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時勢所造之英雄，終究是無可取代，一旦發生了，就會在某個主題上造就一段具有啟發性的史詩，並在那個分毫不差的當下引爆，成為社會關注的核心。
如此非凡的事件，指的就是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的《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書。今天全世界對白修德的認識勝過了一九四六年的時候，也就是他與賈安娜（Annalee Jacoby） 的早期成果問世之時。白修德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寫過十幾本書，在每一本書裡，他追求真相的熱情都遭遇了重大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但卻沒有一本像《中國驚雷》這般舉足輕重。
美國在華利益，源遠流長，深深扎根於十九世紀時的美國貿易形式—飛剪式快速帆船，以及後來的傳福音行為，試圖把基督教和善功帶給被視為落後且無宗教信仰的中國人。
這樣資本主義和倫理的考量，在對於一個被視為陌生、神祕且難忘之國度的浪漫渴求下獲得了支持。
中國在這樣長達一世紀的吸引力下，將其自身更加鮮明地投射在美國的意識上，於是在某種程度上，美國開始透過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現實中這只是美國政府堅持它在對華貿易上享有利益均霑的權力），以及伴隨大量美國傳教士的努力而出現的慈善事業，把自己視為中國的保護者和施惠者。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被視為英勇的對抗，而為自己搏得了廣大的同情，美國的同情也完全傾向了中國，蔣介石與他美麗的妻子遂成為了美國人心中的英雄；與此同時，在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e）與海倫．史諾（Helen Snow）的《紅色中國內幕》（Inside Red China）二書的大力推波助瀾下，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運動也存在一股日漸廣泛的興趣。
白修德在《探尋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這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自傳體書中，說了他前往中國的故事，而且說得比任何人都好。當時已經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美國報導，但是愛德加．史諾和他那時以尼姆．威爾斯（Nym Wales）為名寫作的結髮妻海倫所寫下關於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出色作品卻無可比擬。關於中國抵抗日本的逐日紀錄得以被許多一流的美國記者報導出來。
在這樣的情境下，出現了擁有特殊經歷的白修德。他在哈佛學過中文，也在無與倫比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門下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政治。來自南達科他州的費正清，當時在哈佛學院是初出茅廬的二十九歲，曾到過中國，不僅結識了史諾夫婦，也深知中國的實際現況，而且他所傳達的那些勇氣、活力、熱忱和冒險精神，讓白修德有了一種感覺：沒什麼—真沒什麼—比中國更重要。
白修德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抵達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從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即是中國。他幾乎直接成為《時代》（Time）雜誌的「地方」（非雇員）特派員，然後很快又成為專職特派員。他無處不到，而且對任何事都帶有狂熱的好奇心和回火鋼般的耐力，並以非凡的寫作能力跟對真相的著迷加以涉及。
