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戴芬妮．蘭德（Stephanie Land）
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紐約書評》、《華盛頓郵報》、《衛報》、Vox新聞網、《沙龍》等報章媒體。她以「社區改變中心」（Center for Community Change）與「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寫作人員身分關注社會與經濟正義。
譯者簡介 許恬寧
台大外文系、師大翻譯所畢，現為專職譯者，近期譯有《共感人完全自救手冊》、《垂直九十度的熱血人生》、《聰明媽媽，富媽媽》、《丹麥的幸福教養法》等書。
【推薦序一】
相信內在的力量，讓貧窮深淵的黑暗有處可去／吳曉樂
過往，在討論社會福利的擴大與減縮時，始終有種揮之不去的忐忑，直到遇見史戴芬妮・蘭德的文字，才明白到這份忐忑的由來。這些討論欠缺了一道至關重要的聲音：那些「領取相關補助的人」的聲音。這些更動大幅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但我們似乎未曾聆聽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刻板印象持續主導大眾對這些人的認知，史戴芬妮的現身說法則翻轉了一切。她是一位清潔人員，以美國政府的社會福利維持她與女兒的生活；她試圖自立，但單親媽媽的身分以及整體環境的氛圍，令她的規畫與行動大打折扣。即使如此，史戴芬妮仍展現了超凡的自制，利用少得可憐的餘裕，維持進修和書寫的習慣。或許，也能這麼說，正因內心的苦痛何其浩瀚，她必須將自己的世界鑿穿一孔，好讓裡頭的黑暗有處可去，也能讓外人一窺貧窮的深淵，到底生作什麼模樣。
史戴芬妮得拿著一堆資料，耗上數個小時等待，證明自己一無所有，才能領取社會福利。女兒米亞生日派對上的檸檬水和蛋糕是用食物券兌換的，住處的部分租金由政府的一項計畫支撐。史戴芬妮必須把女兒送去品質堪憂、但能接受托兒補助繳費的日托中心，哪怕是女兒出現感冒症狀時，她也狠心照送，頻繁的請假可能令她失業，而單親媽媽的工作已經夠難找了。史戴芬妮依賴高單位的止痛片來舒緩過度勞動身體導致的劇痛，因為就醫的費用宛若天價。她更得記住每一制度的規則，並且接受適用範圍一再（隨著人民的抗議）限縮。然而，最難受的莫過於當她「接受救濟」的身分現形時，與她接洽的人員態度轉而變得輕慢而心不在焉。
史戴芬妮與男友決裂，離婚又各自成家的父母亦自身難保，援助額度有限。單親媽媽的身分，讓史戴芬妮的職涯被大幅限縮，起初只能在清潔公司領取最低時薪。她把我們拉進一個充滿污名、罪惡感與羞恥感的世界，當她一接受政府支援，其他標籤也前仆後繼地飛來：懶人、蠢蛋、髒鬼、潛在的詐欺者。在如此劣等的地位，哪怕是再怎麼基礎、寒微的福利，都能讓旁人發出「真好命啊」的喟嘆。史戴芬妮要搬進隨時會進行尿檢的過渡住房時，社工恭喜她；史戴芬妮跟老友交代她如何運用五花八門的補助勉強維生時，得到的回應是「不用謝，那些福利全都來自我繳的稅」。我最心疼的莫過於史戴芬妮得把自己經營成像是「恪守本分的窮人」，來抵禦部分民眾對窮人的獵奇目光；另外，也聯想到之前台灣社會的一些討論串「領清寒補助的同學卻用著iPhone」，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也有人認為不應多管閒事。史戴芬妮則以自己的故事，傳達另一種思維。當她經濟稍微寬裕時，買了一個兩百美元的鈦金壁鑲鑽戒，她也明白那是「不必要的東西」，但她認為自己當下需要一些物質，來提醒自己，必須相信內在的力量。史戴芬妮領我們看到，同樣是購買iPhone的消費行為，對於在底層掙扎的人來說，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他們深諳這榮景是虛的，但他們的確也需要一些奢侈的物件來說服自己，哪怕一瞬間也好，自己能夠親近某些情調和品味。
史戴芬妮的書寫，也蘊含著強大的自省和關照。她並未否認窮人某種程度上或許目光短淺，欠缺長程規畫的能力，但她以自身經驗推動後續的討論，解釋這種思維並非天生如此，而是環境所逼。他們只能把注意力用來計算幾元的價差和信用卡的請款日，而沒有閒暇放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後的生涯規畫；再者，若深度思考人生，或許將陷入絕望而動彈不得。史戴芬妮即自承她「過一天算一天」。但有一個細緻的落差：她擁有一個不虞匱乏的童年，這培育出對個體、對自己的信任。史戴芬妮咬緊牙根，保持進學，並認為清潔人員一職並非長久之計。但她提出質疑：「我身旁一起排救濟金申請的人，如果沒有這種成長背景可以回顧，他們是否也有這份自信？」
