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與社會：博物館學論文選輯

穿越時空瀚海，回溯、展望博物館學發展之路！

在人類歷史上，博物館的起源很早，但近代以前的博物館，只是供皇室或少數富人觀賞的奇珍異物收藏室，並未向一般公眾開放。18世紀末，西歐一些國家博物館相繼成立，並向社會公眾開放，博物館開始肩負社會文化教育的角色。而中國現代博物館學的起始，則是在19世紀後半，接觸西方的博物館，並在甲午戰爭前後，更多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博物館的社會作用：「廣見聞」、「開風氣」、「啟心思」。到了20世紀初，中國相繼成立現代意義的博物館，以及各方學者的博物館學相關論著、研究、館刊，為今日的中國博物館學奠定基礎。

本書收錄博物館學相關研究論文六十多篇，時間從1980年代至2022年跨越世紀40年。回顧博物館學建構的學理基礎、發展歷史，以及博物館學教育、國際博物館學將來的發展趨勢等。提供讀者綜合的觀察面向，期能激盪思考，開創博物館學研究新局面。

梁吉生

南開大學教授、南開大學校史與地方史研究專家。曾任南開校史研究室主任、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分會常務理事、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會常務理事及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天津市教育史研究會副會長、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涉及博物館學與教育學等領域。

今年（2024）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學專業的第一屆學生畢業40 週年。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群體。他們帶著夢想、熱情和才華走出校門，參與創作開啟或承接延續了中國博物館事業，參與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他們是南開大學的驕傲。他們是與我一起共同開墾中國博物館學園地的同道和朋友。

1980 年，位於天津市的南開大學成立中國高等學校第一個博物館學專業（即今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前身）。這是在充滿改變和未知的時代，伴隨著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深刻轉型時期出現的。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後，於1980 年2 月，教育部即正式批復，同意新設博物館學專業。博物館學專業的建立是中國博物館新時代的一個標誌。這是改開後大學博物館學的策源地，是最早傳播博物館學思想的歷史見證地，是中國大陸高等學校創辦最早的博物館學人才培養基地。原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授王玉哲先生首任專業主任（傅同欽女士為副主任，後為專業主任）。我作為一名新兵，從一開始就躋身其中，承載起耕耘博物館學的初心與夢想，深度呈現四十而立，生命的真正脈動。專業的環境和氛圍，蘊藏著每個成員的運勢和福氣。在創辦學科專業的不舍晝夜中燃燒自己，為初生的專業送去光和熱的同時，也讓心中那份祈願隨著燭光傳遞到遠方。

博物館學給了我特有的情思。

博物館學是一個跨多學科研究領域，兼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特點。博物館學研究兼具歷史研究的反思性功能與科學研究的前瞻性功能，蘊含著理性精神與人文關懷，具有獨特的魅力。我作為專業首創的一員，既滿懷著憧憬與嚮往，也陷入過焦慮與迷茫。首當其衝就是學術轉向的抉擇，使我的學術追求模式切換到另一個學術領域，切換到另一種困難模式。這個切換已經觸發我如何看待博物館學，及如何突破自己的思維和視野的瓶頸，切換的本質是我對博物館學育人機制重新定向和知識系統重構。我們終歸要與新專業和諧相處。專業是試金石。創建專業，培養人才，成為必須堅持的職業站位。創建專業、構建博物館學基礎，無疑是學科建設密不可分的兩大主題。在學科建設和培養人才雙重作用下，以新學科為煉場，標注了新的人生座標。

