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太學
西元一八九年初春，東漢靈帝駕崩。各地勢力借此機遇，風雲際會，由此揭開了古代歷史上魏晉南北朝長達近四百年分裂割據的序幕。
魏晉南北朝是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它上承秦漢文明，下開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發展上也是如此。各政權設立太學，並制訂其相關制度和內容，開創了古代教育史上的新時期。
在社會變動的情況下，教育與該時代經濟、政治、文化的總體發展是分不開的。就太學而言，各政權的太學設立情況各有不同。
魏文帝於二二四年在洛陽初立太學，以適應曹魏集團的需要。當時依漢制設「五經」策試之法，透過考試的可補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
蜀國歷亂時學業衰廢，定蜀後方設立太學。孫吳雖設國學較早，直至二五八年方立五經博士，故其太學的功用甚微。
兩晉時期太學時斷時續。大體上看，西晉時期朝廷由於實現了短期統一，教育呈現了短暫的繁榮。西晉時期本有太學，太子也本在太學讀書，但又立國子學，並將太子遷入國子學。國子學在北齊時期被改為「國子寺」，其後延至清代。東晉時期朝廷國學設立雖早，但每臨戰亂隨即解體。
南北朝時期，各少數民族上層的漢化，為漢文化教育向各少數民族中下層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條件。他們在各自的國內，援引漢族名儒，設立學校，漢文化教育沒有因民族鬥爭而覆沒。
如前趙、後趙時期皆設立太學，重視人才的培養。前秦時期苻堅親臨太學，檢查諸生的學習成績。後秦時期姚萇立太學，為的是禮先賢之後。北魏時期不僅太學昌盛，而且郡國學制也普及甚廣，使大批中下層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整個魏晉南北朝社會太學的發展雖有曲折，但也絕非完全衰落。問題還在於我們著眼於什麼樣的角度和態度去看待它。或許可以說，沒有這四百年的太學及其他教育形式的發展變化歷程，也不會有隋唐文化教育的鼎盛。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學校教育制度的演變是個重頭戲。其中包括與太學相關的制度。
曹魏太學正式創立於魏文帝時期，在三國之中當屬最早。魏文帝對太學十分重視。他不僅創立太學，而且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守衛，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他不僅自著《典論》、《皇覽》等著作，而且常常召集諸儒，談論經文，侃侃不倦。
魏明帝對太學也尤為重視，他曾親臨太學，與博士辯論經義，提出問題，讓博士解答。並令群臣皆當研習古義，修明經義。西元二二八年下詔令郡國尊儒貴學，高選博士，西元二三〇年又下詔要求郎官學通一經，才能被任用。
曹魏太學在編制方面，在博士中擇聰明者一人為博士祭酒，總管太學學業諸事。太學博士選拔是侍中、常侍中的儒學最優者。太學生初有數百人，後來增加到幾千人。太學生入學年齡約是十五歲，如鐘會、劉馥都是十五歲使入太學。
曹魏太學比後世進步之處在於對入學者的家世背景審查不嚴，太學生入學後只按年齡長幼排定次序，而不是父兄的官位。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吏也為太學薦引了一批人才。如雁門太守牽招從郡中選有才識者到太學受業。這些都可以看出
太學絕非被高門獨占。
曹魏太學的考試制度與文官考試任用制度合一。具體是：
剛入學稱為「門人」；滿兩年並通一經者稱「弟子」；兩年之內不通一經的即被勒令退學；如兩年通兩經者，可以補掌故之官；滿三年通三經者，可升遷為太子舍人，不通者可留級再考，如果透過也可獲郎中之職。
曹魏太學的時候還有一些校規，如以年齡長幼而非父兄官職排次序，學生對師長不得無禮，不準酗酒好訟等。
蜀太學也立博士，如尹默、許慈子孫皆承其祖業而立為博士。蜀的學術風氣以古文經學為主。這種學風說明儒家古文經學依然是蜀國學術的重點。但在蜀地太學中，術數、讖緯之學和今文經學也摻雜其間。
孫吳國學體制大體與蜀相同，有博士制。孫吳的學風以今文經學為主，承漢代之餘風。
魏晉易代，在教育制度上基本承襲魏制，至少在晉代初期沒有大的變化。西元二七〇年晉武帝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並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表明太學仍存，未加更動。博士也按魏制，設十九人。
晉武帝對太學的整頓始於西元二七二年。當時因太學生過多，約七千人，詔令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雖經沙汰，仍留有三千人。
西晉時期教育體制的重大變化，是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了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分途教育，國子學、太學並立的雙軌制。
西元二九一年，西晉時期把太學和國子學明確區別開來；學官第五品以上方可入學；天子行禮應去國子學而非太學；太子也應離太學而入國學。
西晉時期的太學及國子學仍由祭酒和博士職掌。教學內容的核心仍是儒家經學，於禮學尤為重視。如霍原曾觀太學行禮；晉武帝、晉惠帝皆臨太學行鄉飲酒禮，並祠孔子。根據國子祭酒所奏刻寫石經，課程設置大體與魏相同。
