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
生於英國，是一位記者同時也是作家。他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早年曾為BBC寫過紀錄片劇本，也替英國獨立報、觀察家報等媒體撰文。他從很小的時候就很著迷於地圖。除了《地圖的歷史》之外，還有《工業的黑暗》（The Dark Side of the Industry）、《淡紫色》（Mauve）等多本頗具盛名的著作，2010年的作品《字體故事：西文字體的美麗傳奇》（Just My Type）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更以《純真的盡頭：AIDS在英國》（The End of Innocence: Britain in the Time of AIDS）榮獲毛姆獎。
相關著作：《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
譯者：鄭郁欣
師大譯研所畢，喜歡想像、喜歡文字、喜歡講故事的兼職譯者。
自己形成的地圖
二○一○年十二月，臉書發表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圖，既美麗又震撼。人們一眼就能認出這是世界地圖——螢藍色光芒的薄透細線，像絲網般籠罩整張地圖。這幅地圖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中國與亞洲幾乎不存在，而東非看起來像是沒入海裡了，有些國家的位置也不太正確。這不是一張標記臉書全球使用者的地圖，而是臉書網絡所產生的地圖。這是一張同時由五億名製圖師所繪製的世界地圖。
臉書的實習工程師保羅．巴特勒，運用臉書的使用者中央資料庫，將使用者所在的經緯度與他們人際網絡地區的經緯度連結起來。巴特勒在他的部落格解釋道：「每一條線也許代表了旅行中結識的友人、旅居國外的家人，或是因為現實生活種種因素而久未聯繫的大學老同學。」
臉書當時有將近五億的使用者，因此他原先以為這會是一幅雜亂的地圖，紛亂的網線（就像早期電腦後方的樣子）最終會糾結成一團。巴特勒回憶道：「結果地圖開始繪製幾分鐘後，新的樣貌現身了，我有點訝異。預期中的一團亂轉變成一張詳細的世界地圖。不只可以看見幾個大陸，一些國界也非常清楚。不過，真正讓我詫異的是這些線條所代表的不是海岸，不是河流或是政治邊界，而是人們真實的關係。」
在巴特勒創造出這幅地圖的前一年，我採訪過臉書的創始人馬克．祖克柏，這幅地圖完美體現了當時他所說的話：「臉書不是一個新的社群，而是將世界上所有既存的不同社群描繪出來。」
數位革命——如此精準地以臉書地圖的形式展現出來——對於地圖製圖的改變，遠超過各個時代以來所有地圖學的創新發明。手機裡有地圖，電腦上有Google Earth，我們越來越難記起以前沒有這些東西時我們是怎麼過的了。
我大概記得以前我們都會買那種摺疊地圖，或是那種只在新品時摺起來、之後再也沒摺起過的地圖。或者我們會從架子上拖下重得可以讓人肩膀脫臼的地圖集，迅速翻閱索引，納悶著在美國到底有幾個地方叫斯普林菲爾德。
這些單純的愉悅變成了遙遠的記憶，這樣的轉變影響不小。自從人類開始狩獵採集，在非洲平原找尋食物與遮蔽處，實體地圖一直是我們這個世界裡至關重要的一環。
的確，理查．道金斯推測，最早的地圖是習於追蹤獸跡的狩獵者在塵土上畫出來的，而西班牙考古學家近來發現的一份古物，確認是穴居人在大約一萬四千年前刻畫在石頭上的粗略地圖。道金斯更進一步推論，是否地圖的產生——以及地圖的尺度及空間概念——甚至啟動了人類大腦的擴張與發展。
換句話說，地圖掌握了我們之所以為人的線索。地圖確實描述並重塑了我們的歷史，反映出我們最好及最壞的特質——發現與好奇，衝突與毀滅——並且也標記出權力的更迭。即使是個人，我們也需要描繪路線及追蹤行進，去想像探險及逃亡的可能性。地圖的語彙也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將自己（或是我們的城鎮）置於地圖之中，即表示我們達到某種成就。有條理的人能像繪製地圖那般周詳地作出計畫。沒有羅盤上的方位我們就失去方向，不知所措。我們為自己尋找定位（以前的地圖會將東方擺在上方）。我們給予他人一度的緯度去漫遊——給予他人自由發揮的空間。
