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棚閒話照世盃(合刊)(二版)

本書為《豆棚閒話》、《照世盃》二本小說集合刊。《豆棚閒話》共十二則，涉及的 內容比較廣泛，表現的思想亦較為龐雜。書中篇目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的社會現實 ，或直接抨擊和諷刺了投靠清政府的明代士大夫文人，或揭露了明末吏治腐敗，世風日下 ，人情澆薄的現象。《照世盃》共四回，其描寫社會狀態，人情世故，深刻周至。全書沒 有枯燥、呆板的道德說教，表現出明顯的獨創性和新鮮活潑的藝術風格。

校注者
陳大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文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文學遺產》編委、《中國古、近代文學研究》編委、《中國文學研究》編委。 

校閱者
王關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畢業、國文研究所碩士、文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著有《儀禮漢簡本考證》、《儀禮服飾考辨》、《紅樓夢研究》、《微觀紅樓夢》、《紅樓夢指迷》、《豆燈集》、《山水塵緣》、《微風詩集》等書。

豆棚閒話引言

豆棚閒話是清初較出色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用「豆棚」命名，是因為全書十二則內容並不相關的故事，均由一豆棚相牽，而大家聚集在豆棚之下輪流講故事，這格局與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十日談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豆棚閒話之前，中國古代小說中未曾有過採用如此格局的作品。不過作者艾衲居士的這一構思，卻也並不完全是突如其來的靈感。從當時短篇小說創作形式的發展歷程來看，它實際上是由宋元話本中的「頭回」演變而來的。

「頭回」又名「得勝頭回」，它原是指說書人在演說「正話」之前所講述的小故事，一般是一則，有時也由幾則組成。「頭回」在情節上與「正話」並無關係，但思想上有相合之處，即所謂「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它的出現固然是創作上的一種需要，但更重要的推動原因卻是商業上的考慮。對說書先生來說，聽眾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他的生計，故而總是希望來聽講故事的人越多越好。可是到了約定的時間，即使聽眾不很多，他也必須開講。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作為兩全之法的「頭回」便出現了：已入場的聽眾的注意力為「頭回」所吸引，他們不會因開講的不準時而煩躁喧鬧；而場外的人由於「正話」尚未開始，他們這時也樂意入場聽講。久而久之，「頭回」也就成了話本小說中的一種固定形式。明末時一些作家模仿話本而創作小說，這便是「擬話本小說」得名的由來，他們的作品也大多沿用「頭回」的形式。然而從話本到擬話本，作品與欣賞者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從訴諸大眾的聽覺轉至供讀者案頭閱讀。決定「頭回」存在的商業動因已經消失；同時，構想與設置「頭回」往往還會成為創作的累贅。在這種情況下，「頭回」便只有兩條出路：一是乾脆被省略，入清以後相當多的擬話本作者都採用此法；一是經改造後成為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艾衲居士正是從後一角度著眼，設計出以豆棚相牽諸故事的格局。而從給作品集命名時也不忘「豆棚」二字來看，作者對自己的這一創造還是頗為得意的他也有理由自豪。今日如果要考察擬話本小說形式的演變，豆棚閒話便是一部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品。

當我們將注意力從形式轉至內容時，不難發現豆棚閒話在這方面同樣有著很醒目的特點，正如天空嘯鶴在作品集的敘言中所言：「莽將廿一史掀翻，另數芝蔴帳目」，「那趲舊聞，便李代桃僵，不聲冤屈；倒顛成案，雖董帽薛戴，好像生成」。這類作品中最突出的例子，可算是第七則首陽山叔齊變節了。伯夷與叔齊在周滅商後仍忠貞前朝，遁入首陽山。他們恥食周粟，僅靠採薇充饑，最後餓死在山中。伯夷與叔齊的事跡千古以來一直被廣為傳頌，兄弟倆被尊為氣節操守的楷模。可是在艾衲居士的筆下，伯夷的形象雖未大變，叔齊卻被寫成了先是沽名釣譽上山，後又不耐饑寒困頓，下山歸順新朝，以謀求功名富貴的小人。作者這樣描寫，並非無事生非，將寫翻案文章當作遊戲，或故發驚人之論以顯己之高明。關於這一點，鴛湖紫髯狂客在該則故事的「總評」中說得很清楚：

