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詳解

《七七事變詳解》，天津李惠蘭教授著
本書以翔實的檔案文獻與第一手史料，全面還原「七七事變」的歷史真相。作者李惠蘭早於一九八六年即參與《盧溝槍聲五十年》的紀錄片拍攝，與抗戰老兵朝夕相處，深受其愛國精神感動，遂立志追尋「七七事變」的真相。此後數十年，她多次往返香港、臺灣、美國、日本及中國各地檔案館，廣蒐原始史料，並恢復多篇曾遭刪改的珍貴文獻，試圖以史料還原被扭曲的歷史。
書中以嚴謹的史實考證與豐富的資料呈現，系統探討「七七事變」前後的全貌，涵蓋日本侵華背景、二十九軍的興起、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北平天津的陷落、以及宋哲元、張自忠等主要人物的歷史定位與爭議。作者透過檔案文獻逐一解析歷史疑點，如宋哲元拒訪日本的原因、趙登禹將軍殉國的真相、張自忠在事變中的角色與其後的歷史塑造，對長久以來流傳的若干錯誤敘述提出史證反駁。
全書分為三篇：
第一篇〈日本侵華與二十九軍的崛起〉，梳理日本對華北的軍事與經濟侵略，以及二十九軍的成立與長城抗戰；
第二篇〈七七事變前後〉，以日誌、回憶錄、新聞報導及檔案文獻交互印證，詳述盧溝橋事件的始末、平津陷落過程及張自忠留平真相；
第三篇〈為國而戰的二十九軍將士〉，記述南苑抗戰、佟麟閣與趙登禹殉國、宋哲元客逝綿陽及張自忠之死，並探討戰後「英雄敘事」的形成與誤讀。書後附錄則收錄二十九軍將領一覽、相關人物志、漢奸與日寇名錄，以及重要名詞解釋，便於研究者參考。
《七七事變詳解》不僅是一部史料豐富的學術著作，更是對民族記憶與歷史真相的追尋。作者以長年奔走查證的實證精神，為「七七事變」留下了一部兼具史學價值與良知見證的作品。 #蘭臺出版社#

《七七事變詳解》，作者李惠蘭簡介：
1932年天津出生，1950年考入津沽大學歷史系，1954年畢業。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工作。後期專攻七七事變史，著有《宋哲元傳》、《趙登禹傳》、《秦德純傳》、《佟麟閣傳》等人物傳記，編寫《喜峰口羅文峪抗戰史料集》、《七七事變前後》、《七七事變探祕》、《歷史不該遺忘的人》、《七七事變真相揭祕》、《愛國者之歌》，參與編纂《中國抗日戰爭圖志》。曾任天津市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世界宗譜學會會員、美國張學良研究會理事。退休於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抗日戰爭研究》、《近代史資料》、《炎黃春秋》、《團結報》、《人民政協報》、《名人傳記》等學術期刊和報刊雜誌上發表論文40餘篇。

《七七事變詳解》序言
在拙著《七七事變詳解》出版之際，我簡單談一談我做「七七事變」研究的經歷及相關的一些認識。
1986年，我受邀參加了北京新聞電影製片廠《盧溝槍聲五十年》的拍攝，主要擔任後勤工作。在拍攝過程中，我有幸見到了當年參加盧溝橋抗戰的一些將士們。在我們共同生活的二十餘天中，與這些當年的抗戰英雄們朝夕相處，深入交流，他們深厚熱烈的愛國情懷、英勇抗擊日寇的戰鬥精神，都使我深受感染。這些抗戰英雄們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作為自己的座右銘，而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雖然時光流逝，半個世紀已過，而當年宋哲元軍長「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口號，仍被視作愛國軍人的準則。
這一段經歷，使我對「七七事變」這一中國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使我決心要查明「七七事變」前後過程的歷史真相。
1997年，我參加了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召開的紀念「七七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我有幸結識了軍事博物館副館長馬仲廉先生，以及臺灣政治大學教授、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李雲漢先生。他們都饋贈我各自的相關著作，使我得以瞭解到了更多關於「七七事變」的諸多情況。此後，我又得到了南開大學歷史系魏宏運教授、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張憲文教授，以及曾任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及香港珠海學院院長、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胡春惠教授等人的支持和幫助，更堅定了我研究「七七事變」的決心，並開始了我對「七七事變」真相的追尋。
為了查找、搜集更多有關「七七事變」的資料，我三次到香港，三次到臺灣，兩次到美國，兩次到日本，又六次到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一次到重慶歷史檔案館，多方廣泛查找相關資料。我從美國華盛頓的國家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當年的報紙，查找、搜集到多種報刊對「七七事變」的報導。尤為重要的是從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調出當年《華北防共自治協定》的原稿。此件並不是宋哲元和日方簽的協定，而是日本單方面的文稿，上面沒有宋哲元簽字。