地圖會說故事，所以令人著迷。這本書裡介紹的地圖，會告訴我們地圖如何產生、製圖師是誰、製圖師當時的想法，以及我們如何使用地圖。當然。就如同任何一幅地圖一樣，本書蒐羅的資料也都是精挑細選，因為一本關於地圖的書，事實上即是一本世界演變史——透過這些發明，也許會讓我們本身的空間能力產生第二次蛻變。
網際網路已經帶來不同凡響、意義非凡的轉變。早在天文學家若提出其他說法就得站上絞刑台的時代之前，我們的地球一直穩居於宇宙的中心；在不那麼久以前，我們還將耶路撒冷置於地圖的中央；或者如果我們住在中國，則是放幽州。之後可能是英國或法國，帝國的中心即是地圖的中心。
然而現在，我們各自單獨屹立，站在我們自己地圖世界的中央。在電腦上、手機上或是車上，我們規劃的路線不是從甲地到乙地，而是從我們自己出發（選擇現在位置），去到任何所選的地點；所有距離的起測點都是我們的所在之處，當我們前進時，即是描繪我們自己的地圖，不論是自願的或是被動的。
今年早些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注意到他的黑莓機有點奇怪。他走在義大利阿爾卑斯山區，想確認一下當時的等高線與海拔高度，打開手機發現倫敦交通局的單車租借服務app已經開啟，這個應用程式是個非常便利的工具，只要輸入任何一個倫敦的地點，就會顯示各個租借站可供利用的單車數量。這個應用程式在義大利沒有什麼用處，或者至少他是這麼以為的。
然而，事實上，這個應用程式依然在運作，倫敦交通局所提供的單車資訊地圖其實涵蓋了全世界，單車只是個起點，這個應用程式可以規劃路線至義大利的拉維羅、南非的開普敦或是紐西蘭的奧克蘭。不論我朋友走到哪裡，他就是地圖，他就是這個世界孜孜不倦繞著旋轉的樞紐。毫無疑問，這個應用程式也追蹤著他的行跡，所以某個人會知道他正在哪一座義大利山頭，也知道他前一天歸還的單車現在正由誰騎著。
究竟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不過讀者也可以將這本書視為一趟參訪展覽之旅。你手中握有的正是這場展覽的目錄，起點是埃及海岸的一座圖書館。
亞歷山大圖書館（Great Library of Alexandria）的消失，是古世界最富浪漫色彩的故事之一，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無法想像出有哪個現代機構能與之媲美。亞歷山大圖書館始於西元前三百三十年左右，設立的目的為收納任何一絲有用的資訊。當時，亞歷山卓也成為歐洲主要的紙莎草供應處，亞歷山大圖書館大部分的卷軸都是以此原料製成的。突然之間，紙莎草的出口供應乾涸了：部分人士聲稱所有的紙莎草全都拿去供應亞歷山大圖書館了。
亞歷山大圖書館，正如同亞歷山卓這座城市本身，是亞歷山大大帝留給後世的重要遺產。如果我們在今日偶然看見一幅古亞歷山卓城的地圖，我們會看見一座井井有條的城市，大街與幹道呈現整齊的方格狀。人口稠密的猶太人區位於東方，圖書館與博物館則位於中央的皇城區。
城市四面環水，北方的小島建有皇家港口，為皇宮的所在地。城市北邊的港口，矗立著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法洛斯燈塔，高度超過一百公尺，燈塔頂端以鏡子反射火光，使船隻在海上三十多哩外亦能看見。要看不懂這個譬喻很難：亞歷山卓是個指引的光明之城，一個獲得自由也解放他人的地標，就位於這個脈動著啟蒙思維的城市。
但在亞歷山卓之外的世界——在西元前三世紀的開端時又是什麼樣子呢？儘管亞歷山大圖書館在科學與數學上成就斐然，地理學的研究仍在懵懂未知時期。第一批的地理學學者以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著作為大部分的基礎，建構了重要的世界地圖原型。
雖然希羅多德的九冊巨作《歷史》於一個半世紀前完成，但其中對於波斯帝國的興衰更迭以及波希戰爭的描述，依然是對這個已知世界最詳細記錄的文獻。荷馬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地理知識來源，尤其是他在《奧德賽》裡記敘的旅程。
一般認為亞歷山卓的地圖將世界畫成圓形，或至少是偏圓的，這點在西元前四世紀以前普遍受到認可。希羅多德可能也同意這個看法，不過他也可能本來就將世界視為一個漂浮在水上的扁平圓盤。
荷馬的確是將地球視為扁平的，早在西元前八世紀，他相信如果你持續往地球的盡頭航行，最終就會從邊緣掉下去。不過到了西元前五世紀，畢達哥拉斯提出令人信服的論調，認為地球是球形。（人們一直有個奇怪的迷思，認為直到哥倫布的時代才打破地球是平的這種認知。