改開初期是思想奔放的年代，是自我文化的覺醒時期，秉承時代背景的助推，蘊育了青年知識人的某種不畏權威、敢於反叛的集體人格特質，年輕人心中隱藏著學術理想、使命感，個體的自由力量和挑戰性得以嶄露頭角。我將理想和使命都投射在了博物館學的開拓領域，堅定了高度專業性與探索性追求。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年代感和學術性的命題。回憶當初超負荷的幾年，從懵懂迷茫走向自信創意的發展之路，博物館學的確給我打開了感知人生的新窗口。認識到博物館學專業的博物館學教育和博物館學理論研究，承擔著為國家博物館建設培養高素質人才，做到價值塑造、知識傳授、能力培養相協調，在推進發展博物館事業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從此彷彿一股暖流衝破凝霜，帶來解脫與覺醒，找到了現實的生命載體，意識到有必要開闢屬於自己的陣地，樹立屬於自己的學術話語權，不畏艱難先行先試，以破冰之力走過了追尋夢想，在一次次的挑戰中，實現自我進化。在創造業績的年華歲月，雖然博物館學並無前人之述備，要走獨創性地探索中國現代化時期博物館學之路，初步創造了一個新的博物館學教育現實，凝鍊了博物館學者在人文領域的深刻思考，淬鍊出一份難得的執著。我把開始奉獻給它，我把初心奉獻給它。

放眼現代社會，博物館作為搜集、典藏、陳列和研究文化遺產的實物場所，已然進入社會生活，成為當代文化繁榮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一員。作為博物館豐富意蘊的博物館學，它不僅涉及博物館的本質，更觸及其價值和精神。探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博物館經驗對中國現代博物館學發展的啟示與智慧，具有不可低估的探索意義。因此，了解博物館，樹立正確的研究與實踐觀，是一個初涉博物館學人的重要一步。

1980年我走進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兩者即今國家博物館），研修博物館學。木鐸之聲，素履以往。在王宏鈞先生主持下，師從傅振倫、史樹青、王天木（振鐸）、沈慶林、黃高謙、萬岡、蘇東海等專家學者，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博物館工作訓練和理論思考。這種研修，主要還是一種強迫自己的主動研修，完成自主學習與自我意義的建構，以促進博物館學入門的有效發生。所以，一方面接受新時期博物館學新思潮，另一方面將著眼點聚焦傳統文化。並且盡量研讀了20 世紀30 年代先後出版的博物館學著作和當年的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刊」，建國後的文化部文化學院的《博物館工作概論》與《蘇聯博物館學基礎》、傅振倫的《博物館學概論》，以及鶴田總一郎、包遵彭及陳國寧女士的著作和文章，傾聽歷史的迴響，感悟老一輩博物館學家的學術境界。同時幾乎走遍了北京的各類博物館，遍訪了故宮博物院等院館的博物館學界人士（包括陝西省歷史博物館何正璜女士、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先生），極大地豐富了對博物館學的理解、把握和創新，也進一步淬鍊了我的博物館情懷。

南開大學博物館學專業初建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在改開時期如何建立和發展符合中國國情的博物館學教育的中國範式；如何建立涵納博物館學教育整體性學科體系，揭示博物館學教育的規律和本質；如何規範人才培養方案，助力培養綜合能力，豐富實踐經歷，提升創新思維。從而幫助學生更好的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讓專業的學生能夠「走出去」，而且能夠「走進去」；後學者願意「走進來」。

一個可控的預期格外重要，良好的預期能有效提振信心。我即擔綱主講專業必修課《中國博物館學概論》課程，該課程涉及博物館學教學過程及其支持要素，其過程涵蓋理念內容、方法技術、標準評價等全要素建設，課程傳授包括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前沿知識。這是大學博物館學專業的基礎盤。博物館學研究的主軸上，其所構建的知識體系既有中西知識體系會通的歷史基礎，又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近代社會轉型文化基礎，歸根到底是希望構建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從博物館學本土化到深刻認識東西方博物館學理論的融合、同質異同，形成了有其特定的基本原則、基本途徑和基本層次，明確並且強調要關注課程思想的現實意義，關注學術導向，關注與博物館實際的結合，深入探求博物館學演進與時代進步、事業發展的關係，探求當代化的理論價值、實踐探索，增強理論自覺、行動自覺。

80年代博物館學教育傳統和學術積累相當薄弱。「博物館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最初是沒有先例可循的，只能遵循學校教育邏輯，帶著新的思考視覺，主動探索，自己摸索著學習與自我意義的建構，促進課程的有效發生。為優化教學環境，從教育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維度，深耕教學，先後構建起課堂講授、課堂討論、專題講座、實習實訓、文博沙龍、課題研究、資料彙編於一體的工作體系，讓博物館學與時俱進，煥發時代新韻。強化對學生的全面指導和培養，引導學生進行自我規劃和課程選擇，打造一個博物館學的全過程教學生態鏈，並非易事。

