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歌回蕩：七十年代回憶錄（簡體書）

記載了動盪的七十年代成長的經歷，展現了在革命浪潮下，年輕人如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

在這本書中，作者回憶起那些難忘的瞬間，從海邊的歌聲到革命的口號，生動地再現了七十年代的社會氛圍。透過豐富的回憶，讀者將感受到那個年代的青春活力與理想主義，並思考在巨變中，人們如何尋找自己的定位與信仰。

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自己的成長歷程，並反思了過去的經歷對當今生活的影響。這不僅僅是一本回憶錄，更是一部關於勇氣、堅持與希望的作品，鼓舞著每一位讀者去面對自己的挑戰，並尋找生命中的意義。

這本書適合所有對歷史、社會變遷和個人成長故事感興趣的讀者。無論你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還是對過去充滿好奇的年輕一代，這本書都將帶給你深刻的思考與感動。

※ 本商品內容為簡體字

周密

江蘇人，出生廣州。
1982年畢業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
199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商學院。
美國喜萬年集團首席財務長。

前言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二日，我到哈佛商學院參加畢業三十五周年慶典，副院長 Fritz Foley 教授約我去他辦公室會面。沒想到一個多小時的見面從頭到尾都是要我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這讓我知道原來故事是不該隱藏的，應該說出來，大家其實都是有興趣的。
我的故事要回到七十年代、從上山下鄉說起 …
大海邊哎
沙灘上哎
風卷榕樹沙沙響
漁家姑娘在海邊
織呀嘛織漁網
織呀嘛織漁網
……
這是江興三塘片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排練，楊屋村五叔的女兒楊玉蘭，用她清亮高亢的聲音唱著這首〈漁家姑娘在海邊〉。歌聲穿越隆冬的夜空，在江興的村落中散開；歌聲穿越過了幾十年，仍回蕩在我的心間。
七十年代是我成長的年代。啟蒙階段就被過早地推入了一個風雨交加、天地巨變的時代，進而和時代一同成長，得著了生命的歷練。
當我睜開懵懂的雙眼，好奇地看著周圍的世界時，映入眼簾的是滿地紅彤彤的革命形勢，耳中也充滿著革命口號和戰鬥歌聲。物質生活雖然匱乏，也還過得去，卻有一種鬥爭的激情在鼓舞著，因為我們的眼前都展現出一幅激動人心的宏圖大業：“為解放全人類、實現美好的共產主義而奮鬥”！
當巨浪退去，海邊往往留下各樣的貝殼。同樣，在那個“火紅年代”裡度過了的青春，也載滿了多少難忘的記憶、已過的軼事，和動人心魄的情懷。
是血肉之軀感受了一場狂風暴雨，是年輕靈魂承受起許多起伏跌宕，是社會大潮催征著生命的航船，這就是半個世紀前我們的七十年代！
桌上燈下，泛黃的黑白照片和陳舊的日記本，依然散發著那個遠去年代裡燃燒的激情和青春的躁動，像天邊的一曲長歌，漸漸飄來，宛轉悠揚，感人心魄，聲聲不息，也勾起了一幕幕深植心間的回憶……
回憶五十年前的芳華，像那高山峻嶺，像郁江波濤，她永遠不老。這是一支回蕩的長歌，永在我的心頭縈繞。

火紅的青春是一首高亢的歌。
上初二的一天，語文老師馮懷財對全班說，你們是中學生了，要學會寫日記，養成寫日記的習慣，魯迅先生就是每天寫日記的。
我很聽話，回家就向父母要了一本筆記本，開始寫日記。記什麼呢？每天上學放學，也沒什麼好記的，我就把自己有感而發的東西寫下來。七二年七月六日，我寫了第一篇日記，就是散文〈向前的路〉，那天是我家搬到貴縣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我們闊別了珠江三角洲。…
從繁華的鬧市到僻鎮田鄉、從平靜的下游到騰濤的激流，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呀！”

所以我的日記不是每天記，而是有感而發、有事才記。沒想到這個習慣竟然保持了幾十年，成為今天能寫回憶錄的主要資料。
繁華的鬧市是平靜的下游，“僻鎮田鄉”反倒是“騰濤的激流”！我七十年代的回憶錄，就是在這個所謂“騰濤的激流”裡的故事集。
上山下鄉，便是這十年中的重頭戲。在當今的漢語中，“知青”這個詞的使用頻率遠超“七十年代”。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去楊屋村插隊，和我一起的還有同班同學羅水亮，戶籍隨我們一起到了那裡。我們倆被安排住在蘆塘知青屋的一間小屋。第二天晚上我趴在知青小屋的床上，開始寫下鄉後的頭篇日記：

