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碑石的篆刻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碑、墓記、碣、摩崖、石經等文字石刻中，西漢時期的作品發現甚少，絕大部分是東漢時期創作的。
碑系長方形石刻，由趺、碑身、碑首三部分組成。趺即碑座，碑身刻文，碑身的上端是碑首，碑首往往有題額，也稱碑額。
漢代碑文多為隸書，碑額多為篆書。漢碑一般為方趺，個別也有龜趺的。碑首有圭形和圜形之分，漢代多為圭形碑首，在碑首和碑身之間有圓孔，圭首和圜首也有有圓孔的。漢碑一般沒有紋飾，但也有在碑首刻龍和四神圖像的。
墓記也稱始於東漢時期，當時未成定製，也未見有自稱墓誌的。有的略近方形，有的長方形，也有圭形似碑的。
墓記置於墓內，或刻於墓內石壁上。還有刻於墓祠內的。石經的碑身為長方形，兩面刻字，形制與碑相似。另外，還有附刻於建築物上的文字，如闕身上所刻的題記，以及墓室「黃腸石」上的刻字等。
碑刻的內容大體可分為頌功、記事、墓碑和墓記、契約、經典五類，其中以頌功、記事及墓碑和墓記三類發現較多。
頌功的碑刻，有些除記頌某人的功德外，往往在碑陰及碑側，刻有資助立碑的門生故吏的姓名和資助錢數。
著名的頌功碑刻有：《劉平國碑》記述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等人開山建關的事跡，所以也稱《劉平國開道記》；《西狹頌》記頌武都太守李翕平治理西狹閣道的事跡；《裴岑紀功碑》記頌敦煌太守裴岑戰勝匈奴呼衍王的事跡；《曹全碑》記述郃陽縣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跡，碑陰刻有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資助錢數；《張遷碑》記張氏祖先及張遷為榖城之長時的政績，碑陰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資錢數。
記事碑刻包括事件、詔書、奏文、公文文書等內容。
著名的有：《乙瑛碑》記述漢魯國相乙瑛請求於孔廟置卒史執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對乙瑛的讚辭；《禮器碑》記述魯相韓敕修飾孔廟和製作禮器等活動，碑陰及兩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和資助錢數；《張景碑》記述張景包修堆在堤壩上準備搶修用的土堆等設施，以免其本家世代勞役的事。
墓碑、墓記刻有逝者的姓名、籍貫、生平經歷、死亡日期、家族世系，以及對逝者的頌辭。墓碑立於墓前，碑陰和碑側常刻有門生故吏的姓名，有的刻逝者的家族世系。
著名的墓碑有：《鮮於璜碑》記述鮮於璜的生平經歷，最後官職為雁門太守，碑陰記述其家族世系；《孔宙碑》記述孔宙生平事跡，碑陰開列門生、故吏、弟子、門童等姓名籍貫。
墓記置於墓內，其特點是有四言韻文，以頌揚逝者並表哀悼，例如：《馬姜墓記》記述馬姜生平和家世，姜為賈仲武妻，伏波將軍馬援之女；《許阿瞿墓記》，記述五歲的許阿瞿的死亡年月日，以及對逝者的哀悼；《繆宇墓記》記彭城相繆宇的生平。
除了碑和墓記，還有碣、摩崖、石經等石刻。碣為立石刻字，形制在方圓之間，上小下大，無嚴格規制，著名的如《裴岑紀功碑》等。
《裴岑紀功碑》全稱《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碑高一‧三九米，寬〇‧六一米，無額，隸書六行，每行十字。記載了敦煌太守裴岑擊敗匈奴呼衍王侵擾、克敵全師的一次戰役。此事史書皆不載，故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此碑隸法簡古雄勁，兼有篆意，為著名的漢碑之一。字體系以篆入隸，圓勁古厚，氣勢磅礴。字形較他碑為長，寬博大度，章法茂密。
摩崖系利用天然崖壁刻石，現存最早的摩崖為東漢時期的褒斜道石刻。褒斜道是古代由關中越秦嶺入蜀的交通要道，石刻主要是記頌開通此道的功德。
褒斜道石門的東西兩壁及附近，現存古代摩崖石刻百餘品。其中以漢魏刻石為主體的十種，世稱「石門十三品」。記頌東漢開通褒斜道事跡的有《鄐君開道碑》、《楊君石門頌》等。
《鄐君開道碑》又稱《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俗稱《大開通》或《開道碑》。記載了漢中太守鉅鹿鄐君奉詔開通斜棧道的巨大工程。
此碑書法結字方古舒闊，因自然石勢作字，字之大小及筆畫的長短、粗細皆參差不整，沒有波磔，天真樸拙而很有氣勢，保留了早期隸書的許多特點。
《楊君石門頌》全稱《漢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內容為漢中太守王升表彰楊孟文等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
此碑字跡放浪形骸，天真自然，書法古拙自然，富於變化。每筆起處以毫端逆鋒，含蓄蘊藉；中間運行遒緩，肅穆敦厚；收筆復以回鋒，圓勁流暢。通篇字勢揮灑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隸中草書」之稱。顯示出上承篆隸，下啟行草的特徵。
《楊君石門頌》對後世影響很大。中國最大的綜合性辭典《辭海》初版封面上的「辭海」二字就源於漢代石崖摩刻《楊君石門頌》。