「博物館學概論」對於我而言，簡直成了一個生命化的中國新時期博物館學世界，傳遞著心靈旅程中悟出的道理。深切感到博物館學的創立和發展關鍵在於開放的思想、開創的思維，要從博物館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的本質特徵和核心價值入手，通過學術智力支撐的方式，與博物館協同合作，讓學生在實習中領會不同於課堂的知識享受，充分發揮情景式、體驗式、互動式優勢，釐清該學科的內涵外延，確立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邏輯；必須回答時代呼喚，從大的理論邏輯層面著眼，以結構性、系統性的理論創新，實現學科理論構建與方法實踐，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發展路徑與責任使命協調發展的目標。

在教學實踐過程中，革新了某些傳統博物館學經驗型敘事模式，並且探索出新的理論性敘事結構，是一次破壁創新。在資料建設工程上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快馬加鞭地親自編輯了一整套參考文獻，大大緩解了學生學科專業參考書不足的缺憾，也引起了兄弟院校文博專業的重視。這些資料包括：《博物館學參考資料（1～4輯）》、《博物館學書刊資料目錄索引》、《建國以來文物法令彙編》、《中國博物館介紹（1～3輯）》、《新中國博物館事業三十年紀事》等。對於每個專案，編者都把寶貴的經驗融入，為博物館學學科建設提供了切實的學術支持。與此同時，廣泛搜集歷史資料，以極大的學術追求打撈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博物館人文內容，傳遞有意義的精神意蘊。而且，精心打造學術平台，邀請日本、澳洲博物館學專家來專業講學，傳播外域文博資訊，解讀學術熱點，開闊學術視野，以改變中國在博物館學學科領域失語或半失語狀態，加深學生跨文化了解，傳播中西博物館文化正能量，促進東西方博物館文化交流融合，展現了擔綱者的文化自信和自覺、文化擔當。

與其說是與「博物館學概論」結緣，其實是我與整個中國新時期博物館學的結緣。開設「博物館學概論」一課，是高等學校的第一次試航，也是一次開放式、體驗式的學術自信的公開課。沒有什麼金科玉律，課程邊教邊建，以教促建，建構起一套比較完善而嚴密的理論框架，重新梳理了博物館學的基本概念、理論脈絡，梳理了中國博物館歷史的生成與選擇，標舉了中國傳統文博觀的人文主義、道德主義和實用主義。帶動了博物館學全方位、深層次研究，也為學科建設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開創了中國博物館學的新境界，成為博物館學專業初創時期的一個鮮明特徵，引起文物博物館界和高等學校博物館學教育界的關注，影響了其後許多來者。「博物館學概論」以其高度統一的內在性和實踐性，同時兼具東西方教育意蘊，又帶有一定的人文現代性傾向，從而取得了歷史性、開拓性成績，自身也受到深刻的學術歷練。

在執教博物館學課程期間，利用擔任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及《中國博物館》期刊編委，乃至國際博物館協會《Museum》亞非特約撰稿人的經歷，敏銳關切當時的博物館學熱點問題，置身於博物館學輿論中心，積極思考諸多學術問題，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更宏大的歷史觀、更包容的文明觀、更開放的學科觀，研究博物館學問題、教育教學問題、時代問題，撰寫了頗有年代感的90 餘篇專題論文和文章，從理論、實踐、歷史和國際，多向度地展開對博物館學的新闡釋。既有正向宏觀議題，也觀照宏大敘事之外的歷史角落，每篇文章都帶有靈魂層面的功夫，展示出自信的文化風采。分別發表在《中國博物館》、《中國文物報》、《博物院》、《東南文化》、《湖南博物館館刊》等國內刊物及國際博物館協會《Museum》、日本博物館協會《博物館研究》上。良好的學術生態，拓寬了理論及實踐的進路。