在戰爭結束之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蔣介石和他卓越妻子的缺點，抑或是腐敗，以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人和其他中國共產黨員的個人魅力及能力，白修徳幾乎無所不知。他認識非凡的「醋性子喬」（Vinegar Joe）將軍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令人驚異的派屈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也認識一些老中國通（old China hands），像是謝偉思（John Service）和小約翰．佩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後來跟他的老闆亨利．魯斯（Henry Luce）非常熟識，亨利．魯斯本身是中國的「傳教士之子」，起初他是魯斯的紅人，後來成了魯斯無法寬容的競爭對手。
最重要的是，白修德開始了解中國，包括整個中國、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和傳統派，然後更逐漸了解了中國和美國之間微妙而且最終變得極為複雜的關係。如果他沒有完全掌握毛澤東和史達林之間錯綜複雜而且基本上屬於對立的關係，那也不能怪他。任何處於中國和蘇聯政治局最核心以外的人都無法理解這些細微差別，或者說是不被允許去了解。不過，白修德的分析卻緊緊抓住了這些本質。他理解中國共產主義不是蘇聯共產主義，延安不是莫斯科，而毛澤東也不是史達林的屬官。他正確察覺到中國共產黨員靠向美國的傾向，而且也完全明白，史達林從一九三○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支持蔣介石，而中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只能仰賴自己。正如白修德的觀察：「毛澤東試圖闡明他的信念，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員所依據的唯一架構必須是中國的現實，而非外來的政策。」
隨著日本投降，白修德明白中國的未來以及美中關係的未來將取決於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之間可能發生內戰的勢力平衡。美蘇干預的預期是確實的，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戰爭態勢將凌駕於中國情勢之上的預期也是真切的。
《中國驚雷》是白修德讓美國人了解這個危險局勢所作出的英勇貢獻。他曾就蔣介石和毛澤東兩人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跟亨利．魯斯及《時代》雜誌發生爭吵，並因此分道揚鑣。白修德以狂熱寫作，因為他感覺中國和美國正站在災難的邊緣，在局面變得無法挽回之前，他要不計代價地讓美國人掌握中國真實現況的事實。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目的，過去《中國驚雷》非常成功，現今讀起來仍然像當初寫下的時候一樣鮮明，其中的報導、判斷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在將近四十年後，《中國驚雷》的描寫，還是讓中國在大規模內戰以及革命前夜的寫照生動而適切地躍然於紙上。白修德所捕捉到的當下就宛如琥珀中的蒼蠅，讓我們可以在它的所有複雜光度中回首重視，他身為記者的本能並沒有將他帶往錯誤的方向。
確實，白修德對未來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就像他在一九四六年時寫下的，對於某些人而言可能理想到惱人的地步，但假如他的想法被採納了，中國和美國也許已經避免了流血、犧牲、受難和對抗的損失，那是龐大到無法估計的代價。中國將會也一定會發生革命，白修德此時的理解已是普遍的常識，他的明智之處是希望政府由國民黨人、共產黨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參與，但中國政治的現實（殘酷）和美國政策的無能都讓白修德的希望成為難以企及的目標。
《中國驚雷》對於中美兩國來說都是有幫助的，它是一系列由美國記者持續寫下的非凡著作之一，這些作品用一種參與動亂之人無法複製，甚至無法試圖觸及、跟上的方式，捕捉到了一個國家處於動亂之中的當代史，因為這些人正身陷於事件的暴力迴旋當中。今日當我們在了解中國共產黨員是如何在最後的掙扎階段為自己帶來權力時，白修德的著作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一九三○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延安展開，當我們要了解其運動本質時，史諾的著作同樣是必須的存在。《中國驚雷》正如當初完成時那樣，如今依然是一個注定要花一輩子探尋歷史的人（就像白修德自己後來所描述）的一場輝煌冒險。
哈里森．薩利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
塔柯尼克，康乃狄克州
1980年
