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正式成為「中國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始於1951年的《十七條協議》。
二十世紀上半葉,西藏政府一直擁有充分的內政與外交自由。
中國共產黨人相信現代中國的領土疆界止於喜馬拉雅山腳下;
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號召,他們決心不計一切代價取得勝利。
1959年初,康巴地區對中共的反抗運動已經蔓延至整個西藏。面對北京的壓力,西藏噶廈政府戒慎恐懼、步步為營,卻無力處理眼下發生的危機。3月10日是二十五歲的達賴喇嘛預定前往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觀看文工團表演的日子,然而「謠言像冰雹一樣落下來了」,拉薩民眾確信他將被中共挾持至北京。該日清晨,成千上萬的群眾為了保護他,包圍夏宮羅布林卡,最後演變為大規模起義,要求中國共產黨離開西藏。一周後,達賴喇嘛與官員倉皇逃離夏宮,開啟了他在印度六十餘年的流亡生涯。
這場起義不但引起解放軍對拉薩的血洗鎮壓,也讓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從此遠離故土,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卻依然橫行於聖域。中共在八年前簽定的《十七條協議》中承諾:「和平解放」西藏後,「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然而,中共一旦進入西藏,就開始破壞協議內容,先是成立並行的政府機構,再來強制推行「民主改革」,其目標仍然是將西藏整合為中國行政架構的一部分。中共不但不能與西藏統治精英達成共識,其作為也受到眾多普通民眾的敵視。
歷史學家茨仁夏加身為流亡藏人,卻堅持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完成這部西藏現代史的里程碑著作。他廣泛收羅浩繁的第一手史料,將其化為簡明清晰的敘事。本書先詳盡地刻畫中共入侵西藏的始末,呈現出西藏政府在冷戰與去殖民化運動中,雖試圖爭取國際盟友支持,但最終孤立無援的處境。其次敘述了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之後中印藏三邊關係的發展,以及中國共產黨在西藏所推行的各項政治運動。最後則介紹了1980年代後西藏問題的發展,包括中共和達蘭薩拉流亡政府之間的交涉。
*本書初版為《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
*新版內容經過重新編修,並收錄新推薦序,增加年表與藏文以外專有名詞對照表
茨仁夏加 Tsering Shakya
1959年生於拉薩。父親是一所私立藏語學校的校長,不幸在他小時候過世。文化大革命橫掃西藏後,他的家庭四分五裂,大哥大姐堅定支持左傾路線,二哥卻因為反對文革而下監服刑。1967年,母親帶著么兒夏加與二姐離開西藏,前往尼泊爾。夏加接著在北印度的小鎮慕蘇里上學。1973年他贏得獎學金前往英國讀書,之後以優異的成績得到倫敦亞非學院的社會人類學與南亞史學士學位,2004年再於同校取得藏學博士學位。目前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國家級講座教授。
除本書外,合著有《雪山下的火焰》(前衛出版社),編有Song of the Snow Lion: New Writings from Tibet、Seeing Lhasa: British Depictions of the Tibetan Capital: 1936-1947等書。