博物館學思想的獨立性與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考量一個時代文化生態是否健康的重要因素。徜徉在博物館學學術前沿，中國新時期博物館學的原創力一直是縈迴頭腦中的問題。推動博物館學能力建設始終如初。參加了上個世紀幾本博物館學著作的編寫工作，使我有了新的認識。我是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學研討會的參加者，並且是研討會《博物館學概論》一書撰稿人之一，又是文化部文物局教育處《文物博物館專業基礎綱要》「博物館學」讀本的作者。

當王宏鈞先生盛邀我加入他主持的《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一書的編撰時，我愉快地成為該書及其修訂版的主要編撰者。他多次前來南開大學，就該書框架和主旨與我協商討論。我不僅擔綱該書框架結構的初步策劃，而且提供了多年的博物館學理論積累和有關參考書目及大事記資料。成為該書不可或缺的重要支點。至今，宏鈞先生在訪談中還會說起我們的合作經歷。該書堅持從多方面豐富和創新結構內容，是一部致力於探索體現中國博物館學主體性的敘事文化學，具有開拓新學科、建立新範式的原創意義：一是從歷史邏輯上梳理中國近代以來，關於博物館及博物館學的認識與實踐的歷程；二是從理論邏輯方面辨析中國式博物館學當代化的基本特徵和本質要求，論述了博物館學研究對象、內容和方法；三是從國際博物館學歷史和發展維度上，探討博物館學走向與博物館學中西互鑒的路徑，考察中國博物館道路的世界效應，從而為凸顯全書的文獻功能、理論闡釋功能和中西融匯的溝通功能，為穩步推進博物館學研究的理論創新和範式創新，打造具有中國獨特風格的博物館學學術流派和理論學派，在博物館學重建與傳播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上，做出了有益的努力。

匠心築夢四十春秋，奮進先導學科建樹。踏著留戀的腳步，那些在我的生命裡雀躍而過的日日夜夜，那些曾經擁有過的探索、迷茫、收割苦盡甘來的一切，都一一成為歷史。作為一名博物館學領域深耕多年的學人，作為見證過中國博物館學初萌，參與過創建中國博物館學的排頭一員，想起自己在那塊新開墾的處女地上揮汗如雨的勞作往事，深深感到博物館學有著它獨特的結構之美、表達之美、思想之美。

歷史記載開路人足跡，歲月鐫刻奮鬥者征程。時光是個篩子，濾去了很多人事，唯獨博物館學存放心底；記憶是個筐子，裝盛著很多悲歡，唯獨博物館學泛起愛的漣漪。拂去歲月的封塵，展開留下印記的博物館學書卷，一面面稿紙，一頁頁文字，穿過時間的維度，同博物館與社會的場域對話，旨在重新解讀中國當代博物館學，致力中國博物館學的時代化、學科化，並引發博物館人對傳統與當下、理論與實踐、堅守與創新等諸問題的思考與辨析。我的心靈上與之交集和對話，蘊積了學習、體驗、研究博物館學的一些感悟，及時關注博物館學主題理論和實踐問題及其內在關聯，展示了有個性和開拓性的學術表達。

不經意間，留下了關於博物館、博物館與社會、博物館學教育的浩繁文字。這些幾近成為檔案的發黃故紙文字，是在一個特定時代背景下，理論敘事與經驗性敘事的緊密結合，是執著開拓博物館學、墾荒博物館學教育的學人精神與行動的足跡。這是拓荒者的胎記與側影，是一種學院式博物館學體驗。這些文字雖然已經成為過去式，但依然沒有褪去過往學術的鮮活，還能夠嗅出青燈下汗水的至味。有些卓然有所樹立者，還不失為記憶中的錨點，具有歷史的見證意義，重溫到那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初心使命，理論探索勇氣和負壓前行的韌力，以及文博育人的學術情懷。讓學術若水，靜靜流淌一泓清澈，無論走過多少艱辛，有懂得的日子，便會有陽光。