此書另一亮點在於史戴芬妮交出個人版本的《寄生上流》。她以清潔人員的身分走進那些人家，無意間洞見了中產階級的焦慮。這些人明明有能力負擔有機的飲食和蔬果，能夠上健身房，也能在生病時沒有顧忌地就醫，為什麼他們也看似憂鬱孤獨，還得服用各式藥劑？答案昭然若揭，因為這些人得保持「完美」，他們不能坦承自己的無能和脆弱。史戴芬妮意識到自己和米亞擁有某種自由和相互扶持的親密，她從單純的歆羨轉變成深刻的體悟。到了此刻，我們也可以說史戴芬妮完成了一套主角的旅程，她自終點歸返，與起始的世界達成和解。
此書的動人之處，有史戴芬妮的掙扎，也有她坦言不諱說出她對於愛的飢渴。史戴芬妮傾向把對她釋出善意的人形容為「彷彿我的家人」，不難想見她多麼欠缺安全感，也多麽企求一份穩定恆久的關係，因此，或可嘗試將整本書抽繹出另一種質地：一個女人培力自己的決心。史戴芬妮慢慢嘗試不再把所有身邊的人想像成「即將帶她走出深淵的拯救者」，並意識到當她停止這麼做，她也不必再忍受每次期望落空的重擊。在接受美國書商協會（ABA）採訪時，談到此書的結尾，她並未如一些女性作者在處理逆轉人生的題材上，採取以「白馬王子的出現」作結的敘事手段。史戴芬妮說，這是有意為之。她認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故事。一個女人到頭來過得還可以，並不需要一個男人的出現來提供她保護或溫暖。」
最後想表白一事。我的母親曾為了養家，做過房務員，也跟蘭德一樣，為了避免層層剝削而逐步轉型為接案者。遙記大學暑假，我提著笨重的去污用品，跟在她身後，作為幫手。回到家時，我渾身痠痛地甚至不願說話，鼻子也因長期吸入清潔劑的氣味、飛舞的塵埃而刺痛不止。我從而明白了，為何母親每次回到家，只能沉默地縮在椅子上，久久不語。在我翻頁的過程中，不斷地追想到，母親的精神是否也曾跟史戴芬妮一樣，被突如其來的痛苦與無助侵襲？我在史戴芬妮的長征中看見了母親的倒影，而在她跟米亞的相親相依中，緩緩理解了自己的生命中，也經受過一份樸實且完整的愛。（作家，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可是我偏偏不喜歡》等書）
【推薦序二】
所有單親母親的故事／林立青
讀完《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以後，第一時間我腦海裡浮現的是同類型的故事──《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甚至《被壓榨的一代》，寫的都是女性育兒時的困境：職場的歧視，難以顧及家庭以及無法陪伴孩子的失落，還有無法給予孩子更好的條件時，所產生的挫折感和強烈的痛苦。本書更有著《我在底層的生活》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所寫的觀察和推薦。
這類書籍近年來成為顯學，開始有更多作者投入這方面的寫作。社會問題沒有國界，人類社會的問題雖不相同，但同樣的場景處處可見。過去的社會總認為窮人不夠努力，但經過數百年，我們開始知道責怪窮人懶惰等方式並不能解決這類問題，反而加重這些問題的出現，讓窮困者愈來愈沒有聲音，愈來愈不敢承認自己的困境。而過去單純的統計和分析等工具，只能反映出原本設計的指標，不能告訴我們真正的困境在哪裡，也無法描述人在貧困和無力感的生活中的全貌。所以這種書應當被重視，因為它們給了我們一個瞭解實際困難和提供細節的可能。
這是史戴芬妮的世界，也是許多單親母親每天要面臨的問題：我愛我的孩子，但我沒有辦法給她應該被給予的。
這類型的書幾乎不需要太多解釋。從本土創作到翻譯書，這種作品都是以大白話呈現，愈白話反而愈能呈現真實的生活樣貌。《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從一個單親媽媽對孩子的愛開始，足見無論環境多麼困頓，就算獲得的工作毫無希望，每個接觸到的男人都爛軟無比，車輛隨時可以拋錨，遭遇的每個困境都可能因為缺錢而無法擺脫，每個住處都可能在退租時被苛扣押金，但是母愛不變。