若腐儒見說翻駁叔齊，便以為唐突西施矣。必須體貼他幻中之真，真中之幻。明明鼓勵忠義，提醒流俗，如煞看著虎豹如何能言，天神如何出現，豈不是癡人說夢！

何謂「幻中之真，真中之幻」？借用紫髯狂客讚許作者之語，即「滿口詼諧，滿胸憤激。把世上假高尚與狗彘行的委曲波瀾，層層寫出」。也就是說，不應去計較故事中人物事跡的真假，而應體會作品「鼓勵忠義」、揭露與批判「假高尚與狗彘行」的主旨，並理解是由於種種原因的制約，作者在表現這一主旨時才採用了翻歷史之案等曲折手法。

這篇小說寫於明朝滅亡、滿清定鼎中原後不久，若結合這特定的時代背景閱讀作品，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對當時世情的強烈諷刺。在作品中，叔齊下山後就看到了這樣一幅熱鬧的景象：

又見路上行人有騎騾馬的，有乘小轎的，有挑行李的，意氣揚揚，卻是為何？仔細從旁打聽，方知都是要往西京朝見新天子的。或是寫了幾款條陳去獻策的，或是敘著先朝舊職求起用的，或是將著幾篇歪文求徵聘的，或是營求保舉賢良方正的，紛紛奔走，絡繹不絕。

這那裏是在虛擬商亡後周初的景象，明明是作者對明亡後清初社會現象直截了當的實寫！在當時，如史可法似的堅守孤城、不屈而死的忠貞之士固然不是少數，但清兵一到，便像錢謙益那樣出降獻城，以及先是以明遺民自居，後又出山歸順的官宦、士紳似乎更多。國亡之時，行止如此，也難怪作者要借曲寫叔齊的故事來發泄其「滿胸憤激」了。

不過，編撰叔齊歸降的故事以諷刺失節之士，這並不是艾衲居士的首創，那發明者其實是民間的無名氏，而且從當時的記載來看，似乎想到改寫伯夷、叔齊故事的人還不少。顧公燮丹午筆記一二八滑稽詩記云：

國初開科取士，諸生皆高蹈遠行。次年丙戌，補行鄉試，告病諸生俱出。滑稽者作詩嘲之：「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陣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頂，腹中打點舊文章。昔年曾恥食周粟，今日翻思吃國糧。豈是一朝頓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

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二諸生就試條亦云：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以詩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櫈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聞者無不捧腹。

將小說中的描寫與那些詩句作對照，它們構想的相似應該說是一目了然的。按時間順序判斷，顯然是那些詩句在民間流傳在先，艾衲居士從中受到啟發，才創作了嘲諷叔齊變節的小說，既發泄了自己胸中的激憤，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廣大民眾對那些標榜清高卻又不講氣節操守的士人的鄙視。

不過，不能根據艾衲居士的這種激憤與嘲諷，就簡單地認定作者是一位忠於亡明的遺民。實際上，就在同一篇小說中，他已經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對明清鼎革的看法，並且還特意在作品結尾處由所謂「玉皇駕前第一位尊神」、「專司下界國祚興衰、生人福祿修短」的齊物主說出，即暗示讀者，這應該是最合乎情理的見解：

眾生們見得天下有商周新舊之分，在我視之，一興一亡，就是人家生的兒子一樣，有何分別？譬如春夏之花謝了，便該秋冬之花開了，只要應著時令，便是不逆天條。若據頑民意見，開天闢地，就是個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後不該有周，商之前不該有夏了？你們不識天時，妄生意念，東也起義，西也興師，卻與國君無補，徒害生靈。

