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私營企業及資產階級興衰史略

透過工商業的興衰與制度轉變，呈現中國近代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

自晚清洋務運動開啟民間創辦企業之先河以來，中國私營企業在列強競逐、政治動盪與戰爭衝擊之中艱難發展。「實業救國，奮發圖強」的理想下，民國初年工商業一度繁盛，在抗戰歲月中亦為國家經濟與戰時生產作出重要貢獻。然而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透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國私營企業被逐步消滅，資產階級也隨之退出歷史舞台。

本書以清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為時間軸，梳理中國私營企業與資產階級從誕生、發展到消逝的百年歷程。作者章濟塘為民族資本家章榮初長孫，出身上海「資產階級」家族，結合史料研究與家族記憶、家史梳理，呈現資本、政治與階級命運交織的一段中國現代史，被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譽為「對中共和資本關係認識最為清醒的研究之一」。

中國資產階級的興衰命運，一位資產階級後代書寫的資產階級百年史──


各界推薦人
宋永毅（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
★描繪中國資產階級在戰爭、政治運動與制度轉型中的歷史際遇與時代困境。
★從資本與政權的互動出發，揭示中國現代經濟制度轉變的歷史脈絡。
★作者出身上海企業家家族，結合史料與親身見聞，呈現資產階級內部視角的歷史敘述。

章濟塘
1945年1月出生在上海企業家家庭，1963年中學畢業，因出身「剝削階級」，被迫遠赴新疆農場。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受「監督勞動」十二年。文革結束後移居香港，從事廣告業平面設計和攝影。退休後編撰家史，對私營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百年史有深入了解。

各界推薦人 
宋永毅（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

 

〈前言〉

大約二十年前，我偶然進上海懷舊網站《弄堂網》，寫了幾篇舊事回憶，引起上海市檔案館編輯的注意，於是此後幾年內寫了二十多篇家族史，刊登在大陸《檔案春秋》、《老照片》和臺灣《傳記文學》等雜誌。
一九四五年我出生在上海一個企業家家庭，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我祖父章榮初一九一八年十八歲從家鄉浙江隻身到上海「學生意」，幾年後自立門戶，一九三○年代他的企業在上海十大紗廠集團排第五，也是「海上聞人」杜月笙恆社的九名常務理事之一。一九四七年初他帶設備機器來臺投資，那時臺灣尚無稍具規模的現代工業。他從香港乘船到達基隆，正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船泊在海上三天無法靠岸，最後鎩羽而歸，我的命運也從此改變。一九四九年初，我祖父在香港受「統戰」返回上海，一九五○年我父母留美歸國，此後三年天翻地覆。一九六四年我中學畢業，因出身「剝削階級」，被拒於大學校門，無奈遠赴新疆農場。
文革中，我祖父是「反動資本家」、「國民黨特務」，我父母是「美帝特務」，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餵豬十年，至一九八一年移居香港。我自幼從名師學繪畫，從業廣告平面設計，多閱讀文史書籍。我家和上海民國時期上層社會家族的各代人都是朋友，在階級鬥爭嚴厲高壓下，人以群分，我們小小年紀已具備了明確的階級自覺，這是臺灣人難以體會的，我們很早就在思考，為什麼中國會變成這樣。
退休後我編撰家史，看了很多資料，得上海市歷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民國研究院和上海市檔案館幫助，取得大量原始資料，逐漸理清了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百年發展的脈絡，便成了這本書的內容，因我撰寫主題所限，沒涉及臺灣企業。我非專業歷史學者，亦非經濟學界人，我的敘述不具有學術性。但我是所謂「資產階級個中人」，我寫到的很多事，乃我親歷親聞、所見所思，此非學術著作所具備。
中國現代私營企業在十九世紀中期應運發端，幾十年在夾縫中掙扎求生，屢遭風雲變幻，至二十世紀中期在強力壓迫下步入深淵，黯然退場，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內容。但在內地仍屬禁區，在海外也鮮見研究。
我的經歷和思索，寫出供學者和對中國歷史有興趣者一覽。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記

資本和中共的「恩怨」：章濟塘先生的《中國私營企業及資產階級興衰史略》導讀╱宋永毅

前言

第　一　章　洋務運動開啟中國現代私營企業
第　二　章　中國資產階級與生俱來的軟骨病
第　三　章　蔣介石先軍政治與資本家同床異夢
第　四　章　「黃金十年」和「孤島經濟」
第　五　章　同仇敵愾為抗戰
第　六　章　國民政府對民營企業殺雞取卵
第　七　章　三大法寶「統一戰線」
第　八　章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
第　九　章　真正的戰鬥在臺底
第　十　章　建政初對資產階級政策的糾結
第 十一 章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第 十二 章　新民主主義名存實亡
第 十三 章　抗美炮聲掩蓋血腥土改
第 十四 章　驚魂鎮反運動
第 十五 章　三反五反鬼門關
第 十六 章　服我管給飯吃
第 十七 章　利用、限制、改造
第 十八 章　「自願」公私合營
第 十九 章　所謂「贖買政策」
第 二十 章　走狗烹的時刻到了
第二十一章　把心交給黨
第二十二章　階級鬥爭，永無寧日
第二十三章　時代遠去　曲終人散