為什麼我們需要讀這些故事？對我來說，是因為具體且令人難受的真實情節不斷被呈現出來。作者寫到自己從事清潔工作的過程。當她幫雇主清理黏在噴射按摩浴缸邊緣的陰毛和腿毛渣時，聽的是雇主嫌棄那些領取食物券，卻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移民家庭。這些言論讓她感到痛苦，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能將心中的苦悶化成文字，寫下自己也希望能給女兒喜歡的洋裝，在女兒的聖誕襪裡放入巧克力，拿到小費時，想的是可以帶女兒去吃麥當勞。這些都是雇主、會給小費的雇主所抱怨的行為。她選擇不回話。
只是聽過雇主的抱怨後，從此她只在深夜去超市，避開可能的人潮，因為聽過一次以後，便會發現這些指責貧困的文字多不勝數，又如此尖銳傷人。即使這些食物券有嚴格的使用規定，即使這些防弊的措施讓窮人的孩子根本無法取得真正營養的食物，即使她小心翼翼挑選有補助的商品，但領取社會補助，就是低人一等。連那些在後方排隊的人不經意的眼光，都可能讓你再一次受傷，還會讓你的朋友對你嫌棄地說：「不用謝，那些福利全部來自我繳的稅。」
更令人難堪的是，這些雇主就在你身邊，他們會給你小費，給你的孩子著色本和蠟筆。而那些在超市結帳的人，只是再平凡不過的市民，也可能是你的雇主。身為一個母親，卻要在使用食物券購買有機營養牛奶時，顧慮這些人的眼光。
正是這樣的故事和書寫，作者到不同家庭去打掃時，我們透過她的眼睛，看出其他人的悲傷或痛苦、貧富差距，以及人性的複雜。或許，我們可以透過這本書進一步思考：台灣的女性呢？在重男輕女、更受「傳統價值」影響的台灣，這些單親媽媽去了哪裡？又過著多麼沉重的生活？
書中的貧困看來也是世襲的。當一個單親媽媽出車禍後，不知道拖吊車要花多少錢，看著罰單而哭泣，甚至連自己的外公開車來接她們時，也付不出油錢。我們看到她的人生幾乎沒有什麼選擇。讀者甚至可以推想，如果這時將她趕出家門的男人回來、用錢解決一切的話，她只能接受，因為母女兩人沒辦法承受損失第二台車的後果。
我們能做什麼？或許這本書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貧窮。讓讀者知道即使努力、也難以翻身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再來思考我們是否要改變觀念，重新建立起真正有用、而非只會檢討窮人的社會福利體系，或者用少數個案來掩蓋大規模貧困的現實生活。
看完本書之後，我直接能聯想到的是《悲慘世界》中的「芳汀」和「珂賽特」。同樣都是母親努力工作而無法擺脫貧窮，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過了一百五十年，同樣的故事幾乎時時上演？
過了一百五十年，對一個母親來說，如果看著自己的孩子只是免於飢餓而無法給予陪伴，沒有安全和沒有選擇的生活，根本不算真正活著。（工人作家，著有《做工的人》、《如此人生》）
推薦語／阿潑
如果我們跟著作者的敘事閱讀《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或許會看到一個因意外懷孕生子而人生轉向的單親媽媽，如何在男友、家庭與人際關際中克服對寂寞的恐懼、情感的依賴，求得一份屬於自己的空間尊嚴；也會看到一個忙著處理家務，卻得跪坐在他人廁所清洗馬桶、打掃屋室的女人，穿梭在自己與他人的人生中；而這麼一個普通的白人大學生，一邊奮力謀生，一邊受著社會福利，也反映出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困境與貧窮問題。這本書可以說是一個單親媽媽的求生記，同時也可以是一部美國某個隱性族群的寫真集，有著八點檔的戲劇性，但也有客觀信實的數據證明。在陪著作者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關卡時，我們看到性別、勞務、社會福利制度、醫療等議題，如何自然地在作者行雲流水的文筆之中展現，讓我們一窺一個女性視角的當代美國。（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等書）
【前言】歡迎來到史戴芬妮．蘭德的世界
進入本書的方法是拋下心中的所有刻板印象。你對於幫傭、單親家長的看法，還有媒體塑造出來的窮人形象，統統都得放下。如果用高高在上的形容詞來讚美作者史戴芬妮，她可說是很努力、「能言善道」（articulate）；在英文裡，菁英分子常以某種姿態，用這個詞形容某人沒受過高等教育，卻天分極高。本書講的是史戴芬妮成為母親的旅程。她靠著東一點、西一點的公共福利，以及低到不像話的清潔工薪資，努力活下去，提供女兒米亞安全的生活與一個家。