很明顯，艾衲居士對亡明確實有懷念之心，但又不贊成起義興師去反清復明。相反的，他主張接受現實，承認清朝的統治，做一個順民。在豆棚閒話中，作者曾多次以朝代更替為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除伯夷、叔齊故事的商周鼎革之外，又如第二則范少伯水葬西施的吳亡越興、第三則朝奉郎揮金倡霸的隋唐更替等等，而且作者都是站在承認新朝的立場上進行描寫。在第八則空青石蔚子開盲中，艾衲居士又稱「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一尊羅漢下界主持」，每隔一定的時間就會發生朝代更迭，這正如花開花落一般是正常現象。而在第十二則陳齋長論地談天中，作者更是以玄奧的太極理氣等概念出發，從哲學觀念的層次上闡述了這一思想。總而言之，艾衲居士在感情上對亡明有所懷念，但在理智上卻是主張「應天順人」，認同新朝。在入清後的前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中，這種複雜的思想感情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這裏，我們可將艾衲居士的創作與幾乎同時的陳忱作一對比。「知古宋遺民之心」的陳忱創作水滸後傳，目的是為了表達「肝腸如雪，意氣如雲，秉志忠貞，不甘阿附」的志向，並借此寄託對權姦貴宦之憤與亡國孤臣之恨。因此在他筆下，水滸英雄們決不與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合作，而是到海外自立一國。然而，艾衲居士在朝奉郎揮金倡霸中恰有相反的描寫：隋亡唐興之際，劉琮在海外打出「海東天子」的旗號自立。其友汪興哥就勸說道：「方今聖天子正位之初，四海聞風向化。吾兄與其寄身海外，孰若歸奉正朔。……此亦立身揚名之大節也。」於是劉琮「連聲允諾」，立即「賫修降表」，後來當了唐朝的平海王。如果聯繫到作者創作時鄭成功以及其孫鄭克塽在臺灣仍奉大明為正朔的背景，艾衲居士在作品中插入這一情節恐怕也並不是偶然的吧。

不以明遺民自居，願意接受清朝統治的現實，這是豆棚閒話創作的重要的思想基礎。將此點辨析清楚，並不影響作者的毀譽榮辱。相反的，這對了解艾衲居士的創作宗旨，把握貫穿於十二則故事間內在的思想聯繫卻是頗有幫助。而一旦不再糾纏於作者是否為明遺民的問題，我們的注意力就自然會被作品對明末以及明清鼎革之際澆薄世風的批判所吸引。

豆棚閒話對當時政情世風的批判涉及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在第四則藩伯子散宅興家中，那個閻光斗的發家歷程就是對官場黑暗的形象揭露。此公在朝任吏科給事中時，利用權勢逼取錢財，「那在外官兒人人懼怕。不論在朝在家，天下的貪酷官員送他書帕，一日不知多少」；外放為一方大吏後，則「放手一做，扣剋錢糧，一年又不知多少」；及至致仕還鄉，又霸佔田產，生放利息，逐家算計，「不五六年，地土房產添其十倍」。利用權勢瘋狂地聚斂財富，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高度集中又導致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作者在這篇小說中寫到的吏治腐敗，其實正是當時天下大亂與大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九則漁陽道劉健兒試馬中，艾衲居士又描繪了當時軍營中的景象：那些軍官兵士們，竟然都將幹綠林勾當視為不可缺少的副業，「如今眼面前穿紅著綠、乘輿跨馬的，那個不是從此道中過來？」而且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作案，「只要投在營裏，依傍著將官的聲勢，就沒有人來稽查了。」兵營成了盜賊窩，這樣的軍隊還有甚麼戰鬥力？值得注意的是，艾衲居士在作品中又特意交代說，那是駐守在薊州的軍隊。誰都知道，明末時薊州正屬於抗清前線，以如此腐敗的軍隊去與滿清八旗勁旅抗衡，又焉得不敗！就在這同一則故事裏，作者還揭露了一個駭人聽聞的事實：負責京師治安的錦衣衛、東廠以及京營捕盜衙門的官員，居然與盜賊頭目相互勾結，沆瀣一氣。盜賊頭目「每月每季只要尋些分例進貢」，那些官員就不僅不動他們的一根毫毛，而且還視為穩當的財源加以保護。同時，為了應付上司催破大案要案的壓力，他們竟又派人去誘使良家子弟為盜，出了大案就將這些人捉去頂缸。負責京師治安的官員，平日裏卻在忙於栽培盜賊。若再聯繫前面提及的政界、軍界的情形，那麼大明朝的氣數如何，也就不問而可知了。