致力於開拓性工作，是一種修行。一世奮筆，寸心如水。努力也許不等於成功，但那段追逐夢想的努力留下了深深的足跡。留下的文字今天看來微不足道，但折射了博物館學專業獨特的教學理念和教育氛圍，沉澱了我的精神情懷，對得起那個時代賦予博物館學的使命。為了我們共同的博物館學理想，深得著名博物館學家陳國寧教授的贊同和助力，上海復旦大學陸建松、北京故宮博物院張榮和河南鄭州大學徐玲等文博學者專家也給予熱情支持，特別是鄭州大學文博專業碩士研究生張玥好的協編，以及台灣五南圖書出版人給予提供展示平台，出版一位躬耕不懈的耄耋學人的《博物館與社會——博物館學論文選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量。該書是作者四十餘年來博物館學的論文結集，是一部充滿涵義的集大成，是從論文敘事中建構出來的集束性成果。它以博物館學為主線，集中展示作者的博物館學研究和教學經歷及相關論文要略，提供了一種以過程為導向的方法，旨在幫助人們建立意料之外的連接，使可能被遺忘的過往得以復甦，記錄一個博物館學愛好者漫長的身心之旅，追尋歷史探索的蹤跡。這只是研究博物館學的一個層面，只是一個初涉博物館學者的追求教科書式的博物館學研究之道，寄望為探求早期博物館學研究開一扇窗。這本書承載著我的過去初衷，也是現在溫暖回憶的一個源頭，是給當今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對博物館學解讀、探索與重構，提供一個多向度的個案。

當我變老的時候，中國當代學院式博物館學也走過了四十多個春秋，正成為一艘艨艟之艦破浪前行。讓我這些當年爬格子留下的文字，裒然成集，在新時代綻放出另一番韻味。而今承蒙出版，這是時代給的節點。在此，願借出版社的助力，化為溝通管道，並且特別贈給已經畢業四十年的同學，送給讀者吧！期待已經畢業四十年的同好學子友朋以及方家學者的批評，更期盼方家學者共同溉澆東方博物館學園地。

是為引玉之言。

著者梁吉生 於閑未得齋 2023年6月

陳序
引言
第一部分：博物館學理論基礎與發展
第1 篇 試論博物館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和方法
第2 篇 近代中國博物館學研究概述
第3 篇 台灣的博物館學研究
第4 篇 可喜的收穫，良好的開端—1982 年博物館學研究綜述
第5 篇 認真研究總結我國博物館事業的經驗，開創我國博物館學研究新局面
第6 篇 博物館學重建十年的回顧與斷想
第7 篇 十年來的博物館學及其今後路向—祝賀中國博物館學會成立10 週年
第8 篇 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條目—《博物館學》、《博物館學概論》（費畊雨、費鴻年）、《博物館學概論》（傅振倫）、《博物館學通論》、《蘇聯博物館學基礎》、《中國博物館學概論》
第9 篇 博物館學本土化發展及其今後路向
第10 篇 國際博物館學研究的趨勢及我國博物館學研究的現狀
第11 篇 21 世紀—博物館學和博物館學教育的沉思
第12 篇 筆談博物館學—與蘇東海、甄朔南、楊志剛、史吉祥、嚴建強、宋向光的一組通信
第13 篇 一卷在手，全域在胸—讀「論點摘編」感言
第14 篇 博物館學教育芻議
第15 篇 加強教育工作，培養博物館專門人才
第16 篇 現代博物館教育散論
第17 篇 發揮學會優勢，增強學會活力—中國博物館學會成立10 週年漫議
第二部分：博物館的歷史
第18 篇 舊中國博物館歷史述略
第19 篇 中國博物館史
第20 篇 中國古代的博物館
第21 篇 中國人眼裡的外國早期博物館
第22 篇 論舊中國博物館事業的歷史意義
第23 篇 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紀年(1868-1949)
第24 篇 台灣博物館近況
第25 篇 中國博物館協會留下的學術遺產—紀念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70週年
第26 篇 中國博物館協會及其學術活動
第27 篇 中國博物館的驕傲—關於張謇及其博物苑的隨想
第28 篇 近代中國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
第29 篇 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的里程碑—紀念辛亥革命80 週年
第30 篇 應重視中國博物館史的研究
第31 篇 強化「學科意識」，拓展博物館史研究新路徑
第三部分：博物館管理
第32 篇 振奮精神，勇於改革，開創博物館事業新局面
第33 篇 深化改革，提高博物館整體水準
第34 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博物館改革
第35 篇 90 年代中國博物館發展芻議
第36 篇 關於中國博物館發展的思考
第37 篇 加強對博物館現實問題的研究
第38 篇 博物館三題
第39 篇 博物館的文化選擇
第40 篇 博物館觀念與社會效益
第41 篇 關於我國博物館陳列的思考
第42 篇 參觀威廉浩斯故居感言
第43 篇 應當改變博物館服務觀念
第44 篇 給南京博物院姚遷同志的的覆信（附：姚遷同志致部分博物館館長、博物館學研究人員的一封信）
第45 篇 應當開展博物館的評估工作
第46 篇 再論建立博物館評估制度
第47 篇 關於縣級博物館的一點思考
第48 篇 應當重視縣級博物館建設
第49 篇 中國博物館藏品保管
第50 篇 台灣的館藏文物
第51 篇 新中國文物立法的回顧與展望
第52 篇 中國聲音第一次響徹國際博協大會—出席第13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憶往
第四部分：博物館學者選介
第53 篇 中川成夫論日本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
第54 篇 一部台灣博物館學新著的評介
第55 篇 包遵彭和他的《博物館學》
第56 篇 辛勤耕耘，樂此不疲—讀《甄朔南博物館學文集》感言
第57 篇 不言春作苦，仍丹許國心—讀《甄朔南博物館學文集（續）》劄記
第58 篇 嚴範孫的博物館情懷
第59 篇 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條目—張謇、蔡元培、嚴智怡、李濟
第60 篇 追憶博物館學教育家王玉哲
第61 篇 創業維艱啟後人
第62 篇 秋葉遐思—讀黃然先生《落葉集》
第63 篇 在改革開放世紀交點上的蘇東海
附錄
第64 篇 博物館學綱要
第65 篇 中國大陸的博物館專業訓練
第66 篇 追求教科書式的博物館學研究之道
第67 篇 相會在異國
第68 篇 舉旗開路雄氣豪—紀念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40 週年
後記