本書的英文書名「maid」（侍女、女傭、女僕、下人、清潔人員）是個典雅的詞彙，令人聯想起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的茶盤與筆挺制服。在現實生活中，清潔人員每天面對的卻是髒亂與馬桶上乾掉的大便。他們撿起我們的陰毛，好讓水管不會堵住。我們的髒衣服與醜陋的一面攤在他們眼前。即便如此，他們是隱形人，美國的政治與政策無視於這群人，看輕他們，冷眼旁觀。我很清楚這些狀況，因為我在寫《我在底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這本書的時候，曾經跑去臥底，暫時經歷這種生活一小段時間。我跟史戴芬妮不一樣，我隨時可以回去過舒舒服服的作家生活。另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體驗窮困生活時，不必靠自食其力養孩子。我的孩子已經大了，沒興趣為了我瘋狂的報導點子，和我一起住拖車停車場。所以說，我知道幫人打掃房子的工作是怎麼回事──那會使你精疲力竭，而且每當我穿上繡著「國際女傭」（The Maids International）字樣的清潔公司背心，我感受到社會上的人對我的輕視，然而，和我一起打掃的許多同仁心裡的焦慮和絕望，我只能用想像的。她們和史戴芬妮一樣，很多是單親媽媽，幫人打掃房子是為了活下去。她們為了外出工作，有時得把孩子留在惡劣的環境裡，一整天心裡七上八下，擔心自己的孩子。
幸運的話，你永遠都不必活在史戴芬妮的世界。本書會告訴你，那個世界為缺乏資源所困。錢永遠不夠，有時連食物都不夠吃；餐餐是花生醬和泡麵，麥當勞是大餐。在這個世界裡，什麼事都不可靠，車子不可靠，男人不可靠，住的地方不可靠。食物券是史戴芬妮能活下去的重要助力。近日美國要求必須工作才能領食物券的規定，只會讓人想握拳。少了這些政府資源，工人、單親家長，還有其他人將活不下去。這不是在施捨。他們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希望能在社會上有穩固的立足之處。
史戴芬妮的世界最令人心痛的地方，或許是幸運人士散發的敵意。這是階級偏見，幹體力活的勞工尤其深受其害。工人經常被認定，他們的道德感或頭腦不如穿西裝、坐辦公桌的人。上超市時，要是使用食物券付帳，其他顧客會用批評的眼光，看史戴芬妮的推車裝了什麼，覺得是用自己繳的稅施的恩。一個老男人曾大聲告訴她：「不用謝我了！」一副史戴芬妮買的菜是他本人付的帳似的。史戴芬妮上超市跟做其他事的時候，隨時可能碰到這種態度，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抱持這種觀點。
史戴芬妮的世界的故事走向，似乎朝著無底深淵而去。首先，一天打掃六到八小時，抬起重物、吸地、刷刷洗洗，損害了身體健康。在我工作的居家清潔公司，從十九歲到無上限，每位同事似乎都受過神經肌肉方面的傷，如背痛、旋轉肌腱受傷、膝蓋與腳踝問題。史戴芬妮每天吞下令人擔憂、大量的布洛芬（ibuprofen）止痛藥撐住，她曾一度羨慕地看著客戶放在浴室裡的鴉片類藥物，但實際上，她沒錢看病吃處方藥，沒錢按摩，無法接受物理治療，也沒辦法看疼痛治療專科。
除此之外，除了生活形態帶來身體上的疲憊，史戴芬妮也面臨情緒上的挑戰。她是心理學家建議窮人要有「韌性」的標準模範。遇上困難時，她想辦法前進，但有時關卡多到讓人應付不來。她對女兒懷有無盡的愛，也因此才能一路撐下去。史戴芬妮對女兒的愛貫穿全書，人生因此有了希望。
我在這裡就先不太算劇透地告訴大家，這本書有個幸福美好的結局。歷經書中提到的多年辛苦、掙扎和努力，史戴芬妮日益渴望成為作家。我在幾年前結識史戴芬妮，當時她還在寫作事業的初期。我除了是作家，也是「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創辦人。這個機構推廣高品質的貧富差距報導，尤其獎勵本身就在困難中度日的寫作者。史戴芬妮來信詢問，我們立刻抓住這個人才，協助她提案、修改草稿，幫她找最好的地方發表，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史戴芬妮完全是我們希望協助的對象──她是勞動階級作家，雖然沒沒無聞，只要有人幫忙推一把，事業就能上軌道。
