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周
一九七○年生，東京都人。獨立研究者、作家、公眾演說家。Leibnitz公司代表。
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文學研究所畢業。曾於電通、波士頓諮詢公司、合益集團等企業，從事策略擬定、文化政策、組織開發等工作。
以《美意識：為什麼商界菁英都在培養美感？》（三采文化）一書，獲頒商業書大獎2018準大獎、HR Award 2018最優秀獎（書籍部門）。其他著作包括《給劣化的阿北社會的處方箋》《如何建立全世界最具創意革新的組織》《外商顧問公司的知識生產術》《戰勝Google的廣告模型》（以岡本一郎的名義出版）（以上皆為暫譯，光文社新書）、《外商顧問公司的超強簡報術：圖解表現的23種技巧》（究竟出版）、《斜槓時代的高效閱讀法：用乘法讀書法建構跨界知識網，提升自我戰力，拓展成功人生》（采實文化）、《哲學是職場上最有效的武器：50個關鍵哲學概念，幫助你洞察情況、學習批判思考、主導議題，正確解讀世界》（如果出版）等書。
李璦祺
輔大翻譯所碩士課程修畢，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興趣廣泛，尤其酷愛文字、貓咪與知識。視翻譯為天職，期許自己用文字打開疆界，連結作者與讀者的世界。
譯有《美意識：為什麼商界菁英都在培養「美感」？》、《努力，不如用對力：認真≠績效，精準做重點才是贏家！》、《讓人變有錢的36個微習慣》（三采文化）等書。
前言
——「屬於二十世紀的優秀」將走入歷史
以下這兩段話，就是本書所要傳達的主旨。
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一世紀初，有一群受到高度肯定的人，他們具備的特質是服從聽話、邏輯性強、勤奮不懈、富責任感。但這群所謂的「優秀人才」，今後恐將急速失去價值，淪為「舊人類」。
另一方面，有一群人與舊人類相反，具有自由奔放、直覺敏銳、我行我素、好奇心旺盛之特質，他們將以「新人類」之姿，替今後的世界創造非凡價值，進而受到肯定，獲得本質上的富饒，過著真正的「美滿人生」。
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一世紀上半葉，這約莫五十年間，備受社會青睞的「理想」思考及行為模式，多數都在今日迅速淪為過時。拿起這本書的您，一定也對此有所察覺。
本書將為讀者整理、揭露出這些積習難改的思考及行為模式，以及與之對立而生的嶄新思考模式，筆者為前者稱為「舊人類」，後者稱為「新人類」。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才是新人類呢？這正是本書的最大主題，詳細內容留待本書正文中探討。不過，此處可指出幾個大方向供讀者參考──新人類就是具有圖１所示的思考及行為模式的人。
長期以來，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贏得成功的優秀人物」所需具備的必要條件。
然而，現今社會無論在結構上或科技上，皆日新月異，在此前提下，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已出現非汰換不可的必要。
詳情將在正文的個別章節中說明，這裡僅針對「為何必須將過去飽受推崇的人才條件（＝舊人類）汰換成新的人才條件（＝新人類）」之問題，提出兩大重點加以解釋。
「求出正確答案的能力」已失去價值
第一項重點是，從「創造社會價值」的觀點來看，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所帶來的效果日益低落。
筆者曾在拙著《美意識：為什麼商界菁英都在培養美感？》（三采文化）一書中指出，舊人類是根據「邏輯與科學」行動，然而在「產品過剩，正確答案趨於量產化」的世界中，「邏輯與科學」逐漸失去其創造價值之功能；今後社會需要的新人類，應是以「美感與藝術」為武器的嶄新人才。社會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過去「價值創造」的源頭，是來自「解決問題、製造產品的能力」，如今這個源頭正在移轉至「發現問題、創造意義的能力」上。
「優秀」的概念，必定配合文本的脈絡，產生不同的含意，這一點我們必須留意。任何時代的「理想」人才條件，都是配合該時代特有的社會體制與科學技術之優勢約定俗成的。這代表，一種能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或資質，當它相對稀少時，就會受到高度肯定；反之，當它過剩時，則會被賤價出售。
由於現今社會是「產品」過剩、「問題」稀少，昔日社會是「產品」稀少、「問題」過剩，因此現代與過去所追求的人才條件，自然也會隨著社會狀態的反轉而大異其趣。
然而，人類的心智是十分保守的，許多人仍相信「求出正確答案的能力」，例如考試分數，是判斷一個人「優秀與否」的標準，對其崇尚不已。當今社會各界正在發生的諸多悲劇與混亂，正是來自這種扭曲的認知。
約翰‧亨利（John Henry）是美國民間傳說中的一個傳奇人物。他生於十九世紀的西部拓荒時代，是一名孔武有力的鐵路工人，在鐵鎚的操弄上無出其右。當最先進的科技發明出了蒸氣錘後，他便親自挑戰，想證明「人類只要受過千錘百鍊，就不可能敗給那玩意兒」。最後，他雖然獲得了勝利，卻因氣力耗盡、心臟衰竭而死去。
這個故事十分具有象徵意義。工業革命之前，判斷「優秀人才」的標準是「肌力」與「意志力」。然而，工業革命以後，這種標準逐漸式微。約翰‧亨利的故事，正是舊有標準的沒落，所引發的混亂與悲劇。