茨仁夏加教授的《西藏,焚燒的雪域》是按照當代史學規範,對當代西藏史全面搜集資料,冷靜分析研究,平衡地敘述評論的一部著作,在西藏歷史學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藏人要傳承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認同,有藏人自己的自我意識,為此,藏人的後代要瞭解和記住,這條坎坷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茨仁夏加教授的這部著作,是瞭解現代西藏歷史的必讀書。
──李江琳(作家、歷史學家,專研中共黨史與當代西藏史)
從任何標準來看,《西藏,焚燒的雪域》都是戈爾斯坦《西藏現代史:喇嘛王國的覆滅(一九一三至一九五一)》夠格的續篇……對於中共掌控下的西藏,《西藏,焚燒的雪域》是一部我們目前所擁有的最公正、也最具見識的歷史敘事。
—Dawa Norbu,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教授
作者的主要長處在於,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仔細分析幾個外國政府對西藏問題互為衝突的回應……確實,他提供的證據顯示,西藏人民的志業或許終將勝利,因為正義與寬容永遠會比憎厭與壓迫走得更遠。
—Kevin Garratt,澳洲執業律師、獨立學者,曾多年於達蘭薩拉「西藏作品與檔案圖書館」從事研究
本書不帶怨惱地呈現了,印度在英美的期許下,仍然無法成功履行捍衛西藏利益的角色。一九五○年代初的韓戰讓世人從西藏被併吞一事中轉開視線。
—《今日印度》
徹底且公正的,茨仁夏加闡明了一個其複雜現實經常為人忽略的國家,這個狀況甚至在那些西方最為關心西藏事務的倡議者間也同樣如此。
—《出版者周刊》
《西藏,焚燒的雪域》極有可能在一兩個世代內成為西藏現代史的權威定本……作者在剖析關鍵事件時尤為出色,像是導致達賴喇嘛出走的那場令人困惑的起義。他也有能力將西藏文革的混亂梳理為由兩支左翼黨派鬥爭構成的清晰線索,在令人讚嘆的細節中解釋這場事件,並展現對中國政治的敏銳洞察。同樣的技能也出現在他對達賴喇嘛與北京在一九八○年代秘密談判的詳盡敘述之中。
—《紐約時報書評》
推薦序 站在現代世界的門檻上
◎李江琳(作家、歷史學家,專研中共黨史與當代西藏史)
茨仁夏加教授的《西藏,焚燒的雪域》是按照當代史學規範,對當代西藏史全面搜集資料,冷靜分析研究,平衡地敘述評論的一部著作,在西藏歷史學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人們常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又說,歷史就像一個小姑娘,任人打扮。當代歷史學界卻不這樣認為。確實,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它說明當代人的所有思想觀點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認知的影響,所以強權都要極力壟斷歷史敘述的話語權,而當代史學則把擺脫強權束縛視為自身作為一門人文學科之根本。為此當代史學界形成了自身的規範,對歷史學家的研究和著作提出了一些標準和要求,主要是資料的可靠性和分析的客觀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茨仁夏加教授拿出了一部優秀的史學作品。
