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國記》是東晉高僧法顯記述其西行天竺求取佛經的經歷與所思所感。書中不僅包含法顯西行艱難歷程的描述，也詳細記錄了五世紀初中亞、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宗教、風俗習慣、經濟和地理情況，更突顯許多不惜身命、弘法利生的菩薩精神。千百年來，《佛國記》作為佛教史籍不僅鼓舞、堅定了後人的佛教信仰，更為可貴的是，它對歷史事件和自己所見所聞的忠實記錄，早已成為後人研究這一段歷史和地理的寶貴資料。
楊維中
導讀(節錄)
《佛國記》是東晉高僧法顯所撰寫的記述其西行至天竺求取佛教經律文本並且返歸中土的艱難歷程的一部名著。《佛國記》以自己西行的歷程為線索，以西域以及天竺佛教為記述主體，比較全面地記錄了五世紀初中亞、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宗教、風俗習慣、經濟狀況以及地理情況。由於作者寫作態度嚴謹，言必依實，所以，極受中外史學界的重視，是研究古代南亞史、中亞史、佛教史、中外關係史以及歷史地理學的不可或缺的歷史文獻。《佛國記》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它同樣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法顯不畏艱險、捨身求法的精神，不光鼓舞了歷代的佛教信徒，而且成為中華民族奮鬥精神的一種象徵。為便於讀者諸君閱讀欣賞這本名著，本文分法顯生平簡介、法顯的西行經過、《佛國記》的基本內容、《佛國記》的歷史文化價值以及法顯對中國佛教的貢獻等五個方面，對法顯及其《佛國記》一書作些介紹，然後再對這本《佛國記》釋譯的撰寫情況作些說明。
《佛國記》的基本內容及法顯大師西行的過程
東晉義熙十年（西元四一四年），法顯在京師建康完成了自敘其西行所見的文稿，並且很快在京師流通傳閱。過了兩年，在建康道場寺一位僧人的建議下，法顯對自己所寫書稿作了修改補充。這就是後來以數種書名流傳至今的《佛國記》一書。在此書中，法顯大師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自己與同伴一起，西度流沙、跨越葱嶺，到達天竺的經過。同行者或者中途返回，或者亡故於天竺，或者留住天竺不歸，惟獨法顯以堅強的意志，拖著高齡之軀，經師子國，從海路歸返中土。一部《佛國記》，不僅是法顯西行的艱難歷程的敘述，彌漫於其間的更多的是不惜身命、弘法利生的菩薩精神。依照法顯的行程，可以將《佛國記》分為「由長安西行至沙河」、「西域記遊」、「天竺記遊」、「師子國記遊」以及「海路歸國」五大單元，其中「天竺記遊」為全書主體內容，又可分為四部分。以下我們首先依照上述順序對《佛國記》的主要內容以及法顯西行的過程、法顯路途所見作些概括性介紹，然後對於法顯西行的十位同行者中可以考見的四人之生平略作提示。
第一部分 由長安西行至沙河
法顯在後秦的都城長安停留了若干年，感於當時中土佛教戒律的缺乏，發願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經過多年籌劃，法顯於後秦姚興弘始元年（西元三九九年）三月間，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一起，從長安出發踏上了西行的艱難歷程。時年，法顯已經接近六十歲。四月，法顯一行翻越隴山，到達乾歸國夏坐。乾歸國是指十六國時期西秦的國都金城，其故址在今甘肅省蘭州市西。七月底或八月初，法顯一行從乾歸國出發，繼續西行，到達耨檀國。耨檀國是指十六國時期南涼的都城，法顯到達耨檀國時，其國都為西平，即現在青海省西寧市。在耨檀國停留不久，法顯一行翻越養樓山，到達張掖鎮。後秦姚興弘始二年（西元四○○年），因張掖一帶大亂，法顯等一直停留在張掖鎮，並且在張掖鎮度過了離開長安的第二次夏坐。在張掖鎮，法顯遇到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同契，後結伴西行求法。西行隊伍已達十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顯等由張掖前進至敦煌，停留一月有餘。後來得到敦煌太守李暠的資助，並隨同使者一起前行度過沙河。(下略)
《佛國記》與中外交通史研究
佛教傳入中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確切初始，儘管已經無法確定，但有一點卻是明確的，即其傳播的途徑的雙向性。第一個向度是「東來」，其傳法主體或者為天竺僧人，或者為很早就信奉佛教的西域國家之僧侶。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立足，並走向「中國化」的道路，這兩類人是立了首功的。可以說，佛教在中土的流傳是經歷了一個由外國僑民羣體再到中土人士的發展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由民間到上層貴族的提升與拓展。而隨著佛教在中土的逐漸深入人心，被動地由外國僧人灌輸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中土佛教信仰者的迫切需要了。在此情形下，中土人士西行求法運動便應運而生。這便是佛教東漸之中的「西取」向度。法顯就是這一西行求法運動中最傑出的一員，而《佛國記》便是西行求法活動中所遺留給人類的為數不多的奇葩。正因為如此，《佛國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對於中外文化交流史之研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正如近代學者方豪所言：「法顯之功績不僅在譯經及弘宣教旨，其所記歷程雖僅九千五百餘言 ，然精確簡明，包括往返西域歷程及航海經驗，尤為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亞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參考資料。」
古代文化的傳播與當時的交通情形密切相關。中國古代與印度之間的交通究竟始於何時，現在已經很難確定了。但可以肯定，古代印度與西域即我國新疆地區交通極早。西元前五世紀波斯阿赫曼尼德朝佔領粟特、巴克特里亞和旁遮普，曾經多次向葱嶺以東地區派出商隊，商隊之中就有印度商人。到西元前三世紀，在阿育王統治下的孔雀王朝，雙方的往來已經完全確立。隨著張騫出使西域的成功，西漢政府建立了直接與西域溝通的管道。自從張騫開通西域之後，經由中亞的道路成了中國與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途，中亞也就成了聯結中國與南亞、西亞以及歐洲的最重要的紐帶。中土從陸路西行求法的僧人大都取道此途，法顯也是如此。此外，從陸路通往印度的道路還有第二條，即由今日之四川經由雲南，進入緬甸，然後抵達印度。這一條線路的開通要早於張騫出使西域的時間，因為張騫在大夏（今日阿富汗）時曾經見到過邛地（四川西昌附近）出產的竹杖以及蜀布。大夏人告訴張騫，這些是從印度得來的。西元三世紀初，有一批蜀地僧人曾經通過這一條道路到達印度 。古代中國與印度之間第三條交通路線是(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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