這怎麼可能呢？普遍的無知加上人們喜歡有趣的故事，於是形成這樣一個令人神往的畫面：哥倫布返回故土，帶回來的消息是他的艦隊並沒有落入萬丈深淵。）
亞歷山大圖書館對於地圖學的歷史還有另外一項決定性的貢獻，雖然是以埃拉托斯特尼及斯特拉博的研究為基礎，它仍是一項獨立學術的重要傑作，為歐洲及阿拉伯世界隨後幾百年的地圖繪製定下基調與雛形。
現在所談的不是地圖本身，而是敘述性的地圖集，其原創者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位現代地圖學家。這是一本以希臘文寫成的指示說明書，徹底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幾乎是一千三百五十年之後──以修正後的姿態，成為哥倫布一四九二年啟航前往日本時所攜帶的主要航海工具之一。
這本地圖集是托勒密的傑作，他生於西元九十年，卒於西元一百七十年，大部分的人生都在亞歷山卓做研究，更早些便完成一部對希臘天文學極具影響力的論述，《天文學大成》。
書裡包含了詳盡的星圖，以及一個標示出地球於宇宙中位置的多層模型，地球穩居於中央，作為星體每日運行的中心──以由近到遠的距離來標示，即是月球、水星、金星、太陽、火星、木星及土星，以及在外圍閃爍發光的一群固定星球。托勒密也針對光學進行科學研究，檢視了人們視物的過程，以及光、顏色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可以看出，托勒密所看見的世界是歪曲的。不過，雖然非洲與印度極度扭曲失真，地中海也過於廣大，但是希臘羅馬帝國境內的城市及國家，它們的相對位置則精準許多。托勒密提供讀者兩種可能的圓柱投影法——將立體球形上的資訊投影到平面上的嘗試——一種「較差且較簡單」，另外一種「較好且較麻煩」。
亞歷山大圖書館最後一次的毀壞發生於西元六四一年，接近托勒密死後的五百年左右，當時亞歷山卓落入了阿拉伯人手裡。在那時候，亞歷山大圖書館再次充盈了館藏，雖然它不再是昔日的知識樞紐，仍然收藏了數以千萬計的書籍。但是書本對它的新主人來說顯然沒什麼用途。
不管是羅馬人還是拜占庭人，都沒有繼續發揚托勒密的研究。不僅沒有進步，地圖學似乎還落入了長達千年的黑暗期。難道我們對探險與征服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財富的追求，都像蠟燭的灰煙一般瞬間消失？地球儀呢？
它們也向後倒轉了。經緯度的概念，分度線及本初子午線的出現，全都被放回了盒子裡，直到約一四五○年才又於熱鬧的威尼斯及紐倫堡重見天日。
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高峰時究竟出現了什麼呢？當時發生的事是一卷原以為自亞歷山卓榮光時代便已失落的書籍，從希臘文被翻譯成拉丁文。那是托勒密的「地圖集」，而這個地圖集的再發現——與歐洲印刷蓬勃發展的時期相符——宣告了現代世界的誕生。
北非諜影、哈利波特以及珍妮佛．安妮斯頓住的地方
想要找出第一部利用地圖旅行的電影，無疑是徒勞無功，因為絕對有些模糊不清的狀況，說不定會是俄羅斯電影。不過，我們可以說出最知名的例子。一九四二年時，麥可．寇蒂斯執導了《北非諜影》，這部關於愛、忠誠以及逃亡的電影，由亨佛萊．鮑嘉、英格麗．褒曼還有地圖學主演。
在這之前，地圖不曾在這樣一部主流電影中扮演如此無所不在的角色。從片頭的片名直到片尾的參與製作名單，還有貫穿電影核心的幾幕重要場景，地圖都以它們的迷人魅力以及無限可能佔據了整個銀幕。不過因為電影背景是戰時，地圖也有嚴苛的限制：國境被封鎖了，要穿越的距離變遠了，而離境簽證難以入手。
這部電影片頭將工作人員名單放在一幅以粗線繪製的非洲地圖上，搭配沉厚演奏的〈馬賽曲〉。地圖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顆正在雲霧裡轉動的地球。「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鏗鏘有力的旁白開始敘述：「許多被困在歐洲的人們開始以充滿希望或迫切的眼神，望著美洲的自由。」
地球持續轉動，鏡頭拉近至歐洲，此時出現特寫鏡頭，地球變成等高線地圖──顯然是用塑膠黏土黏在橡皮球上做成的。我們聽見旁白說「里斯本成為熱門的航運地點，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來到里斯本，一條艱辛迂迴的逃難路線於焉誕生。」