茨仁夏加教授這部著作講述的歷史從一九四七年開始。選擇這個起始點,因為那是印度獨立的年份。兩年後中共贏得內戰,奪取政權。印度和中國,歷史上就是西藏一南一北兩大強鄰。在此之前,英帝國和沙俄帝國曾經和這兩大強鄰一起在這一帶展開「大博弈」,爭奪對這一帶地區的影響力。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自然地理條件來維持傳統,得以在很長的時間裡拒世界風雲於高原之外。直到十九世紀末,西藏仍然延續著自己獨特的制度和文化。然而,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南北兩大強鄰相繼發生巨大變革,位於其間的西藏再也不能無視外部世界的變化,被迫面對現代世界的風雲變幻。茨仁夏加教授的講述,就從西藏站到了現代世界的門檻上開始。
此後半個世紀的歷史,對藏人來說,是極其慘烈和痛苦的經歷。在涉及印度、中共、國民黨政府、美國等各方的一系列事件中,被迫應對世事巨變的西藏政府極端缺乏國際政治經驗,缺乏現代政治、經濟、外交和內政人才。藏民族歷經艱難,受盡困苦,處於死地求生的境地。把這半個世紀的浩瀚史料收集起來,加以分析,合理地編排,清晰客觀地敘述,需要史學家的精深造詣。我讀茨仁夏加教授對這段歷史的客觀陳述,常常會想到,從這半個世紀藏民族的遭遇中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經驗教訓?雖然歷史不能假設,後來人卻永遠需要從歷史中學習和提高。我覺得,歷史的教訓可以分兩大部分。
對外,要瞭解你的對手,看清你的對手,永遠不要上中共統戰策略的當。這半個世紀裡,藏人深受中共統戰之苦。中共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上的政治集團,它有明確的政治綱領,那就是通過階級鬥爭來改造社會,為此無論造成多少殺戮和苦難都是理所當然的,使用任何手段和策略也都是應該的。共產黨的理論認為,道德是階級社會的上層建築,不同階級各有各的道德,世上不存在人類共同的超階級道德倫理。根據這一理論,搞階級鬥爭就談不上講道德,不僅可以欺騙,而且作為一種策略,欺騙對手是應該的,因此,中共的統戰政策實質上就是最大的系統性欺騙。統戰的要義是策略的階段性,分化敵人,在一定階段內聯合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打敗了主要敵人以後,在次要敵人中選擇新的主要敵人而打擊之,最終目標是消滅所有的敵人。統戰手段其實並不複雜,無非花言巧語加名利誘惑。在中共的理論中,他們並不諱言這種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分別消滅所有敵人的謀畫。藉助龐大的統戰系統,中共把每個「統戰對象」研究得十分透徹,找到了每個人的弱點,軟硬兼施,精準攻擊人性中最薄弱的地方。
對內,藏人要瞭解自己,看清自己,要致力於團結。回頭看歷史,當藏民族面對現代政治疾風暴雨的時候,也是藏民族十分困難的時候,但是由於長期自我封閉於世界風雲之外,藏人缺少政治經驗。在很多至關緊要的歷史關頭,藏人往往受歷史延續下來的內部矛盾影響,無法達成一致而形成統一的力量。茨仁夏加教授多次說到,面臨危局,藏人內部「離心離德」。在真正的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內部的分歧,缺乏共識和大局觀念,非常不利於處於弱勢的民族。藏人必須看到,人性中最容易出現的弱點是面對複雜困難局面的時候,一廂情願地傾向於自己希望看到的東西,而那些一廂情願的良好願望所看到的往往只是幻象。
所幸的是,達賴喇嘛尊者從年輕時就認識到,藏民族必須走出前現代,跨過這道門檻,走向現代化。達賴喇嘛尊者主張藏民族要改革舊的政治體制,他是藏民族的改革派。他又是一個願意學習,善於學習的人。在走向流亡之後,藏人出於對嘉瓦仁波切的崇敬和服膺,擁抱現代化,成為二十世紀世界政治流亡群體中最為團結、和平、善良、組織良好的流亡社區,廣受世界的尊重。