後記　宿命與企盼

〈第九章　真正的戰鬥在臺底〉（節選）

（……）
中共在文化界穩固後向工商界滲透，一九三三年，傾向中共的盧緒章、田鳴皋、楊延修等在上海天潼路怡如里十八號成立廣大華行，起初是藥房，後發展為貿易公司。一九三七年盧緒章、楊延修等正式加入中共，盧緒章為黨組書記兼總經理，楊延修為副總經理，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一九三九年盧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陪同到重慶見周恩來。盧緒章〈周總理讓我要當好一個「資本家」〉記敘：

周副主席開門見山地說：「盧緒章同志，從今天開始，你們辦的廣大華行由紅岩村單線領導。廣大華行內的黨員由你單線領導，不許同重慶地下黨發生橫的聯繫。廣大華行作為黨的第三線機構之一，只有在第一二線遭到破壞後才能動用，所以今後要做到不與左派人物往來，不再發展組織，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許暴露身分。對外要廣交朋友，交各方面的朋友，包括國民黨方面的朋友，參加社會公開的社團活動，提高廣大華行和個人的社會地位。要以灰色面目長期隱藏下來，當好資本家。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關係做掩護，使這個機關長期保存下去，完成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我們工作的困難，明裡我以「國民黨特別黨員、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的合法身分，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士之間，私下裡為黨輸送人才，運送大批錢糧藥物。（《人民網》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抗戰時期，盧緒章、楊延修結識蔣介石侍從室官員，交結陳果夫，交結軍統，依靠宋美齡航空委員會倒賣黃金、美鈔，利用軍統關係放高利貸，獲取暴利。表面上他們為陳果夫、軍統斂財，實際卻是「共產黨的錢袋子」，中共駐滬辦事處（周公館）就是廣大華行以二十根金條買下的。國民黨當局要查廣大華行「通共」，陳果夫、吳開先等黨國要人出來化解。一九四八年廣大華行轉移香港，與陳雲直接領導的聯和行合併為華潤公司，即今香港華潤集團前身。一九四九年盧緒章、楊延修隨潘漢年一起回到上海，建立中共金融外貿系統。此後盧赴京任外貿部副部長，楊任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局長等職，一直受周恩來庇護。
除了商界，銀行界也早已被滲透，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共的老黨員龔飲冰，一九三○年從莫斯科回上海進入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以萬源湘繡莊經理身分，從事地下工作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在上海天津路二○一號開設建業銀行，一九四九年六月他接管中國銀行，任總經理。龔飲冰在地下工作期間偽裝佛教徒，毛稱他「和尚部長」。
與龔飲冰同時到任中國銀行的冀朝鼎，一九二六年在留學美國時參加美國共產黨，一九四一年回國後任平準基金委員會祕書長（陳光甫為主席），深得宋子文、孔祥熙信任，曾任孔祥熙祕書和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祕密加入中共。毛澤東稱冀朝鼎為「三通幹部」（英文通、美國通、國民黨通），周恩來稱他「一人可抵十萬大軍」。一九四九年冀朝鼎以軍代表身分接管中國銀行並任副總經理，一九五一年中國銀行遷京，龔飲冰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南漢宸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冀朝鼎長期擔任副董事長。南漢宸在延安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抗戰勝利後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財政處長，金融資歷遠低於冀朝鼎，可見中共對深具美國背景的冀，還是心存芥蒂。
另一個金融界人物毛嘯岑，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一九二七年祕密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從重慶到上海，用中共資金開設中信商業銀行。一九五○年毛嘯岑公開中共地下黨員身分，帶頭將中信銀行公私合營。一九五二年底上海九十二家私營銀行錢莊合成一家公私合營銀行，徒具虛名，實際一切業務併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私營金融業從此滅絕。文革中毛嘯岑的國民黨資歷，成為他洗不脫的罪行，被關在中國銀行地下室多年，獲釋後生活困苦，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逝世，他精神崩潰自殺。
這裡提到的幾個名字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在各地各層次的滲透無孔不入，國民黨就算有所察覺也無能為力。如中共黨員蕭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在浙江中路一三七弄一號五樓開設華益公司，中共駐滬辦事處的活動經費就由該公司提供。開在四川路二四七號的鼎元錢莊，是「地下通匯線」的樞紐，老闆徐雪寒的真實身分是任蘇皖邊區銀行副行長，為蘇北根據地提供資金。中共這樣隱密機構多如螻蟻，國民黨無從入手。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在一九二七年遭破壞，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派劉曉、劉長勝到上海重建黨組織。劉長勝曾在莫斯科列寧國際學院受特工訓練，到上海後的公開身分是著名的關勒銘金筆廠董事長，總經理湯蒂英是一九五四年毛澤東接見的第一批愛國資本家之一，上海資本家的「領頭人」，關勒銘廠也是全國第一批公私合營的七家企業之一。