與此同時，近些年以來，我們國內報刊和一些書籍中，將曾任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描繪為抗戰的第一英雄人物而紅極一時。幾個大城市都樹立了張自忠的銅像，一些地方還建立了張自忠紀念館，而且張自忠還被戴上了「雙百英模」、「民族英雄」，乃至「第一中華名人」的桂冠。而且中學和大學歷史教材中的抗日戰爭部分，張自忠竟成了「全國軍人的楷模」。我查究這些有違歷史真相的不實之詞的源頭及製造者，原來是以張自忠之女張廉雲，林治波為首的幾個人。這些人把「七七事變」數位親歷者撰寫並刊於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的〈七七事變紀實〉一文，由19628字刪減成了9878字，變成了張自忠與「七七事變」無關。
我認為，「七七事變」的歷史既不是國民黨的歷史，也不是共產黨的歷史，更不是張家或宋家的歷史，而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怎麼能出於個人的意志而無視〈七七事變紀實〉原作者的著作權而任隨己意進行肆意刪改！我通過多年在海內外多處查找到相關資料，最終以檔案文獻史料的形式完成這部著述，並在本書中恢復了被刪改的三篇文史資料，重新提供給專家學者進行研究。
故此，本書是以檔案文獻史料為佐證，向讀者詳細解釋以下諸問題：1.「七七事變」之前幾個月，日本方面曾約請宋哲元率平津冀察代表團訪日，被宋拒絕，而此後張自忠卻成了訪日團團長，原因何在？2.趙登禹將軍為何在「七七事變」伊始就壯烈殉國？3.日本侵略軍進入北平城的時間到底是8月4日還是8月8日？理由是什麼？4.7月28日後宋哲元離平率軍抗戰，而張自忠卻留在了北平，是臨危受命嗎？5.國家規定7月29日為北平淪陷日，而張自忠卻在此日上臺擔任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和北平市長，這個政權是什麼性質？6.張自忠的政權為何僅維持了幾天就垮臺了？7.怎樣看待蔣介石日記7月31日的反思？8.「七七事變」本因中日矛盾而引起，為什麼後來宋張矛盾卻成為了焦點？9.張自忠號稱是身經百戰的名將，為什麼在最後一次戰役卻全軍覆沒？10.是誰偽造了張自忠的歷史並將其捧為神？
本人才疏學淺，所做研究或仍存疏漏之處。敬請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李惠蘭
2024年10月於天津吉安別墅

《七七事變詳解》目錄：
序　言 李惠蘭 / I
第一篇　日本侵華與29軍的崛起
 第一章近代日本對華軍事侵略 001
 第二章中國軍隊的武裝反抗——長城抗戰 010
第一節二十九軍的由來與序列 011
第二節喜峰口、羅文峪抗戰 012
 第三章華北危局　日本策劃華北自治 029
 第四章日本對華北的經濟掠奪 058
第二篇　七七事變前後
 第一章二十九軍入駐冀察平津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 084
 第二章張自忠任天津市長後宋張矛盾擴大 112
 第三章日本策劃下張自忠率團訪日 128
第一節當事人或親歷者的回憶 128
第二節新聞報導 131
第三節張自忠跌入日本陷阱 140
 第四章七七事變 151
第一節日誌（1937年7月7日～7月27日） 151
第二節當事人或親歷者的回憶 170
第三節盧溝橋的槍聲 221
第四節宋哲元在天津（1937年7月11日～19日上午7時） 227
第五節張自忠插手談判 243
第六節宋哲元返平及二十九軍應戰 248
 第五章宋哲元赴保與張自忠留平 273
第一節日誌（1937年7月28日～8月18日） 273
第二節黑色的7月28日 288
第三節宋哲元在保定 292
第四節平津淪陷前的最後一戰——李文田、劉家鸞領導天津抗戰 298
第五節從「三十七師打　三十八師看」到阮玄武旅投降 306
第六節北平血腥突圍 313
第七節張自忠重組政權 323
第八節張自忠去職 361
第九節張自忠留平辨析 373
第十節用檔案文獻分析1937年平津迅速失陷的原因 383
第十一節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開始 397
 第六章張自忠歸隊前後 402
第一節國民政府撤職查辦張自忠 402
第二節悔過自新 405
第三節馳騁疆場 421
第三篇　為國而戰的29軍將士
 第一章南苑抗戰與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殉國 430
 第二章宋哲元將軍客逝綿陽 474
第一節宋哲元將軍的最後歲月 474
第二節相關史料 482
第三節宋、蔣關係始末 483
 第三章張自忠將軍血灑襄東 485
第一節張自忠自傳 485
第二節歷史上的張自忠 488
第三節張自忠之死 506
第四節張自忠將軍殉國紀實 530
第五節被推上神壇的張自忠 542
第六節關於張自忠的一段公案 554
附　錄
 附錄1：第二十九軍主要將領一覽表 566
 附錄2：相關人物志 568
 附錄3：漢奸名錄 572
 附錄4：日寇名錄 581
 附錄5：名詞解釋 584