如果本書鼓舞了你（我相信它會），別忘了這本書差點流產。史戴芬妮原本有可能因為絕望或太勞累而放棄；她有可能因為工作受傷而失能。想想有多少女性為了這樣的理由，永遠失去說出自己故事的機會。史戴芬妮提醒我們，社會上有成千上萬這樣的女性，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勇敢的地方，等著我們聽見她們的故事。──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我的失序人生》作者
第1章 收容所小屋
我女兒是在遊民收容所學會走路的。
那是一個六月的下午，在米亞即將滿週歲的前夕，我坐在收容所簡陋的雙人沙發上，拿著一台古董數位相機，拍下女兒人生的第一步。米亞頂著嬰兒的鳥窩頭，身上的條紋連身衣十分單薄，與她棕色眼珠露出的濃厚決心形成對比。她努力用腳趾抓地，試圖保持平衡。相機後的我，注視著她腳踝上的皺褶，還有嬰兒肥嘟嘟的大腿、圓滾滾的肚皮。米亞牙牙學語，一路朝我走來，光著的腳丫子踏在髒兮兮的瓷磚地板上。上頭日積月累的汙垢不管怎麼刷，永遠刷不乾淨。
這星期將是我們母女待在收容所小屋的最後一週，我們一共在這裡暫居九十天。美國住房局用鎮上北邊的這一角收容街友。接下來，我們母女將搬進政府安置貧民的過渡住房（transitional housing，譯註：服務無家可歸者的臨時居住設施，適用對象包括有工作、但收入不足以擁有住房的民眾），那是一棟地上只鋪了水泥的破舊公寓社區，同時也充當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譯註：協助罹患身心疾病或有犯罪紀錄者學習技能、日後重返社會的機構）。雖然只是短短九十天，我還是努力將收容所營造成女兒的家。我把雙人沙發鋪上黃色床單，好替慘白的牆壁與陰暗的地板添加暖意，在陰鬱的時刻增加一點明亮愉快的氣氛。
我在大門的牆邊掛上小日曆，寫上和個案輔導員見面的時間，他們服務的機構可以協助我。先前我費了好大一番力氣，四處尋找社會福利資源，偷瞄每一間民眾協助機構的窗戶，最後加入大排長龍的申請者，手上拿著塞得亂七八糟的文件夾，試圖證明自己身無分文。我沒想到在這個世界，你需要焦頭爛額，精疲力竭，才能證明自己真的是窮人。
我和女兒待的收容所小屋規定不能有訪客，幾乎什麼家當都不能有。我們有一小袋私人物品，米亞有一桶玩具，我有一小疊書，書擺在分隔起居室與廚房的小架子上。屋內有一張圓桌，我把米亞的嬰兒高腳椅靠在桌邊，另外還有一張我可以坐著盯米亞吃飯的椅子，自己則通常喝咖啡充飢。
我看著米亞踏出人生的頭幾步，努力不讓視線飄向她後方的綠色箱子。箱子裡裝著法院文件，詳細記錄著我和她父親之間的監護權大戰。我試著把注意力放在米亞身上，對她微笑，好像一切都很美好，但要是把相機鏡頭翻轉過來，我將認不出自己的模樣。我僅有的幾張個人照上是一個陌生人。我目前大概處於一生中最不成人形的時期，我兼差當園丁，一週花數小時修剪樹叢、對抗生命力過於旺盛的黑莓，還要撿拾迷你落葉，讓所有不該有葉子的地方乾乾淨淨。我偶爾也幫一些認識的屋主清潔地板與廁所，這些朋友知道我需要錢。他們雖然手頭也不寬裕，但他們不一樣，有人會提供他們財務上的支援。對他們來說，要是少了一張薪水支票，只要稍微省吃儉用，就能撐過去，不會是一連串災難的起頭，最後流落遊民收容所。他們有父母、有家人，家裡的人會帶著錢衝去救他們，遠離一切苦難。至於米亞與我，沒人會來救我們母女，我們孤伶伶地活在這世上。
住房局要求我在收容文件上，回答接下來幾個月的個人目標，我寫上我將試著與米亞的父親傑米重修舊好。只要我努力，我們會想出辦法的。有時我會想像，我們三個人是真正的一家人，媽媽、爸爸，還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兒。我抓著那些白日夢不放，彷彿那些夢是綁著一個巨大氣球的線。那顆氣球將帶我飛過傑米的虐待，遠離單親媽媽的苦日子。只要我繼續緊抓不放，一切都會好轉。只要我專心想著我希望建立的家庭，就能假裝不好的部分不是真的，好像這種生活只是暫時的狀態，不是我的新人生。
我存了一個月的錢，買下給米亞的生日禮物。那雙棕色小鞋上，繡著粉紅色與藍色的小鳥兒。我和普天下的媽媽一樣，四處發送生日派對的邀請函，也邀請了傑米，就好像我們是共同扶養孩子的正常伴侶。親友來到我們母女居住的華盛頓州湯森港（Port Townsend），在查茲摩卡公園（Chetzemoka Park）可以俯瞰大海的野餐桌旁慶生。山坡上綠草如茵，大家坐在自備的毯子上面帶笑容。我用那個月剩下的食物券，買了檸檬水和瑪芬蛋糕過去。父親與外公坐了近兩小時的車，從反方向過來參加。小弟也找了幾個朋友加入，其中一人帶了吉他。我請人幫我和米亞、傑米合照，因為我們一家三口能像那樣坐在一起，實在機會難得，我希望米亞日後有美好的回憶可以回顧。然而，照片裡的傑米一臉嫌惡，怒氣沖沖。