與上層國家機關的黑暗腐敗相呼應，當時社會的下層也是世風日下，人情浮薄。在描寫這方面的故事時，艾衲居士並不像涉及某些敏感的政治問題那樣多少有所顧忌，或故意迴避，或借改寫歷史故事作影射，而是痛快淋漓地嘻笑怒罵，猛下鍼砭。在第十則虎丘山賈清客聯盟中，作者先是對虛浮的世風作了概括性的介紹與批評：「俗語說得甚好：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都是有名沒實的。一半是騙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東西。」接著他又極盡筆墨之能事，挖苦與嘲笑了當時社會上幫閒篾片的輕薄、卑瑣、無知卻冒充內行騙人的無賴相。在第六則大和尚假意超昇以及第十二則陳齋長論地談天中，作者將批判的矛頭直指佛教。在他筆下，那些僧侶都是可惡的無賴，是靠騙取錢財為生的寄生蟲：

看得這條道路寬綽有餘，那無賴之徒逃竄入門，不覺一日一日逐漸多得緊了。沒處生發衣食，或者截段竹頭，鑄口銅鐘，買根鎖條，城市上、鄉村中，天未曾亮，做生意的尚未走動，他便乒乒乓乓的敲得頭痛，叫得耳聾。指東話西，或是起建殿宇，修蓋鐘樓，裝塑金相，印請藏經，趁口胡嘲，騙錢騙米。

那些和尚與世俗惡習同流合污，他們勾結了「廢棄的鄉宦、假高尚的孝廉、告老打罷的朋友」，不僅哄騙善男信女布施錢糧，甚至還犯下了拐騙婦女、殘害人命等大量令人髮指的罪惡。當社會風氣敗壞之時，人們可能會以為宗教聖地還算是一方淨土。艾衲居士的故事卻告訴人們，那兒並非例外，同樣是藏污納垢之地。而連宗教界都如此墮落，這也反襯出了當時世風衰頹的嚴重程度。

批判當時人情世態的思想在第八則空青石蔚子開盲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篇寓言式的故事主要寫了兩個瞎子，他倆一個叫遲先，一個叫孔明。為甚麼叫遲先？作者借此發了一番議論：

如今的人眼明手快，捷足高才，遇著世事，如順風行船，不勞餘力。較之別人受了千辛萬苦撐持不來，他卻三腳兩步，早已走在人先，佔了許多便宜。那知老天自有方寸，不肯偏枯曲庇著人。惟是那腳輕手快的，偏要平地上吃跌，畢竟到那十分狼狽地位，許久 不起。倒不如我們慢慢的按著尺寸，平平走去。人自看我蹭蹬步滯，不在心上；那知我倒走在人的先頭，因此叫做遲先。

另一個之所以叫孔明，自然也有一番道理：

如今的人胡亂眼睛裏讀得幾行書，識得幾個字，就自負為才子。及至行的世事，或是下賤卑污，或是逆倫傷理；明不畏王章國法，暗不怕天地鬼神，竟如無知無識的禽獸一類。倒不如我們一字不識，循著天理，依著人心，隨你古今是非、聖賢道理，都也口裏講說得出，心上理會得來，卻比孔夫子也還明白些，故此叫做孔明。

