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清末民初，廟產興學的風潮讓佛教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僧侶與居士在夾縫中自覺自救，展開制度與思想的雙重革新
唯識學與哲學的對話，開啟了近代佛教的學術轉向
從寺院到講堂，僧人與知識分子共寫的佛教新篇章
【近代佛教的歷史轉折】
本書以清末民初為核心時代背景，關注佛教在劇烈變動的政治格局與社會改革中所面臨的挑戰。晚清的廟產興學運動，既是教育近代化的舉措，也是佛教制度的重大危機。寺產被視為興學資源，僧侶群體因而不得不正視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作者在論述中不僅追索政策推行的來龍去脈，更呈現僧人與居士如何在衝擊下思索佛教的自我更新。
【居士佛學與思想實踐】
與僧團改革並行的，是居士佛學的蓬勃發展。士大夫與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科學與哲學的衝擊時，將佛學視為資源，既可調和個人信仰，也能回應時代的文化焦慮。本書特別關注這股力量如何推動佛學的「經世致用」，不再僅止於出世修行，反而走向社會與文化的實踐。從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研究與詮釋，可見佛學逐漸與哲學、國族建構相互交織。
【學術研究與思想重建】
本書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對佛教學術化歷程的梳理。佛教史學、哲學以及唯識學的探討，體現近代學術體系的建立，反映佛教如何被置於新的理論框架之中。特別是法相唯識的再闡釋，以及對佛教哲學「真如」、「唯識」等範疇的再詮釋，表現知識分子意圖藉佛學回應近代哲學與科學思潮的努力。
【佛教的現代對話】
在科學與現代學術成為新權威的時代，佛教如何自處，是本書最具前瞻性的關注點。作者詳述佛學與科學比較研究的背景，揭示佛教思想家如何在科學化的境地中為佛法尋找立足之地。嘗試透過對比、詮釋與辯論，展現佛教的理論深度與方法論價值。全書在嚴謹史料的支撐下，構築出佛教近代化的整體圖景，將歷史脈絡、思想詮釋與學術轉型緊密結合，展現一部具深度與廣度的佛教文化研究。
本書特色：本書聚焦清末民初佛教的轉型，緊扣政治動盪、社會改革與思想潮流，呈現僧俗不同角色的因應方式。內容兼具史實與思想，從廟產興學、居士佛學到人間佛教的興起，皆有細緻論述。本書史料扎實，既關注佛教制度與實踐，亦呈現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對佛學的哲學詮釋，並深入探討佛教、科學與近代思潮的交鋒。
作者簡介
麻天祥，哲學系教授、博士班指導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禪宗文化大學講稿》等。另發表學術論文七十餘篇。
序
《中華佛教史》總序
◎季羨林
此叢書名曰《中華佛教史》，為什麼我們不按老規矩，稱此書為《中國佛教史》呢？用意其實簡單明瞭，就是想糾正一個偏頗。我們慣於說中國什麼史，實際往往就是漢族什麼史。現在改用「中華」這個詞，意思是不只漢族一家之言，而是全中國許多個有佛教信仰的民族大家之言。
談到中華佛教史，我們必須首先提到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此書取材豐富，分析細緻，確是扛鼎之作，已成為不朽的名著。但是，人類社會總是在不停地前進，學術也是日新月異，與時俱進。到了今天，古代西域（今新疆一帶）考古發掘隨時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比如，吐火羅語就是在新疆發現的，過去任何書上都沒有這種語言的記載。所以我們感覺到，現在有必要再寫一部書。
在中國古代佛教的著述中，有幾種實際上帶有佛教史的性質，比如《佛祖歷代通載》等。佛教以及其他學科而冠以史之名稱（如文學史之類），是晚近才出現的，其中恐怕有一些外來的影響。
近代以來，頗有幾種佛教史的著作，這些書為時代所限，各有短長，我在這裡不一一加以評論。
我們現在有膽量寫這一套中華佛教史，就是為了趕上學術前進的步伐。
總而言之，歸納起來我們這套書有幾個特點：第一，就是我們不只說漢族的事情，也介紹中國其他有關的少數民族的情況；第二，我們對古代西域佛教史的發展有比較詳細的論述；第三，現在寫這部書不僅有學術意義，還有現實意義。佛教發源於印度，傳入中國後，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最終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在現實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個有生命的團體。大眾不管信佛教與不信佛教的，都必須了解佛教的真相，這會大大地促進社會的發展。
在另一方面，也有利於世界各國對中華精神生活的了解。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正是互相了解。