第十一章 人吃人的河南飢荒
小村莊比市鎮更糟，那裡的萬籟俱寂使人發毛。人們躲避著慘絕人寰的飢荒，彷彿在躲著一支向他們直衝而來的野蠻軍隊。村莊的空洞發著回聲；街道是條沒人管的糞土堆，門和窗戶都被釘上，房屋無人居置，細小的聲音擴得又大又遠。村中較隱蔽的地方，一個嬰孩的哭聲，甚至要比我們的馬蹄聲還大。兩位孤獨的女人，在一條鬼魅出沒的街上吵架，她們尖利的聲音要比農村市集的喧嘩還刺耳。
路上有死屍。一名還不到十七歲的女孩子，瘦削而美麗，躺在潮濕的泥地上，嘴唇泛著慘淡的藍，雨落在上頭她睜開的眼睛上。人們削下樹皮，在路旁舂碎做食物；小販出售樹葉子，一塊錢一把。挖著墳墓的狗，把人的屍首翻了出來。鬼魂般的人們，在池塘的死水裡撈取水上的青苔來吃。我們策馬馳行設法在第三天的晚上到達鄭州。薄暮降臨時，開始降下輕飄飄如粉末的雪。有一次我們的馬在一塊田地上突然躍起，急劇地避開兩個人，他們緊緊地靠在一起躺著，在悲涼之中哭得聲嘶力竭。我們進入鄭州城時，積聚的雪已經高到能將馬蹄聲包裹起來。
早晨時，鄭州城是一座雪白的荒墓，居民像灰暗的遊魂。死亡統治著鄭州，因為饑荒集中在那裡。在戰前該城有居民十二萬人，現在已剩不到四萬。該城曾被日軍轟炸，被炮擊佔領，因此帶著前線城市遭破壞後的氣息。瓦礫堆在溝渠上，大房子沒有屋頂，向天空張開口。大雪披在瓦礫和廢墟之上，彷彿一件蓋掉任何聲音的外套。我們站在大街的口上，極目眺望荒涼的道路——什麼都看不到。偶然會有個人，穿著風吹抖動的破衣，在一家門口蹣跚出現。注意到我們的人會將我們團團圍住，攤開雙手祈求叫喊著：『可憐，可憐！』直到這個聲音不斷在我們腦中迴盪不去。
生死使我們困惑。一個人在一條小街上推著小車子，車上載了一個無力的人，衰弱的軀體，穿著藍色的破衣，裸露的腳上都是瘡。這具軀體顫動著，好像還活著，但那輕微地搖蕩著的頭，只是反映著道路的崎嶇，他已經撒手人寰了。另外一些人躺在溝裡，我們搖了搖一、兩個人，確認他們是否確已經死了，其中有一個人微微地動了一下。我們把一張大鈔放進他的手中。他早已麻木的手指握著這紙鈔，但這只不過是反射動作，接著他的手指慢慢攤開，紙錢在他的張開的手掌上隨風抖動。另外一人躺在那兒呻吟，我們搖動他，設法讓他站起來。我們向旁邊的一位女子求助，請她一起把這個人搬到難民所去，這名女子衣衫襤褸，緊抱著一個嬰孩。我們也給她一張紙鈔想說服她伸出援手，當她伸手的時候，孩子跌進雪中，可憐兮兮地哭了。最後，我們終於將這三個人都送到難民所，與我們同行的天主教神父說，『至少要讓他們像人一樣地死去』。
新教徒傳教士和天主教牧師們共同管理著美國的救濟費，有許多老百姓的故事是從他們那裡聽來的。強壯的人逃得早，目前留在這裡的人都老弱不堪，頂多還有少數幾個留下來看管明年春天將成熟的麥子的人們。老百姓削掉榆樹皮，碾碎了當作食物吃。有的人將新麥連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裡，人們將花生殼搗碎來吃。路上可以看到難民們拿泥土往嘴裡塞，填滿他們的肚子，教會醫院裡住滿著腸胃病的病人，病源是他們吃下的髒東西。
新教徒傳教士們的信件裡，記載著災荒初期的情形。最初的遷徙是在秋天開始，饑餓的農民們和他們的老婆及小孩，曾經群聚起來強行闖入富人的家，拿走他們帶得動的任何東西。他們衝進麥田，搶走田裡的穀物。饑餓燒掉人類最基本的感情，一對發了瘋的夫婦，把自己的六個孩子綁在樹上，方便他們夫婦離家去找食物。有一個母親帶著一個嬰孩和兩個較大的孩子，出外長途跋涉找食物，因為非常疲倦，母親叫兩個較大的孩子往前走到下一個村子裡找食物。孩子們回來時母親死了，嬰孩還在吮吸著死去母親的奶。甚至在一陣混亂之中，父母將孩子們殺死，不想再聽他們嚷著要東西吃的聲音。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全賣掉，換最後一頓飽飯吃，然後再自殺。武裝的攻襲和劫掠，在鄉間好像傳染病一樣擴散。教會人員盡力去救起路上的棄兒，可是他們只能偷偷地做，因為教會能照顧挨餓的孩子的消息要是傳出去，丟在他們門前的孤兒，會多得讓他們無計可施。
春天，當我們到來的時候，行動比較積極的人，已經逃向有糧食的西方。留下來的人則在絕望之中彌留著。如今教會的報告開始提及一件更慘的狀況——吃人。一位醫生告訴我們，有個婦人，正在煮著她的孩子時被捕，但她不覺得自己有錯，因為她堅稱這孩子在她開始煮之前就已經死掉了。另一個女人在割掉她死去的丈夫的腿的時候被捕，也被認為正當，理由是那男人已經死掉了。在山區裡，還有更恐怖的故事，說人們在偏僻的路上抓難民，把他們殺掉後，吃他們的肉。這其中有多少僅是駭人的謠言，有多少是事實，我們無法判斷。但同樣的故事到處都是，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話不虛傳：在河南，人類吃著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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