在這核心周邊，更有一圈外圍。大世界對面中正東路八七○號紅棉酒家，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之弟張澹如開設的著名粵菜館，一九三九年盛丕華受聘為總經理，後任董事長。抗戰中盛丕華加入中共，在紅棉酒家三樓特設「紅樓」，組織「星期聚餐會」，招納反蔣親共人士黃炎培、胡厥文、胡子纓等參加，為中共做統戰工作。
當年上海被稱為中國經濟文化「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共建政前後，直接受命周恩來的特工，潘漢年、盧緒章、楊延修、許滌新、千家駒、劉曉、劉長勝、盛丕華、劉少文等，都是上海統戰工作的功臣。
一九四九年初，盛丕華去蘇北解放區，為上海「解放」作準備。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戰軍在丹陽設立「上海戰役總前委」，集合了潘漢年、曾山、夏衍、許滌新等三萬多接管上海的幹部，學習中共對接管上海極為細緻的部署。毛澤東對上海戰役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僅要軍事進城，而且要做到政治進城。」陳毅指示：「上海戰役是瓷器店裡打老鼠。」不能不佩服中共的政治謀略和政治遠見，戰役還沒打響，雙方的高下勝負已判。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盛丕華隨軍進入上海，立即召集榮毅仁、劉鴻生、吳蘊初、胡厥文等一班資本家，告訴他們親眼去解放區看過了，解放軍紀律嚴明，首長和藹親民，我們只要和新政權合作，將來的發展前景更加美好。
打入敵人心臟的自然有真正的軍事間諜，如被毛澤東譽為立下「淮海戰役第一功」的何基灃、張克俠。張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一九二九年祕密加入中共，打入國軍臥底。何一九三九年以中共「特別黨員」潛伏於國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淮海戰役中，何、張率第五十九軍和第七十七軍兩萬多人臨陣起義，導致國軍黃維兵團、黃百韜兵團被全殲。一九五○年兩人公開中共臥底身分，張任解放軍三十三軍軍長兼上海警備區參謀長，何基灃任三十四軍軍長及南京市警備司令。最精彩的故事自然是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的郭汝瑰將軍，後赴日留學脫黨，抗戰期間為陳誠十三太保之一，與中共重建聯絡，遼瀋戰役和淮海戰役時任國軍參謀總長顧祝同手下作戰部長，國軍所有作戰部署和指令均經他發出，兩份相同的報告放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面前，毛讚其「雄兵百萬，郭占五十」，國軍豈有不敗之理？南京城破時，他非常清楚一切須歸功於毛，隱姓埋名在宜興當個稅局職員，避過所有政治運動，直到文革結束，解放軍出版社發表他的《郭汝瑰回憶錄》，人們才知道傑出軍事家毛澤東背後有這樣的高人，一九九七年他命喪車禍。
在動盪的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去留問題煎熬著中國的有產者和知識分子。上海十大紗廠主，只有王啟宇因有三千萬紗錠機器正從瑞士運往上海，他致電船長改在香港落貨，隨即在香港開設了香港紗廠，這是香港一九九○年代前最大的工廠。其他人全部留在了上海。在時代變遷關頭，沒有拖累的銀行家出走的比實業家多，除了周作民之外，陳光甫留在香港、錢新之去了臺灣、李馥蓀去了美國。據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黃紹倫的研究，落戶香港的上海資本家，二十至四十歲的占百分之九十二。一九四八年出走觀望的資本家，一九五○年後，吳蘊初回來了，劉鴻生回來了，王曉籟回來了，徐寄廎回來了，最後一九五二年周作民也回來了。
除了資本家，北大校長胡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大建校五十週年集會上作了簡短講話，隨後離開北平南下，婉拒了眾多教授的竭力挽留，他對弟子吳?說：「在國民黨統治下，雖然沒有自由與民主，但有麵包；在中共統治下，沒有自由與民主，也不會有麵包。」最後，只有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錢穆等少數學者走了，葉企蓀、陳寅恪、湯用彤、熊十力、季慕林、吳?等絕大多數教授留在大陸，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中五十九名留在大陸。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張愛玲自然被歸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列，一九五○年她應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參加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旗袍，而其他參加者，幾乎清一色藍灰色人民裝，她被革命的海洋淹沒。沈從文留在大陸，從此停筆。卜乃夫隱姓埋名，沒人知他是著名作家（筆名無名氏），直到一九八二年在其弟卜少夫幫助下，從上海經香港赴臺灣。政局驟變時，唯張愛玲出走香港，否則中國文學史上又多一名「被迫害致死」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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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三反五反鬼門關（節選）