第2篇　近代中國博物館學研究概述

我國博物館學的發展歷史，是與整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歷史緊密相連的。在我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公共博物館出現前，博物館學思想曾有一個很長的孕育過程。

19 世紀40 年代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打開了清朝「閉關鎖國」的封建壁壘，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化，給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較多接觸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文化的機會。較早出國的外交官員、洋務人員、留學生等，在縱覽異國風情之餘，也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外國的博物館，並在他們的「遊記」「隨筆」中做了描述，其涉及地域之廣、博物館類型之多，是頗為可觀的。如斌椿《乘槎筆記》、張德彝《航海述奇》、王韜《漫遊隨錄》、志剛《初使泰西記》、劉錫鴻《英軺私記》、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曾紀澤《出使英法日記》等等，以他們的親見親聞，介紹了一大批外國博物館，使人們耳目為之一新。

當然，這仍多是一些遊覽性的記錄。他們還沒有注意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博物館理論。中國人對於近代博物館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

甲午戰爭前後，博物館的社會作用開始被更多的人所認識。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常常把博物館作為他們「新政」的一項內容，與廢科舉、立學堂、廣譯書、派留學、設報館等一起提出來加以鼓吹。他們的奏疏、文章一再要求設立博物館，甚至在康有為「祕不以示人」的《大同書》的烏托邦構圖中，也列入博物館的設施。戊戌維新期間曾多次再版的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甚至提出博物館應該成為對學校學生「出題課試」的內容之一。

他們當時主要是要求建立自然科學及技術博物館。「今創設此院（博物館—引者），凡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如新式鐵艦、輪車、水雷、火器，及各種電學、化學、光學、重學、天文、地學、物學、醫學諸圖器，各種礦質及動植物，皆為備購，博覽兼收。」即其代表言論。他們看到了博物館「廣見聞」、「開風氣」、「啟心思」的作用，正如上海強學會章程中引述外國博物館時所說的：「西國博物院凡地球上天生之物，人造之器，備列其中。苟一物利用，必思考而成之，不令異地。苟一器適用，必思則效，旋且運化生新，而利用又遠過之。合眾人之心思，以求實用。合萬國之器物以啟心思，烏得不富，烏得不強？」

