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言語誕生的現實：精神分析實作三景

語言充滿不確定性，思想也可能自我欺瞞，精神分析作為深度心理治療的一種方法，分析師透過聆聽病人的口語敘述，應用移情及懸浮的注意力等技巧，發掘隱藏在其背後的無意識思想，試圖讓病人在精神上重獲自由。

Jean-Claude Lavie(1920-2020)以八十近九的高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兩度來臺演講。本書為演講內容集結成冊。

首篇〈想〉，敘及人如何思索自己的「想」？為什麼我們會剛好在某一刻想到某件事？每個人根據他對所處世界的認知，建立了一套保護自己的模式，這個模式塑造了他的人格，也主宰著他的一舉一動。分析師知道，不管對他自己或病人，在分析當中引導其思想的絕不是偶然，而是分析的情境向他們兩人傳導了思想的波動。

「字」是物體，「言語」是行為；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是因為我們以為，「說話」就僅僅是我們使用的那些字的意義加總而已。〈精神分析中的字與言〉提及，分析師若想「進入」病人的現實，主要的方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於字義上，如此方可察覺隱藏在言語背後的企圖。

 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可以比喻成一組地圖，這些地圖幫助分析師在一塊有待界定的領土上，自我定位和採取行動。〈精神分析的領土與地圖〉告訴分析師，地圖上指引方向的元素是移情，精神分析師的地圖呼籲他，不要被病人所說的話淹沒，以便保持足夠的清醒，聽出讓病人在會談當中，說出這些話的真正動機。

精神分析理論的形成與佛洛伊德的治療實作密不可分。為了讓治療的實作有所依託，他不斷在理論與實作之間往返印證，逐步建立了一套理論的文本。〈精神分析實作之我見〉中更強調，精神分析實作是很個人的，無法模仿或抄襲，必須由精神分析師本人根據他個人所有的特點來佈署全局，運籌帷幄。

作者

Jean-Claude Lavie(1920-2020)
在巴黎完成醫學教育，在精神分析法國學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SFP, 1953-1963）接受精神分析的訓練，並於1958年開始執業。1964年合創法國精神分析學會（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APF），曾任會長。著有《愛是完美的犯罪》、《誰我……？》等書。

譯者

賴怡妝
生於高雄市，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法國巴黎高等翻譯學院（ESIT）碩士。現定居法國，專職從事大型企業及公立機構委託的筆譯與即席傳譯工作。曾回母校教授翻譯十餘年，並多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在國際研討會現場即席傳譯。譯有《從言語誕生的現實》、《是非論愛情》等書。

【推薦序】

拼圖遊戲與語言遊戲：懷念拉維(J-C. Lavie)
楊明敏

拉維以八十近九的高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兩度來臺演講。在演講結束時他說：「現在各位可以看出我有多麼天真，千里迢迢地飛來這裡演講，所說的內容卻是你們天生就會做的事！」這裡他所要強調的是：西方人難以聽出的「字」與「言」在精神分析上的分裂，而在中文裡卻是最根本的基礎。但是「天生就會做」與「知道如何做」，是同一回事嗎？

也許他是長期受拉岡分析的影響，但我只是偶爾聽他提及他的被分析經驗。拉岡論及無意識與語言的結構，而拉維對言語的主張是這樣的：「在我們說出來的話語背後，隱藏著讓我們說出這些話的『幕後主使者』。說話的行為掩飾了說話的理由，而且主要是自欺欺人。」他又說，「話語暗藏的貫通性就會從其表達的偶然之間洩漏出來。話語的用途，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推敲之處。說話時我們是在暗中和對方『玩遊戲』，這在移情中會以比較戲劇化的方式顯現出來，或者忽然從口誤中暴露真相......。」