母親和她再嫁的先生威廉遠從倫敦搭機過來，也可能是從法國或他們目前的定居地。母親與威廉違反遊民收容所「訪客止步」的規定，在米亞的生日會隔天過來，協助我們母女搬進過渡住房。他們兩人的裝扮令我搖了搖頭，威廉穿著黑色緊身牛仔褲、黑色毛衣、黑色靴子；媽則穿著過小的黑白條紋洋裝，緊緊包住豐滿的臀部，再配黑色內搭褲和低筒帆布鞋。兩個人看起來不是來搬家，而是準備悠閒啜飲濃縮咖啡。我不曾讓任何人見到我和米亞的簡陋住處，母親和威廉的英國口音與歐洲打扮，讓我和米亞的小屋、我們的家，更加自慚形穢。
威廉似乎嚇了一跳，我和米亞居然只需要一個旅行袋就能搬走。他把袋子拎到外頭，媽跟在後頭出去。我轉身看了屋內最後一眼，看著自己的幻影在雙人沙發上讀書，米亞翻找著玩具桶或是坐在單人床下方的抽屜裡。我很開心能夠離開收容所，但也想再看最後一眼，帶著苦甜參半的心情，向我們母女脆弱的人生開頭道別。
我和米亞搬進去的公寓隸屬於「西北航道過渡住房家庭住宅計畫」（Northwest Passage Transitional Family Housing Program），一半的住戶和我一樣，先前待在遊民收容所，另一半的人則剛出獄。理論上，這裡比收容所還高一級，但我已經開始懷念收容所的隱祕性。在這棟樓裡，我身處的現實攤在每個人面前，就連自己都必須睜眼看著。
我走向新家大門，媽和威廉站在後頭等著，鑰匙不管怎麼轉，門就是不開。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盒子，使出蠻力開鎖，才終於讓所有人進門。威廉開起玩笑：「至少這裡不必怕遭小偷。」
我們一行人走進狹長的玄關，我立刻注意到這間屋子有浴缸，我和米亞可以一起泡澡，我們已經很久沒享受這種奢侈品。兩間臥房在右手邊，各有一扇對外窗。廚房十分狹小，冰箱門會擦過一旁的櫥櫃。我踏過和收容所類似的大塊白瓷磚，打開通往迷你陽台的門，陽台大小剛好夠我把腿伸直坐在那。
兩週前，負責我案子的社工茱莉匆匆帶我看過這個地方。先前住在這裡的家庭，已經待滿最長的二十四個月收容期限。茱莉告訴我：「妳好幸運，這間公寓剛好空出來，尤其妳在收容所的時間已經到了。」
第一次見到茱莉時，我坐在她對面，結結巴巴回答自己接下來的計畫，例如我要如何讓孩子有地方住、如何穩定財務、能做哪些工作賺錢。茱莉似乎理解我的不知所措，提供了幾點建議，教我如何起步。我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搬進低收入住房，麻煩之處在於如何找到空房。「家暴性侵服務中心」（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ssault Services Center）的人員提供庇護所給無處可去的受害者，不過我運氣好，住房局挪出一間獨立房給我，讓我有辦法朝自力更生邁進。
第一次會談時，茱莉帶我讀過一清二楚的規定，共有四頁。如果我要待在他們的收容所，就得同意那些規定：
入住者明白本所為急難庇護所；
「不」是你的家。
我們將隨時進行「尿液抽檢」。
本所「不」允許訪客。
「沒有例外」。
茱莉事先聲明，除了那些規定，他們還會隨時抽檢，確認你做了基本家務，例如洗碗、吃剩的東西不能放著不收、保持屋內清潔等等。然後，我也同意接受隨機尿檢、隨時讓人進屋檢查衛生、晚上十點宵禁。訪客必須事先獲得許可方能過夜，最多不得超過三天。收入如有變化，必須隨時通報，還得每月繳交收支表，詳細說明每一筆錢如何進來、用在哪裡、原因為何。
茱莉永遠拿出和善的態度，臉上帶著笑容說話。我非常感激茱莉不像其他的公務員一臉疲憊厭世。茱莉把我當成一個普通民眾對待，說話時把紅褐色的短髮往後別。然而，茱莉說我「幸運」時，我感覺挨了一巴掌，我不覺得自己幸運。我的確非常感謝他們的幫忙，感激到無以復加，但要說幸運的話，我不幸運。我要搬去的地方，住戶守則暗示我是毒蟲，生活習慣邋遢，行為不檢點，晚間需要強迫禁足，還得做尿檢。
當個一貧如洗的人，看來和緩刑有異曲同工之妙。你犯的罪是缺乏謀生能力。
我借來一輛皮卡，威廉、母親和我以不快不慢的速度步上樓梯，把卡車上的東西，抬到二樓我的房間門口。我搬進收容所前，父親幫我租了一個倉庫；現在我們將物品移出，改放到過渡住房裡。母親與威廉穿著不能弄髒的好衣服，我有提供T恤，但他們不肯換上。從我小時候開始，母親向來體重過重，除了和父親離婚的那段期間。她號稱自己是靠只吃肉、不吃澱粉的阿特金斯飲食瘦下來。但父親後來發現母親突然有動力上健身房，不是為了運動，而是外遇了。母親有了渴望逃離妻子與母親身分的新欲望。她的大變身源自某種表白或覺醒，她明白了自己一直想得到、但為了家庭犧牲的生活。對我來說，母親突然變成好陌生的一個人。