19世紀80、90年代的知識分子關於設立博物館的主張及其對博物館職能的認識，對以後中國資產階級博物館學具有一定影響。他們對於博物館的宣傳鼓吹，擴大了社會影響，為我國博物館的誕生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和輿論準備。

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培養更多的科技人才和熟練勞動力，以適應民族工業發展，便努力宣導各項文化教育設施。因此，他們開始注意外國資產階級博物館工作的經驗和理論，並把建立博物館工作的主張付諸實際行動。張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1903年，他在日本考察實業和教育，十分留心日本的博覽會和博物館，受到很大啟發。他吸取外國博物館，特別是日本帝室博覽館的經驗，1905年兩次上書張之洞和清朝學部，建議設立合博物館與圖書館為一體的博覽館，並對博物館的作用、館址、陳列、管理、文物徵集等提出了一系列意見。

張謇指出，博物館是政治、學術參考的重要部門，是學校教育的有力助手，可以「使莘莘學子，得有所觀摩研究」，同時有利於中外文化交流。他主張在首都成立京師博覽館，各省、府、州、縣相繼設立，形成一個博物館網。博物館要建在便於交通、便於開拓的地方；要有展覽廳和儲藏室，而且「館中貫通之地，宜間設廣廳，以備入觀者憩息。宜少辟門徑，以便管理者視察。隙地則栽植花木；點綴竹石，非恣遊觀，意取閒野，室中宜多安窗，通光而遠溼。庋閣之架，毋過高，毋過隘，取便陳列，且易拂掃。」

陳列方面，張謇認為可分自然、歷史、美術三部分。自然標本按產地陳列；歷史文物、美術作品按時代順序。所有藏品，要「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條舉件系，立表編號」。關於文物的徵集，除把國家所藏進行清理外，並諭令各省進行徵集，「但此事不在官力之強迫，而在眾願之贊成。應先宣布，以免吏胥籍端征索。」同時，對私人收藏捐獻者，要給以獎勵，「若陳獻既多，估價尤鉅，自應破格獎勵，不惜爵賞。」

張謇作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的博物館主張，直接取法於外國博物館，如同他的紗廠、榨油、麵粉、航運等企業，機器設備技術管理，乃至技師都借重外洋一樣。但是，無疑張謇的博物館主張確實也針對了當時的中國情況，所以對中國初期博物館建設具有指導意義。張謇，是我國近代第一個專門論述博物館工作的人，他的《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集中反映了早期中國資產階級關於博物館事業的見解和理論，是我國近代資產階級博物館學的啟蒙篇章。

從張謇辦南通博物苑到20 年代，相繼有一、二十個博物館成立，各館基本處於釐訂章程、摸索經驗的階段。有關博物館工作和理論的文章開始零星散見於《東方雜誌》等刊物，如君實《博物館之歷史》、楊鐘健《論陳列館》等。

30 年代，中國的博物館事業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業務活動日趨活躍。博物館的館刊、論著增多，博物館學研究也略見端倪。1936 年1 月，上海市博物館正式將博物館學作為一門課程，培訓該館招收的服務生。中國西部科學院附設公共博物館也將「敦請博物館學專家」列入工作計畫大綱。一些學者也熱衷提倡博物館學。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為宣導博物館學術研究，極力保送青年博物館工作者到國外學習博物館學，並將其本人每月薪資四百元（大洋）捐助該院設立獎學金，獎勵在博物館方面有造詣的青年學子。

同時，1935 年成立的中國博物館協會也很重視和鼓勵博物館學術研究的開展，明確規定：「本會以研究博物館學術，發展博物館事業，並謀博物館之互助為宗旨。」協會還設立專門委員會，分工研究博物館學術，審查關於博物館書籍和專業論文等工作。該會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每月出版一期，主要刊登「博物館界工作概況專門論文，及關於博物館學書報之介紹」。這個刊物的出版，使我國博物館工作和博物館學研究第一次有了一個公開交流的園地。它發行不久，就刊登一批博物館學論文，並編印《中國博物館一覽》和《博物館學書目》。博物館協會的成立和會報的出版，在中國博物館學發展上是一件大事，促進了博物館學研究的開展。