同時也要看到,在西藏境內,經過中共六十多年的政治宣傳和教育,沒有經歷過苦難歷史的一些年輕人,被中共革命理論的烏托邦幻象所吸引,中共則利用這些人作為統戰力量來達到他們管治西藏的目的。中共在西藏壓制藏人語言文化,在限制宗教的同時推出「藏傳佛教中國化」,提倡跨民族通婚,以文化交流為名來促進民族同化。漢化藏人是中共永久占領和改造西藏的唯一途徑。而為了防止境內外藏人民眾瞭解達賴喇嘛尊者的思想和對未來西藏的願景,中共千方百計割斷境內外藏人之間的連繫,以便對境內藏人實行思想封鎖。
藏人在這被占領被統治的困難時期,既要汲取歷史教訓,走向現代化,又要保持藏文化,做到「亡國不滅種」,這需要藏民族的每一個成員有明確而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民族認同。達賴喇嘛尊者流亡六十年,他一步一步地帶領藏人走進現代化。他用幾十年時間使流亡藏人社會實現了政治民主化,結束了僧侶和貴族統治的傳統。他實現了流亡藏人的教育現代化,流亡藏人開始了人才輩出的時代。他把科學對話帶進了佛教僧院,在藏傳佛教寺院裡建立了現代科學教育和考試的制度。他強調藏民族的長遠生存依賴於科學教育,依賴於現代化。同時,他強調藏人要繼續弘揚佛法,繼承佛教傳統,興盛藏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
長遠而言,藏文明不滅,就是藏民族的勝利。說到底,藏人的未來,取決於藏人自己。中共關於社會發展必然規律的說法,已經被證明是荒謬虛幻的,是站不住腳的。中共宣傳的藏人只有走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現代化,根本就是謊言。藏人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的權力和能力。藏人要傳承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認同,有藏人自己的自我意識,為此,藏人的後代要瞭解和記住,這條坎坷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茨仁夏加教授的這部著作,是瞭解現代西藏歷史的必讀書。
第七章 達賴喇嘛遠走印度
最後爭取達賴喇嘛的企圖
唯一真正能影響人民的人只剩下達賴喇嘛。他覺得他「站在兩座隨時可能會爆發的火山之間」。人民起義讓他感到失望,他認為這是自殺式的行為,然而事件的結果端賴他要譴責或支持。中共瞭解必須爭取他站在他們那一邊。達賴喇嘛辯經的夥伴江措林仁波切當時仍然能夠在羅布林卡自由活動,當天下午中共傳喚他到統戰部辦公室,交給他一封給達賴喇嘛的信,譚冠三在信中勸他不要來軍區看秀。
譚冠三沒有必要寫這封信,達賴喇嘛早已決定不離開羅布林卡。也許譚冠三想讓事情看起來是中共當局在主導,而不是達賴喇嘛被示威阻擋無法來看秀。不論譚冠三的動機是什麼,他這封信開啟了一連串私人信件的來往。三月十一日,在噶廈與羅布林卡官員都不知情的情況下,達賴喇嘛寫信給譚冠三,說他本來想去看表演,但卻為宮中「反動分子」所阻止。阿沛給達賴喇嘛帶來了第二封信,達賴喇嘛對此回信道,他正在「想辦法平息騷動」。他還暗示他反對起義,但主導權在羅布林卡內部一群好戰的西藏官員手中,他們拒絕聽從他的忠告。達賴喇嘛在自傳裡說寫那些信的目的是「爭取時間」並防止中共軍隊攻擊羅布林卡。不論達賴喇嘛的動機如何,中共相信這位西藏的領袖被脅迫軟禁於夏宮之中。這些信之後由新華社出版以證明達賴喇嘛被「反動分子」所挾持。
達賴喇嘛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本人或噶廈都沒有辦法影響群眾。抗議群眾此時已經在通往夏宮的路上建立起路障。到了三月十日傍晚時分,拉薩的示威活動仍然沒有止歇散去的跡象。群眾開始強化通往夏宮道路上的路障,而僅存的西藏士兵被召喚至夏宮負責防衛。隔天西藏官員群集於羅布林卡尋求達賴喇嘛的指示。「我儘一切可能勸他們不要躁進。」他後來寫道。他告訴他們他並沒有被迫前往中國軍區,而他「也絕不害怕中共可能會加害於他個人,所以他們一定不能造成對人民有害的情況。」