他所謂的「玩遊戲」，讓人聯想起維根斯坦對佛洛伊德的批評：「言語的遊戲」。

佛洛伊德將「詮釋」的複雜性比諸小孩的遊戲：「一旦獲得解決，便讓分析師有種確定感，這種遊戲稱之為『拼圖遊戲』。一張妥貼於木框的彩色板面，被切割為許多小塊，切邊呈現為不規則的曲線，如果能將這些難以辨識、亂成一團的小塊，恰當地歸位，使一幅有意義的圖畫浮現，在這嵌合的過程中不再有缺塊，所有的小塊構成了完整的圖面，拼圖的遊戲於是被解決了，不再有其他的問題。」

佛洛伊德在詮釋夢時，用了如上的譬喻。不只是夢，童年的回憶，甚至是被分析者所說出的，不可解的片斷，也可作如是觀。不可解的片斷，有著不可取代的獨特性，但又有著既定的整體圖像決定著它的位置。

對於分析師的確定感，分析的確定性，維根斯坦是如何批評的呢？「像是一位藝術家，展示一截畫布，其中有一隻手、部份的臉龐、和一些不知名的部位，這些羅列陳設顯得很不合宜，並且使我們備感困惑。假設這些部份是在一張更大的空白的畫布的中央，如果我們按照這些形狀而繼續畫下去——這是手臂，這是軀幹等等，使得所畫的和原先存在不可解的圖像，完美地搭配呈現，這時我們可說：現在我懂了，為何方才那片段是如此地畫，這些安排所指為何，以及種種的細節......。如此這般地推演下去。」

這兩種比喻，分別對於精神分析中語言的使用，有著微小卻又重要的不同。佛洛伊德的拼圖遊戲，有著具體的、完整的對外指涉——圖案的完整等待著遊戲者。而維根斯坦的逐步增加繪筆，在分析的過程可稱為文字的遊戲，並沒有預先既定的整體圖像等待著被完成，參與者遊戲的歷程，決定了最後的圖像。

舉這個例子，並非要說拉維較貼近維根斯坦，因為這種想法又將他試圖闡明的遊戲過程給封閉了。方才提過，畢竟「天生會做」與「知道如何」不是同一回事。拉維不是教我們怎麼操作，而是用遊戲的方式讓我們知道思想與語言、理智與行動、分析者與被分析者之間進行著遊戲。因此，他在〈想〉一文當中，以一種寧靜恬澹的風格，想「想」是怎麼回事，「思想是否也是如此？它阻止我們直探思想之源，阻止我們深入了解想到這些事情的原因。生命是一連串不斷接續的『此時此地』，為什麼我們會剛好在某一刻想到某件事......？反之，出乎意料的思想，無論是謎團般或突兀的思想，則不具有封閉的效果。一個意象、一個回憶可以不斷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意義，它們的意義是無窮盡的，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疑問而非妄下定論。」

而關於精神分析的實作，他並沒有如大多數教導技巧的分析師一樣，主張應該這樣做或不應該那樣做。反之，他說：「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可以比喻成一組地圖，這些地圖幫助我們在一塊有待界定的領土上，自我定位和採取行動......，我們也不能將療效和分析的效果混為一談，療效指病人不再抱怨，分析的效果指病人『獲得自由』，尤其是言語表達的自由......。」

受教於拉維，使我較能了解維根斯坦對佛洛伊德批評的自由：「（精神分析對於瘋狂的了解像是）舊的鎖並沒有被解開，只是更換了新的鎖；舊的鑰匙沒辦法打開，但另外一種形狀的鑰匙，便有開啟的可能。」

我不會忘記，數個寒暑在他住處的歌劇院大道的咖啡座，與幾位朋友等待著不可預期、隨即而來的、時而幽默詼諧，偶或沈默嚴肅的團體督導；我也不會忘記，他第二次來臺時，是如此結束講演的：「最後，我要向各位坦白承認，我很遺憾中文不是我的母語。」而我的遺憾是，他再來與我們遊戲的機會渺茫了......。