舊人類會擴大複製現代的問題
再者，要解釋為何我們必須將舊人類更新成新人類，第二個重要理由是──資本主義體制所製造的問題，正因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持續受到推崇，而在加速擴大複製中。＊1
比方說，如今「垃圾」問題在全球都會區，皆日益嚴重。這可說是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將「提高產量」無限上綱所導致的結果。
舊人類的行為模式習於一味追求「提高產量」，這在過去缺乏產品的狀況下，的確呼應了時代的要求。然而，在產品過剩的今日，若仍緊抓著「提高產量」不放，只會讓早已生產過量的產品，無止盡地淪為垃圾而已。
曾有人將這類問題的歸因於「資本主義體制」，而開始思考若要解決問題，是否應以不同的體制取而代之。一九六○年代全球遍地開花的學生運動，可說是其中一例。然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大型的社會實驗，下場皆是徒勞無功。
換言之，若要解決「體制的嚴重問題」，我們不能靠新體制取代舊體制，而是必須一邊對體制進行微調，一邊轉換存在於體制內部的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
本書將以取代舊人類的「二十四種新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來說明這種「思考及行為模式的轉換」。
後結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提出「解構主義」的概念。他認為，透過翻轉體制內部的主從關係，重新肯定原本處於從屬地位之人，即有可能讓體制回春，不推翻體制，也能使體制再創富饒。
而我在本書中所主張，就是重新肯定過去體制內部所否定的事物，藉此達到不必推翻體制本身，也能使體制再創富饒的可能性。換言之，誇大一點來說，本書討論的內容，正是「資本主義的解構」。
新人類是能「發現」問題的人
光說這些理論，讀者或許很難想像出具體概念，此處就試舉一例。
比方說，二十世紀中葉至下半葉，「解決問題」的能力一直獲得高度讚賞。此時，人們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不滿、不便、不安」，市場上需要這些問題的解決對策。因此，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組織或個人，得到了高度讚賞與高額報酬。
然而，當物質上的需求與不滿，多數得到化解之後，即進入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之後，無論一個人擁有再好的解決問題能力，只要找不出「嚴重問題」，就無法創造財富。
從原始時代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類皆處於「問題過剩而解決對策稀少」的環境中。因此，公立學校等的人才培育機構，都是以「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基本目的。
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問題稀少而解決對策過剩」的時代，這是人類史上的頭一遭。這樣的時代中，單憑「高度的解決問題能力」，是無法產生價值的。
商業行為是建立在「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組合上。而如今「問題」愈來愈稀少，所以我們所遇到的經濟發展瓶頸，是來自於問題的「發現能力」並非「解決能力」。於是，解決問題者的價值持續下跌，發現問題者的價值則往上攀升。這是說明「理想的思考及行為模式是相對性的，它根據科技與社會結構的脈絡來決定」。
因此，要想知道過去我們理想中的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將如何換成新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就必須先研究一下它的前提──科技與社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接下來的第一章要先探討的是，促使舊人類轉換成新人類的六項主要趨勢。
第一章 造成人才汰舊換新的六項主要趨勢 －－促使新人類崛起的環境變化態勢
什麼樣的變化會促使社會產生汰舊換新，造成從「舊人類」（＝過去的理想人才條件）到「新人類」（＝今後的理想人才條件）的轉換。整體來說，這些變化可以下六項主要趨勢來說明。
【主要趨勢一】飽和的產品與枯竭的意義
生活在現代日本，所有用來保障我們平日能過得安全且舒適的物品，幾乎都是唾手可得。
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年代，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是富裕生活的象徵，被稱為「三種神器」，大眾無不對其感到憧憬。今日，反倒是要找出沒有這些家電的家庭還比較困難。
才過了短短半個世紀，「令人渴望」的產品，已成了民間普遍擁有之物，這就是目前的社會寫照。我們來到一個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時代，一切生活所需之物皆唾手可得的時代。
雖然我們如此「幸運」，但許多人卻懷著一股難以名狀的失落感。「不用擔心能不能活過今天」是人類千萬年來的夢想，然而一旦實現後，卻有許多人開始感到失落，彷彿失去了人生中某種本質上更重要的東西。