這兩段議論已令人拍案叫絕。而後面的情節安排則更妙：遲先與孔明渴望雙目重明而趕赴華山之巔。誰知眼睛被仙人治好後，發現紅塵碌碌，「都是空花陽焰」，「倒添入眼中無窮芒刺」，便再也不願重回塵世。最後大仙被哀求不過，「往杜康處借一大埕，叫這二人投身入內」。整篇故事的描寫、議論直至情節安排，充滿了辛辣的諷刺意味，而這也正是豆棚閒話在創作上的重要特色，天空嘯鶴在該書的敘言中稱此為「收燕苓雞壅於藥裹，化嘻笑怒罵為文章」，可謂是十分精當的評論。

在經過一番分析之後，現在我們可以對艾衲居士及其豆棚閒話作一扼要的判斷：作者痛恨當時的人情澆薄與世風衰頹。他不願隨波逐流，卻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而且時代環境與歷史因襲的重壓又使他找不到社會的出路與生活的真理。豆棚閒話就是在那憤懣、苦悶的心情中產生的一部發憤之作。明瞭了這一創作基調，我們就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整部作品的思想內容；對於作品辛辣地諷刺、嘲笑或略帶冷漠地揭露、批判等特點的形成，也能作出較合情合理的解釋。

照世盃引言

在清初眾多的短篇小說集中，僅含四則故事的照世盃可算是篇幅最短的作品集之一。它在中國本土原已散佚，直至一九二八年陳乃乾據董康由日本攜歸之本，用活字排印，收入古佚小說叢刊後，才又在中國流傳。陳乃乾在古佚小說叢刊總目提要中對此書有很高的評價：「明末短篇小說盛行，二拍、三言其尤著焉。此書雖僅四篇，其描寫社會狀態、人情世故，深刻周至，凡二拍、三言所選，皆非其匹。」將其歸為明末作品是誤判，而所謂「皆非其匹」，讚揚似也有過當之嫌。不過，這部短篇小說集的確有其引人注目的特點。

照世盃中的作品都沒有描寫軍國大事，甚至沒有像許多由明入清的作家那樣，明顯或隱約地以當時的歷史巨變，即明清鼎革為故事展開的背景。作品中的主人公又都是社會上的小人物，如秀才、童生、妓女、小商人與土財主之類，他們的經歷與社會大事件或眾口相傳的奇聞相比，實在算不了甚麼。而且作者敘述時，也沒有在故事中插入神仙鬼怪之類的超現實力量；情節的發展也沒有刻意一波三折，以增加傳奇色彩。作者酌元亭主人只是平實地描寫普通人生活中的故事，而這正是他所追求的目標。作品集的序言也先作過明確的宣示，就是「採閭巷之故事，繪一時之人情」。

