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宇平民誌 ─記大坑西新邨：香港最後的「私營廉租屋」

推薦序（一）：黃宇軒（《散市散步學》、《香港散步學》作者）
疫情開始以來，香港社會可說迎來了一股全新的「城市熱」。愈來愈多人開始分配日常的閒暇時間，嘗試多理解這座城市的環境和空間的構造，並視這了解的過程，為一件有趣的事。

隨之而來，是大量社交媒體專頁與出版的誕生，它們許多都集中談城市中的一小環節，有時可以有很微小的關注對象。這樣廣泛而分門別類、專注一環的城市書寫，對我來說，是當前重要的時代精神，也是城市研究在民間有力的開展。

在所有的環節與課題中，居住空間與房屋，肯定是特別多人關心的。從十多年前全城關注的《地產霸權》到各種重建議題的開展，香港更多人意識到房屋不只是功能性的「有瓦遮頭」，它應當是社群生活的場所、也可以是個人跟地方建立深厚感情的重要城市元素。

近年，從情感、社區、設計等「文化」角度去了解不同屋苑與大廈的書寫計劃多了，從私人到公共房屋，大家關心的角度，不止於政策和樓價。這是一種很好的提醒：房屋是人的生活空間，人人都應該有權利在居住的環境沉澱生活與社群關係，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居民是否生活得有尊嚴的重要標準。

因此，不同於其他類型的空間，房屋最重要的故事，始終是人的故事，每個活生生的個體的生命史。

在香港，關於一個特定屋苑的口述歷史著作並不多，如今讀到《屋宇平民誌 ── 記大坑西邨：香港最後的「私營廉租屋」》，特別欣喜，書中每個人的自述，都是有溫度有重量的空間歷史切片。

這些一段又一段個人生命跟空間扣連的歷史，讓我想起，在大坑西邨清拆前，我特意邀請了一位在其中成長、住了數十年的朋友，帶我去再一次看清楚這地方。邊行邊聊，他將個人故事娓娓道來，忽然讓我很感動，也意識到：每個人關於居住與生活的故事，都可以很動人，單講個人的故事或單講居住的空間，都並不完整，真正的生活，就是個人與空間緊緊扣連的。

那次一行，覺得非常refreshing，自此之後，非常想聽更多這樣的自述，所以這本書特別打動我。願所有讀者讀這本書時，也得到那種refreshing的感覺，一起去共同追尋更多關於個人與空間的故事。

推薦序（二）大坑西邨這深坑 —— 陳劍青 （本土研究社成員）
石峽尾大坑西邨的故事，本身就是城市發展史中一大「深坑」，它彷彿揭示著戰後主流公屋發展史以外香港都市發展的另一側：一般政府公屋以外多樣的房屋發展模式、職住兼顧的入住管理、市區村落的清拆安置歷程，甚至很難想像從前竟有種「以租代買」的安排。這與「石峽尾大火」的官方公屋論述引出了不一樣的軌跡與思考，也為這裡的住民打開了不一樣的生命際遇。

深坑總是讓研究者著迷，驅使人不滿足於流於表面的描繪，例如那種只在說好一個舊社區富有人情味的俗套故事。此書裡訪問的住民，都能讀到他們每一個從過去如何走到今日的時空歷程。雖說並非大型的口述研究，亦能反映出廣度及深度，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立體感。

有關公屋議題大事件的同類經典民間紀實著作，近年有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拋磚記》 （2013），再早一點的可數到記者黃華輝先生的《公屋醜聞》 （1999），都是能糅合居民訪談、議題脈絡、社區動態與爭議的地方記述。這種書寫好看的地方在於不只是收錄著一時一地社區面貌的詳細記錄，而是能讓人進入筆者為何要寫一個地方不同面貌的意圖，沒有將議題寫死，十年後拿起再讀，仍然歷久彌新。我經常認為今時今日香港許多地區議題似乎是難以揚聲，這類深度作品更應該要遍地開花。
而大坑西邨的爭取作為香港近年碩果僅存的居民運動之一，有大小傳媒的深入報道及持續跟進，當中學者、社區力量及居民組織亦能清楚自述自身處境與訴求，並以具體行動積極發聲，相當難能可貴。

居民在窗外掛上大大個「慘」字背後，或者更值得問下去的，是居民們在今時今日為何還能夠組織及行動起來？面對公屋重建，居民的訴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更關鍵的問題是，究竟大坑西邨的重建爭議，可以為這個城市帶來什麼啟示？書中透過居民訪問，為公屋重建、住屋政治、居民運動、有關於一代香港人的住屋人生軌跡，延展了更深入的探討，留下了更多引向答案的社區活線索。

除了立體、動態的感覺，還可在人物故事中讀到一種強烈的際遇感，恩怨喜怒今日最終都同處一邨，難道這就是一種「留下」的風格嗎？

不過若然我是作者，或許我對這個大坑西邨的深坑，最有興趣的課題會是有關土地再開發者的胃口。除了是大坑西邨的老化問題，也應該更深入找出將這塊特惠撥出來建平民房屋的用地，為何會以這樣的重建及安置方式進行的問題，這亦是有關新香港新圈地的新景況。