我弟弟泰勒高中畢業的那年春天，我父母離婚，媽搬進一間公寓。十一月過感恩節時，她的身材瘦到只有以前的一半，頭髮也留長了。我們母女走進一間酒吧，我看到母親吻著和我同齡的男孩，醉倒在雅座裡。我先是一陣尷尬，接著轉換成一股說不出的悵然若失。我要我的母親回來。
有一陣子，父親也融入別人的家庭，離婚後立刻與一名有三個兒子的女人約會。那個女人善妒，不喜歡見到我。有一天，我們父女在她家附近的丹尼斯連鎖餐廳吃早餐。吃完後，父親告訴我：「好好照顧妳自己。」
我父母各自去過自己的人生，我在情感上成了孤兒。我發誓永遠不會讓米亞遠離我，也不會讓我們母女在心理上存在著那樣的距離。
我看著眼前的母親。母親嫁給一個才大我七歲的英國男人，身材再度發福，比從前還大上幾號，胖到似乎待在自己的身體裡。母親站在我身旁，操著裝出來的英國腔，我忍不住凝視她。她搬到歐洲大約七年了，中間我們只見過幾次面。
我有好幾箱書，搬到一半時，母親嚷著要是能吃個漢堡就好了。我們再度在樓梯上錯身時，她又加上一句：「再來瓶啤酒。」時間根本還不到中午，但母親處於度假模式，一早就有喝酒的心情。她提議到市中心的「女妖」酒吧，那裡有戶外座位。我好幾個月沒外食了，聽了口水直流。
我說：「我等一下有工作，但我可以去。」我每週幫朋友打掃一次幼兒園，可拿到四十五美元。此外，我得把借來的卡車還回去，再到傑米那兒接米亞。
那天，母親也清掉好幾大箱物品。她有一些舊照片和小擺設存放在朋友家的車庫，這次全部帶到我的新家當禮物。我念舊，說什麼也得接收，那些東西是我們母女曾經一起生活的證據。母親留下我在學校和萬聖夜的每一張照片，上頭的我捧著人生釣到的第一條魚、在學校歌舞劇表演謝幕後捧著花。當年母親在觀眾席支持我，舉著相機對我微笑。今日她站在我的公寓裡，單單以屋內另一個成人的眼神看著我，我們平起平坐，但我這輩子沒這麼失落過。我需要我的家人。我需要看見他們對我點頭微笑，告訴我一切都會沒事的。
我趁威廉去上廁所時，和母親一起坐在地板上。「嘿。」我開口。
「有事嗎？」母親語帶防備，好像我打算向她什麼。我一直覺得母親很怕我向她借錢，但我不曾開口。她和威廉在歐洲過得很省，把威廉的倫敦公寓租出去，兩個人住在離觀光勝地波爾多不遠的法國鄉間小屋，打算經營B&B民宿。
「或許妳跟我可以花點時間相處？」我問：「就我們兩個人？」
「史戴芬妮，我覺得那樣不太好。」
「為什麼？」我挺直了背問。
「如果妳想和我在一起，妳得接受威廉也會在。」母親說。
這時，威廉走向我們，用手帕大聲擤鼻子。母親抓著新丈夫的手看著我，眉毛揚起，似乎很自豪她清楚和我劃下界線。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威廉。兩年前，我去法國拜訪他們，和威廉激烈吵了一架，母親沮喪到跑去車上哭。我原本希望這次她回來，我們可以重拾母女情，而不只是有人可以幫我照顧米亞。我想念有媽媽，想念有可以信任的人，一個即便我住在遊民收容所，照樣無條件接受我的人。如果我有一個媽媽可以說說話，或許她可以解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助我一臂之力，度過難關，讓我明白自己不是個失敗者。我感到很難堪，想和自己的母親聚一聚，還得和外人爭寵。我努力對威廉講的笑話發出捧場的笑聲，微笑聽他嘲弄美語的文法。我沒評論母親的新口音，也沒提她如今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好像外婆的沙拉不是用水果罐頭和現成的人造奶油做的一樣。
母親和父親在美國華盛頓州斯卡吉特郡（Skagit County）的不同區域長大，那一帶以鬱金香田聞名於世，就位在西雅圖北邊車程約一小時處。兩人的家族好幾個世代都生活在貧困之中，爸爸的家族定居在克利爾湖（Clear Lake）上方森林茂密的山坡地，據說遠親直到今日還在釀私酒。母親家住在河谷下游地帶，當地的農夫以種植豌豆與菠菜為生。
外公和外婆結婚快四十年了，我最早的童年回憶是他們住在林子小溪旁的拖車屋。我父母白天要工作，便把我託給外公外婆。午餐時，外公會用國民品牌萬德麵包（Wonder），做美乃滋和奶油三明治。兩位老人家手頭沒有太多錢，但我對外公外婆的回憶充滿愛與溫情：外婆會一手拿著汽水，一手攪拌爐子上的金寶湯罐頭（Campbell）番茄湯。一腳站在地上，另一隻腳勾起來，像紅鶴一樣收在大腿處。她伸手可及的地方，菸灰缸上永遠有點燃的菸。