關於無境 楊明敏
尋找另一個場景
前言 楊明敏
拼圖遊戲與語言遊戲：懷念拉維(J-C. Lavie)
想
Penser
精神分析中的字與言
Le Mot et la parole en psychanalyse
精神分析的領土與地圖
Le Terri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t ses cartes
精神分析實作之我見
Regard sur la pratique psychanalytique

精神分析中的字與言
Le Mot et la parole en psychanalyse

親愛的台灣朋友：

首先我由衷地感謝各位邀請我到台灣來。對我而言，能夠和各位對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原因如下：

佛洛伊德在闡釋夢作為無意識生活見證的正當性時，提到了中文。他說由於中文字都是單音節的，所以口頭說出的中文可能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卻無礙於人們用中文溝通。因此，佛洛伊德認為，夢的多重意義無損於它的表達能力。佛洛伊德在做研究時當然蒐集了很多資料，但他承認他不會中文。當時是1916年。

今天，各位同時面臨精神分析實作和中文的雙重不確定性。作為精神分析的實踐者，這種雙重的不確定性可謂家常便飯，而且各位是在「思想」這個人類最私密的領域中與它短兵相接。這就是我對各位的臨床經驗如此感興趣的原因了！由於中文能容許不確定性的存在，因此中文極適合無意識的表達和聆聽。應邀來聆聽各位的見證是獨一無二的寶貴經驗，非常感謝各位讓我參與你們的研討工作。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被視為「天方夜譚」般的奇妙國度。

今天，炎黃子孫在開發各種尖端科技的同時，並沒有摒棄先人的古老遺訓。

這個未來與過去加諸於現在的烙印，甚至在今天的現場也可以明顯感受得到。它在我身上造成兩個互相對立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肇因於未來對現在的有形烙印。貴國科技進步的跡象在台北街頭隨處可見，「台灣製造」的產品在世界各地廣獲好評。對於外來者而言，你們在全球競爭中所佔的地位就是我們擁有共通價值觀的證明。

第二個後果來自過去於現在的無形存在。你們的言行舉止依循著一套歷史悠久的傳統習俗，對於一個門外漢而言，那真是「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無法循規蹈矩地遵守你們談話的成規和社交禮儀。與各位交談，就像玩一種我不了解規則的遊戲一樣。由於我不了解你們的習俗，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習慣來說話，在你們聽來想必會覺得我「不懂規矩」吧。

這些思考讓我們想到「現實」這個重要的問題。例如此刻在場的每個人都覺得正在參與一個我們所有人共同的現實。然而，每個人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知覺這個現實。不僅每個人目睹的情景互異，而且每個人的感受也不免受他的期待、他的訊息多寡、他的預期甚至他的情緒所左右。

即使如此，大家還是認為現實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人會去質疑為什麼他所看到的現實是像他看到的那樣。在知覺的主宰下，我們認為我們知覺到的現實是一個外在的存在，我們所做的只是知覺這個存在而已。我們必須大費周章地時時提醒自己，其實是由於我們對現實的知覺，才讓它成為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換句話說，我們是從自己在乎的觀點來看見現實。

關於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這是無庸置疑的，只是我們很少有機會意識到它而已。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洛杉磯大地震的報導，在倒塌的樓房之間，救難人員正忙於救災工作。有一個特寫鏡頭照到一個被媽媽牽著的小孩，他指著一張殘破的海報叫媽媽看：「喔！巧克力！」我雖然很難為情，但還是要向各位坦承我對巧克力的印象比對那些斷垣殘壁的印象還清晰。這個發現直到今天仍令我感到震撼：每個人首先注意到的永遠是自己感興趣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說：不僅每個人只看到他感興趣的部分，而且他是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看它。在一個研究老鼠行為的實驗室中，最「資深」的老鼠對新來的老鼠說：「在這裡，我們對人類的教育很成功，你只要按一下這個鈕，這些訓練有素的人類就會拿東西給你吃！」

我們每個人對現實的知覺，完全受到文化教養的制約。我向各位呈現的我，和各位看到的我並不一樣，這是由於我們奉行的價值觀不同之故。甚至連我造句的方式都和你們不同。因此，我給予各位的並非你們得到的，你們得到的也並非我所給予的。這不是哪一方的現實比對方多或少的問題，只是我們的世界不同罷了。