經濟得到初步恢復，中共全盤操控了經濟命脈。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政務院財委發布〈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將棉紗生產全部納入國家計畫。「統購統銷」是中共在經濟上重大的一步，澈底摧毀了上海從十九世紀逐步建立起來的市場體制，中共黨組織直接插手企業，從此黨國一家，政企不分。
經濟基礎穩固了，中國如何踏出第二步的思慮，在毛澤東心中翻起波瀾。革命永往直前，政權豈能「聯合」，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勢在必行。民主人士們還陶醉在聯合執政的美夢，毛澤東已在磨刀霍霍。

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和追求，決定了他們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資產階級視為自己革命的下一個敵人。在他們一九四七年底開始奪取城市時，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建國問題作為一項主要內容來討論時，對資產階級的不信任和高度戒備的心理表現得十分明顯。越是接近接掌全國政權，中共領導人對資產階級的戒備心理也越強烈。
他們相信私人商業資本的本質是「唯利是圖」、「投機取巧」，他們也就不免會相信整個資產階級都是本性如此。不僅如此，由於把大多生活在城市具有一定社會地位或身分的各類人等統統視同資產階級，也就不免會對城市中的階級力量對比狀況相當擔憂。……毛澤東相信，中國的中間派，包括大批知識分子，多半都是在歐美資產階級的教育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其親美、崇美的本質，很容易走向共產黨的反面。（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北京：《近代史研究》二○○六年第二期）

中共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進城以後的腐敗蛻變問題令毛澤東憂心忡忡，在「抗美援朝」、「土改」和「鎮反」三大運動同時，高瞻遠矚的領袖發動了中國第一個「政治運動」：「三反五反」運動。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中共發出〈關於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的指示〉。危言聳聽是毛澤東每次發動政治運動的訣竅和法寶，鼓動全黨全國，向他的假想敵開火。二月十日，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張子善被公開處決，將運動推上高潮。到一九五二年年中，各地「打老虎」運動中嚴刑逼供，致傷、致殘、致死、自殺無數。據〈上海市委關於三反、五反工作中嚴格執行各項紀律的決定〉記錄，上海單在三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十天內，就有六十多人自殺。
毛澤東再接再厲，在「三反」運動方興未艾時，順勢轉入「五反」。「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名義上是針對黨內腐敗分子，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料、反盜竊經濟情報）則直接針對資產階級。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中共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把矛頭轉向資產階級。毛澤東批示：「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對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打擊……請各級黨委對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了，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這是一場惡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
毛澤東〈對「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語〉寫道：「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
一場拿資產階級開刀的運動，無視全國政協的存在，無視《共同綱領》的存在。共產革命成功之際，熟讀《資治通鑑》的毛潤之先生，深曉道統繼承之合法性，是政權穩定必需的保障，他煞費苦心從香港把三百五十名「民主人士」弄到北京，「膽肝相照」，進行「政治協商」，訂立《共同綱領》，宣布新民主主義乃建國之本。

《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臨時憲法，資產階級在名義上是參與制定的。現在《綱領》墨跡未乾，一場對民族資產階級開刀的運動，完全無視全國政協的討論通過，不需要徵得資產階級的同意，共產黨君臨天下，連民主協商都沒有。
毛澤東發動每一次政治運動的時候，都是採用這種悲情主義手法，倒打一耙，使自己站在道德與法理的制高點上，動員全黨全國，向他的假想敵開火。毛澤東君臨天下，用不著什麼程序或法理。可憐的是代表了資產階級利益的幾個所謂民主黨派的黨魁們，他們這才知道，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表態擁護。（李昌玉〈五反運動的謎面與謎底〉，《觀察》雜誌二○○七）

現在大功告成，政權在手。一場拿資產階級開刀的運動，無視全國政協的存在，無視《共同綱領》的存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臨時憲法。現在共產黨君臨天下，《共同綱領》墨跡未乾，已經完成了它短命的歷史任務，共產黨連民主協商的表面功夫都懶得做了。
宋慶齡寫信給中共中央，責詢為何出爾反爾：「共產黨曾向工商業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毛澤東批示：「宋副委員長代表資本家講話。」從此將國母打入冷宮。
（……）