外公外婆後來搬到市區的一棟老屋，緊鄰阿納科特斯（Anacortes）的鬧區。那棟房子年久失修，宛如廢墟。外公是不動產仲介，他會在帶客戶看房子的空檔回家一趟，從門外衝進來，送孫女他找到的小玩具，有時則是他在保齡球館的夾娃娃機夾到的獎品。
我小的時候，如果不在外公外婆家，就會打電話給外婆。我常常和外婆講話，裝照片的桶子裡就有好幾張照片是四、五歲的我站在廚房裡，耳邊靠著一個巨大的黃色話筒。
外婆後來罹患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出現幻覺，逐漸無法與人溝通。上次我和米亞去看她，我用食物券買了墨菲爸爸（Papa Murphy’s）的披薩過去。那天，外婆臉上塗著粗黑的眼線，亮粉色的口紅，幾乎從頭到尾都站在屋外抽菸。我們得等外公回家才能開動。外公終於回來時，外婆說自己沒食欲了，控訴外公有外遇，甚至說外公和我調情。
儘管日後發生了許多事，阿納科特斯仍舊充滿我的童年回憶。我和家人逐漸失去聯繫，我不時還會和米亞提到包文灣（Bowman Bay）的事。包文灣位於迷幻海峽（Deception Pass）一帶，裂口分隔了菲達爾戈島（Fidalgo）與惠德比島（Whidbey）。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會帶我到那裡健行。華盛頓州的那塊小地方，長著參天的長青植物與楊梅樹（madrona），在我心中是世上唯一真正像家的地方。我探索過包文灣的每一處角落，熟知每一條步道、洋流微小的差異，還曾把姓名縮寫刻在草莓樹奇形怪狀的橘紅色樹幹上，位置了然於心。每一次我回阿納科特斯看家人，都會走在迷幻海峽橋下方的海灘上，經過聳立在峭壁上的大房子，踏著羅薩里奧路（Rosario Road）繞遠路回家。
我想念家人，但很欣慰至少媽媽和外婆每個週日都會說說話。媽不管人在歐洲哪個地方，依舊會打電話給外婆。那一點給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彷彿我沒有完全失去母親。母親對於她拋下的人，還保有一絲想念。
我們在女妖吃午餐，帳單來的時候，母親又加點一杯啤酒。我看了一下時間，我得預留兩小時打掃幼兒園，再去接米亞。我在餐廳又多坐了十五分鐘，看著媽媽和威廉自娛娛人，講著法國離譜鄰居的故事。接著我說自己得離開了。
「噢，」威廉揚起眉毛。「要我叫女服務生過來，讓妳付帳嗎？」
我看著威廉，回答：「我沒要請客。」我們看著彼此的眼睛，好像在對峙。「我沒錢。」
禮貌上，我是該請媽媽和威廉吃午餐。他們是客人，還幫我搬家，但他們理應是我的父母。我想提醒威廉，他才剛協助我從遊民收容所搬出來，不過我沒說話，轉頭用懇求的眼神看著母親。母親說：「那啤酒的錢，用我的信用卡付好了。」
我回答：「我戶頭裡只有十塊錢。」我感到喉嚨打結。
威廉脫口而出：「十塊連付妳的漢堡都不夠。」
威廉說得沒錯，我的漢堡要價十塊五九，我點了整整超出銀行存款二十八分錢的餐點，羞恥感重擊我的心，那天搬離收容所帶來的些微勝利感，瞬間化為烏有。我連一個該死的漢堡都吃不起。
我看看母親，再看看威廉，藉口要上廁所。我不需要小便，我需要的是大哭一場。
鏡子裡的我瘦如竹竿，穿著兒童尺寸的T恤與過小的牛仔褲。褲管捲起，掩飾過短的褲子。鏡子裡的那個女人工作過度，但手裡沒有任何錢能證明自己的辛勞，就連一個該死的漢堡都付不起。我平日通常壓力大到吃不下，和米亞一起吃飯時，我大都沒吃，默默看著米亞把湯匙裡的食物送進嘴裡，她能吃到一口就謝天謝地了。我骨瘦如柴，體內什麼都不剩，只剩在廁所裡哭出來的情緒。
幾年前，我想著自己的未來時，不曾料到會落魄成這樣。這種景象離我的現實人生好遠好遠，我真的沒想過會淪落到這種地步。然而，生了一個孩子、分過一次手之後，我就這樣陷在不知如何脫離的窘境中。
我回到座位，威廉仍在火冒三丈，好像一隻迷你龍。母親靠了過去，悄聲對他說幾句話。威廉搖頭，一臉不贊同的樣子。
我坐下，告訴他們：「我可以付十塊。」
「好。」母親回答。
我沒料到母親真會答應。還有幾天才發薪，我翻找袋子，拿出錢包，把卡遞給母親，和她的卡一起結帳。簽完名，我起身把卡片塞進後口袋，連好好擁抱一下說再見都沒有，就朝門外走去。沒走幾步路，我聽見還坐著的威廉說：「我這輩子沒看過這麼大牌的窮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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