既然我只能在我的世界裡通行，你們必須放棄你們的世界才能和我在一起，這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我們對他人的了解非常有限，我們既然不了解他人的價值觀，便只能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他。

那麼，精神分析師如何進入病人的現實呢？既然我們唯一要求病人做的事是說話，那就意味著這個現實存在於他的言語中。

「言語」，這個「字」終於出口了。

在上面這句話中，我故意玩弄使我們混淆「言語」和「字」的陷阱。為了加以區分，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字」是物體，「言語」是行為。

正如英國哲學家奧斯汀（John L. Austin, 1911-1960）主張的「言即行」的思想，字的本身是沒有生命的，但說話的行為賦予它左右他人的能力。

我們之所以會混淆「言語」和「字」，是因為我們必須靠記住一些字來記住言語。這是一個陰險的陷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是因為我們以為說話就僅僅是我們使用的那些字的意義加總而已。

語言的奧秘之一在於字會在我們腦海裡自行浮現。而且，我們還來不及深思，這些字就已經脫口而出了。同樣的，我們一聽到一句話，馬上就賦予它一個意義。說話和聽懂別人的話都是稀鬆平常的行為，但其中卻隱含著許多不解之謎。有些科學家認為言語先於思想，思想只不過是被我們記住的言語罷了。法國人常說「我對自己說……」，而不說「我想……」。

無論如何，當今的神經科學研究顯示我們在說話與聆聽的時候，必須動用大腦的數個不同區域。這表示我們的言語是在回應幾個來源不同的神經衝動，並且可能要試著讓其中最大多數得到滿足。說話似乎是我們最能夠駕馭的行為。然而，話是怎樣說出口的，這當中卻有一大部分是不由自主的。

我們說話的時候，究竟是由我們的哪個部位來決定應該用哪一個字？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們能在瞬間挑選出最適當的字眼，幾乎未經意識（事後的）檢查。這個選擇是在哪些多重的壓力下做出來的？

對那些自認為可以駕馭思想的人而言，他們是根據字的意義來選擇自己的遣詞用字。假如一句話同時表達了數種不同的意義，那是由於字的不確定性或者諧音字令人產生其他的聯想。

但是，字的影響所及絕不僅限於它的意義或發音而已，在我們學習新字或使用字彙的過程中，許多字會沾染上情感的色彩或令人恐懼的忌諱。中國人命名講究吉祥開運，這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證。反之，各位都知道在中文裡某個數字含有不吉的聯想，我們心照不宣。之所以避免說出這個數字，不就是為了掩飾它可能會（純屬假設）引發談話對象去世的聯想。好像提到死亡就會讓它「現身」，為此而絕口不提。如果我們沒有想到死亡，壓根沒有想到，那為什麼要畏懼這個諧音字呢？

這個問題並不單純，因為對這個數字的避諱，也就是刻意的迴避，無異於時時刻刻念茲在茲。「我從來不想我母親可能會過世這件事」，這句話很有可能出自我一個還住在母親家裡的病人之口。語言真的很奇妙，我們可以用它來否認我們正在說的話；更偉大的是，透過不說出某個數字的戒心，竟可時時提醒我們生命無常的道理。

我們有時之所以想不起來一個很普通的字，或許是因為這個字一旦出口會引起一些尷尬的迴響。那麼，言語究竟是透過何種機制逃過我們的戒備，而發出「一鳴驚人」的口誤呢？

是什麼讓我說出我不想說的話？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即使我換個方式來問：是什麼秘密的渴望衝破我慣常的堤防而導致泛濫？我們未曾意識到的渴望又意味著什麼？