從通俗小說的發展歷程來看，提出這樣的創作觀點，是一種進步。通俗小說的第一個創作流派是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講史演義；其次則是以西遊記為代表的神魔小說。雖然這其間的優秀作品中，的確含有作者所處時代的人情物理；但直接描寫的對象，則或是遙遠的古代，或是虛無飄渺的天國，與人們的現實生活畢竟有著不小的距離。文學創作當然應該有不同風格、不同題材的作品；但其發展趨勢，終究要貼近現實生活。於是隨著創作的進步與作家認識的深化，在講史演義與神魔小說之後，又出現了人情小說、擬話本與時事小說等創作流派。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以直接描寫現實生活為己任。著名小說家凌濛初在拍案驚奇序中更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見解：「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為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為譎詭幻怪，非可以常理測者固多也。……所謂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詭幻怪以為奇，贅矣。」當時作家的創作轉向現實，與明末政局的動盪有著很大的關係。而其後的明清鼎革之變則是更為強烈的刺激，因此在入清不久的順治朝與康熙朝前期，從現實生活中擷取題材已是創作的主流；人們評論作品也往往著眼於這一點。如杜濬在評論李漁的作品時，就曾指出：「無聲戲之妙，妙在回回都在說人，再不肯說神說鬼。」這位杜濬，就是諧野道人在照世盃序中提到的好友「睡鄉祭酒」。由此可見，酌元亭主人決定描寫現實生活中小人物的故事，並不是他個人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通俗小說創作觀經過長期發展後的一種帶有必然性的表現。當然，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互相勉勵、切磋，也是他決定如此創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作者沒有去描寫社會上的重大事件，甚至也沒有用為故事發生的背景，但是通過作品的描述，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些人物、事件所散發出的時代氣息。其實，作者在書中第二回百和坊將無作有中對時代背景曾經有過一個雖無意寫來但又很明確的提示：「且說明朝叔季年間」。所謂「叔季年間」，是「叔世」與「季世」的合稱，通俗點說，是亂世與末世的合稱。也就是說，儘管該書的第一回與第三回曾被作者暗示為明初發生的故事，但是實際上他作品中的描寫都是對明末社會現實的反映。明末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朽黑暗的時代之一。當時內憂疊生，外患不已，吏治敗壞，貪污橫行；且維繫統治的封建倫理綱常遭到了日甚一日的衝擊，越來越多的人自覺或被迫地接受一切以金錢為中心運轉的觀念。這樣折騰了幾十年，大明朝也終於滅亡了。動盪的年代為小說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生動的素材，而小說中的短篇作品尤能迅速及時地反映現實。因此在明末與入清不久之時，短篇小說的創作就顯得特別繁榮，而且其內容又多與時代相平行。不過，雖然同是對明末的社會現實嬉笑怒罵、暴露批判，明末時作家的立意大多是借此警惕國人，還希望能挽頹運於萬一。而由明入清的作家面對歷史定局，則是痛定思痛，著力於反思與總結教訓；其中也包括糾正自明末延續而來的澆薄世風。照世盃的作者酌元亭主人，顯然是屬於後一類作家。

「百年古墓已為田，人世悲歡只眼前；日暮子規啼更切，閒修野史續殘編。」作品集第三回篇首的這首小詩頗能顯示酌元亭主人的創作宗旨。也正因為如此，他創作時的心情並不平靜，特別是當涉及明末的人情風俗時，激憤之語便每每冒將出來。在作品集第一回七松園弄假成真中，作者有意將高貴的夫人小姐與低賤的青樓妓女作對比，並且又稱前者為「摧殘才子」的「愚佳人」，而惟有後者才知情識意，這實為反常的情節安排。其實，作品開篇處對妓女的那一段議論足以表明，作者並非不知這樣安排的不合情理。他又偏作如此描寫是另有用意，即想通過刺目的反襯，使當時以金錢權勢論婚嫁風氣的醜惡顯得更為突出。果然，他借一心要在青樓中尋覓知音伴侶的阮江蘭之口，激憤地抨擊時尚：

近來風氣不同，千金國色，定要揀公子王孫纔肯配合；閭閻之家間有美女，又皆貪圖厚貲嫁作妾媵；間或幾個能詩善畫的閨秀，口中也講擇人，究竟所擇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見佳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況小弟一介寒素，那裏輪流得著？真辜負我這一腔癡情了。

秀才們津津樂道的是佳人合配才子，這在原先也並非是妄想。在封建社會裏，人們的地位次序原本是按士農工商排列。秀才即使是一介寒素，胸中的才學卻是他足以自傲的資本；而腰纏萬貫的商賈，在他們面前，則只能自慚形穢。可是到了明末時，一切以錢論斤兩卻成了相當普遍的社會風氣；「才學」二字已不足道，就連佳人也不能免俗。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作者才會寫出秀才堅信惟有青樓中方可覓得知音伴侶的看似反常的故事，並借此宣洩他對知識分子身價暴跌的無可奈何的哀傷。