有關博物館學論著的問世，是這一時期博物館學研究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著作有：《博物館學通論》、《博物館學概論》、《博物館》、《地方博物館實施法》、《徵集品之修復與保存》等。

陳端志編著的《博物館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是一部影響較大的博物館學著作，也是第一部較有系統地論述博物館工作的專書。作者指出：「根據吾國實際的需求，更參考各國博物館學名著，作成是書。」據統計，該書參考國內博物館和考古書籍八種，國外博物館學著作三十一種，同時一些文物、博物館專家如葉恭綽、袁同禮、胡肇椿等，也貢獻意見和資料。該書較全面地回顧了中國博物館的發展歷史，對博物館的職能、保管、陳列、教育、建築、設備以及博物館人才的訓練都做了詳細通俗的說明；對世界博物館的歷史，各類型博物館也做了比較系統的介紹。這本書的出版對30年代博物館工作有一定參考價值，反映了30年代我國博物館學的研究水準。

這時期的博物館學著作受歐美資產階級博物館學影響較大。無論是《通論》或費畊雨、費鴻年的《博物館學概論》，都很突出。日本慶應大學出身的陳端志，受到日本博物館學家棚橋源太郎和日本博物館協會傳統博物館學觀點的深刻影響。他在撰寫《通論》期間還曾前往日本考察各地有名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專家進行廣泛討論。因此，《通論》偏重反映外國博物館的情況和觀點，而缺乏對中國博物館發展特點和規律的探討、總結；對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博物館則多所肯定。

30 年代是中國博物館學比較發展的階段。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一些地區博物館學的研究活動仍然有所開展。如在重慶曾昭燏、李濟編著的《博物館》一書（正中書局出版）；1941 年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在香港復刊；9 月，西安文化服務社出版荊三林先生在「民眾教育館館長訓練班」上的講稿—《博物館學大綱》；翌年，壁山（四川）社會教育學院建立圖書館博物館學系。但是，理論的發展依賴於實踐。由於這時期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博物館事業受到嚴重破壞，所以，博物館學研究也不能不受到很大影響，它的科學理論水準就不可能有什麼新的提高。

抗戰勝利以後，博物館活動有了一些復甦，中國博物館協會一度恢復，一些有識之士也呼籲「望社會認識現代的博物館」。北京大學、蘇州社會教育學院相繼開辦博物館學教育。1948 年中華書局還印行了費畊雨、費鴻年合編的《博物館學概論》。但是，蔣介石發動的大規模反革命戰爭，給國計民生帶來無窮災難。博物館和其他事業一樣，不可能有多大發展，基本上處於半停頓和守攤子的狀態，「各式各樣之零星陳列館，雖間有若干，然限於一題，太為局部，實未能發揮博物館之應有功能。」博物館學研究同樣也沒有任何新的起色。

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博物館事業的萌發，值得特別予以重視。早在1933 年中央蘇區就曾籌建過革命博物館。中央教育部代部長徐特立同志簽發革命博物館啟事，向各級政府機關、黨組織、部隊和各群眾團體徵集革命文物。以後，在延安的艱苦年代，各抗日根據地更廣泛利用了民眾教育館、廟會，舉辦展覽、進行宣傳。1941 年11 月，周揚同志等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建立歷史博物館的兩件提案。1946年陝甘寧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還提出「在延安建立陝甘寧邊區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建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並主持通過成立「陝甘寧邊區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以鄧潔、曾三、柯仲平等七人為委員。

黨領導下初生的革命根據地博物館事業，為我國博物館工作開拓了嶄新的內容，也為博物館學理論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課題。但是，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使黨的理論工作者沒有來得及對無產階級博物館工作進行理論的總結。這項極有價值的工作，有待於我們今後認真加以研究。

（《博物館學論集》（一），中國博物館學會編，文物出版社，198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