上述的思考只想強調一點：語言的變化具有塑造其使用者思想結構的能力。

精神分析的領域就位於這個我們被語言支配的雲團中。當佛洛伊德比較夢的語言和中文的不確定性時，他強調構成夢的元素的不確定性，大於中文詞彙的不確定性。他甚至說中文畢竟是用於溝通的工具，而夢的不確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是沒有特定對象的。

各位並沒有聽錯，夢是沒有特定對象的。而精神分析恰恰是建立在這一點上。這一點太平淡無奇了，難怪總是被人忽視。就像法國人常說的：「明顯擺在眼前的事實，我們反倒視而不見。」

佛洛伊德在這篇1916年發表的文章裡，說到中文是沒有文法的，我們不能確定一個字是名詞、動詞或形容詞，中文字也沒有表示陰陽性、單複數、時態或語態的符號。然而，正是這些特性使夢成為通往無意識的康莊大道。如果再進一步想，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文是精神分析的最佳語言。

不過我們至少必須跨出這一步。繼佛洛伊德之後，大家都認為精神分析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夢。佛洛伊德的名著《夢的解析》更加深了這種印象。但是，各位應該都已經發現這只是虛有其名，其實所有的精神分析師，包括佛洛伊德本人，都不注重夢的現實。首先，他們如何「得其門而入」呢？

要跨出這一步，必須察覺到夢只能藉著敘述而存在。我們永遠無法直接觸及夢的本身，我們只能觸及那些描述它們的言語。

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吹毛求疵，實際上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描述夢的言語並不只是夢的「文字版本」而已，敘述的決定因素中包含了它浮現的情境（situation），即聆聽敘述的對方，因此不僅包括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關係，也包括做這番告白的緣由。

當我們和西方人交談時，會發現對方幾乎全神貫注在準確的字義上。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則不然，由於中文裡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他們已經養成在聆聽時一併考慮說話者意圖的習慣。聽者自然而然地分析交談當時的情境和特點，站在說話者的立場聆聽，從而決定傳入耳中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以中文為母語的精神分析師，他們的優勢就在於這種「說話者先於字義」的聆聽習慣。

西方的精神分析師由於缺乏這種習慣，所以必須小心翼翼才能做到的事情，每個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從小就習以為常了。正如夢的表達將在病人與精神分析師的關係之下產生意義，以中文進行的精神分析將會著重於情境，因為這個情境包含在雙方交談產生意義的過程內。以中文為母語的分析師比較不會將病人所說的話「當真」，因為他會自然而然地聆聽病人的意圖，以便真正地了解對方。西方的聆聽模式，反而會誤導以中文為母語的精神分析師。

為了強調中文此一特徵的重要性，讓我們再回到「夢」的主題。考慮到夢的敘述的本質，由於敘述是夢唯一的現實，而敘述是為了述說的對象而擬的，所以我們可能會認為夢是為了述說的對象而做的。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佛洛伊德的一位女性個案所做的夢：佛洛伊德讓她了解到，她之所以做這個未實現慾望的夢，其實是為了滿足她證明佛洛伊德理論錯誤的慾望。佛洛伊德這麼一說，就好像認為夢是針對敘述的標的而設計的一樣。

更有甚者，夢還能完全適用於將來一切的敘述，在每一個「當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無限制地重複提及同一個夢。

值得注意的是，夢在被提及之前如同處於儲備狀態。它和無數的回憶一樣靜待被提及的一刻。這個比喻並不是廢話，因為當夢浮現到敘述者的意識層面時，它的地位和回憶的復返並無二致。

我們當然無法在做夢的同時敘述這個夢。但是，我們只能用敘述的現在式來報告夢的內容，換句話說，夢是我此刻用來說話的材料。陳述的理由亦包含在其敘述中。

這一點使我們想到，在分析當中說出的一切回憶也都是以敘述的形式浮現出來的，因此，這些回憶和夢一樣，具有在此時此刻表達的意義。無論提起什麼回憶，甚至是非常久遠的陳年回憶，都是為了傳達當下的某一件事。