物質匱乏的課題，幾乎都已得到解決，人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上，要如何找到「活著的意義」？ 史上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應該就是德國哲學家尼采。
尼采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預言， 現代人將陷入虛無主義（Nihilism），苦於「失去意義」的問題。
何謂虛無主義？ 根據尼采的定義，即是無法回答「為了什麼」的狀態。換言之，「失去意義的狀態」就是虛無主義的本質。
我們活在一個「產品過剩、意義稀少的時代」。「產品」因過剩而喪失價值，「意義」因稀少而具有價值，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二十一世紀。
當世界演變至此，堅持繼續生產「有用物品」的舊人類，自然會失去其價值；反之，為世人提供稀少「意義」的新人類，便能創造非凡價值。
【主要趨勢二】問題的稀少化與正確答案的量產化
「產品愈來愈過剩」又會反過來造成「問題愈來愈稀少」。在這產品過剩的世界裡，日常生活中已逐漸感受不到明顯的不滿、不便與不安。也就是說，日本現今正處於「問題愈來愈稀少」的狀態中。
如前所述，商業行為是建立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組合上。因此，「哪一方較少」，哪一方就會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瓶頸，誰能化解這項瓶頸，誰就能創造不菲的價值。
關於「問題」與「解決對策」的消長，從原始時代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這段漫長歲月中，向來都是「問題」過剩，「解決對策」稀少。許多人都在物質層面上，感到嚴重的「不滿、不便、不安」，正因如此，財富也就會集中在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個人或組織上。
理所當然地，「能夠解決問題的人」自然會在勞動市場上得到高度讚賞，並獲得高水準的報酬。
然而，當產品過剩，大家要什麼有什麼，「問題」因此愈來愈稀少時，瓶頸的來源，就會從「問題的解決」轉變到「問題的發現」上，於是「解決能力」陷入供應過剩的狀態。
當世界演變至此，過去受到高度讚賞的「問題解決者」（Problem Solver），就會淪為舊人類，逐漸失去價值，反之，「議題設定者」（Agenda shaper）能找出沒人注意到的問題，提出如何在經濟框架中加以解決，因此他們將會以新人類之姿，創造出非凡價值。
【主要趨勢三 】 狗屁工作的蔓延
「產品愈來愈過剩」加上「問題愈來愈稀少」，這兩項主要趨勢的相互作用，又製造出了一項人類從來不曾經歷過的狀況，那就是「狗屁工作（ ＝無意義的工作）的蔓延」。
我們一般會認為，所謂「工作」應該是「有價值的事」。正因如此才會有許多人對於「無業」的狀態感到羞愧，我們也會將失業率的上升，看成是亟需處理的社會問題。
但產品既然已經過剩，需要解決的問題又愈來愈少，那麼我們反而該將「失業」，看成是生產力不斷提升到最後，所迎來的可喜可賀的狀態。
然而實際上，根據去年進行的各項統計與調查，我們會發現，大多數的人都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為社會帶來任何價值。這可說是「產品愈來愈過剩」與「問題愈來愈稀少」這兩項主要趨勢下，必然產生的結果。
歸根究底，如果工作原本的目的是「製造有用產品」或「解決重要議題」的話，那麼當我們進入產品過剩、問題稀少的社會後，工作在這種目的上的需求，自然會隨之減少。然而，我們的工作時數卻和一百年前大同小異。
二十世紀上半葉，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一九三○年的論文中預言：「一百年後，我們將迎來一週只需要工作十五小時的社會。」
凱因斯就是認為，生產率得到提升，社會上的有形資本也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勞動的需求自然會逐漸減少。但這項預言並未成真，我們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與一百年前相去無幾。
如果需求是一定的，那麼隨著生產率提升，我們所需投入的勞動量，就應該要減少，但實際上卻非如此。究竟是哪裡的邏輯出了問題？
單刀直入地說，我們許多人都在從事著無法帶來實質價值或實質意義的「狗屁工作」。雖然勞動的相關需求正在減少，卻又要維持相同的勞動供應量，因此許多人就不得不開始從事一些狗屁工作，這些工作不具工作原有的目的，對社會而言毫無意義。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實態。
當世界演變至此，一味追求生產力與數字成績，而不重視目的與意義的舊人類的思考及行為模式，就會製造出更多的「狗屁工作」，因而破壞團隊成員的工作意願，甚至讓自己也落入「無意義的泥淖」之中。
反之，重視「工作的目的」與「工作的意義」，能夠說出並建構出工作最根本價值的新人類思考及行為模式，自然能吸引人才，激發工作意願，創造出非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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