整個東晉時期朝廷，教育始終處於時興時廢的狀態。西元三一七年，晉元帝置史官，立太學。西元三一九年又置博士員五人，並使皇太子於太學講經行釋奠禮。博士不復分掌「五經」，而總稱為「太學博士」，說明漢代經師專一經的學風已經改變，博士可以通諸經而非一經。在博士下設助教以教生員，課程設置為古文經學。
東晉時期朝廷，太學雖立，但因當時生員崇尚莊老，於儒訓不用心，再加上玄、佛之風，從整個價值觀念上動搖了青年人求學進取的精神，還有政局變動，興廢不斷，故而成效不大。
西晉時期之後，北方各少數民族紛紛進入到了中原，建立起帶有民族色彩的國家。其中有幾個政權在太學建設方面值得一提。
前趙國的劉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設祭酒，教師為宿儒，這都大體與魏晉時期相似。劉曜對太學頗為重視，他曾親監太學，引試學生，優秀者可為郎中。他還命公卿舉博識直言之士，然後親自策試，合格者即拜官。這些說明了劉曜注意以教育來選拔人才，來鞏固自己的政權。
後趙時期對教育比較重視。石勒於西元三一三年立太學於襄國，即現在的邢臺，選將佐子弟三百人為太學生。他還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學生一百五十人，經過考試合格者可拜為官吏。
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即位後即建立學官，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兩百人為太學生，南燕時期教育帶有明顯的門閥氣味可由此看出。
前秦時期對人才和教育的重視從苻堅開始。他於即位之初即大興學校，創辦太學，並召郡國學生通一經者和公卿以下子孫入校學習。苻堅給予學校太學以高度重視。西元三六二年，苻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從此後，他每月去太學一次，從而使太學的學習風氣大為好轉。
成漢政權建立者李雄立國後，在國內興學校，置史官，廣太學，使成漢的學校教育保持了較長的持續性。
整個十六國時期，學校教育的持續性被打亂。但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教育並未斷絕，無論各少數民族國家或漢人建立的國家，均視之為教化的重心。這對推動民族融合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
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重在國子學。但南朝時期劉宋建立專科學校，並制訂分科教授制度，打破了古代傳統的以經學為唯一課程的學校教育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是隋唐時期專科學校發展的萌芽，乃至為後代分科大學之權輿。
南朝蕭齊時期和南朝蕭梁時期也以國子學為重。南朝南陳時期的朝廷官學則是國子學和太學並立。
在北朝的北魏時期，朝廷學校有太學、國子學、四門小學，形成了太學、國子學、四門小學三學並立之制。
北魏道武帝始建都邑，便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北魏太武帝即位後，於西元四六二年又另起太學於城東，並征北方名流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賢俊之胄為博士，並令各州郡薦舉才學之士，久歷戰亂的北方，儒學由此而興旺起來。
北周政權的學校教育雖不算鼎盛，但也取得一些成就。北周諸帝對教育十分重視，尊師重教，獎掖後學。北周文帝雅好經術，在即皇帝位前，就常去太學看望。北周武帝掀起了自北魏以來的第二次儒學高潮。他不僅自己親自講經，且針對儒學與佛、道二教的矛盾，讓人廣泛討論，以求共識。這對教育的發展是十分有益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太學的教育內容，雖然其間有玄學、佛學等的參與，但從當時的總體情況來看，還是以儒為宗。比如有些執政者及若干儒臣在四面玄風、佛風中一度呼喊篤道崇儒，以至於儒家經典仍然是教育培養人才的根本。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但在性質上，與兩漢政權並無二致，缺少的只是長期的大一統而已。所以，各個政權的基本教育制度仍與兩漢一脈相承，因而儒學仍然是各個政權的基本主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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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位時間只有短短七年，兢兢業業地做了很多事的。曹丕的詩歌成就很高，是「建安文學」的中堅力量。他的開創性舉措是創立了九品中正制，開創了士族政治之先河。
曹丕重視文教的建樹值得一提。他於西元二二一年，下令人口達十萬的郡國要每年察舉孝廉一人。同年，他又重修孔廟，封孔子後人為宗聖侯。西元二二四年，他恢復太學，置五經課試之法，設立春秋穀梁博士。在短期內使封建正統文化復興。他還修復洛陽，營建五都，推廣儒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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