漢石經通稱《熹平石經》，是東漢靈帝時刊立的。從西元一七五年始刻，到西元一八三年完成，歷時九年。這部石經是東漢學者、書法家蔡邕倡議建立的，並親手參與經文的書寫。這是中國有石經之始。
漢石經因為是熹平年間始刻的，所以後人習慣上稱《熹平石經》，與其他朝代所刻的石經加以區別。此外還有稱《一字石經》、《一體石經》、《今字石經》的。因為漢石經只用隸書一種字體書寫，以區別於魏石經，因為魏石經是用古文、篆、隸三種字體書寫的。
《熹平石經》共四十六塊，全部用隸書書寫，碑石正反兩面刻字。石經立在洛陽太學講堂東側的瓦屋裡，並且有專人看守。幾經動亂，原碑早已無存。自宋以來，常有殘石出土，據說現已集存八千多字，字體方正，結構謹嚴，是當時通行的標準字體。
《熹平石經》碑高三米多，寬一‧五米。所刻經書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和《公羊傳》、《論語》。除《論語》外，皆當時學官所立。石經以一家本為主而各有校記，備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於後。《周易》、《尚書》、《儀禮》三經校記不存，無可考；《魯詩》用魯詩本，有齊、韓兩家異字；《公羊傳》用嚴氏本，有顏氏異字；《論語》用某本，有毛、包、周諸家異字。
《熹平石經》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訂誤正偽，平息紛爭，為讀書人提供了儒家經典教材的範本。開創了中國歷代石經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佈經文範本的做法，自漢代創例後，又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宋石經、清石經。同時，佛、道等諸家也刻有石經，構成中國獨有的石刻文獻。
漢代刻石書法藝術成就很高，書體基本上是方整小篆，從而形成了漢篆體方、筆挺，結法密的特點。尤其是方折筆勢，從書法發展來說，它是秦篆過渡到漢篆，以至漢隸的重大發展。儘管這些刻石的字數不多，但它是研究中國漢字字體演變的重要實物資料。
就碑刻書法而言，碑刻在西漢時，極為罕有，到了後西漢後期突然大增，即到了東漢，隸書逐漸成熟，東漢前期的隸書碑刻和刻石，由於它是承襲了西漢末期的書風，所以其筆畫無波勢和有波勢的兩種風格並存。
到東漢中期以後，由於當時樹碑的風氣很是盛行，石刻漸多。這時期的漢隸比起東漢初期，其點畫撇捺顯明，已完全脫離了篆意，已變為純粹的隸書了。到了漢桓帝、漢靈帝時，隸書定型化，即漢隸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時期。
這個時期，漢碑的精華，包括筆法、結體、風韻和格調，而且是大力加工和異彩紛呈的時期，因而書法日趨精巧了。這種法書出自森嚴的官定標準書體，成為漢隸的極盛時期。並且遺留下許多碑版，漢末以來陸續有所發現。
由於在東漢時期樹碑立傳之風很是盛行，碑版書法多種多樣，筆法互異，體態不一，風格亦不一，但都屬成熟的隸書，成為後人學習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當多。倘按風格神韻，大致可分為五大流派：
屬於工整精細，法度森嚴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後碑》、《禮器碑》等，是隸書的正宗。
屬於飄逸秀麗，圓靜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廟碑》、《韓仁銘》等，這一派是漢隸的精品。
屬於風神縱逸，爛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門頌》、《楊淮表》、《封龍山頌》等。
屬於方整寬厚、茂密雄強一派的有《張騫碑》、《鮮於璜碑》、《衡方碑》等。
屬於氣度寬闊，厚重古樸一派的有《郙閣頌》、《魯峻碑》、《夏承碑》等。
墓碑在漢代占據主要地位，在中國東漢初期開始流行起來。從那時起，立碑的習俗就一直延續到現代。所以，至今保存下來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石碑，成為中國古代書法發展演變的可靠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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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是東漢文學家、書法家，他不僅功在《熹平石經》，還創造了書法中一種特殊的筆法「飛白體」。相傳是蔡邕受了修鴻都門的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的啟發而創造的。
「飛白體」的筆畫有的地方呈枯絲平行，轉折處筆畫突出，在書寫中產生力度，使枯筆產生「飛白」，與濃墨、漲墨產生對比。利用「飛白」使書寫顯現蒼勁渾樸的藝術效果，使作品增加情趣，豐富畫面的視覺效果。當然書法的功力在「飛白」中也能充分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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