後　記 586

第一章　近代日本對華軍事侵略
日本自1868年9月改元為「明治」後，就開始了一場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完成了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走上了強國之路，也走上了一條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之路。
由於自身條件所限，加快經濟發展步伐，不甘於島國經濟困境的日本為了爭奪生存的空間，便將擴張其邊境線的「大陸政策」確立為基本國策，立足於用戰爭手段逐步侵略和吞併周邊的朝鮮及中國等大陸國家，該政策共分為六期戰略目標：第一期：征服中國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中國滿蒙地區；第四期：征服中國內地和西伯利亞；第五期：征服整個亞洲；第六期：征服全世界。
在這個妄圖征服全世界的線路圖之後，日本參謀本部又於1888年制定了一個侵略時間表——《清國征討方略》，提出要在五年內做好戰爭準備，擇機侵略中國。
當西方列強組團侵略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時，已一躍成為亞洲軍事帝國的日本不甘人後，積極實施侵略，成為獲得權益最多的國家。
八國聯軍迫使清政府與西方十一國簽訂《辛丑和約》，賠償白銀4.5億兩，以關稅、鹽稅和常關稅作擔保，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這筆巨額的戰爭賠款就是史上著名的「庚子賠款」。
由於西方列強在19世紀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已劃分了各自的勢力範圍，所以《辛丑和約》雖沒有割地款項，但卻為加強對中國的軍事控制做了如下規定：
1.在北京東交民巷設立使館區，由各國駐軍把守，中國人一概不准在內居住。
2.拆除大沽炮臺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臺；在天津周圍20里內不得駐紮中國軍隊，列強可以在北京駐紮防守使館的衛隊，並在京榆鐵路沿線包括山海關在內的12個要地駐紮軍隊；至少兩年內禁止中國進口軍火和製造軍火的材料。
《辛丑和約》的簽訂恰恰為日本提供了染指中國東北的機會。條約一簽訂，日本便迫不及待地成立「清國駐屯軍」，在天津海光寺設立駐屯軍司令部，在海光寺和北京東交民巷設立兵營，將兵力部署於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地，為侵略中國東北作軍事準備。
從日本逐步染指中國到東北的淪陷
中國東北最初是沙俄的勢力範圍，當日本強迫清政府在《馬關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時，沙俄就曾不惜以武力迫使其放棄遼東半島。為了對日本施加壓力，沙俄又夥同德、法兩國上演了一場「三國干涉還遼」的鬧劇，最終以清政府向日本繳納贖金3000萬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草草收場。
《辛丑和約》簽訂後，因占據中國東北的沙俄違反約定，拒不撤軍，這使試圖在中國東北分一杯羹的美國乘機暗中支持日本對俄國發難。1904年，在中國的土地上爆發了日俄戰爭，一年後獲勝的日本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日會議東北事宜正約》，該條約共3款，另有附約12款，主要內容是：
1.清政府承認日俄《朴茨茅斯條約》中給予日本的各項權利。
2.開放遼陽、鐵嶺、哈爾濱、琿春、齊齊哈爾、海拉爾、璦琿、滿洲里等共16處為商埠。
3.設立「中日木植公司」，允許日本在鴨綠江右岸地區採伐林木，繼續經營戰時擅自鋪設的安東（今丹東）至奉天（瀋陽）的軍用鐵路至1923年，屆期估價賣給中國。
4.允許日本在營口、安東和奉天劃定租界。
至1907年，日本在不與中國政府打招呼的情況下，便與俄國簽訂了《日俄密約》，將中國東北地區劃分為南滿和北滿兩部分，南滿屬於日本，北滿屬於俄國。從日俄戰爭起，日本大量軍隊和各種人員便開始占據中國各地，尤其是東北地區。攫取了南滿鐵路經營權後，日本又以護路的名義組建了關東軍，在旅順設立關東軍司令部，派駐軍隊。隨著關東軍的進駐，中國東北成了日本全面侵華的前沿。
1914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向德國宣戰，強行出兵占領了青島和膠濟鐵路，還以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為條件，提出了一個要獨霸中國的「二十一條」（據後人考證，袁世凱經過四個半月的反復談判交涉後，只簽了十一條）。通過此次談判，日本一舉攫取了德國在中國膠州灣的利益，終於將山東納入其勢力範圍。
1916年，皇帝夢破的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一命歸天，執掌北洋政府的北洋軍閥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三派。圍繞著政權之爭，三派軍閥戰火不斷，中國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內亂之中。