昨天，坐著一輛卡車在鑼鼓聲中離開城鎮，來到大嶺公社江興大隊第十五生產隊。
昨天夜裡刮了一夜大風，清晨又下了大雨，房屋裡還漏雨，我們半夜起來接水。天是涼了，可是心裡卻越熱了。
從抵達到現在，隊長來過三次，和我們度過了大部分時間，給我們安置了箱架、桌架、蚊帳架、門架子，裝上了竹釘，還和我們一起吃了兩餐飯（給我們拿來吃的），譚祖珍和楊玉嬌給我們安平了床……，晚上我們談了很多。
23日早還在睡覺，結果“睡落枕”，早餐是譚祖珍和楊玉嬌給煮的，幹活的農具今已準備就緒。
一天在下大雨。中午雨稍停去打一桶水，結果問來問去都找不到井在哪裡，小孩子給我指向一個水塘，一腳踩陷，直濕到卷高的褲腳。原來楊屋村的井就是一個塘啊。後來順著正路回來了，沒迷路。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勝利。
今天在馬燈的光下，寫下了這下鄉後第一篇日記。”

下鄉的頭一天晚上，羅水亮和我盤腿坐在新搭好的床上，在知青屋的馬燈光下和老知青譚祖珍、生產隊政工員楊玉嬌聊天，她們正在向我們介紹楊屋村，我還記得那次談話。
“我們是八戶人家的一個小村，已經有你們四個插青了。”楊玉嬌說。村裡的人都叫我們“插青”，即插隊青年。
“是”，譚祖珍說：“我和黃玉珍是七一年初中畢業來這裡插隊的，現在加上你們兩個。”“不過大隊成立了茶場，黃玉珍就去咗茶場。”祖珍接著說，她的聲音很好聽。
“茶場？”我稍微向前挪了一下，想要更清楚瞭解這些情況，這是我第一次和農村零距離接觸。
“大隊在大黃山后和古平大隊間的山坡上開荒種茶，從各生產隊抽民兵到那裡去，還建了幾間房子，他們就住在那裡。”玉嬌說。
“他們比我們可輕鬆囉，是專業戶，幹活穿鞋帶襪！誰都想去茶場，但名額有限。”祖珍補充道，言之下意，我們幹活是打赤腳的，和茶場的活沒法比。確實如此，在水田勞動，一年到頭基本上不能穿鞋的，時間一長，就習慣了。我帶下鄉的鞋襪基本都沒用，除了去公社縣裡開會才穿一下。
 “你們村才八戶人家呀？”我好奇地問玉嬌。
 “是啊。村頭第一戶是大爺家，後面是二爺家，二爺已經過世了。祖屋後面是三爺家，祖屋裡住著四叔、五叔、十叔和六公，還有二公家的和六叔家，一共八戶。接你來的隊長就是十叔。”
我和水亮聽得一頭霧水。
祖珍看我們迷茫的眼神，就解釋說：“楊屋村是春字輩和樹字輩，春字輩是阿公輩，現在只剩下六公和七公了。他們一共有七戶，但三公的兩個兒子樹蘭和樹桂早就各起了房子，就是八戶。”
玉嬌繼續補充道：“二爺樹蘭早就去世了，三爺樹桂是大隊醫生，養有九個仔女，兩個最大的仔都去咗當兵。十叔是六公楊春和大兒子，他們一家就住在祖屋那邊，還有六叔是副隊長，楊樹芳，他們一家在祖屋的旁邊蓋了房。”
祖珍介紹玉嬌：“她是政工員，是七叔楊樹芬的大女兒，也在祖屋旁邊蓋了房子，他們家也有七個仔女呢！”
沒想到就八戶人家還有這麼複雜的家譜關係，再介紹下去我們恐怕要徹底糊塗了，還是假以時日慢慢來吧，我就想了一個簡單問題：“你們全村都姓楊嗎？村裡有地主富農嗎？”
“地富都沒有”，玉嬌說：“聽老輩說，我們這個村是楊玉高開始的，他是我們村的祖先，我們都是這家的後代，到春字輩是第五代，到我們是第七代了。”
“哇！”我沒想到這個以為簡單的問題又差一點引出一串楊家豐富的歷史傳承關係，幸好玉嬌自己轉移了話題，她瞄了一眼祖珍和水亮，對我說：“你的普通話講得這麼好，和他們都不一樣。”
“他是一九一醫院的。”水亮搶著說。我很不好意思地說：“在貴縣幾年我都沒學貴縣話，這次來我一定要學講你們的話，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 ”
我曾是積極要求上進的青年，在學校是班長兼團總支委，這次是堅決志願和地方的同學們一起上山下鄉，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才來到這裡的。我深為自己只會講普通話而感到內疚，覺得來到農村一定要好好磨練，洗掉身上所有幹部子弟的味道，完全和貧下中農結合在一起，做一個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