我在一開始提到的歷史悠久的傳統不也是一樣嗎？傳統是古老的，遵守傳統則是當前的行為。我們在與某人相處時遵循傳統禮儀的行為，是在兩個人當下的關係中才產生意義。同樣的道理，在分析當中說出的所有的話，都是在兩個人當下的關係中才產生意義。

因此，分析師若想「進入」病人的現實，主要的方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於字義上，如此方可察覺隱藏在言語背後的企圖。為了貼近雙方真正的交談，我們必須聽到言語瞄準的標的，而不是它表面的意義。

讓我們再回到躺椅上的病人：我們可以把他說出的話比喻成網球選手打出的球，即雙方交鋒的媒介。在打網球的時候，大家注意的其實不是那顆球，而是球身上承載的那股動力。是這股動力讓球變得很重要，絕不能讓它飛出我們的視線之外。在從事精神分析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言語所承載的那股動力，因為和打網球一樣，這股動力才是球賽每一刻的關鍵所在。打網球的人感興趣的不是球的本身，而是球的用途。換一顆球對比賽毫無影響，換一個話題對分析也沒有任何影響。一顆新的球和會談中談到的任何一個話題都是差不多的。對於西方的精神分師析而言，在聆聽時永遠存在著這個困難：如何察覺在分析中發揮作用的那些力量，即移情，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那顆球，也就是交談的表面意義上。

或許各位會認為我忽略了言語的核心要素。我們說話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對方了解我們所說的話。這句老生常談從另一個角度曝露了讓我們混淆字與言的陷阱。就拿我現在的演講作為例子。

現在各位所聽到的，是我在不久前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寫下的內容，在此刻藉著賴女士的專業經驗和細膩表達，翻譯成中文傳入各位耳中。因此，我們都會自然而然地將我向各位說的話，視為單純地傳達一些思想的字。這些字的意義變成了物體，好像可以脫離我這個說話者而成為一個外在現實一樣。我的演講似乎是在邀請各位一起討論我所提及的字。

然而，我每次來到台灣，都發現你們在討論時非常注重一點，就是不要讓對方沒面子。我認為這並不只是對待外賓的禮節或尊重而已，這種明顯的寬厚態度證明你們天生善察思想與人的密切關係，你們知道，駁斥一個思想就如同排斥說出這個想法的人。西方的精神分析師很難做到的事，對你們而言卻是順理成章的。

法國人最常用的一個字是「non」（譯注：相當於英文的「no」），它在中文裡沒有完全對等的字，因為中文只能對話語的某個內容加以否定，而不能只是單純的反對！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法國人很需要證明自己永遠是對的。隨便抓一個法國人來聊天，不管討論的話題是什麼，他一定會盡力證明他思想的正確性。換一個話題，結果還是一樣。但是，如果你表示贊同，他將會不知所措，因為他再也不能吹擂賣弄了。

各位不需要費力尋找這樣的法國人，在你們面前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在演講的時候，試著用強而有力的思想來掩飾我的搖搖欲墜。在法國人面前，只要我「表演」得好，這一招每次都奏效。但是在你們面前，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中文除了強調意義取決於聽者的不確定性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特性。中文不是拼音語言，它的口語表達和書面文字之間的關係不是語音的聯繫，而是語義的聯繫。「國語」並非「文字」。你們不會混淆意義和它的表達。

在中文裡頭，字就是字，言就是言。因此，你們習慣於在華麗的辭藻背後，察覺到說話者脆弱的企圖。你們知道說者其實是任由聽者「宰割」的，同樣的道理，對於病人所說的話，決定其意義的權力其實掌握在分析師手上。在中文裡，聽者相對於說者「大權在握」的局勢極為明顯，所以你們的傳統才會教導你們不要反駁別人的話以免傷人。西方人難以聽出的「字」與「言」在精神分析上的分裂，在中文裡卻是最根本的。

現在各位可以看出我有多麼天真：千里迢迢地飛來這裡演講，所說的內容卻是你們天生就會做的事！

最後，我要向各位坦白承認：我很遺憾中文不是我的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