隨著奉系的崛起，日本通過不斷向張作霖索要「條件」，加快了侵略的步伐。1927年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提出了《田中奏摺》，宣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28年4月，北伐軍開始第二期北伐，張作霖把持的北京政府搖搖欲墜，日本深恐北伐軍打到關外，損害其在東北的權益；另外，他們發現張作霖越來越不聽話，對日本提出的要求和條件越來越敷衍了事，而北伐軍方面則向日本表示：如果能把張作霖拉回東北，北伐軍將不對關外用兵。
1928年6月，北伐軍進展至京津地區前，張作霖不得不匆匆登上返回關外的專列。日本為了阻止北伐軍向北方發展，製造東北的混亂局面，迫使東北實行「獨立」。
6月4日清晨，當張作霖的專列抵達瀋陽附近的皇姑屯站時，日本起爆預先埋設的炸彈，炸死不甘心做傀儡的張作霖。但子承父業接管東北政局的張學良不顧日本的武力威脅，於1928年底通電易幟，宣告東北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南京國民政府。
東北政局的突變令日本深感如不對「滿蒙問題作根本性的解決」，就有失去東北的可能。除了來自東北的危機感，日本國內此時也正深陷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中，驟增的市場壓力和日益激化的國內矛盾更使其急欲對外擴張，轉移矛盾。
中國連年內戰造成的巨大國力損耗以及東北邊防的空虛，都令急於解決「滿蒙危機」的日本有了可乘之機。
1931年日本關東軍相繼在中國東北挑起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蓄意製造中日關係的緊張氣氛。
關東軍一邊尋釁滋事，一邊開始在瀋陽附近進行實戰演習，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賢二大佐以及石原莞爾中佐等軍國主義分子在軍部的默許和支持下，極力策劃著更大的陰謀。
1931年9月18日夜，在瀋陽北大營以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繼而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守路日軍」，並借此突然向瀋陽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起攻擊。當北大營遭到500餘日軍攻擊的時候，1萬餘東北守軍卻奉命未做任何有效抵抗，不戰而退。次日，幾乎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日軍又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瀋陽。
由於中國當局採取不抵抗政策，寄希望於「國聯」出面干涉日本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致使東北守軍不戰而退入關內，在不到半年內，110餘萬平方千米的東北悉數淪陷，3000萬東北同胞慘遭侵略者的蹂躪。
1932年3月1日，已占領東北全境的日本扶持清末代皇帝溥儀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開始對中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

弱國無外交
日本試圖在中國成立傀儡政權的陰謀一開始就遭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為顯示關東軍並不是占領中國東北而是滿族請他們來幫助建立新國家，日本決定在上海這一國際性的大都市製造事端，此舉不但可以轉移國際視線，還可以在必要時做些讓步，以利於「滿洲國」成立。
1932年1月28日夜，經日本關東軍與日本駐滬海軍的一番密謀策劃，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向上海閘北的中國守軍發動攻擊，發動了「一‧二八事變」。
面對日軍的武力進攻，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淞滬抗戰。3個月的浴血奮戰，付出了傷亡4萬餘人的慘重代價，然而，最終國民政府以簽訂屈辱的中日《淞滬停戰協定》結束了淞滬抗戰。據《淞滬停戰協定》及其附件，日軍可以返回戰前防區（上海公共租界北區、東區及其越界築路地帶），留駐上海，而中國軍隊卻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圍地區駐守、設防。
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國聯」的干涉調解，但「國聯」並未給中國帶來公斷。
國民政府在外交上失敗，軍事更是節節敗退，剛剛進入1933年，繼東北淪陷和上海成為不設防城市後，緊接著山海關、熱河省又相繼淪陷了。
山海關是連接東北和華北的門戶，是歷朝歷代的兵家必爭之地，根據《辛丑和約》的規定，共有11個列強國家可以駐兵山海關，後來陸續撤回，而唯有日本一直派兵駐守於此。
1933年元旦，日軍向駐守山海關的東北軍發起了攻擊，經3日激戰後完全占領了山海關。2月，日本糾集10萬日偽軍大舉進犯熱河省，只十餘日，熱河全境淪陷，東北軍退向了長城各口。如果逼近長城各口的日軍突破此道防線，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便無險可守，平、津將直接暴露在日軍的炮火之下。