02

但我還真不知道會說一口流利標準的普通話，是我在貴縣能夠一帆風順、備受青睞挺重要的一個因素。
雖然出生在廣州市，我是在軍區大院裡長大的，周圍是純粹普通話的環境，根本不接觸廣東人。文革中，我們的八一學校為了表現革命，接受過住在附近省委汽車大隊的一些工人子弟插到各班，結果來我們班的楊銀玉、陳金娥和劉啟華因他們的廣東話口音和長得黑，穿著有點“窮酸”的樣子，很快成為班上的笑柄。他們說的話常被模仿，調皮的同學們給他們分別起了“楊賣煤”、“陳做煤”和“杜！”的外號，搞得他們在班裡不敢說話，完全和我們融不到一起。
隨父母下放轉到貴縣鐵小附中上學，我就被置身於方言土語之中，當然也有幾個附近冷凍廠的子弟和我們一九一醫院的子弟，講普通話的就在一起玩。高中是貴城鎮的向陽高中，城鎮子弟為主，他們講貴縣話，和廣東話還不一樣。還有農民子弟，講他們村的話，比貴縣話更“土”。但學校是規定普通話教學的，所以我不需要也不屑於去學那些土語方言。
在貴縣我成了個異類，就像劉啟華他們插到八一學校來一樣，語言不同很難和同學們搞到一起，所以只好在學習上用心，成績就好，一直受到老師和不少同學的青睞。高中第一學期在南山分校的時候，有一次語文課廖老師要我們比賽朗誦毛主席詩詞《浪淘沙·北戴河》，我們班的邱玲同學經過認真反復的練習，第一個站起來，字正腔圓、大聲地朗誦著：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島外打魚船。
一片茫茫都不見，
知向誰邊……”

她父母是老師，普通話也講得不錯，可還是不可避免帶點貴縣口音。等到我站起來，一口純正的普通話朗誦，輕輕鬆松地就得了第一，廖老師還對我印象很好，我都有點為邱玲同學感到惋惜。到了第二學期，我就被老師任命為班長。
後來我參加玉林地區的知青積代會，八個縣共六百多人參加。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紮根農村 大有作為」的發言，在地區大會上發言當然用普通話。沒想到會後就收到許多來信，大都是女知青寫來的，還有寫詩給我的。而我只是會上十幾個發言中的一個，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受矚目？我媽媽知道了還專門來信叮囑我不許在農村談戀愛。我當時不知道這原來是我的普通話起了不小作用，因為廣播電臺、樣板戲和電影裡的普通話讓這些縣城裡的年輕人的耳目一新、嚮往不已，所以能講一口純正普通話的我就成了“鳳毛麟角”。
但當時的我只是深感自己只會說普通話就是幹部子弟身上的舊習氣和優越感，是妨礙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障礙，我深以為恥，下決心要用艱苦的汗水把它沖洗乾淨。我利用一切機會向社員們學楊屋村的土話，常常在勞動中引得他們陣陣笑聲，給艱苦的勞動帶來不少樂趣。不久後在我們的知青屋裡便出現兩種語言了，羅水亮和譚祖珍講貴縣話，我講楊屋村土話。反正這些話不是區別很大，溝通起來沒有一點問題。
積極學習當地的土話成為我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的途徑。
後來我參加過一個工作隊，縣裡派我們進駐客家人聚居的地方，那裡講的是客家方言。在貴縣的鄉下說這種方言的地方還不少。縣城人看不起他們，說他們的話是“蟆拐話”，蟆拐就是蛤蟆的意思。但是我到了他們那裡以後，只用了三個多月就學會了他們的“蟆拐話”，和他們自由交談了。在工作隊中，學當地話的就只有我一個，其他人都堅持自己家鄉的方言。那時候記性好，學話快，我卻不學貴縣話，因為我覺得毛主席是要我們知識青年去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要接受城鎮人再教育。你們這些城鎮的知青，才應該學習貧下中農的語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