知識分子原本堅信的價值觀念正在被轟毀，現實迫使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願再死抱著「子曰詩云」不放，而是趨附潮流而動，去尋覓別的進身之階。於是在第二回百和坊將無作有之中，便出現了不講氣節操守、無恥鑽營的歐滁山的形象。這篇作品敘述了歐滁山投機取巧、招搖撞騙，最後自己又被騙落難、家破人亡的故事。如開篇處針砭明末世風而發的那一段議論便十分引人注目：

丈夫生在世上，偉然七尺，該在骨頭上磨鍊出人品，心肝上嘔吐出文章，胼胝上掙扎出財帛。若人品不在骨頭上磨鍊，便是庸流；文章不在心肝上嘔吐，便是浮論；財帛不在胼胝上掙扎，便是虛花。

歐滁山跑到做知縣的朋友那兒去做遊客、打抽豐。他只要收了錢財，「也不管事之是非，理之屈直」，就擺出名士腔調，強要朋友按照自己的意思審斷案件；若有半點不依，便糾纏不休。而當官的「只圖耳根乾淨」，居然說一件，准一件。歐滁山接連干預了幾個案子的審斷，不多時就收入了七百多兩銀子。作者雖然沒有具體介紹那些案子及其審理過程，然而其時士風之墮落、吏治之腐敗、冤獄之普遍，單憑那一堆白花花的銀子也就不難想見了。

如果說，作者在第二回中對那位知縣還只是一筆帶過的虛寫，那麼在第三回走安南玉馬換猩絨中，他對獨霸一方的胡安撫就可算是工筆實描了。這則故事的主體是寫杜景山的安南之行。但他冒險南下，卻完全是因為胡安撫逼迫的緣故，後者既要為兒子報仇，又想攫取橫財，可說是一箭雙鵰。倘若不是僥倖地結意外之緣，杜景山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家破人亡的厄運。作者對那位胡安撫曾有過概括的介紹：

他生性貪酷，自到廣西做官，不指望為百姓興一毫利，除一毫害，每日只想剝盡地皮自肥。總為天高聽遠，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

待讀完這則故事，讀者們都會同意作者對胡安撫所作的考評；而明末世道的黑暗，也由此可見一斑。

第四回掘新坑慳鬼成財主則是講述了穆家靠經營糞坑而成財主的故事。以如此內容為題材，這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大概可算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則奇特故事涉及的社會生活面卻較為廣泛。作者從山村寫到縣城，又從賭場寫到官場，而隨著故事的展開與場景的變換，土財主、小童生、新媳婦、惡少、無賴、賭棍、幫閒、宦家子弟與現任官員均一一現身紙上，聲態並作，各色人等糾纏不清、明爭暗鬥的核心，則又不外乎「金錢」二字。作者論及穆太公的生活態度及其與兒子的關係時，寫出這位吝嗇鬼為了積攢金錢，竟自覺地放棄了作為一個人的正常生活：

臉也不洗，口也不漱，自朝至夜，連身上冷暖、腹內飢飽都不理會，把自家一個血肉身體當做死木槁灰。……既不養生，便是將性命看得輕；將性命既看得輕，要他將兒子看得十分鄭重，這那裏能夠。