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是，對世界上所有的堂堂正正的宗教，我都有真摯的敬意。因為這些宗教，不管它的教義是什麼，也不管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這些宗教總是教人們做好事，不做惡事，它們在道德上都有一些好的作用。因此，現代世界上，宗教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專就佛教與中國而論，佛教的原生地印度和尼泊爾，現在佛教已經幾乎絕跡，但在中國，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原因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大度包容。從當前世界來看，希望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互相了解、互相促進，共同達到人類社會更高的層次。
所以，我們研究佛教寫佛教史，不但有其學術意義，還有更深刻的現實意義。
目次
《中華佛教史》總序
前言
第一章 近代佛教文化研究的開端
第二章 廟產興學與僧侶的回應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居士佛學與經世致用
第四章 僧侶入世與佛教的興起
第五章 近代佛教史的研究
第六章 近代佛教哲學的探討
第七章 寧漢對立與唯識學的發展
第八章 佛教與科學的比較研究
中國佛教近代紀年
參考文獻
《中華佛教史》後記
書摘/試閱
一、學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根源
西元1814年，當龔自珍22歲的時候，天理教農民起義軍裡應外合，進襲皇宮，後雖失敗，但嘉慶皇帝卻為之驚恐不已。龔自珍針對當時百孔千瘡、行將就木的官僚政治，開始撰寫〈明良論〉，筆鋒直指封建君主專制與陳陳相因的科舉制度和「用人論資格之大略」，鋒芒畢露地抨擊時政。他說，京師之中「一日不再食者甚眾」，而「內外大小之臣，俱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為」。他們「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正是這些人，「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盡奄然而無有生氣」，活脫脫刻劃了士大夫飽食終日、庸碌無能、寡廉鮮恥、怠忽職守的形象。他還指出，由於這些人安富尊榮，不思進取，且不肯自行引退，致使「英才未盡之士，亦卒不得相代」，「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一切都在無聲無息地腐爛，一切都在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潰。他斷然指出：「當今之弊，抑或出於此。」他認為「一祖之法無不蔽，千夫之議無不靡」，因此要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就是結論。龔自珍以天下為己任，大聲疾呼改革時弊，修訂封建禮儀，廢除跪拜，由君臣坐而論道，共商國是；只有任人以才，不論資排輩，不以四書八股文章取士，才能打破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儘管這種願望僅僅是對舊制度的補綴和改良，但是已經隱隱地傳出了叛逆之音，展現了他的社會批判的思想畫面，也表露出他那「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的怪傑、狂士的性格。也正是在這一年，其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專門致書勸勉龔自珍「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並指出有用之文是經，是史，要求他「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翌年，段玉裁又以讚賞的口吻，評論〈明良論〉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他稱龔自珍為英俊之士，欣然之情溢於言表。但是，或許由於他已從龔的文章中嗅出桀驁不馴的氣味，隱約感到一種離經叛道的不祥之兆；或許是經驗之談，諄諄告誡外孫要側身仕途，博取高官，做一代名臣；要麼就潛心學問，為人師表；切莫效阮籍倡狂，承柳永之遺風，做玩世不恭的名士。然而歷史恰恰與他的願望相反，龔自珍不幸「浮堪郎署」，為俗務所累，後又動觸時忌，辭官南歸，既沒有當上轟轟烈烈、大刀闊斧改革時弊的名官，也沒有做聚徒講學、樹宗立說的一代宗師。他挾「非常可怪之論」，言滿天下，傷時罵世；或者「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在佛卷中不倦地漫遊，一變而為「正人君子」側目而視的呆子和狂士，終以名士了其一生。孔繡山在題《己亥雜詩》中，不無調侃地說：「戒詩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名妓即名僧。」確實如段氏所望，龔自珍致力於名吏名師，卻以寄跡江湖的名士為歸宿，歷史向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也啟示我們進行必要的思考──是佛教極樂淨土的信仰，還是釋氏說理縝密與龔氏文化心理的趨合？是社會環境的逼迫，還是名士的心理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