫不誇張的説，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的政治變遷，其實就是一種獨特的民主發展過程。要了解和分析這個現象，我們需要一個較廣闊的“民主”和“民主化”定義。簡單的説，“民主”應該指執政者的權力受到社會和民眾的有效制約，從而其行為不能不認真考慮和照顧人民的利益和訴求。引而申之，“民主化”應指權力不斷從當權者手中分離並流向社會各方面的過程。換句話説，“民主化”是一個人民不斷獲得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過程（empowerment of the people），至於人民如何取得權力和影響力則是在研究民主化過程時必須聚焦的課題。

從比較角度而言，香港的民主化現象一直以來是一個頗為獨特的政治現象。舉例説，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締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香港人的生活水平與西方人民拉近，而一個深受西方價值薰陶的中產階層也昂然登上歷史舞台，然而香港的政治體制依然是威權型（authoritarian）的殖民地政治體制。儘管英國人在香港實施開明和懷柔的管治，但政治權力卻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的手中。在香港，政治學理論中有關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有機聯繫的論述毫不適用。與此同時，香港人在殖民管治下一般享有不錯、至少比內地明顯優勝的人權與自由，但香港的自由化過程卻又與民主化互不相干，民主化沒有伴隨着自由化而發生。此外，國際上出現的大型民主化浪潮對香港的影響不大，香港並沒有追隨世界大勢而變動，而國際社會對香港也沒有施加催促香港推行民主改革的強大政治壓力。反過來説，即便國際上出現反民主化的“逆流”，香港亦沒有因此而發生“威權化”的趨勢。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出現之前，香港可以説沒有出現過強大的民主運動，無論是由反殖民主義衍生的民主運動或是單純為了爭取政治權力而出現的民主運動。可以這樣説，香港在過去幾十年的民主發展來源於一些獨特的因素與動力，在一個特殊的國際環境中發生，擁有自己獨一無二的變化規律，所以呈現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態與運作模式。

本質上，香港的民主發展源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現。香港將要面對其政治身份從英國的“殖民地”⁵到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巨變，及由此而來的各種政治、社會與心理上的變遷。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乍現，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政治安排進行艱苦和曲折的談判。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香港的民主化過程亦遽然啟動。在香港前途問題出現前，英國人固然沒有因為有“撤退”的需要而像其他殖民地般在香港啟動民主化計劃，反而儘量隱瞞真相。當香港前途問題遽然浮現後，香港人的民主訴求雖然上升，但香港缺乏強大的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來爭取和推動民主進程。香港的民主發展遂不可避免地由中、英兩國政府來主導。然而，兩國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內涵、目標、幅度和速度有着嚴重且不可彌縫的分歧。在香港人之中，基於對中國共產黨和對回歸的恐懼和憂慮，無論是反對派還是建制派勢力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從兩國政府手上奪取政治權力之上。在聲稱為香港爭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權力的同時，他們之間又掀起了權力的爭奪。他們與中、英政府的複雜的政治互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香港的民主化過程。這個民主化過程迄今尚未完畢，還在跌盪起伏地蹣跚前進，還在不斷造成社會的分化與內耗，而且在頗大程度上損害了香港的穩定和各方面的發展。尤有進者，香港民主發展的未來仍然具有“開放性”（open-endedness）和不確定性（uncertainty），現在難以對其未來發展方向和結局作出具體的預測。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在西歐、南歐、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東歐、俄羅斯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的大量的“第三波”民主化事例比較，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極為獨特，甚至可以説無先例可循。⁶即使與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在殖民地紛紛獨立後發生的民主化相比，香港的民主化經驗也不盡相同。因此，要了解和分析香港的民主化現象，包括其緣起、過程、參與的政治力量、爭持的焦點、變化的軌跡、以至衍生的後果，我們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理論，只能小心謹慎從香港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入手，才能較好地掌握香港過去三十多年來政治變遷的脈絡。⁷質言之，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是印證香港政治的獨特性的鮮明例子，因此可以稱之為“香港特色的民主化”。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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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本書中，凡提到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時都加上引號，是因為中國政府一貫的立場是英國是以武力奪

取香港，所以不承認英國對香港擁有主權，香港作為英國的屬地沒有法律依據，而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

地”也不能從一般的殖民地的意義來理解。惟其如此，當中國於1972年恢復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後，中國

政府便馬上要求聯合國將香港在其殖民地名單上剔除。中方的立場得到聯合國的認同。見張春生、許煜編

著，《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後》（香港：中華出版社，2012，第108~110頁。）

6. 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11)。一部分學者認為自上世紀九零年代初在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民主化應該屬

於“第四波”民主化事例，包括所有曾經經歷“顏色革命”的國家，例如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

爾吉斯。

7. 西方學者一般認為民主發展有一個頗為清晰的，包括幾個不同階段的政治進程，最後達致一個鞏固的民主

政治體制。當然，不同學者在分析個別國家的情況時在理論方面會作出一些修訂，但總的來説他們在理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