大多數看過《北非諜影》的人都會拜倒在其魅力之下，年輕的電影導演們當然也不例外。史蒂芬．史匹柏的「印第安納瓊斯」系列，是他對童年時期週六下午時段的英雄們的忠誠致敬，同時也深受龐德與電影中的納粹所影響。
《聖戰奇兵》以印第安納瓊斯年輕時的一場冒險開場，不過第一幕他以成人身分現身時，背景是在常春藤名校的教室裡，牆上掛著考古挖掘地點的地圖，對他鍾愛的學生們提出善意的建議。「對於失落城市、異國旅行以及挖掘世界，若是你有任何想法的話，忘掉它們吧，」瓊斯教授如此說道。「我們不會照著地圖去尋寶，而且，Ｘ標記的地點根本從來就不是埋寶藏的地方。」
接著觀眾就跟著地圖去找寶藏了。我們出發去尋找史恩．康納萊，來到東西被搶奪的威尼斯，而且是利用地圖旅行。我們跟隨一條起自紐約的紅線，停在聖約翰大教堂加溫劇情，橫越大西洋，然後盤旋過西班牙前往義大利。
地圖上重疊了飛機以及印第安納瓊斯翻閱聖杯日記的畫面。聖杯日記裡有許多記載了古代遺址的地圖，我們可以依稀辨識出死海沿岸猶大曠野的南部區域，但是在我們能看仔細些之前，鏡頭再度轉移到銀幕的地圖上，這次是一條從威尼斯前往薩爾茨堡的紅色短曲線，以俯視的角度拍攝藏身在一座城堡裡的納粹據點，接著是另外一幕電影經典畫面──人們在桌上大幅的歐洲平面圖上運籌帷幄。
在電影裡，地圖和地球儀從來都不退流行。除非你拍的電影是像《火車怪客》、《鐵達尼號》或是《飛機上有蛇》，否則旅行的移動過程通常令觀眾感到厭煩，而且也很少會以實際所花費的時間在電影裡呈現。
現在導演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直接使用地圖（例如「印第安納瓊斯」），這個議題甚至還引起了學術討論：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數位製圖的進展──數位地圖上拉遠拉近及切換視角的功能，將傳統地圖疊上照片及衛星拍攝畫面的技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先出現在電影，電影預想了這些技術，然後啟發了真實生活中的製圖可能。
二○○四年時，霍格華茲迎來了劫盜地圖這個神奇的新玩具。衛斯理家的雙胞胎將這份地圖拿給哈利看，乍看時不怎麼吸引人。「這是什麼垃圾？」哈利一邊問，一邊攤開這幅大張的長方形羊皮紙，紙上一片空白。雙胞胎解釋道：「那就是我們成功的祕訣。」喬治．衛斯理以魔杖輕敲地圖，嘴裡唸著：「我在此鄭重發誓，我絕對不懷好意。」空白的羊皮紙逐漸布滿了字跡與圖像。
這幅地圖──電影拍攝的效果非常忠於原著──用處在哪裡？哈利花了點時間才了解，這是一幅霍格華茲的即時地圖，在鄧不利多書房裡前進的腳印代表鄧不利多。哈利感到非常震驚。「你們的意思是，這幅地圖可以顯示出……」衛斯理雙胞胎插嘴道：「每一個人，他們所在的位置，他們正在做什麼，每一天的每一秒。」
我們彷彿看著另外一幅中世紀世界地圖，這是一個畫在獸皮上的惡作劇世界。這幅地圖很大，需要摺好幾折，攤開來的尺寸約為兩呎乘以七呎，很實際地反映出整個霍格華茲，教室、城牆、走廊、樓梯、壁櫥等。
哈利利用這幅地圖找到活米村蜂蜜公爵糖果店中獨眼女巫雕像的祕道，然後找到彼得．佩迪魯，雖然普遍認為他已經死了，其實卻還活著。每次使用完劫盜地圖，隨著「惡作劇完成」這句話，地圖再次變回一片空白；要是落入其他人手裡，它只會顯示出咖啡色墨水寫著的辱罵字句。
令人安慰的是，劫盜地圖在現代現實生活中也有對等物品。賽巴斯欽．卡庫德指出：「劫盜地圖明確體現了數位製圖的監控潛能。」能夠知曉任何人在任何時刻位於何處的這種能力，「與軍事概念中的優勢戰場覺知產生強烈的呼應。」到底是J．K．羅琳（J. K. Rowling）影響了真實世界的軍事發展，或是恰好相反，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定論。
或者我們也可以不管電影，當個跟蹤狂。戰後第二種電影衍生熱潮即是人們想要看看電影明星的家──地圖也能幫我們達成這種追尋之旅。一九六○年代，位於加州榭曼歐克的萬特樂大道一三五六一點五的米塔克出版社，販售〈影視名星住所指南〉，這幅地圖在封面上放了露西兒．鮑爾、戴西．阿納茲、利伯洛斯、鮑伯．霍普以及瑪麗蓮．夢露等知名影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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