巴爾協回憶道,在三月十日下午聚集於羅布林卡的官員現在又再度會合商討局勢。他們明顯分成兩派,一派人支持人民的示威活動,另外一派則覺得示威活動已經危害了達賴喇嘛的安全。僧官大喇嘛曲登(Ta Lama Chokteng)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講話,主張他們應該聽從達賴喇嘛的忠告。許多官員認為達賴喇嘛不得不告誡大家謹慎,是因為他的宗教立場如此(他必須時時刻刻反對暴力),也是因為對中共的恐懼感。如果中共認為達賴喇嘛支持起義活動,他們就只好採取軍事手段來控制局面。只要他們相信還有機會爭取達賴喇嘛的支持,他們就不會攻擊羅布林卡。
噶廈則認為羅布林卡不應該成為造反活動的中心。在三月十二日早上,噶廈傳喚那些支持造反的官員,告訴他們不能再在宮中舉行進一步的會議,這些活動會威脅到達賴喇嘛的安全。巴爾協回想道,後來的會議都在布達拉宮底下的雪村舉行。有將近五十位政府官員聚在這裡,他們明言支持造反。他們送信到其他的寺院與互助社(skyid-sdug),要求他們派代表來開會。又一個新的團體就此成立,他們自稱為「人民會議」。第二天,數千人聚集於雪村,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拉薩最大型的公開示威。一些政府官員出來控制場面,演說者一個接一個都是譴責中共、要求恢復西藏的獨立地位。群眾接著宣布《十七條協議》作廢,說中共已經破壞達賴喇嘛的權威、背叛了《協議》。宣布《協議》作廢的是非官方組織「人民會議」。當眾宣布獨立與廢除《十七條協議》的人都不是噶廈的大臣或重要的政治人物。只要這些公開的譴責不是在羅布林卡作出或由噶廈大臣發表,那麼西藏政府總還能夠與之切割,說都是非官方人士所為。
政府官員最好不要被視為積極參與示威活動,不只是噶廈大臣如此想,即使是那些參與中共所成立的機構的成員,也認為他們絕對不能被視為與示威者沆瀣一氣。第三天,女性示威者開始主導拉薩的示威活動,要求拉薩的貴族仕女出來領導她們。其中一位仕女車仁.仁欽卓瑪在自傳裡寫道,「婦女協會」的成員(包括達賴喇嘛的姐姐與其他重要的貴族女士)覺得這樣並不妥當。噶廈不准人數很少的西藏軍隊支援示威群眾,但示威者向噶廈請求打開政府彈藥庫把武器分給大家。拉薩附近的一些寺院擁有少量的武器用來分配給保衛寺院的僧人,但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是沒有武器的。
三位噶廈的大臣索康、柳霞與夏蘇,現在跑來羅布林卡避難。至於另外兩位噶廈大臣,桑頗還未從早上的攻擊中復原,阿沛則待在夏宮以外的地方,西藏人因此相信他站在中共那一邊。阿沛與桑頗的房子都由解放軍護衛。阿沛知道民眾將他視為最大的叛徒,第二天示威者朝著他的官邸前進,卻被一組武裝的解放軍勁旅阻攔。與此同時,阿沛試圖擔任羅布林卡官員與中共當局的調解人,事實上他也是唯一能夠擔負此責的人。人民雖然視他為叛徒,他仍然很受西藏貴族的歡迎,有好幾天他還能夠自由進出羅布林卡,讓達賴喇嘛順利地與中共方面進行溝通。在羅布林卡內部,噶廈與達賴喇嘛的顧問對於外面所發生的事情真正感到困惑不解,在事件發展超過他們的控制範圍之時,他們也愈來愈故步自封。他們最關心的事情就是達賴喇嘛的安全,並確保他們還是掌控夏宮,不讓群眾或中共搶走了主導權。這樣置身事外的策略兩邊都不討好:西藏人民覺得群龍無首、孤立無援;中共則繼續相信噶廈就是煽動起義的始作俑者。拉薩陷入混亂,中共使用揚聲器叫民眾不要聽信「反動派」謠言,當中混雜著示威者的鼓譟聲。雖然缺乏領袖與協調的組織,在混亂之中示威者還是出現了一個團體組織,它的基本成員來自傳統工匠協會與互助社,這些組織派出代表出席在拉薩四處舉行的各種臨時會議。拉薩城的木匠朗頓嘉措(Langdun Gyatso)描述了石匠、木匠與建築工的互助社召開會議的過程,隨後他們組織成團體加入起義。