而在大坑西邨的規劃發展中亦有著各種不解之謎，例如為何市區重建局會在過程中插手參與私人公屋重建，卻又不按市建局一般重建安置方式安排？在現今市區公屋用地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收回市區公屋用地只留部分作回遷租住公屋，其餘土地卻改為興建折扣率愈調愈少的首置私樓？這裡有更多城市土地的政治經濟仍有待發掘，故事亦將不會因居民搬(逼)遷後就中止完結。但我相信，作者已為這個坑，努力挖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深度。

香港公共房屋發展源起
要認識香港公共房屋發展，似乎並不困難，上網找找便會看到：「1953 年石硤尾大火，政府為安置災民，興建首個徙置屋邨，標誌著香港公屋房屋的開端。」徙置區、美荷樓成為了符號，成為了公屋故事的開端。可是，如果說香港公屋發展就只是從徙置區開始，那麼早於1952 年落成的上李屋邨和模範邨，又是怎樣誕生的？
在公營房屋計劃出現前，香港人住在哪裡？從五、六十年代的影視作品中，木屋、唐樓是常見場景；還有上一輩掛在口邊的「72 家房客」、「包租婆」、木屋漏水的狼狽經歷。「有瓦遮頭」，從來都是香港人的最低要求。然而在石硤尾寮屋區大火前，政府曾就房屋問題有何所為？
公私營合作
前房屋署建築師衛翠芷在 《一型徒廈的設計基因 ── 香港公屋原型》一書中提到：「大多主流敘述（包括政府官方），都說它源自 1953 年石硤尾大火。公屋神話 ── 灰燼中重生的火鳳凰，是否只是信手拈來的事實？石硤尾大火確是公屋計劃的開路先鋒嗎？」
根據該書所載，政府參與的房屋項目，最初只是為外籍僱員提供宿舍，像 1948 年落成的禮頓山和 Peak Pavilions 便是早期政府主導的建屋計劃。五十年代初又有「公務員建屋合作社」，以低息貸款及半價批地方式鼓勵公務員自行興建房房；也有鼓勵大企業為員工提供宿舍，志願團體、慈善團體興建以石材興建的平房屋。當時的平房區，在政府文件上稱為「Resttlement Area」，部分翻譯作徙置區。後來政府正式發展七層高的徙置大廈，平房改稱為「Cottage Area」避免混淆。
房屋協會、模範屋宇會、屋宇建設委員會、經濟屋宇會、平民屋宇：「公」還是「私」?
至於首個公屋項目，是 1952 年落成，位於深水埗的上李屋邨（1995 年重建為樂年園），其實是由成立於 1948 年的香港房屋協會（房協）興建。房協是法定的獨立非牟利機構，第一個項目由政府以市值三分一的地價批出地皮，並提供為期四十年的低息貸款。
現存最舊的屋邨，是位於北角的模範邨，則是由非牟利的香港模範屋宇會在 1950 年規劃，由政府撥地，匯豐銀行資助。到了 1954，屋宇建設委員會成立，北角邨（1957）、蘇屋邨（1960）、彩虹邨（1962）便是早期發展的項目。與房協相似，也是由政府以優惠價批地及低息貸款。同年又有經濟屋宇會成立，曾在大角咀興建屋邨。
而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早於 1952 年成立時，已在大坑西興建平房屋，安置火災災民。到 1961 年，政府以特惠低價批出土地，興建私營屋邨大坑西新邨。
徙置區、廉租屋、公屋
說回石硤尾徙置區，則是由 1953 年石硤尾聖誕大火所催生的徙置計劃，安置火災災民及受寮屋清拆影響的居民。1953 年，火災後兩個月，公務局最先在原址興建兩層高的「包寧」平房（包寧是當時工務局局長的名字）作應急之用，同時又興建了八座六層高的徙置大廈作試點。

1954 年 4 月正式成立「徙置事務署」，陸續在大坑東，李鄭屋、黃大仙、大窩口、柴灣等地區興建七層高的徙置大廈。徙置事務處處長在首份處長報告書中提到，這是「別無他法，除非甚麼也不做，然後看著火災不斷發生」，可見興建這些徙置大廈不是基於福利因素，而是解決火災，以至公共衞生及公眾秩序等問題，是以整體社會利益出發。

五、六十年代的公共房屋政策，一方是政府直接參與的徙置計劃，另一方面是透過非牟利組織或獨立機構興建房間。兩者在建築和單位設計上完全不同，最明顯的是，後者全部都設有獨立廚廁；而公共房屋則是為不符合徙置資格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廉宜的居所，有一定的入息要求。1961 年，政府正式推出「廉租屋計劃」，便是讓不合徙置資格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較徙置屋邨質量為佳的租住房屋，以攪珠形式抽籤。

至 1972 年，時任港督麥理浩公布「十年建屋計劃」，1973年，政府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並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接收了17個政府廉租屋邨、屋建會的10個廉租屋邨和所有徙置大廈。而徙置區亦陸續改建或重建，徙置大廈和廉租屋均統稱為「公屋」。

隨著北角的模範邨交由房委會管理，經濟屋宇會於 1990 年解散，最後剩下「私營廉租屋」，就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大坑西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