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潛夫論(二版)

 

導讀(節錄)

《潛夫論》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給以很高的評價，與王充的《論衡》、仲長統的《昌言》同被視為東漢最有影響的三部學術著作。《後漢書》本傳稱《潛夫論》「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並在王符傳末全文收錄了其中的〈忠貴〉、〈浮侈〉、〈實貢〉、〈愛日〉、〈述赦〉等五篇。唐代韓愈把王符與王充、仲長統並稱為後漢三賢，作了〈後漢三賢贊〉。《四庫全書總目》認為《潛夫論》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更將三家之書比較而推許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本世紀的幾種重要叢書：《四部備要》、《四部叢刊》、《諸子集成》，都把《潛夫論》作為成一家之言的重要子書收入其中。當今，特別是在王符的家鄉甘肅，對《潛夫論》的研究已逐漸形成了熱潮，出現了不少研究王符和《潛夫論》的專著和論文。王符對漢末衰世的批判以及這種批判中所蘊藏的思想光輝，正在日益清晰地顯露出來。

東漢的和帝、安帝都是在小孩子時就當了皇帝，由太后臨朝，外戚輔政。這些外戚都是世家大族，他們控制朝廷大權，父子兄弟，盡封王侯，培植親信，安插爪牙，搜刮財富，搶掠婦女，生活淫靡，奢華無度。《潛夫論》中敘述：京城貴人作棺材，要遠到江南採辦名木，一套棺椁重達萬斤，砍伐累月，轉運數千里，工匠雕治，積累日月。小皇帝長大，就利用宦官殺逐外戚。宦官又乘機操縱朝政，其胡作非為，與外戚無異。這種外戚與宦官交替控制朝政的惡性循環，加劇了東漢的社會危機，造成政治黑暗、法禁廢弛、賄賂公行、賢才抑遏、吏治敗壞、民不聊生以及瀰漫於整個社會的種種本末倒置、是非顛倒、名實不副的衰世景象。

生活在這樣一個黑暗的時代，面對如此眾多的「衰世之務」，王符已無暇如王充那樣坐而論道，從容不迫地考訂虛實，只能尖銳地指陳時弊，評論政治得失，提出救困扶危的主張。今《潛夫論》三十六篇，除最後一篇為〈敘錄〉，〈五德志〉、〈志氏姓〉兩篇述帝王世次、姓氏源流，〈夢列〉、〈相列〉等篇雜論方術之外，其餘絕大多數篇章都是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的政論文章。王符對當時社會政治的批判是廣泛而尖銳的，鋒芒所向，幾乎涉及當時經濟、政治、倫理道德、社會風俗、邊防軍事等各方面。他把社會禍亂的根源歸咎於統治者的昏暗不明，嚮往著賢能治國，明君尊賢任能，信忠納諫的盛世。他結合自己的身世，針對「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考績〉）的現實，提出「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論榮〉）的命題，要求統治者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建議採取考功、明選等措施來改革吏治；他反覆強調「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救邊〉），即使談天命，也說「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遏利〉），強調統治者要重視民心的向背；他主張崇本抑末，重視發展農桑，愛惜民力民時；他十分關心邊遠地區的防禦和建設，反對放棄邊郡、內遷邊民的作法；他還廣泛地指斥了迷信卜筮、交際勢利、浮華巧偽等不良社會風氣。王符作為無職無官的在野人士，對民眾在弊政之下的遭遇感同身受，而且以冷眼旁觀的清醒總結了自三代以至東漢的歷史經驗教訓，他「未為醇儒」（汪繼培《潛夫論箋‧自序》），其思想折衷孔子，而復吸取了申商刑名、韓子雜說等各家的精華。因此，他的這些批判，不僅作為衰敗時代的世相寫真，具有歷史的認識價值，而且其中包含的一些思想觀點，在當時有進步意義，就是到了今天，仍然能起到一定的借鑑作用。下面再對他的主要思想觀點分別作一些介紹。

一、選賢任能。這是王符治國的綱領。賢才主義的觀點和思想不僅構成〈賢難〉、〈考績〉、〈思賢〉、〈潛歎〉等眾多篇章的主旨，而且直接或間接地貫穿於《潛夫論》的全書。王符對賢才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闢論述，〈實貢〉開宗明義就說：「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在〈思賢〉中，他還以治病為喻說明了重用賢才的意義：「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基於這種認識，王符尖銳地指出東漢政權已經到了官無直吏、位無良臣的地步，斷言它無法長久存在下去。

那麼是什麼使賢才不能發揮作用呢？王符認為賢才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王符在《潛夫論》中以大量篇幅反覆揭露和抨擊了各種堵塞、廢錮賢才的政策和觀念。

王符反對漢代逐漸形成的為世襲貴族壟斷政權服務的「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論榮〉）的選人政策，針鋒相對地提出：「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同上）他認為以族系門第取人，或以此作為判斷一個人德能的依據，不僅荒唐，而且危險。他所說的論士必須定於志行，是指判斷一個人的根據，只能是這個人在實踐中所顯示出來的志向與行為，而不是他的命運遭際。在〈論榮〉中他還說：「寵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這等於說高官厚祿的人未必值得敬重，地位低賤的人就未必該受輕視，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這已是相當進步的觀點了。王符認為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世襲制度是非常落後和腐敗的。他稱那些自身無德無功於百姓，靠祖先的地位襲爵封侯，臥食重祿，欺壓百姓的貴族，是「素餐之甚者」，也就是典型的寄生蟲。王符的這些揭露是切中時弊的，以安帝時的輔政鄧陟為例，從其祖父開始，一家累世顯貴，據《後漢書》本傳記載，鄧家「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難道這一家子全是賢人？如此用人，政治能不黑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