第三天,群眾朝著拉薩唯二的外國使館處前進:印度與尼泊爾代表處。他們呼籲印度人與尼泊爾人支持西藏獨立的訴求。然而這兩個國家沒辦法幫上什麼忙。稍後尼赫魯告訴印度國會,他指示印度領事「盡你的本分,不要受情勢羈絆」。中共則強化了他們的機關與要塞的防禦。好幾天他們都沒有試圖恢復拉薩的秩序,還是希望能夠爭取到達賴喇嘛。亦有可能,在駐藏的中共幹部向北京報告情況後,軍區委員會正在等候高層的進一步指示。中共一定早已算計好,這次的起義根本不可能把他們趕出西藏—─畢竟他們在軍力上占有優勢。
在羅布林卡,噶廈判斷夏宮已經守不住了。與此同時,人民要他們宣布支持起義的聲浪愈來愈大,但噶廈不願意這麼作。他們想把達賴喇嘛帶到拉薩城外,希望藉此減輕壓力。帕拉被賦予組織這次行動的任務,但噶廈給他的指示玄之又玄,內容是西藏的諺語:「不驚動母雞但要取出雞蛋。」噶廈無疑瞭解達賴喇嘛的重要性,他是唯一對平民百姓還擁有影響力的人。如果達賴喇嘛落入中共的手中,就等於徹底結束西藏的反抗事業。
為了這個理由,噶廈想在他們與中共之間創造出政治上與空間上的距離。帕拉說,最原初的想法是尋求一個安全的地點,有一個緩衝區可以在那裡與中共再次進行協商。很清楚的是,如果他們繼續留在羅布林卡,他們就不能再置身於事外,也不能不理會人民的要求。一些官員與噶廈的大臣亦有可能認為達賴喇嘛會對中共讓步。
我們知道達賴喇嘛與譚冠三之間有書信來往。在最後一封日期為三月十六日(他逃離拉薩的前一天)的信裡,達賴喇嘛寫道:「我將採取祕密的方式前往軍區。」兩天之前,在羅布林卡的一次官員聚會中,達賴喇嘛又重複了穩定局勢的必要性。達賴喇嘛寫給譚冠三的信裡說,他還有辦法影響某些官員。有些官員則觀察到人民四天的示威行動對於中共絲毫沒有影響,他們既不提妥協也不想辦法恢復拉薩的秩序,也許中共是希望這些活動很快就會自動平息下來。
噶廈決定讓帕拉全權處理撤離夏宮的任務。他的助手是達賴喇嘛的姐夫達拉.朋措札西。眾人決定達賴喇嘛的兩位經師、家人還有羅布林卡的噶廈成員陪同他一起離開。帕拉作出兩個重要的決定。首先,他送了一封信召喚兩位美國中情局的間諜阿塔與羅才前來,當時這兩位人在拉薩市的東南邊靠近隆子宗(今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隆子縣)的地方。其次帕拉派了一位僧官到印度領事館去,通知領事館人員達賴喇嘛可能必須到印度去尋求庇護。印度領事齊巴少校詳細詢問了藏人的意圖,還問他們想在哪一段邊界進入印度。帕拉告訴印度人員,藏方尚未決定達賴喇嘛與他的隨行者會進入印度國土,只是為了以防萬一才未雨綢繆地先通知印度人,因為他們一旦離開了拉薩就不可能再與印度方面連絡了。確實,達賴喇嘛逃亡後,三月十九日印度外交部祕書發了一封電報給總領事,告訴他印度政府將會為達賴喇嘛提供庇護,但印度官員卻沒有辦法把這個消息通知已經上路的一行人。
拉薩的情況急速地惡化。近一個星期以來,中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取回主導權控制城市,也沒有跡象顯示人民的示威會自動散去。事實上當時最主要的危機是叛亂活動將擴散到鄰近的地區。通往印度主要道路上的兩個主要城鎮江孜、帕里已經發生了騷亂,叛亂消息也漸漸地傳到外國去。
三月十七日早上,中共似乎開始炮擊一些地區以威嚇西藏人。在拉薩也有謠言說人民解放軍正在移動火炮進拉薩城,而炮口對準的正是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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