於是，30萬中國軍隊擺在了長城防線，在這道東起冷口、西至獨石口，1000餘千米的防線上，中國軍隊打響了轟轟烈烈的長城抗戰。
從3月9日奉命接防喜峰口的第二十九軍與日軍打響喜峰口戰鬥起，中國守軍在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要隘多次重創日軍，先後取得了喜峰口大捷、羅文峪大捷，浴血苦戰了兩個月。
前方將士以血肉之軀抵抗著日軍的現代化武器，後方卻暗中進行著和談。5月初，南京政府任命黃郛為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負責與日本交涉停戰問題。由於得不到有力支援，裝備和補給嚴重不足的中國守軍終於力戰不支。至5月中旬，戰事開始轉為不利，隨著冷口被突破，長城守軍腹背受敵，被迫後撤，河北豐潤、遵化、玉田、平谷、薊縣、三河等地隨即被日軍占領。
5月31日，中國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戰協定草案，一字不改地簽署了《塘沽協定》。協約如下：
1.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2.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3.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長城一線。
4.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員警機關擔任之，上述員警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5.本協定蓋章後，即發生效力。
《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了長城是中國與「滿洲國」的國界，根據此協定，長城以南的遷安、豐潤、寧河、通縣、寶坻、薊縣、香河、昌平、順義、密雲、懷柔、遵化等冀東22縣劃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需撤至延慶、通縣、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
日本利用《塘沽協定》界限模糊的漏洞，在長城戰事結束便轉鋒圖察哈爾。6月初，日偽軍一路由多倫進犯寶昌、康保而後南趨東北，一路由沽源南侵獨石口，占寶昌、康保。僅僅數日，日軍占領察省東北部的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縣，並擬從張北直趨省會張家口。
1933年5月，馮玉祥再度出山，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但短短數月，就被迫解散，後馮玉祥隱居泰山。二十九軍被推到抗日的最前沿。
《塘沽協定》簽訂之後，日本因戰線過長，兵力及戰爭準備不足等因素，暫時將對中國「武力鯨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轉變為有序推進的「漸進蠶食」，採取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在經濟上加緊掠奪華北資源，在政治上製造分裂，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防共自治運動」，通過華北政權特殊化的方式，達到占有華北的目的，從而一口一口吞噬中國。
1934年10月，在日本特務土肥原的主使下，潛入察哈爾測繪地圖的8名天津駐屯軍特務行至張北縣城南門時，不僅不按規定接受二十九軍一三二師守城士兵的檢查，反誣稱遭到侮辱，借此蓄意製造了「第一次張北事件」，迫使國民政府許諾：日本人可以在察哈爾省旅行之自由，不檢查攜帶物品，中國軍隊撤退至長城線以西。
1935年1月，日軍又以二十九軍駐守熱、察邊界的部隊有礙行政為由，向二十九軍發動攻擊，相繼製造兩次「察東事件」，引發熱、察邊界的軍事衝突。當二十九軍奮起還擊打退了日偽軍的進攻後，日本仍不甘心失敗，於6月5日又如出一轍地挑起「第二次張北事件」，再次和趙登禹的一三二師發生衝突，並借此向華北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嚴懲「肇事者」，將矛頭直指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在土肥原賢二和天津駐屯軍的威逼下，南京政府再次委曲求全。6月19日，行政院正式宣布免去宋哲元所兼察哈爾省主席一職，令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為代理省主席，負責處理善後。27日，秦德純與土肥原賢二簽訂《秦土協定》。
根據《秦土協定》的規定，二十九軍撤出長城以北地區，由察省另組地方保安部隊維持該地區內張北六縣的境內治安。《秦土協定》的簽訂使中國喪失了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也喪失了70%～80%的察省疆土。抗日勁旅二十九軍也由此撤出了長城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