金錢作祟，連父子之間的關係都尚且如此，又遑論其他？金有方煞費苦心地算計姐夫家的財產，自然也就成了情理中的事。明末的有識之士時時感慨世風的澆薄，而金錢勢力的暴長，不僅衝擊了維繫封建社會秩序的三綱五常；甚至還顯出咄咄逼人的取而代之的趨勢。這實為致使他們長太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掘新坑慳鬼成財主是一篇喜劇性的諷刺文章，它明顯地表現出了一種嘻笑怒罵的風格。作者並不讚賞或喜愛自己筆下的人物，而是投以超然地冷眼鄙笑與揶揄調侃。穆太公掘坑斂財的種種醜態，鄉人如廁時的眾生相，糞坑前偏又赫然掛著「齒爵堂」的匾額，這一切作者都是一一如實寫來，而在那些客觀的描寫中，又自透出一股冷嘲熱諷的意味。這股冷嘲熱諷的意味實際上也貫穿於照世盃的整個創作過程，只不過其第四回給人的感受更為集中，更為強烈罷了。為了與這種冷嘲熱諷的意味相適應，作者創作時又有意以詼諧的手法寫實。如第一回中阮江蘭受眾美人的逼迫，不得不喝下三大杯酒時，作者就寫他「嘴唇雖然領命，腹中先寫了璧謝的帖子，早把樊噲吃鴻門宴的威風，換了畢吏部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第三回寫胡衙內偷丫頭不成又挨一陣打，終於臥床不起時則云：「想是這一員小將，不久要陣亡了。」語言幽默俏皮，同時又是強烈的諷刺。至於第二回中為了凸現歐滁山的醜態，這一類描寫更是不勝枚舉。從這一角度來看，照世盃也可稱作為一部諷刺小說集。中國古典小說中最優秀的諷刺小說是清代乾隆年間的儒林外史，可是在此書之前，包括照世盃在內的明末清初的短篇小說中，已經出現了一些較為出色的諷刺作品，而那些作家在這方面的探索與創作經驗的積累，則可視為終於會有吳敬梓那部力作問世的必要準備。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這部作品集為何取名為「照世盃」了。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卷一有云：「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盃，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作者酌元亭主人取其意而命名，照世盃序中有段關於小說功用的議論，其實也可看作是對如此命名的解釋：

妍媸不爽其報，善惡直剖其隱，使天下敗行越檢之子，惴惴然側目而視曰：「海內尚有若輩，存好惡之公，操是非之筆，盍其改志變慮，以無貽身後辱。」

所謂「妍媸不爽其報，善惡直剖其隱」，是當時的作家對諷刺小說藝術描寫方面的一種認識，也是創作轉向現實生活後作家們的經驗總結之一；而希望「天下敗行越檢之子」讀了那些作品以後能「改志變慮」，則是酌元亭主人創作的重要目的。在這一篇序言中，又有「豈通言儆俗，不足當午夜之鐘、高僧之棒、屋漏之電光耶」等語，既現其自視甚高，同時也使人體會到作者對小說教化功用的重視。

然而，正由於這一緣故，作者創作時又好作垂戒之語。在作品的篇首篇末發一通議論是明末以來擬話本固有的格式，此處暫且不論。可是當故事情節進行到一半時，作者有時也要插入自己的感慨或批評。這一類文字對於了解作者的心態、好惡或明末某種社會現象的概況確實是有所幫助，但是插入這些話畢竟是中斷了情節的發展。若以藝術創作的標準來衡量，用抽象的議論取代具體的形象以訴諸讀者，這實在不能算是高明之舉。此外還應該指出，作者的有些議論在今日看來又顯得很迂腐。如讀者閱讀走安南玉馬換猩絨這篇文章時，他們看到的是胡安撫的貪酷，胡衙內的流蕩，以及杜景山赴安南尋覓猩猩絨的千辛萬苦；然而作者對於這則故事所總結的教訓卻是：「可見婦女再不可出閨門招是惹非，俱由於被外人窺見姿色，致啟邪心。容是誨淫之端，此語真可以為鑑。」胡衙內貪圖杜景山妻子的姿色，調戲不成，生計迫害，確實是致使杜景山南行的重要原因，但是將這篇揭露封建衙門的黑暗與描寫異國風光的作品的意義僅歸結於此，卻與讀者閱讀時所感受到的主題對不上號。這部作品集的每篇文章之後都有評語，但基本上都是鼓吹教化一類的議論，而且又都是當作最重要的意見鄭重其事地提出。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時常有作者主觀的創作主旨與作品客觀的實際效果不完全一致的情形，而我們面前的這部照世盃，似也正可以歸入這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